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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者 唐代，一個文化藝術(shù)大發(fā)展、大繁榮時期，我們在贊嘆貞觀長歌、大唐氣象的時候，我們不能不為唐代的佛門弟子敢為人先的開拓精神和堅持到底的文化毅力所折服，那是對藝術(shù)的執(zhí)著追求，是對文化探源的韌性。玄奘法師、書法大家懷素、鑒真和尚、懷仁和尚四位佛門弟子，他們在中國文化、藝術(shù)、外交史上卓越貢獻，足矣名垂青史。無論是出于責任，還是一種人生目標，總之他們把一生的精力先給給了文化、藝術(shù)事業(yè)。 《集王圣教序》原碑風貌 玄奘、鑒真，大家可能耳熟能詳，不必贅言，另外兩位懷素和懷仁是為中國書法史做出巨大貢獻的人物，懷素是草書大家，開啟了唐代狂草書風，并且留下了《自敘帖》《小草千字文》等草書作品。懷仁并不是書法家（至少應(yīng)該是懂書法，不然不可能會集王羲之書法，歷史上關(guān)于懷仁的記載太少，無可查證），但留下了一件書法史上不休經(jīng)典——《集王圣教序》碑刻，并且同碑上還刻有《三藏經(jīng)》和《心經(jīng)》。集字不是創(chuàng)作，但這一集字工作做得之認真、時間之久、摹刻之精細，竟成為王羲之行書的范本，那就不一樣了，成為不休經(jīng)典也是值得研究的。已經(jīng)有了褚遂良寫的《雁塔圣教序》，又要來一件《集王圣教序》，足矣說明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 《集王圣教序》為什么成為不朽經(jīng)典其不休就在于： 一、是唐代兩位皇帝的作序、寫記； 二、記述的是玄奘法師赴印度取經(jīng)和回國譯經(jīng)的史實； 三、集王羲之“原生態(tài)”書法。 這三點足矣成為不休經(jīng)典，所以說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懷仁和尚與玄奘同樣名垂青史。 觀摩《集王圣教序》碑 《集王圣教序》是王字次真跡可以說《集王圣教序》是王字次真跡，從懷仁集字的時間推斷具有極強的可靠性。《集王圣教序》于貞觀二十二年（647年）至咸亨三年（672年）歷時二十五年完成。試想，當時以最高級別的官家搜求王羲之遺墨，天下真跡盡得是靠譜的，因此說《集王圣教序》的原字直接采集自王羲之真跡，這一觀點還是有可靠性的，這就意味著集王圣教序》碑刻保留了王羲之書法的“原生態(tài)”。 《唐懷仁集王圣教序》碑拓局部 還有，當時內(nèi)府所藏王羲之書帖數(shù)目也相當可觀的，據(jù)褚遂良《右軍書目》記載有：
我們不要忘記，當時懷仁的集字工作是皇帝特許的，給予支持是理所當然的，借閱內(nèi)府所藏王羲之真跡是容易的一件事。該石碑所刻字約一千九百多個字，除去重復的總數(shù)大約總有一千多字，除了內(nèi)府藏品可用，的其它都是在民間尋找，這是一項浩大工程，懷仁不畏艱辛，最終成就了這件曠世大作，也許懷仁和尚在做這項工作，沒有想到了這塊石頭會不朽，那只是責任也是執(zhí)著。 歷代評價歷來人們對于《唐懷仁集王圣教序》的評價并不一致。 葉昌熾《語石》說：
宋朝的黃伯思在其《東觀余論》中說：
郭允伯說：
但也有人做反面的批評。 《唐懷仁集王圣教序》碑拓局部 而明代的董其昌則認為《圣教序》是懷仁臨仿王羲之字體寫成的，《圣教序》應(yīng)為“習字”而非集字。 朱和羹《臨池心解》說孫退谷云：
歷來書家認為，作行、草書，就在上一筆與下一筆，上一字與下一字，緊湊接續(xù)，氣勢不斷，前字后字有承啟、搭接的關(guān)系，所以同一字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寫法。懷仁把王字都拆散開來，孤立起來，另行拼湊，缺少了王字原貌精神。但是，作為集字，懷仁在集字中的確做到了“湊合展縮”的功夫，使字與字之間有一定的配合，但不可能做到“天衣無縫”。《集王書圣教序》的價值就在于復制了王羲之的行書，可以當做查王羲之行書寫法的“行書字匯”。 《唐懷仁集王圣教序》碑拓墨皇版 局部 元鄭杓和明豐坊都把《集王書圣教序》列入學習行書的主要范本，旨在臨習王羲之行書，學透了也基本能夠掌握王羲之行書要領(lǐng)，足矣！ 靜靜地矗立在玻璃盒的圣教序碑 筆者以為，書法章法的事情是不是一日之功，通過書法史名家作品學習章法布局，有參考作用，最終還是要經(jīng)過自己長期實踐得來。 ▼ ▲ 點擊圖片看鏈接文章了解詳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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