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年,王建被擁立為王,之后,王建相繼吞滅新羅、百濟,統(tǒng)一朝鮮半島,建立了高麗王朝,史稱王氏高麗,定都開京(今朝鮮開城),但其國土僅覆蓋朝鮮半島中南部。 1392年,李成桂廢掉高麗恭讓王,高麗王朝覆滅,而李成桂則臣服于大明王朝,明太祖朱元璋以“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因此,被明朝賜名為朝鮮,這就是李氏朝鮮王朝的由來。 李成桂 綜上,高麗王朝(918—1392),大致與南、北宋(960-1279)同時,但其與中國的淵源遠不止于此,據(jù)學者們考證,高麗王朝的開創(chuàng)者王建很可能是一位來自于淮河流域的漢人。
一《三國史記》是記載古代朝鮮半島歷史的重要典籍,但是,其史料來源卻大都出自中國史。 據(jù)載,最早在朝鮮半島建立政權的,主要有兩位:一個是朱蒙,另一個是箕子,他們來自中國中原地區(qū),所以,秦、漢時期,都將朝鮮半島,視為中央王朝管轄下的郡縣而已。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中央王朝紛爭不斷,朝鮮半島開始出現(xiàn)地方政權——新羅王朝,后來,唐朝建立,新羅臣服于大唐王朝,而唐朝還為此和試圖侵略朝鮮半島的日本人打贏了中、日歷史上的第一場海戰(zhàn)——“白江之戰(zhàn)”,但當時新羅王朝的統(tǒng)治區(qū)域始終限于大同江以南地區(qū),大致在今天的平壤一線以南,直到王氏高麗,取代了新羅,其勢力范圍才逐步推進到鴨綠江一帶。 新羅女王 或許,受武則天稱帝的啟發(fā),同一時期的前后,新羅王朝也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三位女王,而日本則出現(xiàn)了六位女王,直到新羅王朝末期,則被真圣女王統(tǒng)治,此時,正趕上中國的唐末、五代時期,后來,新羅王朝王室族人弓裔叛亂,給王建創(chuàng)造了機會。 起初,王建只是弓裔麾下的一位將軍,大概也像中原王朝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一樣,后來的王建也被部下?lián)砹橥?,隨即擊殺弓裔,并取而代之,最后,王建逐漸統(tǒng)一了朝鮮半島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區(qū)。 二王建何以要將自己建立的王朝取名為高麗呢?這一點,或許是想延續(xù)此前被大唐王朝滅掉的高句麗故國有關,但高句麗其實只是中國東北地區(qū)出現(xiàn)過的一個少數(shù)民族政權,與后來的高麗毫無關系。 唐朝滅掉高句麗之后,為防止其復國,將其臣民大部分都遷徙到中原地區(qū),而王建原本也是一位來自中國中原地區(qū)的漢人,而證據(jù)就保留在朝鮮最權威的正史《高麗史·太祖本紀》中。 《高麗史》是代高麗而起的李氏朝鮮王朝的官修史書,由李氏朝鮮的知名士大夫鄭麟趾奉命主持編寫的,其最終成書于李朝文宗元年,是朝鮮王朝最權威的官方正史。其中,記載了五代時期中原王朝后唐明宗李嗣源冊封王建為“權知高麗國事”的詔書——
后唐將高麗稱為“邊城”,顯然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場上,而將王建與來自中國的朱蒙、箕子并稱,且使用了“踵”、“履”這樣的字眼,意思是王建和來自中國的朱蒙和箕子一樣,“為彼君長”,這些表達都暗含了王建是中國人的有效信息。
其中,“長淮茂族”,將王建的家世一語道破,一言以蔽之,這一詔書明確了王建出自“長淮”望族的事實,而“漲海雄蕃”一句,則進一步解釋王建是從中原地區(qū)渡海到達的朝鮮半島,并且能稱雄此地。 可是,他是從哪里跨海而來呢? 詔書中所說的“長淮”究竟是哪里?很顯然,“長淮”是一借指,而這一借指本身就是中原地區(qū)眾所周知的習慣性用法,據(jù)史長樂先生進一步考證,這一說法從未出現(xiàn)在朝鮮半島的有關文獻中,而只能出自中原地區(qū),且具體指代中國淮河流域。 其實,早在上述詔書出爐之前,唐朝詩人王維就在《送方城韋明府》留下“高島長淮水,平蕪故郢城”的詩句,其中,清楚地使用了“長淮”一詞,而清人趙殿成對此進一步箋注,“《元和郡縣志》山南道唐州有方城縣?!贝蟾盼挥诮裉旌幽?、湖北交界處的唐河縣附近。 張孝祥 無獨有偶,南宋詞人張孝祥也有“長淮望斷”的詞句,由此可見,“長淮”借指淮河流域,是中原地區(qū)由來已久的說法,因此,王氏高麗的開創(chuàng)者王建的祖上,很可能就來自這一地區(qū)。 上述詔書的結尾的“鵲巢”一詞,出自《詩經(jīng)·召南·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即成語“鳩占鵲巢”的來源,同樣點名了王建對于朝鮮半島而言,其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外來戶”,這與他就來自中國江淮地區(qū)的說法,是一脈相承的。
當然,為便于統(tǒng)治異域臣民,王建及其后人刻意隱瞞了自己來自中原地區(qū)的事實,以致于《高麗史》之于王建的父祖、家世的記載均語焉不詳,這顯然有悖于歷代君主封贈祖宗的昭穆傳統(tǒng),不僅如此,終王建之世,高麗始終不立宗廟,這一有違常理的做法,似乎正是上述猜測的有力旁證。 此外,《高麗史》的編纂者鄭麟趾還在《高麗史·高麗世系》中摘錄了一段有關王建家世的傳說,甚至將王建的生父認作是偶然微服至此的唐明皇之子唐肅宗,而其母親偶獲侍寢,從而,生王建。
不僅如此,據(jù)《高麗史·太祖本紀》中記載,王建稱王的第二年,“九月癸未,吳越國文士酋彥規(guī)來投?!眳窃絿翘颇┪宕鷷r崛起于淮河地區(qū)的一個地方政權,為錢镠所創(chuàng),這位穿越當時的敵對國家跑來高麗投靠王建的,很可能便是王建老家的窮親戚之類。這也間接透露出王建與淮河地區(qū)的某些關聯(lián)。 或許因為高麗王室出自淮河地區(qū),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同樣來自大致同一地區(qū),因此,明朝初年,洪武帝在《皇明祖訓》中將高麗列為十五個“不征之國”。 與此相對照的是,安南(即后來的越南)與高麗一樣,同為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國家,但洪武帝之子明成祖卻派大軍征討安南,當然,明朝對于安南、高麗之間的態(tài)度差異,或許有其他原因,因本人對明史涉獵不多,不敢置喙,但高麗王室出自中原漢族,或許是其中隱含的一個理由。 或許因為這一淵源,高麗王朝末期更是襲用“大明衣冠”,而且高麗人將接受“大明衣冠”的歷史意義抬高為“追復祖宗之盛”的高度,以此來表示對“中華文明”的堅守和傳承。
對于高麗襲用“大明衣冠”,高麗著名詩人元天錫如此形容,“著新革舊何其速,外國人為中國人。”(《元天錫·是月朝廷奉大明圣旨改制衣服,自一品至于庶官、庶民,各有科等,作四絕句以記之》) 這一點,也可以用來終止另一場紛紛揚揚的“漢服”與“韓服”之爭,畢竟,漢服是韓服的“祖宗”,這可是他們的先人親口說的。當然,高麗王朝也投桃報李,比如其“慕華”、“事大”思想,甚至以“小中華”自居。 在經(jīng)歷蒙元之后,高麗終于有幸可以和明朝建交時,高麗名臣甚至李檣激動地賦詩一首,回憶高麗與宋朝交往時的一段“高光時刻”,“國家遭遇宋文明,禮樂交修醉太平。……萬古難磨忠義在,小中華館豈虛名?”(《李檣·懷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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