李斯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統(tǒng)一王朝的丞相 李斯推動了秦國統(tǒng)一六國的進程,在他的協(xié)助下,他和秦始皇共同開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并且,他的政治理念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的基本格局。李斯作為秦朝的丞相,他親自見證了秦王朝的崛起和衰弱,他的人生軌跡,便是一部秦王朝的興衰史。 李斯和歷史上大多數(shù)王朝的功臣一樣,最后也沒有得到善終,被自己親手扶持上位的胡亥和曾經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趙高聯(lián)合以“謀反”的罪名處死,死在他自己發(fā)明的“腰斬”之下。對于李斯之死,各花入各眼,有些人認為李斯背叛了秦始皇的政治意愿,和趙高聯(lián)合擠壓了公子扶蘇,改立胡亥上位,最后死胡亥手中,也算是一種報應;有人認為李斯對于秦國勞苦功高,最后不得善終,讓人唏噓不已。 但不管怎么說,李斯死于非命,對于歷史和現(xiàn)實都是有非常巨大的借鑒和反思意義的。否則,歷史陷入一個“功臣必死”的偽循環(huán),對于我們研讀歷史是一種誤導,也是一種傷害。 信奉“老鼠哲學”的李斯得償所愿功成名就的李斯卻難求善終
李斯是一個極度的功名主義者,他一直信奉自己的“老鼠哲學”,堅信一個人的成就取決他所處的位置,所以他不愿意做廁所里的老鼠,就算是不擇手段他也要做米倉里老鼠。 所以李斯不甘心只做一個小吏,年輕的他要“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他渴望到更廣闊的天空和舞臺去證明自己可以做一只米倉里的老鼠。當他聽聞荀子正在楚國蘭陵縣開設私塾,招募學生時,他便欣然前往,好向這位名動六國的大師“荀卿”學習治國理政之術。
李斯師從荀子學習帝王之術 學成之后的李斯,原本的第一選擇是靠荀子引薦,讓他拜入楚相春申君黃歇的門下??僧斳髯哟蛩銤M足李斯這個理想的時候,李斯卻拒絕了:“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span>其實呢,是李斯內心嫌棄“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 李斯來到了秦國,先是投靠在權相呂不韋的門下,“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呂不韋隨后推薦這位看著十分順眼的名師高徒到秦始皇身邊做了一名的侍從郎官。這也是李斯通往秦國政壇的入場券。 李斯到秦始皇身邊后,在呂不韋和秦始皇的雙重擠壓下如履薄冰,他一方面交好呂不韋,另一方面又討好秦王政,這種兩頭搖擺的做法讓他的升遷之路坎步步危機。但李斯是真正有才華的人,他需要的只是等待,等待機會。 秦始皇成了李斯的伯樂 后來,李斯給秦始皇上了三條意義比較重大的建議: 1,勸說秦始皇趁山東六國疲弱之際,兼并六國,實現(xiàn)統(tǒng)一天下的大業(yè)。
2、李斯讓秦國用金錢去收買六國君王的寵臣,讓他們離間君王和忠臣的關系,如果有不愿意被收買的,便趁機暗殺他們。借助這個辦法,秦國在攻打六國的過程中,省了不少力,比如李牧、司馬尚等人,便是因為被小人離間,慘遭君王殺害。
3、秦始皇因為韓國派鄭國來做奸細的事情,決心驅逐六國的客卿,李斯以六國人才對秦國利大于弊為論點,成功說服了秦始皇廢除了《逐客令》。 李斯盛極必衰 李斯的計策打動了秦始皇,這使得他能夠以呂不韋門客的身份,在呂不韋倒臺后,逃脫清算,并晉升秦始皇陣營的核心圈子。李斯成為丞相后,秦始皇為了體現(xiàn)對他的恩寵,“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斯的兒子李由請假回家看望家人時,李斯擺了宴席為他接風,當時“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shù)”。就連李斯自己也由衷地感慨道:“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p> 李斯以一名楚國平民的身份,游歷于諸侯之間,他侍奉秦始皇,協(xié)助其完成了統(tǒng)一六國的大業(yè)。秦國統(tǒng)一六國后,李斯尊奉秦始皇為皇帝,堅持廢分封,推行郡縣制,輔佐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文字、度量衡、貨幣、車軌制度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此時,李斯的地位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沙丘政變中首鼠兩端的李斯自掘墳墓沙丘政變成了李斯命運轉折點 李斯和秦始皇共同開創(chuàng)了大秦王朝,堪稱君臣典范,倘若兩人能夠生死同步、善始善終,李斯也注定會以秦朝的“周公”而名垂千古。但命運從來沒有“如果”,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東巡途中駕崩于邢臺沙丘,隨之而來趙高發(fā)起、李斯參與的沙丘政變,成了李斯命運的轉折點。
秦始皇生前是一個長生不老的信奉者和追求者,他的病逝是始料不及的,也是猝不及防的。所以在其病逝之前并沒有公開明確其政治接班人,這在政治權力的交接過程中是致命的。 趙高把李斯引上一條不歸路 史載: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從秦始皇的遺書中我們不難嗅覺到“要讓公子扶蘇接班”的政治意味。但是扶蘇繼位,對于很多人來說都是有損政治利益的: 1、對于胡亥而言,這種損害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巨大的。扶蘇繼位意味著胡亥徹底與最高權力寶座失之交臂。 2、對于趙高來說,趙高一直是胡亥的心腹,也是法家思想的擁泵者。而公子扶蘇素以寬厚仁義聞名,在治國思路上偏向儒家文化。這使得癡迷于弄權的趙高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3、對于李斯來講,雖然李斯的政治聲望和政治能力如日中天,但是李斯更是法家治國制度的主要制定者,一則擔心自己的政治心血功虧一簣,二來李斯也清楚自己并沒有蒙恬等人受扶蘇的器重。 所以,在利益的刺激下和欲望的召喚下,這些政治投機分子終于決定聯(lián)合起來只手遮天、鋌而走險。而秦始皇病逝沙丘的特殊時勢也為他們的陰謀提供了有利條件。 一來,秦始皇死前書信并沒有及時送出去。書及璽皆在趙高手中。 二者,始皇崩的消息知之者甚少,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群臣皆莫知也。 最后,所有知情者的利益趨向是一致的,或者說可以爭取為一致的。 胡亥成了人生贏家 這些構成了胡亥、趙高和李斯狼狽為奸、瞞天過海的底層邏輯。本來李斯為了防止秦始皇去世的消息引發(fā)社會動蕩,就故意將此事秘而不宣。趙高借機做文章的動機、時機、條件都具備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要李斯能夠和他們達成共識,另立胡亥為帝就算是水到渠成了。所以趙高對李斯曉以利弊:“遺詔在胡亥手中,如今決定誰做繼承人就在你我一句話罷了。不過,你覺得自己和蒙恬相比,誰更受扶蘇公子信任?而一旦扶蘇公子掌權,那么,你的地位必定受到威脅,到時候您只能交出相位退印回家了。"
李斯是一個很現(xiàn)實的人,趙高給他描述從龍之功的前景那一刻,他的心里早已權衡了利弊,最終,他做出了抉擇: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當然他不會想到這樣沒有節(jié)操的決定最終把自己推向了身死族滅的悲慘結局。 大秦落寞的時勢加速了李斯的滿盤皆輸胡亥迅速給大秦引火上身 胡亥順利登上了帝位,在這場關乎帝國命運的棋局中,李斯、趙高既是對弈的棋手,同時也是對方實現(xiàn)野心的重要棋子。在李斯心里,原本以為憑借自己的地位,可以輕松把握局勢,至少也能獨善其身。殊不料,李斯成了那個“一子落錯,滿盤皆輸”的敗者。 李斯和趙高為了幫助胡亥坐穩(wěn)皇位,他們聯(lián)合起來,殺死了對胡亥地位有威脅的扶蘇公子、蒙恬、蒙毅及秦朝宗室。
陳勝吳廣起義成了大秦的催命符 原本,胡亥的權力還有扶蘇、蒙恬可以制衡,使他不能專權誤事,但當李斯助力讓趙高掃清障礙后,他這個位高權重的丞相,其實已經只剩下“虛名”了。丞相的地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可謂不高,但說到底,這份權力還是要通過君王認可,才能具體實施下去,這也是李斯幫助秦始皇建立的封建制度的核心要素——皇權至高無上。李斯沒有來得及享受他想要的從龍之功,公元前208年7月,李斯被趙高“腰斬咸陽市”“而夷三族”。 二世為修建阿房宮大征徭役,把本就疲憊不堪的人民推向了苦難的深淵。當時,全國范圍內的反秦起義已風起云涌,為了統(tǒng)治階級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勸秦二世停建阿房宮,減少一些徭役。但當時,秦二世正與宮女宴飲作樂,見李斯等人上書,十分惱怒,便下令將他們逮捕入獄。獄中的李斯多次上書,但都被趙高扣留。趙高還借機誹謗李斯與其子李由謀反,對李斯嚴刑拷打。李斯被迫承認罪行,并在秦二世二年(前208)七月被殺,其子李由仍將兵在外,李斯被殺后不久,他在與項羽、劉邦的雍丘之戰(zhàn)中大敗,被義軍斬殺。 一年后,公元前207年9月,趙高殺死胡亥,另立子嬰為秦王,五天后,子嬰殺趙高。同年十月,劉邦攻入咸陽,子嬰率百官投降,秦朝正式宣告滅亡。 李斯的死亡邏輯分析
李斯的歷史成就和評價都是極高的 李斯入秦之前,本是郡中小吏,欲為倉中之鼠而奔走天下,可見李斯乃名利之徒。卒成大才,以法治天下。當時天下大亂,故斯之才,正當其用,因以而成不世之功。天下大定,民心不穩(wěn),而秦皇剛愎多疑,斯之位求之不易。故阿順茍合,倚之于趙高,求存于秦皇之世。及至始皇歿,而高之威日盛,斯恐禍及于己,乃欲諫爭,不亦晚乎?故或忠或奸,全乎人性。人有大欲,因時而動,奈何天理難測,福禍難料。 其實李斯最終是支持扶蘇還是胡亥,都很難功德圓滿。歷史上早有吳起、商鞅、張儀的先例,其師荀子“物禁大盛”的警語更是洪鐘大呂。以李斯的才智未必不能想到這其中的玄妙,但是權力和欲望的誘惑是李斯無法抗拒的。李斯認為和胡亥、趙高這樣同樣信奉法家的人茍合,至少可以保留自己的革命果實、延續(xù)自己的政治理想。事實證明,這不過是李斯的一廂情愿。 胡亥沒有戀舊他的從龍之功,沒有看到他和秦始皇共創(chuàng)大業(yè)的份子,也沒有給他皇親國戚的面子,更沒有把他視為同為法家陣容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匆匆一年多時間后便毅然決然地下令將他處死,“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李斯的死讓人唏噓不已 關于李斯之死,民間自始至終有以下幾種邏輯: 1、人品論 這種邏輯有點唯心主義,大致的意思是說,李斯為了貪戀權勢,不擇手段。既違背了先帝的政治遺愿,也變節(jié)了自己的臣子氣節(jié)。 在沙丘政變中,他選擇與趙高這樣的小人同流合污,最后招致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實在是咎由自取。 2、性格論 李斯是個自私的人,正因為其自私的性格特點,所以其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總是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選擇,而未能以一個真正政治家的胸襟和眼光做出最有利于帝國穩(wěn)定發(fā)展的選擇。其未能入仕之前的倉鼠和廁鼠的理論就能很好地說明其性格特征。 李斯孜孜以求地想要做一只倉鼠,為了榮華富貴而不惜一切,進而逐步喪失了自己作為一個人臣的價值和影響力。然而他卻并無自知之明,在胡亥誤國的過程中犯顏直諫,引起胡亥的嫉恨而下令處死也是順理成章的。 3、陰謀論 也有人把李斯想象成一個政治陰謀家,把沙丘政變視為其陰謀的開始。首先,與趙高結盟,賜死扶蘇和蒙恬,扶持胡亥上位,掃清權力延續(xù)之路上最大的絆腳石;其次,利用自己作為丞相的巨大權力除掉趙高,控制胡亥,從而攫取帝國最高實際控制權;再次,謀求一個胡亥之后的繼承人并扶植其上位,從而保證李氏一族在大秦帝國永遠的榮耀和地位。 這是一個分步走的長遠計劃,最后卻被胡亥和趙高反客為主,先發(fā)制人,李斯最后跌入深淵。當然,也有人把李斯的死因歸結于趙高的弄權陰謀。 趙高曾是李斯之死最大的背鍋者 4、政治論 胡亥是否為秦始皇所選定,歷史真相不得而知。但胡亥為趙高、李斯所選擇,斷然無誤。李斯和胡亥有一個共同點——信奉法家。 其實李斯的兒子都娶了秦始皇的女兒,李斯的女兒也都嫁給了秦始皇的兒子。他在秦始皇時期是寵極一時的。就算他與扶蘇政見不和,按照扶蘇的仁厚和風格,未必會將他趕盡殺絕。即便是李斯心有憂慮,他也完全在鋌而走險的路上選擇其他女婿作為扶持對象,他有那么多女婿和那么大的權力,他與胡亥也無深交,為什么要與趙高合作,冒險幫助秦始皇這個最小的兒子呢? 真的是李斯一時糊涂,貪戀權位?或許有一個最關鍵的原因,志向。對于一個屌絲逆襲的傳奇歷史人物,親自為集權制度進行系統(tǒng)設計和操作掌舵的,帝國制度之父,秦朝改革總設計師,李斯看待事業(yè),已經不是身價地位的層面了。面對黔首未集的巨大全局壓力,那個搖搖欲墜,不被理解的新生制度,如同他培育成長卻隨時會夭折的孩子。為了他的制度和理想長存,他選擇不止是胡亥,更是自己的路線。 以上的幾種邏輯表面上來看,都是說得過去的。但是把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歸因于某一偏面因素,是有失偏頗的,也很難真正地觸及要害。導致李斯死亡的固然有上述因素的影響,但真正致死的根本原因還是要從秦國本身的治國體制說起。 秦朝的嚴刑峻法把很多人逼得走投無路 秦朝奉行的是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核心有兩個: 第一、 強化皇權的絕對權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皇權的絕對性是李斯豎立起來的。 趙高就是運用法家思想強化了秦二世的皇權絕對性。 ① 消滅直接威脅。將威脅皇權的12個公子,10個公主全部處死。 ② 防范潛在威脅。削弱強勢家臣的權勢,李斯作為最根深蒂固的皇親國戚,從胡亥登基開始,就注定被列入了死亡黑名單; 李斯的政治功勞和威望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威脅到了胡亥皇權的權威,這是他必死的邏輯之一。只是由于李斯的根基太深、勢力過大,這也使得其死亡結局來得相對遲緩了一些。 在政體成熟,官僚體系穩(wěn)定的集權社會,即使皇帝無能也可以保證朝廷的運行;所以,皇帝的絕對權威之下,無論是李斯還是趙高都不是國家的必需品。 李斯和趙高其實都是制度下的犧牲品 第二、 嚴刑峻法的治國思維。李斯本人極其崇尚的輕罪重罰是其死亡的直接導火索。 “輕罪重罰”直接點燃滅亡秦帝國的火種,陳勝吳廣起義,劉邦逃亡芒碭山都是因為嚴刑峻法;按照嚴刑峻法的規(guī)定,陳勝吳廣起義、項羽劉邦造反必須有人承擔責任,而最可能承擔責任的只能是時任丞相的李斯。 當然,李斯并沒有在秦國動亂之處就被處死,這也讓人很多人忽視了這中間的聯(lián)系。但我們更需要注重的是當時李斯勢力的影響,甚至其子李由更是西北門戶三川郡守,所以胡亥即便要殺李斯也要考慮一下后果。隨著章邯率部取得一連串勝利之后,李斯的死亡也就被推到了前臺。 很多人刻意放大趙高在李斯死于非命一事上的影響,是有失客觀的。畢竟趙高也只不過是制度的執(zhí)行者而已,如果趙高真的達到了只手遮天的地步,也不會在后來秦國敗亡之際,輕易地被自己親手扶持上位的秦王子嬰給誅殺了。 坐在牢房里的李斯失去了辯解的機會 “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span>趙高與李斯之所以壞,與其說他們玩弄權術,不如說他們是自保。這也解釋了極權體制出陰謀的根源,沒有安全感。 歷代史學家與文人習慣于為皇權推脫,往往將制度本身的罪惡推給具體個人尤其是直接執(zhí)行者,所以,所以趙高和李斯之間的權力斗爭、李斯和胡亥的矛盾沖突就成了真相的掩蓋體。 歷史總結秦始皇沒有來得及調整治理天下的制度 從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來看,秦朝實行法治,以驚人的爆發(fā)力產生了巨大的國力和戰(zhàn)力,進而橫掃六合、一統(tǒng)天下。但是這種嚴苛體制的反噬力也是巨大的,秦朝作為一個剛統(tǒng)一的龐然大國,猶如一個初生的嬰兒,在秦始皇的雄才偉略的領導下,尚能保持步履蹣跚地前行。 但是隨著秦始皇的離世,嚴刑峻法的嚴重的后果也開始逐步暴露了。 嚴刑峻法直接消滅了帝國的棟梁,官逼民反,陳勝吳廣起義、劉邦的造反都是因為苛法嚴厲;相對于提高犯罪行為被追訴的幾率來說,重刑主義司法政策實施較為簡單,支出司法成本較少,但容易“威懾溢出”——“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 這種“官逼民反”造成了秦國政局的大動亂,為了維護皇權的絕對權威,皇權代表胡亥和其利益代表必須要追究責任,而李斯只是為這種亂局買單的人之一。 制度的設置者往往容易主觀把自己考慮于法外 極權體制決定了人人都是受害者,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任何個體都是弱者與受害者;哪怕貴為丞相的李斯與趙高,哪怕他們本人就掌握生殺大權。 制度之惡才是最大的罪惡,制度性罪惡才是秦朝滅亡的真正原因;一個毫無制約機制的集權體制加上一個無法無天的皇帝,一切災難都可能發(fā)生,李斯的死亡和秦帝國滅亡自然在情理之中。所以,一切災難的發(fā)生也就不能夠簡單地用“人為因素”來搪塞,歷史的問責不應該簡單地指向某個個人或者是一個核心集團,而是應該向整個權力體制問責。 當然,制度本身還是由人來執(zhí)行的,李斯之死于秦國來說,是各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像胡亥、趙高、包括李斯本人都是難辭其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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