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去南京時，特地去了一下秦淮河，月色格外迷人，燈光照例俗艷。

沒有柳如是的秦淮河，鴨子賣得再好也是無趣。

前些日子讀了美國漢學家司徒琳的《南明史》，敘事細膩，文風簡練，南明史之杰作，唯一不滿意的是提都沒提柳如是。

不過在帝國也如齏粉的大歷史中，小兒女確實只是風中草芥。

今天只想延續(xù)一下司徒老先生的話題：為何南宋能有150多年國祚，而南明只有短短的18年？

明帝國崩塌和清帝國崛起是同步的，其間并沒有南明的存在。

南明一詞最早出現(xiàn)也要在19世紀中葉鴉片戰(zhàn)爭之后了，那段崇禎之后幾個小朝廷18年的經歷，感覺是由《桃花扇》給予的情感種子，成長出了近代概念的民族覺醒。

南明或許是多么微不足道，感覺若沒有秦淮八艷的故事，都不會有南明這個概念。

這江南亂世兒女，是帝國余音的唯一亮色。

所謂南明，是由4個沒有承續(xù)關系的被舊臣、義士、流寇或軍閥擁立的藩王建立的小朝廷。

1、1644年5月，崇禎皇帝投繯駕崩消息傳到南京，福王即監(jiān)國位，6月即帝位，為弘光朝。次年6月多鐸破南京城，福王被擄。弘光舊臣在杭州擁立潞王監(jiān)國，7月杭州不戰(zhàn)而降。

2、7月臺州魯王被忠明義士請求出山，順應剃發(fā)易服令后浙東的激烈反抗，在紹興就監(jiān)國位。而同時，8月唐王于福州即位，建元隆武。雙方都不知道對方存在。

3、1646年7月，清軍破紹興城，魯王潰敗。10月，隆武帝親征贛州被殺。

4、12月永明王在肇慶即帝位，為永歷帝。次年1月聽到廣州城破后放棄肇慶。永歷朝廷的特點是一旦模糊感到潛在危險就倉皇逃跑，也建立不了抗清民眾對其的信心，唯一的價值就是被而后的各路軍閥作為名號輾轉利用。

永歷帝雖在1648年復振重回肇慶，但十六個月后又陷入顛沛流離的十年，1662年，吳三桂從緬甸虜獲永歷帝，在云南勒死。

自此，象征意義的明朝概念也都終結了。

實際上，真正有建制的南明朝廷，不過就是茍延殘喘的數(shù)年。

明與清之間的爭斗，與其說是直接交鋒，不如說是一場對第三方的爭奪賽，即這些地方清軍到來之前，已經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帝國領土在崇禎、李自成、張獻忠之后，完全處于一種失控狀態(tài)，被流寇、軍頭占據(jù)。

這場控制權的爭奪戰(zhàn)，照理南明應處于先手，司徒先生文中扼腕，這四個小朝廷在當時都有機會。

但是，不出意外，每一次都毀于明朝廷一以貫之的惡劣政治生態(tài)。

我們現(xiàn)在的內卷一詞多有調侃自嘲，但南明朝廷的內卷讓志士心寒。

表面上看，明朝廷失的是領土，但實際失的是人心。

弘光朝在最初的一個月內，在史可法等的主持下，迅速將一個備胎了數(shù)百年的閑散陪都南京，建成像樣子的朝廷行政中樞，包括六部、禁軍、漕運、御史、基建。

鑒于當時的混亂，這一切都表現(xiàn)的十分有成績，一時讓人對基本制度充滿了自豪感。

然而，南京朝廷復刻了北京朝廷的行政系統(tǒng)的同時，也復刻了北京的黨爭傳統(tǒng)。

孔尚任《桃花扇》的主線就是復社士子和閹黨余孽阮大鋮的斗爭故事，這是一個典型的忠奸不兩立的中國式敘事結構，也是還原了當時歷史現(xiàn)實。

當年看《桃花扇》的時候，會有個疑惑，難道這些奸臣們不知道大敵當前，迫害忠臣良將的后果嗎？

現(xiàn)在知道，這是個系統(tǒng)問題，不是一兩個人的覺悟能改變的。

南明集中暴露了明王朝的制度死局。

那時，當南京朝廷體系建立起來后，弘光朝廷卻開始迷茫了。

下一步該怎么辦？誰是敵人，李自成還是多爾袞？守還是攻？往哪個方向？

這些迫切要解決的外部問題沒人去做，朝廷又開始了斗爭敘事。

皇上依賴的馬士英阮大鋮集團被歸入“逆黨”，而以清流自居大多為復社士人，雙方的朋黨之爭，讓一切朝廷事務都染上黨派色彩。雙方都為天啟崇禎兩朝的宿怨進行復仇。

在朝廷秩序要崩解的情形下，還要重頒《三朝要典》這部魏忠賢反東林白皮書。

弘光朝廷各種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不顧多數(shù)官員反對恢復東廠。

這情形，不輸才怪。

而到永歷帝時也沒多少長進，當時在還都肇慶的16個月中，當文官行政體制一旦建立，就形成了吳黨和楚黨，楚黨由“清流”人物領導，吳黨由外戚和內廷構成，皇上顯然更依賴后者。這種結構太能勾起天啟年的記憶了。在這種危亡之際，楚黨的全部精力依然是指控吳黨的馬吉翔及其黨羽的貪贓、任用私人、行為不端等等，而不是軍政財務。同樣，當永歷帝再次逃出肇慶時，吳黨又對楚黨進行了瘋狂報復。

可以這么說，整個南明18年，官員干點有建設性事情的就是最初的一個月，之后就是選邊站隊、喊口號、搞迫害，這不能不說是有明一朝的政治傳統(tǒng)。

如弘光朝當時比較迫切的事情是如何對待北方淪陷區(qū)來人，原本是一個急需人才的危亡時刻，但卻成為打擊報復的出口，很多人遭到無情迫害，株連其家人。

朝廷上下政治正確為導向，凡事先套大帽子。在流寇首領孫可望表達歸順永歷帝朝廷時，只要一紙詔書即可招安，但就是通過言之錚錚的大義凜然將他推到對立面。這和當時李自成在居庸關城下，發(fā)出和談方案，崇禎朝廷的表現(xiàn)一模一樣。

即使到了最后的歲月，李定國軍隊被擊潰，永歷帝數(shù)百人逃亡緬甸，外朝官員主要議題還是馬吉翔控制朝廷擅作威福。直到緬王將除永歷帝外所有十五歲以上男子悉數(shù)殺死，可憐的皇上才終于安靜了。

明朝，既是一個精神象征，又是一套政治體制。放在整個南明時期，前者是復國的力量來源，后者完全是一種拖累。

朋黨政治是明王朝文官制度的毒瘤，只要一旦引入文官制度，毒瘤就如影隨形。云南的孫可望引入了明朝的文官制度，立馬搞到兄弟反目，大好形勢功虧一簣。而東南的鄭成功接受延平王封號后，則拋棄了明朝文官制度，建立了一個徹頭徹尾為軍事服務的嚴密的組織，反而成功割據(jù)一方。

所以南明的亮色不在朝而在野，在江南、在嘉定、在秦淮河。

文化號召力在體制外，一旦進入體制，忠義之士迅速被險惡的朝廷生態(tài)搞得信心全無，忠誠度迅速歸零，越是進入體制核心，就越有跳槽的意愿。

在明末，大部分地區(qū)的控制都落入流寇之手，南明和后金展開的是一場歸化爭奪戰(zhàn)。雖然明朝有情感和文化號召力，但最終還是敗于八旗制度的吸引力。

不得不說，這是一次制度的失敗。

探春說：像我們這樣的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

司徒琳《南明史》在書中未進一步解釋，為何有明一朝，會形成如此的惡劣的政治生態(tài)？

今天老羅還是延續(xù)一貫風格，用奧卡姆剃刀，嘗試把這段歷史分析歸因到技術問題。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們對這段經歷有切膚之痛，他們終其一生都在思考這問題。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歸因地方政治沒搞好，一個太平社會，應該朝中大官少地方小官多。而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關注到明廢除宰相一事，皇上親攬大權做政府首腦并不合適。

相比顧亭林，黃梨洲更接近本源，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流民暴亂能迅速席卷全國，表面看來是地方治理缺位，但問題還是出在朝廷內部。

或許，黃宗羲所說的廢除宰相問題，正是明帝國制度的死局。

源于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六部直接匯報，看似天下定于一尊，實則埋下禍根。

后世很多人評價說這種制度對皇帝的要求就高，精力旺盛的皇帝就有能力處理繁重的政務，到皇上能力精力差的時候，就有問題的。

但我們看到更多的是，當明朝皇帝精力不濟時，反而朝野呈現(xiàn)更好氣象，如萬歷皇帝28年不上朝，還能有“萬歷中興”，但當崇禎皇帝按太祖皇帝的要求殫精竭慮事必躬親時候，大明就亡了。

不是皇上精力的問題，而是責任的承擔問題。

絕對權力，意味著絕對責任。

事情肯定有對錯，但皇上是不能有錯的！皇上不能有錯，不是因為皇權是神圣的不能錯，而是從政治技術角度講，宰相錯了，有罷免機制，但皇上錯了，整個體系設計中，沒有讓其負責任的閉環(huán)機制。

這是個不能閉環(huán)自洽的決策鏈，罪己詔解決不了問題。

宰相缺位之后，整個系統(tǒng)經過多重博弈，往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進行演化。

雖然誰都知道皇上是決策人，但事后錯了一定要找一個替罪羊。誰也不想做這個倒霉蛋，官員就形成一套自我保護機制。

廢除宰相，看似只少了個職位，但為了解決這個出錯責任的難題，形成了新的政治生態(tài)。

這個生態(tài)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所有的技術問題都需要泛道德化。

具體事情的決策免不了要出錯，但要保證所有的決策都不會錯，一定要把所有的技術問題抽象成為符合道德原則的方案。無論是稅收、漕運、軍事、基建、救災等，原本都是些純技術問題，但一定要在儒家典籍上進行道德歸因。

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感嘆，帝國缺乏數(shù)目字管理，只是通過抽象的道德訓誡作治國原則，認為只要通過朱熹注釋的四書統(tǒng)一思想后，全體官員自然能夠整齊劃一。

道德成為行政工具，技術問題泛政治化，在儒家經典總能找到辦法。一旦解釋不通，就用“經”和“權”進行變通，反正總是對的。儒家學說作為中國讀書人的通用語言，價值在于民間和中下層，越到上層，越是顯示出其虛偽本質。

在這個泛道德化的朝廷上，官員看似錚錚鐵骨，敢于直犯龍顏，實則是在尋找仕途捷徑。不需要任何技術能力，只要通過檢舉權臣、面斥君王就能搶占道德高地。萬歷皇帝看穿鄒元標這些人的把戲，稱為“訕君賣直”，把正直作為商品招搖販賣。

第二， 輿情成為決策的因

東林書院就是當年李三才做淮安巡撫的時候資助顧憲成建立的。

朝野勾結，煽動輿情，這在漢唐都是謀逆大罪，但在明朝，特別是中后期，成了為官的基本要件。

技術問題政治化后，政治正確成為官員晉升或安全的唯一保證，但大家都是通過熟讀《四書》考上來了，這又能分出個誰更正確呢？

前面說過一個“經”和“權”，權就是變通。比如男女授受不親是“經”，但嫂子掉河里，叔叔要去救是“權”。《孟子》里充滿這種“邏輯”，給后世學者留下無限加工的可能性。

于是，有抱負的官員，特別是在做地方官的時候，就會特意資助大儒學者，建立自己的理論班底。如果這些大儒的學生能搞出一兩個言官御史，這對日后朝上的份額就有了優(yōu)勢。就算沒有，在野的學子聲音，也能成為自己在朝上的策應。

第三，  沒完沒了，隨時翻盤

嚴嵩會倒臺，張居正也會倒臺。

這是個無法閉環(huán)的決策鏈，經過泛政治化包裝的方案在執(zhí)行過程中，依據(jù)都是抽象的道德原則，朝堂上每天討論的問題都是差不多，翻來覆去就是是不是合乎禮制之類。

不僅如此，以道德治國，需要把官員都以圣賢來要求，因為沒有技術標準，私德成為官員考評的最重要依據(jù)，但人無完人啊，從概率角度，大部分官員都隨時能找到考評不合格甚至入獄的理由。于是洪武朝廷官員人人自危，每次上朝都要骨肉分離痛哭一場，嘉靖朝一場考核有兩千官員考評不合格同時落馬。

官員們在找到攻擊政敵的武器的同時，也讓自己處于隨時被攻擊的狀態(tài)。沒有技術性客觀標準進行考評和復盤，一時落敗依然可以隨時翻盤。官員時刻要保持攻擊斗爭狀態(tài)，只有在對手發(fā)起攻擊之前置其于死地，才能讓自己一時安全。

第四，  決策過程裹挾的人越多越安全

在泛政治化的官場氛圍中，官員其實是很難被客觀考核的，特別是在全國1100多個縣里的地方官。任何事故，都能往下找到替罪羊。所以對被考核的官員來說，更需要相互照顧，以保安全。

出生于一省或一縣為“鄉(xiāng)誼”，同一年考上舉人進士為“年誼”，有婚姻關系男女的遠親近屬則是“姻誼”，考官不用說則是終生恩師。這些種種聯(lián)誼，不是一個學子官員可以選擇進退的社交圈，而是負有必須同進退的義務的共同體。

在朱元璋的理想中，所有的官員為了一個理想整齊劃一，然而結果是朝廷碎成各個派別。

黃仁宇看來，朝廷運行的決策成因有著陰陽兩面，陽則是冠冕堂皇的儒家理想，陰則是各個派別的私人關系。

通過人數(shù)來影響朝廷，不僅是政事決策依據(jù)，更是個人安全的保證。

第五，  所有官員的責權利都缺少法定邊界

張居正被扳倒，并不意外。

名義上的職位實際權力成色不足，作為明朝最有作為的政治家張居正放在漢唐，肯定是一代名相，但在明也只能是個權臣，因為所作所為有諸多不合法。內閣大學士權重，但職位只是皇上的私人秘書，是五品官，一定要兼?zhèn)€吏部尚書才有朝堂上的地位。而且，有想法一定要讓某個門生地方官啟動，他作為秘書的建議去影響皇上然后實施?？此魄€救國完成目標，但這種諸多不合法成了把柄，使得張居正死后定案，落得被抄家的命運。

在明朝，每個官員雖然名義上各司其職，但一定要通過朋黨政治才能辦得成事。一定要先跨出邊界一步，再被對方頂回來一步，雙方找到平衡點，這個點就是實際邊界。

制度上的問題，是張居正不能解決的，正常的合法流程不存在，只能通過朋黨政治達到目的。名義上的行政網絡無法有效率地完成目標，于是權臣就通過黨爭構建了一張實際的行政網。

其實權臣在至少還有效率，一旦拿掉，整個朝堂就變得鬧哄哄一堆。所以崇禎末年，還有大臣說，“要是廠公尚在，何至于此。”

這是一個不能好好說話的朝廷，想去和對方陣營好好說話就是與虎謀皮。朝廷各方包括皇上，都要時刻保持最大的張力，精神高度緊張。每天上朝不是去商量事，而是去斗爭的。有時候覺得廷杖這種陋習也能理解，一個皇上，每天面對一群來吵架的人，一張嘴說不過人家有備而來的百張嘴，一急就抄家伙。

在于謙死后，整個文官系統(tǒng)對朱明朝廷不再有忠誠度了。所以到崇禎后期，出現(xiàn)高級官員集體叛逃的行為，洪承疇是個典型案例。無他，只為安全。

在這個系統(tǒng)中所有的人都不安全，皇上也更不安全。明朝三大迷案聽上去都很滑稽，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嘉靖還遇到宮女政變，天啟皇帝的死也很可疑?；噬蟼€人會暴露在這樣的危險中，一個莽漢能如此輕而易舉突破重重守衛(wèi)，這在其他朝代只有在東漢末年這種最后垮掉的時候才出現(xiàn)，在體系健全時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這是一種讓所有的參與者都很難受的生態(tài)。洪武皇帝為子孫操碎了心，沒料到反而把子孫置于不安全的境地。

這種生態(tài)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有一個皇上和文官系統(tǒng)相互博弈的過程。

朱元璋廢宰相后，開始的洪武永樂幾朝，皇上一言九鼎生殺予奪做得很爽。土木堡之變和奪門之變后，大臣們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還能決定皇上的命運。從這時候開始，朝廷就進入公開博弈階段。

于謙是大明朝最后一個忠臣、理想主義者、儒家道統(tǒng)的捍衛(wèi)者。

他的死，讓天下百官對整個帝國皇權系統(tǒng)投出了不信任票，表面上什么都沒變，但天下學子追求的東西開始不一樣了。

這以后，皇上一人要單挑整個文官系統(tǒng)，挑動大臣內斗是皇上所用的手段。嘉靖朝廷，有意拋出個“大禮議”的議題，讓群臣分為老首輔楊廷和的“護禮派”和張琮、桂萼為首的“議禮派”，在朝堂上爭了數(shù)年，終于趕走楊廷和。

嘉靖的孫子萬歷也學祖父，拋出廢長立幼的議題，將群臣分為“皇長子黨”和“福王黨”。

朋黨政治一旦啟動，就有自己的演化道路，朝堂經過嘉靖到萬歷這些年的演化，形成了以上這種生態(tài)。

皇上以為挑動手下官員相斗能讓皇權穩(wěn)固，結果事與愿違皇上性命都難保。

把明朝惡劣政治生態(tài)歸因沒有宰相，由此而引發(fā)的決策責任不清。做這樣的判斷還需要解決下面兩個疑問。

其一：黨爭，不僅有明，還有宋，王安石司馬光爭了一輩子，但宋還是有宰相的呀？

宋雖然有宰相一職，但實際上的相權已經被切割了。比如說，宰相理應管六部，包括的財政權的戶部，但宋代的財政權卻在三司，不歸宰相管。又如，人事權應在吏部，也歸宰相管，但宋有設考試院，主管官員升遷。

最重要的財權和人事權都不在宰相手上，這宰相成色大減。

所以，北宋決策的形成，也要通過朋黨政治，在朝廷上形成援手，于是北宋的新舊黨之爭也是慘烈，而南宋又成權相的局面，秦檜、賈似道。

其二：明朝黨爭是因為沒有設宰相，那清朝也沒有宰相，不但能奪了天下，黨爭似乎并沒有明朝那么劇烈。

在康熙朝廷，明珠和索額圖，延續(xù)了前朝的弊端，相互爭斗一世。但到了雍正朝，一下子就消停了，為何？

雍正改了朝議制度，在內閣之外另設軍機處，把戰(zhàn)時的臨時組織成為常設組織，更創(chuàng)新的是，皇上重要的上諭，由軍機處直接寄給受命令的人，比如要交江蘇巡撫辦的漕運的事，除了軍機處和江蘇巡撫，誰也不知道，本來這些財政上的事應該戶部管，但戶部都不知道。

明朝東西廠錦衣衛(wèi)只是個監(jiān)察機構，再有特權也是在行政網絡之外，但雍正打造軍機處，延續(xù)幾千年的朝議制度實際成了一個擺設，這就成一種秘密政治。

雍正之所以能做到朱元璋朱棣都不能做到的事，正因為有一個占少數(shù)人的滿人團體，以滿制漢，用滿人打造成了一個切切實實的警察國家。

警察國家還搞什么黨爭啊，根本就不知道朝堂上有誰可以相信，師生同門同學，今天吃頓飯，在明朝，錦衣衛(wèi)當晚就知道了，但在清朝，對面說不定就是給你來下套的。

一個警察國家，看似嚴密控制，但文官系統(tǒng)是極無效率的，社會也是極其缺乏創(chuàng)造性。所以乾隆中后期后這系統(tǒng)就迅速垮掉了。

無論是黨爭還是權臣，表示這個朝廷多少還剩點創(chuàng)造力，一旦萬馬齊喑，才是真悲哀。一個朝代的創(chuàng)造力會很清晰地反映在帝陵石刻上，清東陵石刻在康熙朝已經開始程式化嚴重。

讀中國歷史的絕望之處在于，這種朝代循環(huán)，讓人感覺怎么幾千年總沒個進步。無論哪一朝帝王，再怎么勵精圖治，總逃不掉黃宗羲定律，黃炎培興亡周期。

興亡律似乎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道魔咒。

但如果把兩千年中華帝國模式看成一個整體，就好理解了。期間的一朝又一朝，只不過是不同的管理家族。

中華帝國模式，發(fā)展的主線是皇權不斷的集中。

雛形從周公開始紀年，秦完成制度框架，漢完成意識形態(tài)建設，經過漢唐宋，皇權雖然幾經周折，終歸與逐朝集中，明達到頂峰，清是一個終極形態(tài)，該模式完成了其生命周期。

到1840年的時候，即使沒有堅船利炮，這個模式本身就已經走到頭了。

在這期間，相權一直在不斷被奪減的過程中，到明朝把這形式都去掉了，沒有宰相的明帝國，是中華帝國模式的終極形態(tài)。南明是這種弊端的集中體現(xiàn)。

能走完2千年的制度肯定是個好制度，在兩千年里，中華帝國這種集權模式曾將人類文明推到一個讓世界仰視的高度。集權帶來的資源集中和創(chuàng)造力之間在唐宋期間達到最高峰，而后開始下坡路。

但這個兩千年一定會留下丁元英所說的“文化屬性”那種東西。

參考書目：司徒琳《南明史》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