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的文字，有一種游龍的神韻與靈動。他們沒有固定形體與套路，完全根據(jù)描述對象靈活切換。這種“附體式”的文字魔術(shù)讓你很難看清背后操控者廬山真面目，只能張嘴呆呆看他各式各樣的文字表演。

小時候讀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當(dāng)然主要是掛在教科書上最經(jīng)典那幾篇。因為文字通俗易懂，天真又無知的我竟認(rèn)為魯迅是個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少年，就像《孔乙己》里的小酒保，《故鄉(xiāng)》里的小少爺，《社戲》里的迅哥兒等等。

盡管《狂人日記》、《祥林嫂》、《阿Q正傳》、《墳》、《紀(jì)念劉和珍君》等文都不是孩子的視角，但我依然看不到一點大胡子冰山男的影子。我感受到的是一顆辛辣敏銳、細(xì)膩柔軟的古道熱腸。這當(dāng)然是一個孩子青澀又單向的視角，比不得魯迅研究者們的鉤沉索引、抽繭剝絲。但他們將先生解剖的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反倒背離了先生將文學(xué)作藥喚醒民眾麻木神經(jīng)的最初用意。

莫怪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千夫只會將先生“千刀萬剮”，倒是孺子那股子“新生牛犢不怕虎”的橫沖直撞，一不小心就闖入到先生心靈深處。大牛小牛一塊奔跑、吶喊。他們跑累了，便停下來吃草或茴香豆，不吃血饅頭，更不吃人。

我有時候不大理解，一個簡單的道理為何要重復(fù)幾千年，比愚公移山還耗費人力。

再讀《狂人日記》，似乎有了部分答案。愚公移山，是一個基建項目，帶有累積性和繼承性，需要的是體力和耐力，不涉及思想與覺醒，因而不會遭到有關(guān)部門的阻擋和打壓（除非牽涉到利益）。道理，就不一樣了，它既不能依賴前人積累，也不能通過基因遺傳，每個人剛接觸時都是懵懂無知，須得從零開始學(xué)習(xí)才行。

比如我們太太太爺爺讀到《狂人日記》，悟了，成了一進(jìn)步青年，投身革命，死不旋踵。他的熱血可以灑向千里江山，卻一滴都流不到兒子、孫子、曾孫子的胸腔里去。后輩還得重新讀，自己悟。

韓愈說“文以載道”。道理不是乘著DNA列車一站一站抵達(dá)一代一代后輩，其千年不變的坐騎便是文字。這個坐騎在不同時代可能會換個妝，變個態(tài)，但它始終是那個孤獨布道的使徒行者。

魯迅先生當(dāng)然也是一個布道者，文字是他的道具，更是他的武器。其文筆之犀利，來如閃電，去如霹靂，飛檐走壁，殺人無形，宛如一個劫富濟貧的俠客。

新文化運動時誕生的《吶喊》與《彷徨》，里面的幾十篇小說，是魯迅先生重出江湖時的連環(huán)飛鏢。這種風(fēng)云再起的新鮮滿血，確乎短暫地刺激了諸多麻木癥患者的神經(jīng)，但那種波動實在算不得覺醒，僅僅是嗎啡的興奮劑效應(yīng)。

魯迅先生原本把文字視作喚醒民眾的解藥，卻不曾想到，民眾對文字的藥效，早已產(chǎn)生免疫力?！拔囊暂d道”流行千年，民眾也終于利用千年道行，與文字建立了“相融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默契。

晚年的魯迅先生，是絕望而憤懣的，他早已明了文字作解藥終歸是一個人的幻想，漸漸地，文字成了他抨擊實事、與人斗爭的利器。

時代的風(fēng)浪，總是打的人措手不及，打到我們忘記了來時的路。這是人的悲哀，也是人的宿命。

如果說魯迅先生的《吶喊》與《彷徨》是其返回故鄉(xiāng)的“雜文碎感”，后期的雜文便是他回到現(xiàn)實社會的“吶喊彷徨”。

前者主要是孩童赤子的視角，因而時常能看到“深藍(lán)的天空，掛著一輪金光的圓月”；后者是知識分子的視角，所以必然要面對淋漓的獻(xiàn)血，直視慘淡的人生。

兩者之間形成強大的張力，兒童與成人、奴仆與主人、鄉(xiāng)村與城市、民眾與文人、麻木與覺醒、沉睡與革命等，便是兩端源源不斷的助力。這種強烈的撕扯感，讓我們體會到了成長之痛、奴役之苦、地理之差、文化之別、無知之害和反叛之樂。

只要這種撕扯還在，魯迅先生的文字就永不過時。盡管魯迅博物館已遍地開花，先生已被染成鮮艷刺目的紅，但只要他的文字還在，我們依然能夠撥開煙熏火燎尋到躲回百草園的迅哥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