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還是漢王的時候結(jié)識了韓信，最有名的故事就是蕭何月下追韓信，這才使得劉邦有了徹底認識韓信的機會。表面上看，劉邦與韓信的關(guān)系是君臣關(guān)系，實際上他們的合作、在創(chuàng)業(yè)路上并肩而行，完全是一種朋友關(guān)系。因為君臣關(guān)系沒有可靠的制度保障，無論是劉邦還是韓信，他們在創(chuàng)業(yè)路上變數(shù)都很大，劉邦可以撂挑子不干，韓信也可以來去自由，隨時走人，尋求其他主子。而換做一種朋友關(guān)系看，他們之間則有一種相互欣賞和信任的情感紐帶，劉邦欣賞韓信的將兵之才，韓信拜服劉邦的帥軍之能，這是維系他們之間朋友關(guān)系的鐵的保障，在特定的時間段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他們剛認識的時候，經(jīng)常徹夜長談，有一段談話內(nèi)容，可以充分說明他們之間的朋友關(guān)系。韓信問劉邦，大王你與項王比較，誰更強大？無論是兵力、裝備，還是擁有的地盤？劉邦認真思考了一會兒，誠懇地說，我不如項王。韓信接著詳細分析了項羽的為人，認為他依仗自己武功高強，從不信任手下將士，不論功行賞，不會調(diào)動大家的積極性，蟄伏家鄉(xiāng)小地，逞能稱威，實際上是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小人之威，一句話，成不了大事。和項王相比，漢王你正好相反，項王做不到的，你漢王都能做到，只要你起兵向東進攻，三秦大地便可輕松收服，何必屈居于漢中這種小地方呢。

這種推心置腹，奠定了他們之間親密無間的朋友關(guān)系，一個善于將兵，一個善于將將，劉邦和韓信并肩而行，打敗了強敵，爭奪了天下，成就了兩人各自的一世功名。

忽必烈總領(lǐng)漠南的時候，結(jié)識了一批漢人儒士，如劉秉忠、許衡、姚樞、郝經(jīng)、張文謙、元好問等等，這些漢人儒士平日里稱忽必烈為大王，行君臣之禮，忽必烈也以帝王自居，拜他們各自官職，分工明確，職責森嚴，實際上維系他們之間牢靠關(guān)系的，仍然是一種朋友關(guān)系。忽必烈有強烈的漢化意識，從內(nèi)心信服和推崇儒家思想，他對那些漢人里的飽學(xué)之士，有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喜歡和信任，每每遇到稍有名氣的文化人，他都會備上禮物，登門邀請，他的行宮內(nèi)，漢人學(xué)士云集，他們經(jīng)常聚集起來學(xué)習(xí)知識，探討治理封地和行軍打仗的大事情，為日后忽必烈繼承蒙古汗位、一統(tǒng)中原大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積累了他們之間深厚的友誼。

韓信畫像

朱元璋的紅巾軍由南到北，一路攻城略地，他結(jié)識了不少有識之士，給他們封了官，許了愿，還給予了豐厚的物質(zhì)利益，使他們個個心情舒暢，精神煥發(fā)，君臣攜手合作，最終奪得天下，取得了無與倫比的勝利。這里頭最典型、最有名的就是劉伯溫和李善長。朱元璋領(lǐng)兵攻占滁州時，結(jié)識了李善長，從此，李善長跟隨朱元璋出謀劃策，成為朱元璋部隊不可缺少的輔佐之才。李善長主要掌管部隊的物資供應(yīng)，部隊何時出發(fā)，行軍路途多遠，李善長往往了如指掌，保障做得及時到位令朱元璋十分滿意。長此以往，朱元璋對李善長形成一種信任和賞識，產(chǎn)生了依賴之情。手下有情緒或不滿，朱元璋不便直接出面的時候，李善長從底下主動做工作，及時疏通關(guān)系，理順情緒，確保步調(diào)一致。這時候，朱、李像一對親密無間的朋友，工作關(guān)系之外，產(chǎn)生了濃濃的朋友情誼，以至于紅巾軍元帥、朱元璋的頂頭上司郭子興要調(diào)李善長到自己帳下，李善長也斷然拒絕。

朱元璋雄視天下

劉伯溫與朱元璋的關(guān)系更是如膠似漆，他們互相欣賞對方的見識與才華，彼此能夠敞開心扉，無話不談。 一度時期，朱元璋深感自己一刻也離不得劉伯溫，大小事情總愛找劉伯溫商議，幾乎引起其他謀臣的妒忌。劉伯溫回家給母親守孝期間，朱元璋整日坐臥不寧，隔一天便派遣手下就某些問題專門上門討要劉伯溫的意見和看法。朱元璋見識了劉伯溫的博學(xué)和洞察世事的才華，劉伯溫也領(lǐng)略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名義上，他們是君臣，實際上，更像一對相見恨晚的老朋友。

上面幾則故事，實際上是真實的歷史事件，故事的結(jié)果，無一例外，臣子被他們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服侍的主子殘忍地殺害了。千百年來，后人、抑或后人的后人，唏噓長嘆，這些人不該這樣死去，他們每一個人都為其依附的主子掏心掏肺，耗盡了所有的心力，不得回報，反遭枉殺，于理不通??！于是，善于思考的文化人不得不在邏輯與事理中絞盡腦汁地總結(jié)，得出了他們自以為能夠自圓其說的不少結(jié)論。如，狡兔死、走狗烹，兔死狐悲，飛鳥盡、良弓藏，奮斗的路上可以共苦、不得同甘，急流勇退，見好就收，等等。不能說這些結(jié)論不對，反而總結(jié)的恰如其分，概括性很強。但是，這些結(jié)論未必能揭示這種現(xiàn)象的本質(zhì)，仍然停留在現(xiàn)象的概括層面，給出的是結(jié)果，并沒有回答之所以然背后的原因。

歷史人物只有故事，我們未必就能窺視他們的全部生活。聯(lián)系到現(xiàn)實中類比，其實，平凡的普通人也是如此，每個人從走向社會開始，都會交朋友，無論年齡、性別，無論身份地位，大家都會向自己認可的他人示好，力爭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交到要好的朋友，使自己的生活充滿愉悅感，這是人性，是人的本能，任何人都無法抗拒。只是所有的朋友，最后都失散了、丟棄了、遠離了，無一例外。只要你的生命夠長，你眼前的朋友最終會離你而去，你們之間的相互嫌棄與厭煩與日俱增，從前期的相互吸引、無話不談，不知什么時候就會演變?yōu)榛ハ喽汩W、無話可說的境地?；叵胍幌拢覀儚男〉酱?、到老，我們結(jié)交了無數(shù)朋友，始終如一、陪你到終老的能有幾人？普通人不同于帝王，不可能奪取他人性命，結(jié)束朋友關(guān)系的方法就是相互躲避，不再相見。帝王不一樣，只要你還存在，在他治下的土地上，他就日夜惦記，逼你消失，醞釀到一定時分，便用帝王的生殺大權(quán)奪了你的性命。

帝王行使生殺大權(quán)

只有蕭何懂得韓信，一再舉薦給劉邦，成就了大漢王朝。也只有蕭何被韓信所信任，呂后才能騙得韓信入宮，慘遭埋伏，丟了性命，正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那里是呂后殺得了韓信，真正是劉邦與韓信的朋友做到頭了，劉邦不再把韓信當朋友信任，而是當賊提防，韓信也不再信服劉邦的將將之才，在他眼里，劉邦就是個不學(xué)無術(shù)的無賴。這種感覺他們誰也不知始于何時，只是它就那么自然而然地來了，而且越來越強烈、越明了。于是，韓信躲在齊地不愿回朝，劉邦擔心韓信倒戈反擊的念頭愈來愈濃。劉邦的邏輯很簡單，也很直接，你韓信能助我取得天下，必然有能力助別人奪取天下，有我劉邦在，也許他不會反，我不在了，誰又能按住他的頭？思前想后，還是除掉你才能心安。這便是帝王邏輯，換作老百姓，斷絕往來，互不理睬就是了。

說了一大圈，就是為了說明，朋友做不了長久，自古至今，沒有永遠不變的朋友。因為每個人的經(jīng)歷、感知、體會認識外界的角度和方法，永遠處在變化之中，正所謂不變是暫時的，變化才是永恒的。這樣，我們每天才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感受到新的變化，才會對未來不斷充滿新的希望。就像自然界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一樣，人世間不可能有所有變化都會同步的人。所以，朋友只是特定階段興趣愛好相投的人，這個階段的長與短，取決于朋友之間共同信仰和遵守邊界的寬與窄。從這個意義上講，做不了永遠的朋友，就是人性的本來面目，不斷地發(fā)現(xiàn)、篩選、結(jié)識新朋友，才是展示人生意義的唯一方向。正因為如此，數(shù)千年文明史一直把個人修行、品德培養(yǎng)列為重要文化準則，放在人類文明史的首位，目的就是為了減少摩擦和過多的傷害，維護人類的整體利益。

那么，并不是說劉邦殺韓信，忽必烈殺漢儒，朱元璋誅殺李善長、劉伯溫以及大量功臣將士，就是合情合理的！我們站在倫理的角度，對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要旗幟鮮明地譴責和批判，因為這樣的行為攪亂了是非，玷污了真相，傷害了感情。我們要反叛的是這種制度和模式，沒有秦朝的暴政，也就沒有劉邦之流血腥創(chuàng)業(yè)，更不需要蒙古鐵蹄的肆意擄掠，也不需要朱元璋式的所謂萬世基業(yè)。

解決問題的方案總會有的，既然沒有永久的朋友，人類自然會 誕生出維系基本平衡的組織體系，最早如部落、城邦，慢慢有了國家、政府，再后來有了政黨、社團，生產(chǎn)方面有了公司、股份集團，人們試圖以信仰、理性邏輯、共同利益、集體利益為軸線，確立人和人之間的關(guān)系，這種結(jié)構(gòu)的永久性，一般會超越一個自然人的生命過程，就具體一個人而言，這樣的組織便是永久依靠的體系。

就普通人而言，對朋友的遠離不必過分傷感，對朋友的態(tài)度變化不必斤斤計較，因為他在你眼里的不爽，也是你在他眼里的不堪。過去了，就結(jié)束了，無論怎樣，也回不到從前，即就回去了，你未必能感受到從前的愉悅。我們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尊重朋友，祝福朋友，期待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