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作為先秦諸多思想學派中,反對儒家思想的第一人,他所代表的墨家也是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第一個公開作對的學派,至少我們在現在已知所能考察的史料中是如此發(fā)現的,他不僅是反對儒家學術的第一人,他的批判也十分的猛烈犀利。 李零先生在《人往低處走》一書中就說過,墨子是成心抬杠,處處跟孔子擰著來。簡單來講,其實就是得理不饒人,儒家所提倡的學說基本上都被墨子所代表的墨家學派一一批評了個遍,而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說,孔子和墨子所處的時代不同,他們對于這個世界的感知也就不同,以他們?yōu)榇砣宋锇l(fā)展起來的學派,自然也就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去思考實際的社會問題的。 無論是孔子還是墨子,他們既不是真正的底層勞動人民,同時也不是真正的領導階層,究其本源,他們兩個其實是屬于一種人,夾在底層和統(tǒng)治階層之間,代表的其實也都是同一種群體。 只不過,隨著他們對于社會認知的加深,孔子開始認為,只有讀書和為官才是出頭之路,而墨子則成為了相對平民化生活的代表,或者說成為了勞動人民的代表,也正因如此,兩個學派之間的爭論才會越來越深,表現出來的才會激烈甚至苛刻。 當然,在儒家學說中,確實是有很多糟粕的,至少在我們現在看來,糟粕確實是不少,但其中也有一些在當時的歷史社會發(fā)展有一定道理的研究,比如說,儒家主張的“禮樂”,禮樂制度是西周建國以來用來約束天下臣民的一種行為法則。 “禮”是對人們日常行為的一種規(guī)范,而"樂"則是對人們的一種熏陶,儒家的這種推崇,哪怕用我們現代人的思想來看,也不能夠完全的歸劃到糟粕一類,但這個觀點也遭到了墨家的強烈反對。 那么,為什么對儒家的禮樂主張也如此反對呢?是真的雞蛋里挑骨頭,還是因為墨子的認知的確有道理呢?本篇文章我們就來分析這個問題,看一看為什么墨子既反對儒家的“禮”,又反對儒家的“樂”,他的這種認知和批判有什么樣的道理,又是否真的正確? 首先反對禮是很好理解的,因為儒家的禮雖然是對人們行為的一種規(guī)范,但這種行為規(guī)范的目的卻是想將人們階級化的,我們知道,儒家是一個比較崇尚正統(tǒng)的學派,而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還沒有完全的禮崩樂壞,周朝的實力雖然已經不斷的跌落,但對各大諸侯國的控制權還沒有衰落到極致。 也就是說,在孔子的認知當中,周王朝就是一種正統(tǒng),而周王朝對于整個天下的控制,其實就是通過散播階級觀念來進行的,表現最深的就是分封制度,從天子、諸侯、大夫、士等等將天下臣民分成不同的檔次。然后,分層次進行管理,而禮就是要讓每個層次的人學習屬于這個層次應該做的事情,讓他們學習應該遵守的禮儀從而認同并適應這種階級劃分。 此中,平民要有平民的禮儀,貴族也有貴族的規(guī)矩,這就是儒家主張的“禮”的最根本的目的,說白了就是要講尊卑上下,而講尊卑、講階級在墨家看來就是一種不平等的行為。 墨家人是不能選擇自己的出身的,有的人生來就是王公貴族,他們本身也沒有多少能力和才華,但卻依舊可以依靠的祖輩們的奮斗和功勞,占據著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這其實也沒什么,就像曾經網絡上非常流行的段子那樣,你的十年寒窗苦讀憑什么就要比得上別人祖祖輩輩的努力呢? 所以,他們生來擁有地位和財富并沒有什么錯誤,但問題在于,很多人占據著如此之多的社會資源,卻不能夠形成與社會地位對等的貢獻,也就是說,他們只是在平白無故地消耗這些資源,甚至通過對于這些資源的利用去壓榨其他人的資源,去欺壓百姓,占據公共的生存空間,這才是人們所痛恨的,而問題也就出在這里。 其實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絕大多數貴族們只是占據資源,但卻沒有對等的貢獻,這就會造成一種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而這個時候如果繼續(xù)推崇儒家所主張的禮,實際上是沒有社會根基的。 因為這種“禮”存在的前提是:每一個階層的人都能夠擁有屬于自身階層的認知,層次越高的認知就要越深,畢竟層次越高,選擇的空間也就越大。 簡單的來講就是,如果屬于底層的平民不遵守禮法,其影響是相對低的,如果不形成一定的規(guī)模則很難影響到高階層的人,但如果一個高層次的貴族不遵守貴族階層的禮法,那么,欺壓的必定是眾多低階層的人。 而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高階層的人已經率先不遵守規(guī)定,孔子以及所代表的儒家又不是真正的領導階層,他們改變不了這樣的現狀,而且人都是趨利避害的,高階層的人能夠通過這樣的方式獲得更多的利益,又怎么會聽從儒家的主張而去進行改變呢? 所以,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儒家所講的“禮”,其實是加劇了階級的分化,進而加劇了每個階層之間的不平等。可是,墨子的核心理念就是“公平”二字,而且是要絕對意義上的“公平”,比如說,他所說的“兼愛”,就是要求全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對其他的人付出對等的愛。 如此一來,大家愛自己又愛別人,最終就會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盛況,所以說,在這一方面,儒家的“禮”與墨家所提倡的“公平”是相悖的,自然會遭到墨家的反對。 雖然反對“禮”很好理解,那么,又為什么要反對“樂”呢?這就要從中國古代“樂”的概念說起了。在中國古代,“樂”其實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有的時候是單純的指音樂藝術,而有的時候又泛指一切的娛樂行為,包括文字、音律、舞蹈、美術在內的綜合性藝術,規(guī)模小的就像現在的綜藝節(jié)目,規(guī)模大的就像是娛樂晚會,比如說,春晚等。 這么看好像也沒有問題,畢竟娛樂也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是豐富人們精神世界的一種方式,從古至今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在不進行任何娛樂活動的情況下生存,那么,為什么墨子還要反對呢?其實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墨子認為這種行為對于勞動人民并沒有好處。 理論上來講確實是這樣的,我們知道,墨子代表的是一些階層比較低的人,這些人大多數都沒有固定的生活和工作,有時候幫人們看家護院,而有的時候則無所事事,所以,他們才會有大把的時間去行俠仗義。 而對于這些人來講,或者對于那些底層的勞動人民來講,辛苦勞作就是他們必須要做的事情,是他們獲得好的生活的唯一途徑。 對于他們來講,有糧食吃而不至于饑餓,有衣服穿而不至于寒冷,有空閑的時間而不至于無法休息,是他們最需要完成的目標,而對于勞動人民的這三個目標來講,“樂”能夠幫得上忙嗎?其實不能。 簡單點來講就是說,當一個人無法滿足物質需求的時候,他其實根本沒有追求精神生活的資格,而墨子所代表的那些階層較低的人,絕大部分就是那些在滿足物質需求的道路上兢兢業(yè)業(yè)的人,就是那些沒有資格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對于這些人來講,什么音樂、文學、舞蹈、美術通通都是空談,他們的目的僅僅只是吃飽穿暖而已。 所以,墨子既然是這些人的代表,對于“樂”這種對勞動人民并沒有太多好處的事物自然是沒有辦法推崇的。 再者,墨子認為這樣的娛樂活動要消耗大量的財力、物力、人力,如此一來。其實不能夠為勞動人民增加好處,同時還要耽誤他們的生產。 比如說,男人要去做這件事就會耽誤種田,女人去做這件事就會耽誤織布,官員去做就會耽誤治國,而君主如果經常去做就會變得昏庸,而且那些底層勞動人民本來就吃不飽,穿不暖,本來就整天干活沒有任何的休息時間,在這樣的時候還去做這些歌舞升平的事情又如何像話?所以,墨子認為“樂”是多余的東西。 那么,墨子這種說法究竟對不對呢?其實,我們很難明確地去說對或者不對,這是要分情況去看的。在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的時候,統(tǒng)治階層確實沒有任何的資格去追求所謂的精神生活,勞動人民就更沒有資格了,民都不聊生了,還能聊歌舞嗎?還能聊所謂的音樂美術嗎?這個時候就真的像墨子認為的那樣,只要吃飽穿暖、平平安安就別無所求了。 畢竟,當人們連自己的生存空間都沒有辦法保證的時候,誰還會去想著音樂藝術的高雅呢?但如果天下太平了呢?那太平的時候能不能做這些事情呢?對這個問題,墨子并沒有說過答案,而且人們在滿足自身物質需求的時候,去追求精神需求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沒有人的一生可以不進行任何的娛樂活動。 其實,一部分人之所以會從早勞作到晚,不就是希望自己之后的生活會過得更好一點,在以后的日子里可以有一些娛樂活動嗎?所以,追求娛樂活動是人的一種精神趨向,是不可能也不需要去斷絕的,需要斷絕的只是娛樂至死的行為,而不是追求娛樂放松本身。 當天下太平的時候,大部分的娛樂行為是需要得到支持的,也必須去支持的,這有利于民心的安定。而且所謂的“樂”,也并非只有墨子所說的耗費大量財力物力的大型活動一種,還有詩、書等許多種類,但是墨子也并沒有說哪一種可以做,哪一種不可以做,而只是說:為樂非也。 所以,墨子的這種說法其實有些一竿子打死所有人的意味。對于這一點,其實還是儒家孟子的說法更加的恰當一點:可以有文學藝術和對應的娛樂活動,但是卻必須與民同樂。 而對于“禮”的反對也是如此,對錯摻半。其實無論是哪一個時代,或者是哪一個時代的哪個國家,都不可能做到完完全全的絕對平等,人本身對于親人和陌生人,就是有親疏之分的,至少社會發(fā)展到現在這個階段依舊不可避免這種情況。 我們不可能做到愛自己和愛別人一個樣,也不可能做到對待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對待一些陌生人一個樣,這是不可能出現的事情,這是人的一種本能,所以,墨子用絕對的平等去反對儒家的階級觀念也不是完全正確的。 當然,儒家的階級觀念也不絕對符合人們的認知,以我們現在的目光來看,人生來平等,無論是什么性別、什么職業(yè)、什么家庭環(huán)境,人都是獨立的人,有自己的人格尊嚴且不容別人去侵犯,但人卻有能力的大小,有對社會貢獻的多少,對社會貢獻多的人需要贏得更多人的尊重,自然也就會有更高的社會地位。 所以,墨子對于儒家的批判太過于苛刻,而儒家理念本身也不完全正確。 因此,墨子對于儒家的禮樂制度的反對和批判,是有一定道理卻又不完全正確的。實際上,墨子與孔子所代表的學派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爭論,是因為他們對于社會的認知本質上就是不一樣的。 墨子代表的大概是戰(zhàn)國時代,而在戰(zhàn)國時代就是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所以,墨子才會從根本上就否定樂的存在,畢竟人民都流離失所了,還要天天彈琴、唱歌跳舞嗎?這豈非是滑天下之大稽?因此墨子反對樂是有一定環(huán)境背景的。 而孔子卻是出生在春秋時代,春秋時代相對來講,大家還都比較客氣,社會也沒有極端的混亂,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個諸侯國內部也是可以追求一定的娛樂形式的,所以,孔子對于禮樂制度比較推崇。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無論是儒家的主張也好,還是墨家對于儒家主張的批判也好,這兩種都是值得我們后來人進行思考的。 社會在不斷的發(fā)展,時代也在不斷的更新,每一種主張都有自己所適應的階段,但又不可能全部都適用于所有的階段,我們需要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發(fā)展背景下去選擇不同的思想,并將這種思想運用當下的社會加以結合,如此才能夠創(chuàng)造更好的未來。 就像是現在,儒家所主張的樂中的一些高雅藝術,就是我們需要保留并且傳承的,這也是我們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們后來進行文化傳承的一種載體,是讓人們在日漸豐富的物質生活中更加具有精神底蘊的一種方式。 而儒家的禮就不太適合現在社會的發(fā)展,畢竟當平等公正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人與人之間階級層次的劃分就不再合適了,沒有人會心甘情愿的生活在社會底層,也沒有人可以因為自身社會地位的高而去壓榨別人。 所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句話其實是一則真理,適用于每一種古人留下的思想主張,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諸子百家的哪一學派,他們所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給予我們思考,也就是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結果固然重要,但是在其過程中的思考卻更加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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