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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云南人民抗戰(zhàn)的歷史地位

 滇史 2021-09-12

提要: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是我國人民近百年來反對外國侵略的第一次勝利。云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旗幟下,發(fā)揚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tǒng),先后派出3個軍20余萬人出征前線作戰(zhàn),屢建奇功;云南與東南亞國家毗鄰,是中國內陸西部連接國外的必經之地,搶修的滇緬公路,成為唯一的國際交通線,起到“抗日輸血管”的偉大作用;滇西軍民英勇抗戰(zhàn)的勝利,加速了全國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進程,并為國統(tǒng)區(qū)抗日愛國民主運動樹立了一面光輝的旗幟。

關鍵詞:云南人民;抗日戰(zhàn)爭;歷史地位;六十軍;滇緬公路;滇西抗戰(zhàn);民主堡壘;西南聯(lián)大

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戰(zhàn)的勝利。在這場戰(zhàn)爭中,云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旗幟下,前仆后繼,共赴國難。先后派出20余萬英雄兒女出征前線作戰(zhàn),屢建奇功,為抗戰(zhàn)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云南地處祖國西南邊疆,與東南亞國家毗鄰,國境線長達4千多公里,是中國內陸西部連接國外的必經之地,又是我國大西南的門戶和抗戰(zhàn)的大后方。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和盟軍開辟東南亞印緬戰(zhàn)區(qū)。云南地位尤為重要,它的西部地區(qū),首當其沖地成為抗擊日軍的前沿陣地和反攻基地,使云南人民的抗戰(zhàn)具有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性質,在中國抗日戰(zhàn)爭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出動三軍 保疆衛(wèi)國 戰(zhàn)功卓著

1937年八·一三事變,日軍進攻上海,激起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云南省主席龍云等一批愛國的地方實力派,積極組織軍民起來抗戰(zhàn)。蔣介石這時在南京被迫召開“國防會議”,商討抗戰(zhàn)大計,龍云應邀赴會。會上,蔣介石提出云南出兵的問題,龍云毫不猶豫地表示愿意出兵20萬,“先派出一個軍出發(fā),跟著再編一個軍出去”[1]。會后,龍云回到云南,從云南原有的9個旅中抽出戰(zhàn)斗力較強的6個旅12個團組編為六十軍。盧漢為軍長,下轄3個師,即一八二、一八三和一八四師。師長分別由安恩溥、高陰槐和張沖擔任。每個師設兩個旅四個團,“全軍四萬余人”[2]。官兵年富力強,裝備精良,多數(shù)排長、班長及一部分士兵都有比較豐富的實戰(zhàn)經驗,連長以上軍官大都出身于云南陸軍講武堂,打過多年仗,具有一定的指揮作戰(zhàn)能力。

1937年9月初,六十軍在昆明南郊的巫家壩舉行誓師大會,各族各界人民獻旗表示歡送。會上高呼“誓滅倭寇,保衛(wèi)祖國”的口號,氣氛熱烈。部隊9月中旬先后離開昆明,開往抗日前線。1938年春節(jié)到達武漢待命。在武漢期間,六十軍一八四師師長張沖,專程拜訪了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葉劍英、羅炳輝將軍,雙方既是友軍又是老鄉(xiāng),談話很融洽。當時,張沖提出兩點要求:“第一,本人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二,要求八路軍辦事處能派一批政治和軍事干部到一八四師工作。”葉劍英、羅炳輝對第二點要求立即表示同意。隨后派了“張?zhí)焯?、周時英、楊華等同志到一八四師工作,并在師中建立了中共的黨支部”[3]。對加強部隊政治思想工作、文藝宣傳和軍容風紀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張沖的領導下,一八四師成為六十軍的模范師。

1938年4月,日軍坂垣第五師團和磯谷第十師團向魯南的臺兒莊再次進攻,直接威脅到徐州,形勢危急。六十軍奉命開往臺兒莊作戰(zhàn),歸第五戰(zhàn)區(qū)李宗仁指揮。正當六十軍向指定的地點集結時,與突入之敵不期而遇,在第一線作戰(zhàn)的湯恩伯部隊已經轉移的困難條件下,滇軍將士英勇頑強,不斷挫敗敵人的進攻,穩(wěn)住了陣腳。一0八團二營為狙擊敵人坦克,有的戰(zhàn)士抱著捆好的手榴彈向敵人坦克匍匐前進,與敵人同歸于盡;有的冒著敵人炮火,躍上敵人坦克與敵人展開英勇的剌刀拚搏。尹國華營的全體官兵5百余人全部壯烈犧牲;旅長陳鐘書率部沖入敵陣,與敵人短兵相接,身受重傷倒地后,仍不斷呼喚沖鋒!前進!直至陣亡[4]。團長莫肇衡,率領官兵向敵群沖殺時,不幸中彈受傷,在送往后方醫(yī)院途中,他撕開包扎的傷口,血書于道路旁的石板上:“出師未捷身先死”,因失血過多而與世長辭。另一位連長黃人欽陣亡后,從他的衣袋中發(fā)現(xiàn)臨戰(zhàn)前寫給新婚妻子的遺書,其中說:“倭寇深入國土,民族危機嚴重,身為軍人,義當報國,萬一不幸,希汝改嫁,幸勿自誤?!盵5]官兵奮勇善戰(zhàn),遏止了敵人正面突破臺兒莊的陰謀,迫使敵人改變作戰(zhàn)計劃,向徐州迂回前進。

1938年4月26日,六十軍重新調整戰(zhàn)線,把主力一八四師移至禹王山,這是臺兒莊的制高點,是座肘形的石頭山,地形險要,是憑藉固守的戰(zhàn)略要地。全軍確保禹王山為重點,以阻止日軍渡過運河為目的。

日軍多次強攻禹王山,卻久攻不下。山上硝煙彌漫,張沖師長身先士卒,親臨前線指揮,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士兵們在他冷靜、沉著的指揮下,無不英勇作戰(zhàn),打退敵人無數(shù)次沖鋒,堅守陣地20天,戰(zhàn)線無一處被突破。禹王山巋然不動,臺兒莊巍然屹立,并繳獲日軍大量戰(zhàn)利品,如機槍、步槍、戰(zhàn)刀、望遠鏡、文件等。其中有“一把日本天皇賞賜給百川一義大將的指揮刀,鯊魚皮包裹著刀鞘,刀鋒異常鋒利,寒光閃閃”[6]。日本報紙驚呼:“自九·一八與華軍開戰(zhàn)以來,遇到滇軍猛烈沖鋒,實為罕見?!盵7]然而,全軍也付出重大代價,傷亡過半,僅余二萬余人,旅長傷亡二人,團長陣亡四人、負傷三人,團長以下傷亡更多。全軍縮編為一個師,即一八四師,五個團”[8]。一八二、一八三師保留建制,回云南重建。5月18日,六十軍出色地完成堅守臺兒莊陣地的任務,奉命撤到運河以西集中整訓。

六十軍因戰(zhàn)功卓著,受到當時國府的傳令嘉獎。蔣介石特拍電表揚:“宥西電悉,貴部英勇戰(zhàn)斗,嘉慰良深。查敵困苦缺食,較我尤甚。盼鼓舞所部,繼續(xù)努力,壓倒倭寇,以揚國威?!碑敃r直接領導六十軍的孫連仲集團軍總司令也電賀:“貴軍此次在臺兒莊倉卒遇敵主力于大平原中,以血肉之軀與敵之機械化部隊奮斗,前仆后繼,奮戰(zhàn)八晝夜,初不以傷亡甚眾稍形氣餒,不僅使臺兒莊固若磬石,抑且使戰(zhàn)局轉危為安,忠勇奮發(fā),足資楷模,……?!盵9]

1938年7月,一八四師奉命參加武漢保衛(wèi)戰(zhàn),緊接著云南又新組建五十八軍和新三軍,分別由孫渡和張沖升任軍長。滇軍隨即改編為第十軍團,盧漢為軍團司令;下轄六十軍、五十八軍和新三軍,以安恩溥升任六十軍軍長。[10]這樣,滇軍為全國抗戰(zhàn)的勝利出動了3個軍開往前線作戰(zhàn)。兵力達22萬余人,再加上其它雜項兵源的補充,“云南在抗戰(zhàn)期間總兵力約達30萬”[11]。而且裝備、給養(yǎng)大半自籌,對于當時僅有9百萬人口的云南來說,實為不易之事。毛澤東在《論聯(lián)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從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zhàn)爭的高潮,一時出現(xiàn)了生氣蓬勃的氣象?!盵12]滇軍在臺兒莊的英勇作戰(zhàn),正是毛澤東同志這一論述的寫照。

搶修滇緬公路國際通道是抗戰(zhàn)勝利的重要保證

云南與東南亞國家毗鄰,是中國內陸西部連接國外的必經之地。自古以來,人民之間友好相處,特別是中緬兩國商人和使者,早以通過便道往來不斷,說明開辟滇緬公路已具備一定條件。由于云南地形錯綜復雜,山地高原約占全省面積的94%,高山深谷自西而東布滿全省,歷來交通極為落后,要在云南開辟交通大道困難甚多。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于1937年8月20日,日本海軍省宣布封鎖中國沿??诎?,阻止援華物資進入中國境內。當時國民黨軍隊使用的重型武器、汽車、汽油、醫(yī)療用品等軍用物資是靠外國進口,主要通過沿??诎哆M入國內。沿海受阻,國民黨政府面臨軍用物資的枯竭,嚴重威脅到中國的抗日力量。在這危難之際,11月,“國民政府隨即下令修筑滇緬公路,撥款貳佰萬元,限期一年通車”[13]。云南省主席龍云,是一位愛國的地方實力派,他立即組織動工,并提前4個月完成修路工程。

在筑路過程中,云南省政府采取非常時期的動員辦法,要求滇西各縣政府征集民工,限令1937年12月動工,1938年8月全線順利通車。此期,20余萬民工同時上陣,沿縣縣長親自監(jiān)工督修,并由滇黔綏靖公署派出官員分赴工地監(jiān)督施工。

滇緬公路全長1146公里,起自昆明,終至緬甸的臘戍,分東西兩段。東段由昆明至下關,長434.8公里,1936年前已通車。西段由下關至畹町,長524.6公里,于1937年12月動工,到1938年8月全部完成,隨后又修通畹町至緬甸臘戍一段,長186.6公里。

這條唯一的國際通道,是云南人民在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中搶修的。在《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等雄壯、悲憤的歌聲中,人人奮不顧身,日以繼夜地奮戰(zhàn)在工地;包括不到應征年齡的大理、永平等縣的中小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到工地參加義務勞動就是一例。很多民工離家較遠,自備糧食、自帶被服和工具。沒有任何機械設施,用的全是鋤頭、鐵鎬、扁擔、籮筐等工具,在懸?guī)r峭壁之上和深谷急流之中辟山開路。民工們在高山之上忍饑受寒,日曬雨淋,餐風露宿,戰(zhàn)勝了驚心動魄的天險。沿途又流行瘧疾,由于缺醫(yī)少藥,疾病和工傷死亡的人數(shù)約達二三千人。1938年9月21日的《云南日報》曾報道說:“曾經有不少的征服自然的男女戰(zhàn)士粉身碎骨,血肉橫飛,可怕的死于無情巖石底下,怪凄慘的犧牲于無情的大江之中,還有不少的開路先鋒則死于惡性瘧疾的暴力之下?!盵14]充分反映了千里滇緬路,是云南人民,特別是滇西人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艱辛,用鮮血和生命筑成的抗日路。

全線完工通車時,僅西段就使用“1233萬立方的土石方,大中橋梁7座,小橋522座,涵洞1443道”[15]。1938年8月31日全線通車。國際上贏來了一片驚呼和贊揚。英國《泰晤士報》評論說:“只有中國人才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做到?!庇饨徊颗啥让貢镄?,于當年8月冒雨考察了滇緬路,他指出工程的艱巨并贊揚工程的偉大。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電令駐華大使詹森取道滇緬公路視察回國,報告說:“滇緬公路工程浩大,中國政府能在短期內完成此艱巨工程,此種果敢毅力與精神,實令人欽佩,且修筑滇緬公路,物質條件異常缺乏,第一缺乏機器,第二純屬人力開辟,全賴沿途人民的艱苦耐勞精神,這種精神是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其工程之艱巨宏偉,“可同巴拿馬運河的工程媲美”[16],對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表示十分敬佩。

1940年滇越鐵路被日寇切斷后,滇緬公路就成為當時中國唯一的國際交通線,對于爭取外援、完成援華物資的輸入、加強中國軍力等方面都起著重要的作用。1938年11月,蘇聯(lián)援助中國抗戰(zhàn)的軍用物資6千余萬噸,幾經周折于12月初,經滇緬公路運到昆明。這是從內陸交通線輸入外國援華物資的開始,此后,滇緬公路主要承擔美國援華物資的運輸任務。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其中自1942年5月至1944年9月,滇緬公路中斷),“通過滇緬公路運輸中國的軍用、民用物資達49萬余噸,運進汽車一萬余輛,并擔負過遠征軍出國作戰(zhàn)的運送任務?!盵17]這些援華物資,為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提供了物質條件。滇緬公路即起到“抗日輸血血管”的偉大作用。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軍侵犯東南亞國家,直至1942年5月占領緬甸。從緬北入侵云南的滇西地區(qū),進而威脅中國的大后方。這時更加顯示了云南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既是前線,又是后方。滇緬公路隨之被日軍切斷后,我國又在原有公路的基礎上,修筑以印度東北阿薩姆邦的利多為起點,貫穿緬北,進入滇西,與舊滇緬公路相接的中印公路,即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于1942年12月開始動工,1945年1月通車,全長734.4公里。滇緬、中印這兩條公路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滇西軍民的英勇抗戰(zhàn) 加速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進程

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zhàn)失利后,于1942年5月,分東西兩路撤退,東路撤回云南,西路撤往印度。日軍第56師團以裝甲車為前鋒,沿滇緬公路長驅直入。至5月10日,滇西重鎮(zhèn)約3萬平方公里的云南國土淪陷于敵手。日寇切斷了滇緬公路這條陸上國際通道后,企圖占領怒江之上的惠通橋,然后沿滇緬公路而進,威脅昆明和抗戰(zhàn)的大后方。為了阻止日軍過橋,十一集團軍三十三師宋希濂部,奉命炸毀惠通橋,形成東西夾怒江相對峙的局面,西面成為敵占區(qū),滇西軍民即開始了兩年多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爭。

日軍侵入滇西,沿途燒殺搶掠,對失散的士兵一律殘殺,對老百姓野蠻掃射。日寇所至,尸骨遍野,一片廢墟。在騰沖、龍陵等地,殺人方法極為野蠻、殘暴,已喪失了人性。除常見的搶殺、刺刀捅、活埋外,還有上甩桿、鋸子解、油鍋烹、滾水沸煮等酷刑。日軍在滇西的罪孽罄竹難書,但等待他們的是人民強烈的反抗怒火。

滇西各族人民,為捍衛(wèi)領土主權完整和民族獨立,奮勇抗擊日寇的野蠻屠殺。騰沖縣人民,在愛國知識分子張問德的領導下,首先在界頭鎮(zhèn)正式成立騰沖縣政府。張問德任縣長。他以抗日為己任,雖年近六十,卻為民眾抗日斗爭日夜操勞。他積極組織抗日游擊隊,并與遠征軍預備二隊聯(lián)辦騰沖青年抗日培訓班,訓練騰沖淪陷區(qū)的男女青年,培養(yǎng)戰(zhàn)起宣傳抗日的政治工作人員、衛(wèi)生人員和護理人員。時間為一個月,結束后分配到各個單位,在抗日斗爭中,均起到骨干作用。張縣長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抗日根據(jù)地。在這位抗日愛國老人的領導和影響下,群眾積極支持擁護抗日,騰沖抗日游擊隊很快發(fā)展到十余個支隊。他們經常襲擊敵人的運輸隊和巡邏隊,打得騰沖日軍膽顫心驚。1943年秋季,駐騰日軍“行政院長”田島,邀請張縣長談判,妄圖誘降。但張問德均義正詞嚴地拒絕,并嚴厲譴責日軍的罪行。他在9月12日的回信中指出:“田島閣下:來函以騰沖人民痛苦而言,欲藉會晤長談而謀解除?!嚯m不知閣下解除之計劃究將如何,然以余為中國之一公民,且為騰沖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責任心及良心,對于閣下所將提出之任何計劃,均無考慮之必要與可能?!纯嘀v沖人民將深切明了彼等應如何動作,以解除其身所遭受之痛苦。故余關切于閣下及其同僚即將到來之悲慘末日命運,特敢要閣下作縝密之長思?!盵18]張問德從斗爭策略考慮,斯斯文文地拒絕談判。長了人民志氣,滅了敵人的威風。其領導的抗日政府,一直在高黎貢山腹地進行游擊戰(zhàn)爭,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直至騰沖反攻勝利。

龍陵和潞西縣的民眾,也積極組織了龍潞區(qū)游擊隊,在日軍第五十六師團司令部所在地的芒市周圍襲擊敵人。在盈江縣,以傣族土司刀京版為首組成了滇西邊區(qū)自衛(wèi)軍;在西部山區(qū),李扎弄組織了景頗族的抗日游擊隊,在盈江兩岸打擊敵人。在瑞麗縣的景頗山區(qū),景頗族和漢族,組成三戶單干游擊隊,支援我軍的反攻。在怒江上游瀘水縣的六庫、片馬等地的傈僳族、怒族、白族人民,配合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團軍的謝晉生游擊隊,開展游擊戰(zhàn)爭,為鞏固滇緬北部防線,作出重要貢獻[19]。

滇西淪陷兩年多的時間里,各族人民始終堅持游擊戰(zhàn)爭,并配合正規(guī)軍的作戰(zhàn)部署,給予敵人沉重打擊,使敵人忙于應付。敵人加之它戰(zhàn)線長、運輸困難,語言不通,地形不熟,到處殺人放火,遭到人民的強烈反抗,被迫龜縮在芒市、龍陵、騰沖等重要據(jù)點內。

滇西軍民的英勇抗戰(zhàn),牽制了敵軍大量兵力,使中國遠征軍贏得反攻緬甸的準備時間,為反攻勝利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日軍從緬甸被吸引到滇西后,即陷入了滇西人民抗戰(zhàn)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國遠征軍駐滇南各部隊,利用這一段時間進行整訓,補充新兵充實各師,以提高官兵的軍事技能和攻堅作戰(zhàn)能力。同時,為了培訓干部,1942年8月,在大理三塔寺成立了“滇西戰(zhàn)時工作干部訓練團”,為滇西和緬甸的反攻作準備。訓練團主要由龍云和李根源等領導,重點招收滇西青年學生和緬甸回國華僑青年千余人。受訓一年結束,派到部隊擔任下級軍官[20],為滇緬戰(zhàn)區(qū)的反攻加強干部力量。

1943年春,中國駐印軍兩個軍五個師約10萬人,以史迪威為總指揮,鄭洞國為副總指揮,從印度的雷多向緬北反攻。官兵在“打回祖國去,光復全中國”的堅定信念和愛國精神的鼓舞下,英勇奮戰(zhàn),頑強進攻,于8月3日攻克緬北戰(zhàn)略要地——密支那。1945年3月,在英、美盟軍的配合下,緬甸反攻取得了最后勝利。由于戰(zhàn)爭的需要,修通中印公路,恢復滇緬公路,中國后方的陸上交通線又得以暢通,使抗戰(zhàn)物資源源不斷運入抗戰(zhàn)前線,進一步加強了中國戰(zhàn)區(qū)的反攻能力,加速日本法西斯的最后敗亡。

在緬北反攻的同時,1944年5月,駐滇西的中國遠征軍,在衛(wèi)立煌的指揮下,對占領滇西的日軍發(fā)動全面反攻。軍民同仇敵愾,奮勇殺敵。滇西人民出動不下“三十萬民眾組成運輸隊和擔架隊,給軍隊運送糧食、彈藥和救護傷員等”[21],使反攻不斷取得勝利。1944年5月收復騰沖;10月收復松山;11月收復龍陵和芒市;12月收復遮放;1945年1月收復畹町。參加作戰(zhàn)的部隊達16萬人。經過半年多的奮戰(zhàn),終于取得了滇西抗戰(zhàn)的偉大勝利。1945年1月27日,中國遠征軍駐印度方面部隊和駐滇西方面兩支部隊在“畹町附近的芒友會師”[22],標志著滇緬抗戰(zhàn)從失敗撤退走向反攻勝利。

滇西人民抗戰(zhàn)經歷了艱難的歷程。據(jù)《大公報》記者當時報道騰沖的情況時說:經過47天苦戰(zhàn),使蒙受858日“亡國之痛”的騰沖,終于在9月14日上午10時重見光明。我軍攻入城后,歷數(shù)日寇在城內的堡壘,不下三百多座。發(fā)現(xiàn)騰沖城內不僅找不到幾片好瓦,連青樹葉也一片無存。由此可看出,“每一寸土地,都是浴血搏斗得來的”[23]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人員傷亡達90581人,財產損失達三萬億余元”[24],為抗戰(zhàn)勝利付出了重大代價。

滇西抗戰(zhàn)的勝利,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zhàn)爭中取得最早的勝利之一,它鼓舞了全國人民為奪取抗戰(zhàn)最后勝利的勇氣和信心。當時昆明出版的抗日的《民主周刊》發(fā)表評論說:“失地收復,實滇省為最早。”[25]反映了滇西抗戰(zhàn)的勝利,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進程產生的重大影響。

八年抗戰(zhàn)中,當時僅有9百萬人口的云南,無論在人力、物力和財力方面,都為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箲?zhàn)開始后,隨著京、滬、武漢、廣州大片國土淪陷,許多內陸學校、工廠、機關紛紛遷入滇,大批淪陷區(qū)人民涌入云南,加上國民黨駐滇部隊,總計1百余萬人。糧食一向不能自給的云南,靠多年的儲備糧和人民節(jié)衣縮食,才保證了在滇人員的供給。據(jù)龍云后來回憶,抗日戰(zhàn)爭“云南涌來的軍民不下百余萬人。滇越鐵路又早已中斷,糧食沒法進口。在這樣的情況下,滇省糧食能供應不缺,積谷實在起了不小的作用”[26]。支援滇西戰(zhàn)場反攻,供給積谷達220萬石,其中80%是保山提供的。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僅美軍進駐昆明就達2萬余人。云南人民為保證駐滇美軍的物資供應而竭盡全力。至1945年抗戰(zhàn)勝利的4年中,總計供給美軍“肉豬8.76萬頭,菜牛5.840萬頭,雞蛋約8760萬斤,面粉21.9萬袋,蔬菜1752萬斤”[27]。這些巨大的統(tǒng)計數(shù),是云南人民節(jié)衣縮食,為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作出的巨大貢獻,并有力地加速了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進程,為國統(tǒng)區(qū)的抗日斗爭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國統(tǒng)區(qū)抗日愛國民主運動的一面光輝旗幟

云南是抗戰(zhàn)的大后方,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據(jù)中央和南方局放手發(fā)動群眾,實行全面抗戰(zhàn),爭取抗戰(zhàn)勝利的精神,集中主要精力,加強對學生運動的領導。充分利用云南地方實力派與國民黨中央之間的有利條件進行工作。以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力量不斷發(fā)展壯大,使昆明逐步成為以西南聯(lián)大為核心的民主堡壘,對提高民族抗戰(zhàn)意識,動員全省人民積極投身抗戰(zhàn),起了重要作用,并成為大后方抗日愛國民主運動的一面光輝旗幟。

抗日戰(zhàn)爭初期,戰(zhàn)場離云南較遠,即是抗戰(zhàn)的大后方。北方相繼淪陷,許多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先后遷到昆明。特別是1938年4月,清華、北大、南開遷入昆明組成西南聯(lián)大后,發(fā)揚了三校的革命傳統(tǒng)和優(yōu)良學風。昆明呈現(xiàn)一片生機,民主空氣進一步活躍。省工委加強對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先后成立群眾各種抗日救亡組織。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成立“云南學生抗日救國會”,“云南學生抗敵后援會”,“云南各界抗敵后援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云南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抗先)”等公開和秘密的組織,成為宣傳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堅。另外,還組織了“云南婦女抗敵后援會”、“云南青年職工抗敵后援會”等,開展廣泛宣傳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主張。其組織除了在學生中宣傳抗日,提高學生覺悟,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外,還到社會上進行廣泛的群眾宣傳活動。學生利用假期到工廠、農村和街頭進行演講和教唱抗日歌曲《義勇軍進行曲》、《流亡三部曲》等,還在街頭演出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難民曲》、《當兵去》、《仁丹胡子》等[28]。形式多樣,生動活潑,深受群眾歡迎。同時,還相繼出版了多種抗日刊物《救亡》、《火山》、《南方》等,廣泛宣傳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內容?!对颇先請蟆罚谖尹h的影響下,不斷刊登“新華社”的消息,轉載《新華日報》的文章,群眾喜愛讀,由每日發(fā)行三千份,猛增到二萬份[29]。對毛澤東在抗戰(zhàn)時期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論持久戰(zhàn)》、《新民主主義論》、《論聯(lián)合政府》的單行本,在新華、生活、北門幾家書店一經發(fā)行,群眾爭先恐后地購買閱讀。這些進步書刊的發(fā)行,給后方人民的抗日運動指明了正確的道路,也為昆明地區(qū)的民主運動指明了方向,更激發(fā)了云南人民的抗日熱情,男女青年紛紛報名參軍入伍,要求到前線去殺敵。女青年隨后組織戰(zhàn)地服務團隨軍做宣傳和后勤工作。

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感召和中共地下黨的積極工作,使云南省主席龍云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了解和認識,他擁護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zhàn)的主張。由于以龍云為首的地方實力派和蔣介石國民黨中央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龍云對民主進步的言論和活動,即采取支持的態(tài)度。只要不涉及和影響地方政權的權益,一般都不加干涉,這樣,抗日民主力量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并對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zhàn),積極反共、反民主的倒行逆施開展了有力的揭露和斗爭。

1941年3月,國民黨反動勢力深入昆明,特務頭子康澤率領大批特務分子到昆明偵捕革命人士,遭到龍云的抵制,反革命陰謀未能得逞。1943年12月,民盟云南省支部創(chuàng)辦了《民主周刊》,刊登民盟對時局的主張和有關抗戰(zhàn)與民主的各種文章。發(fā)行很廣,深受昆明各階層群眾歡迎。

云南抗日民主運動的蓬勃發(fā)展與進步書刊的大量發(fā)行,得到龍云多方保護,使之獲得“民主堡壘”之光榮稱號。這對推動滇緬抗戰(zhàn)、滇西抗戰(zhàn)和全國抗戰(zhàn)的勝利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與1944年豫湘桂戰(zhàn)役的大潰敗相較,云南無愧于國統(tǒng)區(qū)抗日愛國民主運動的一面光輝旗幟。

注釋:

[1][7][8]《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198頁,209頁,203頁。

[2][4][5][9]《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五輯,1~2頁,40~41頁,14頁,89~90頁。

[3][6][10]《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輯,69~70頁,73頁,140頁。

[11][23] 謝本書等編著:《云南近代史》,489頁,487頁。

[12]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1991年版,1037頁。

[13][15][16][17] 《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27頁,1頁,30頁,3頁。

[14] 《中共云南地方史簡編》,109頁。

[18] 周文林著:《中國遠征軍》,205頁。

[19][21] 《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1~20頁,12頁。

[20] 《遠征印緬抗戰(zhàn)》,50頁。

[22] 《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九輯,311頁。

[24] 《德宏史志資料》第八輯,252頁。

[25] 《民主周刊》1945年1月13日。

[26] 《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56頁。

[27] 《昆明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44頁。

[28] 《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11~14頁。

[29] 馬曜主編:《云南簡史》,365頁。


原載于《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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