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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傳揚了八百多年的 “關學”的精神實質(zhì)是什什么呢？有人說，關學的精神就是《中庸》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它集中體現(xiàn)在張載的《西銘》和“橫渠四句”中——

     《西銘》是北宋道學最重要的文獻，代表了道學最高的精神追求。而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開顯了儒家的廣闊胸懷，即為世界確立文化價值、為人民確保生活幸福、傳承文明創(chuàng)造的成果、開辟永久和平的社會愿景。《西銘》是哲學的、倫理的；四句更是社會的、價值的，二者有不同側重。四句突出了道學的價值理想，《西銘》指引出道學的宇宙意識，而張載的思想整體是把高天和厚土結合一起，頂天立地、天人合一，故橫渠四句和橫渠《西銘》是關學對宋明儒學主流精神與核心價值的主要貢獻。四句的意義在宋代還不甚突出，但在明代以后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其影響直至當代中國，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志向和心胸。在這個意義上說，橫渠四句和橫渠《西銘》構成了關學對中國文化發(fā)展的突出貢獻。

     《西銘》把古代的仁孝思想大大延伸，把孔孟的孝親、仁民、愛物、事天一體貫通，發(fā)展了“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思想，擴大了仁愛的范圍；《西銘》把孝親、仁民、愛物、忠君都看作對天地父母、對天地大家行其大孝，從而大大提高了對道德行為的覺解，使人們從天地宇宙的角度理解個人的道德義務和窮達死生。《西銘》是以萬物一氣的思想為其基礎的，后來張載弟子呂大臨提出“凡厥有生，均氣同體”和“物我兼體”，發(fā)揮了張載“視天下無一物非我”的萬物一體境界。物我兼體即物我一體、萬物一體，這些主張與二程洛學的“仁者與物同體”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相比起來，二程的“仁者與物同體”境界固然突出了博愛精神，但聯(lián)系人倫日用不直接；而《西銘》境界高遠，卻聯(lián)系著人倫日用，從更高的層次去理解人倫日用，體不離用。這也應是為什么朱子對二程的同體一體說有所不滿，但對《西銘》則無間言的理由。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關學的精神就是《中庸》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既追求博大高明的價值境界，又密切聯(lián)系人倫生活的日用實踐。

    《西銘》經(jīng)程門的表彰，其地位在南宋前期已經(jīng)幾乎與四書中的《大學》比肩，南宋儒學各家都把《西銘》視為經(jīng)典，給予高度肯定，以至于后人稱《西銘》為“有宋理學之宗祖”。然而，正是《西銘》成為道學的經(jīng)典及其影響的擴大，也引起了南宋淳熙年間反道學人士對《西銘》的攻擊。他們批評時人“尊《西銘》而過于六經(jīng)”，批評《西銘》把君主說成與一切人同出于天地父母，使君主和人民成了兄弟，是“易位亂倫”，意味著《西銘》消減了君主的絕對權威，縮小了君臣間的距離。其實這些對《西銘》的攻擊，恰好證明了《西銘》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和在政治思想上涵有的進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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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學精神論》的作者趙馥潔先生認為關學的學術精神體現(xiàn)在學術使命、學術宗旨、治學作風、治學方式和學者品格等諸多方面。概而言之，約有數(shù)端：

     （一）“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識：

       趙先生解釋“橫渠四句”說：張載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要以哲學揭示宇宙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并進而確立人在天地間的主體地位（人是天地之心）；以哲學來探索人生的價值理想和精神家園，從而為廣大民眾確立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以哲學來繼承和發(fā)揚面臨危機的圣賢之學，承續(xù)中華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以哲學為人們設計一個萬世太平、永遠美好的理想社會。概而言之，就是為人們提供一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文化觀和社會觀。張載的這四句名言，表達了一個哲學家的崇高使命和遠大志向，受到后代哲學家的贊賞和認同，至今可視為對哲學使命的高度概括，馮友蘭稱之為“橫渠四句”。

有自覺的使命意識和強烈的學術責任感，是關學的重要精神。張載的“立心立命”、呂大臨的“教化人才，變化風尚”、呂柟的“對天心”、“通民志”、“興太平”、馮從吾的“作好人、存好心、做好事”、李二曲的“明學術，正人心”，都是對自己學術使命和治學志向的明確表述。正由于有這種自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關學學者們大都把個人的學術活動與國運民命、匡時救世緊密結合起來，以“主持名教，擔當世道”（李二曲語）為己任，使自己既成為學者，也成為社會歷史價值的承擔者。從而，去努力實現(xiàn)為學與經(jīng)世、治學與做人的高度統(tǒng)一。

     （二）“勇于造道”的創(chuàng)新精神：

      張載是北宋時期偉大的哲學家，但他學無師承，他的哲學是自己經(jīng)過幾十年的探求、體會出來的。他自稱“學貴心悟，守舊無功”。朱熹也說：“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他一生窮神研幾，探索宇宙人生的真諦，著有《正蒙》、《橫渠易說》、《經(jīng)學理窟》等著作，在前代哲學的基礎上，“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愿學新心養(yǎng)新德，旋隨新葉遠新知”，以“古今無兩”的“學問思辨之功”和“勇于造道”的創(chuàng)造精神，為中華民族的智慧寶庫作出了重大貢獻。

      2、張載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從思維與存在關系的哲學理論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義的哲學家。正如王夫之所云：“橫渠早年盡抉佛志之藏，識破后更無絲毫粘染。一誠之理，壁立萬仞?！保ā蹲x四書大全說》卷十）?！笆箯堊又畬W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張子正蒙注–序論》）。

     歷代統(tǒng)治者也給張載以很高的榮譽，宋理宗封他為眉伯，“從祀孔子廟庭”。元代趙復立周敦頤祠，以張載與程、朱配食。明清兩代，張載的著作，一直被統(tǒng)治者視為理學經(jīng)典，作為開科取士的必讀書，并先后匯入御纂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義》。由此足見，張載在理學中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

       4、張載是宋代四大學派之一——關學的創(chuàng)始者?！瓣P學始終葆其'躬行禮教’、力排二氏（佛道）的'崇儒’宗旨。它以'氣本’、'氣化’之學和'精思’、'實學’之風，同朱學、王學相依相離，鼎足而立，為宋明理學寫下了獨放異彩的篇章?！保惪∶瘢骸稄堓d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

      （三）“崇禮貴德”的道德理想：

      張岱年先生曾云：“張載學說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一是以氣為本，二是“以禮為教”。后來的關學后繼者，雖多未能發(fā)揚以氣為本的思想，但卻“大多傳衍了以禮為教的學風”。關學的“以禮為教”，約有二義：一是崇尚古代的禮制，二是重視道德的教化。在禮制上，張載平生用心于“復三代之禮”，認為推行“三代”的井田制可以實現(xiàn)“均平”理想。在德教上，張載認為“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義從此出”。這就把“禮”和“德”貫通了，由“崇禮”引申到“貴德”。從這一認識出發(fā)，他提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

       其主要內(nèi)容是：1、“誠明互用”的立身之本。他說人的修養(yǎng)有“自明誠”——由聰明到誠實和“自誠明”——由誠實到聰明兩種方式，二者是互動的。誠而不明會流于愚笨，明而不誠會走向狡詐。只有把誠實和聰明統(tǒng)一起來才是一個真正的人。2、“民胞物與”的道德境界。每個人都應該以萬民為同胞，以萬物為朋友。3、“太和之道”的崇高理想?！疤汀本褪侵粮邿o上的和諧?！坝邢笏褂袑Γ瑢Ρ胤雌錇?；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4、“大心體物”的人生態(tài)度。就是說要超越個體狹隘的見聞和私心，弘大其心境體察萬物，承載萬物，關愛萬物，與天心合一，就能達到“體物未嘗遺”（《正蒙·誠明》）、“視天下無一物非我”的普世價值境界。做到“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正蒙·誠明》）。

       （四）“經(jīng)世致用”的求實作風：

       在宋代理學的濂、洛、關、閩四派中，關學是最具求實精神的學派。關學的創(chuàng)始人張載，建立了以氣為本的哲學體系，其理論深邃、邏輯嚴密、分析細致，達到了很高的思辯水平。然而，張載為學卻不尚空談，而是“語學而及政，論政而及禮樂兵刑之學”（《二程粹言》卷上），有著鮮明的求實作風。張岱年說：“關學和洛學，兩派的學風頗不相同。關學關注研究天文、兵法，醫(yī)學以及禮制，注意探討自然科學和實際問題。……洛學則專重內(nèi)心修養(yǎng)，'涵泳義理’，提倡靜坐，時常'瞑目而坐’”（《關于張載的思想和著作》、《張載集》第12頁，中華書局，1978年版）。

       （五）“崇高節(jié)操”的人格追求：

       關學學者，大都治學與做人并重，努力把真理追求和人格追求相統(tǒng)一。他們不但在學術研究上作出了杰出貢獻，而且在砥礪節(jié)操、鍛鑄人格方面，為學人們樹立了崇高的榜樣。為了不卷入新舊黨派之爭，他毅然托病辭職，“謁告西歸”，隱于“人不堪其憂”的窮鄉(xiāng)僻壤，講學著述為生，“處之益安”，其高尚氣節(jié)，為時人所稱道。后來關學學者多能繼此高風。

       （六）“博取兼容”的治學態(tài)度：

       關學學者雖學有宗旨、業(yè)有專攻，但卻在治學態(tài)度和方式上，遍覽博采，不守門戶，善于吸取各家之長，能夠掌握多門知識。其一，是由于他們的代表人物大都走的是“堅苦力學，無師而成”的學術道路；其二，與他們“經(jīng)世致用”的求實學風相關；其三，是因為關學在歷史上沒有如程、朱理學那樣被作為統(tǒng)治思想受到封建王朝的大力扶植和著力推崇。張載作為理學奠基人之一，曾被統(tǒng)治者封為“眉伯”，從祀孔子廟庭，但他的學術思想特別是“以氣為本”的本體論，并未受到封建統(tǒng)治者的贊賞。所以，從總體上看，關學是宋明時期的一個民間學術派別。

      關學的博取兼容特征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積極主張多方面探求知識，努力開拓廣闊的學術領域。二是能兼容各派學說，吸取不同學派的學術思想，在學派分野中，往往保持一種中和性格。

      總之，關學不但在學術思想上為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在哲學史、學術史上占有著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學術精神上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盡管它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樣有著自身歷史和地域的局限，如保守、拘謹、競爭意識淡薄、創(chuàng)新力度不足，等等。但其中蘊含的重使命、崇道德、求實用、尚氣節(jié)、貴兼容的優(yōu)秀精神，對關中人有著重大的積極的影響。首先，它培育了關中以至陜西人渾厚、堅實、耿直、質(zhì)樸的文化性格，其次，它培育了關中學者勤奮、求實、嚴謹、有責任心、有正義感的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