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電影《古董局中局》定檔。

毫無疑問，這部懸疑電影的同名小說作者——馬伯庸，也是電影的宣傳亮點之一。

對于新讀者而言，馬伯庸身上的標(biāo)簽是“歷史小說”作家。但老讀者卻知道，馬伯庸所涉獵的寫作范圍遠遠不只歷史類小說而已。

從2000年開始嘗試寫作至今，馬伯庸出版的作品，已經(jīng)超過30部。

與此同時，他還創(chuàng)作了無數(shù)的中短篇小說、雜文、評論以及微博上各類眼花繚亂的小段子。

有人認為，寫作是天賦者的工作，但馬伯庸或許并不完全屬于這個行列。

寫作這條路他走了二十余年，真正的出圈也不過是近些年的事情。

論寫作人設(shè)，馬伯庸應(yīng)該屬于典型的“非天才型作家”；論寫作歷程，馬伯庸卻有著“非典型的”寫作歷程。

深挖馬伯庸二十年的寫作歷程，我發(fā)現(xiàn)了他的三件法寶。

01

馬伯庸，出生于1980年，內(nèi)蒙古赤峰人，父母都是機場建設(shè)的工程師。

由于父母工作的關(guān)系，在馬伯庸的童年記憶里，他總是頻繁地隨父母搬遷至不同的城市。因為在每個城市都無法長久生活，他在童年時期很難結(jié)交到固定的玩伴。

長此以往，閱讀就成了他消磨時間的最好方式，也是最好的陪伴。

父母從不干涉馬伯庸讀什么書，因此他的閱讀范圍非常廣泛，科幻、武俠、戰(zhàn)爭、歷史……

在閱讀這方面，馬伯庸可謂算得上從不“挑食”，幾乎是拿到什么就看什么。

縱觀他的2019年書單，除卻歷史文學(xué)類書籍，還有《天氣預(yù)報》學(xué)科發(fā)展史、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甚至理工科類書籍也在他的閱讀范圍內(nèi)。

他形容過自己有“閱讀焦慮癥”，哪怕是在上廁所的時候沒有東西可看，他也會把洗發(fā)水、沐浴露上的配料成分表拿來讀。

他說：“我必須不停地看文字，不然就會特別無聊，然后陷入非常驚慌的狀態(tài)?！?/strong>

馬伯庸的閱讀量大得驚人，他表示自己現(xiàn)在一年至少讀2000萬字。

他說：“一個創(chuàng)作者要想保持創(chuàng)作熱情的話，除了靈感之外，最重要的依然是積累。甚至創(chuàng)作靈感，其實也是可以從大量閱讀中捕捉到的?！?/p>

2019年，《顯微鏡下的大明》出版，這部小說的靈感，正是來自于他在閱讀《明實錄》時看到的幾個不起眼的小案件。

這些早已被埋藏在歷史長河中的小案件被馬伯庸起底。

他順藤摸瓜、追根溯源，翻遍各種歷史典籍和參考文獻，最終將皇家、州府、商賈乃至市井小民一一串聯(lián)，編織起一部具有十足真實感的大明帝國。

馬伯庸的作品，是極具細節(jié)性的歷史小說畫卷，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跟隨著他的敘述指引，沉浸到一個真實無比的歷史場景之中。

在寫《兩京十五日》時，為了展現(xiàn)出明朝京杭大運河沿岸的風(fēng)土人情，他所研究的相關(guān)書籍、論文、報告等考古資料可以裝滿一個書柜。

正所謂，愛好閱讀不一定讓一個人成為作家，但作家一定是熱愛閱讀的。

創(chuàng)作者的想象力必然要構(gòu)筑在大量閱讀之上。

書讀得多了，才能了解不同時代，不同人身上所發(fā)生的那些掙扎與抉擇、妥協(xié)與和解，才能讓人在閱讀的過程中產(chǎn)生思考與想象，產(chǎn)生表達點什么的欲望。

也如馬伯庸說過的：“當(dāng)一個人掌握了足夠多的資料，見識了足夠多的風(fēng)景，自然便會有故事可以講，有情緒可以抒發(fā)?！?/strong>

02

小時候，馬伯庸常年獨自在家，除了閱讀，他常常在窗邊“觀賞”樓下來來往往的人群。

他說：“我童年的印象里，沒書看的時候，就趴在窗臺上看下面的人群，想象下面這些走過的人都是干嘛的：他急急忙忙地往回走，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公共汽車上坐著好多人，他們這些人彼此之間認不認識？”

這種“腦洞大開”的做法起初不過是無書可看得無聊，沒想到后來卻成為了馬伯庸經(jīng)常有意為之的一種思維訓(xùn)練方式。

只要是不能看書或?qū)懽鞯摹盁o聊時刻”，他就會采用這種方式來開腦洞。

他說：“我坐地鐵的時候，經(jīng)常人多擁擠不堪，不光沒有座位，連伸開手臂拿手機的空間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唯一能動的，只有腦子?！?/strong>

他會仔細觀察周圍的人，眼睛穿梭于周圍不同的乘客之間，腦子里琢磨著可能發(fā)生在他們身上種種不靠譜的故事。

2016年，馬伯庸出版了都市奇幻小說《龍與地下鐵》，這本書的靈感正是來自于無所事事的腦洞時刻，那時他還是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在某個加完班的夜晚，馬伯庸走進地鐵站，他覺得此時此刻向他駛來的并非是地鐵列車，而是一條龍從洞里鉆了出來。

他忽然想到，如果真的是一條龍在都市的地下鉆來鉆去會怎么樣？于是，《龍與地下鐵》最初的故事雛形也隨之而誕生：長安城的地下生活著數(shù)千條龍，居民們喜歡攀在龍背上，在四通八達的地鐵隧道中呼嘯而過。

馬伯庸并不會就此打住，而是繼續(xù)琢磨，這里穿行的龍需要食物嗎？它們吃不吃火鍋和燒烤？龍的工作年限是多久？他們有休假嗎？在龍穿行的過程中，乘客如果發(fā)生不文明的行為又需要如何處理……

一個問題的解決伴隨著的必將是新的問題的產(chǎn)生，而一步接一步的邏輯推演，所伴隨的就是新腦洞的產(chǎn)生與新一輪的推理。

這種在腦中不斷地想象與假設(shè)的邏輯推演，讓他的靈感源源不斷。

他將這樣的做法稱為一種暗地里的功夫，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看得見，但這卻是一個寫作者應(yīng)該具備的素質(zhì)和基礎(chǔ)能力。

對于寫作者而言，想象與邏輯缺一不可。

寫作之中，事件可以虛構(gòu)，但邏輯和情感必然是要真實的，它們要符合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和邏輯思維，否則將毫無共鳴，乏善可陳。

在馬伯庸看來，真正能夠打動讀者的永遠不是作品中所敘述的人和事，而是讀者從這些人身上找到了與自己的共同之處。

03

2000年初，馬伯庸開始在網(wǎng)上發(fā)表文章，他的寫作就是從模仿開始的。

他曾模仿過不少文學(xué)名家的寫作風(fēng)格，還產(chǎn)出了一系列小文章。

例如《三篇作文》，他分別以田中芳樹、村上春樹和王小波的文筆，寫了“一只小船”、“送傘”和“記一次難忘的勞動”。

這些帶著些許戲謔味道、用來自娛自樂的小作文，卻讓當(dāng)時的讀者覺得好笑又新奇，也令他開始在網(wǎng)絡(luò)上引起一小撮人的注意。

在不斷模仿中，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寫作風(fēng)格。

他說，“寫作靠天分，同時也靠積累。前者只能乞求老天爺賞飯吃，后者卻是可以自己做主。大量閱讀前輩先賢的著作，從蹣跚學(xué)步到健步如飛，才能找到自己的道。這一步是無法跳過的。”

為了能夠保證持續(xù)的寫作狀態(tài)，辭職以后的馬伯庸依然像上班一樣，保持著朝九晚五的作息規(guī)律。

每天早晨七點起床，吃早飯，送孩子上學(xué)，八點半到工作室或者咖啡廳，寫作到下午五點，然后驅(qū)車回家。

他每天的寫作量保持在3000到4000字，即便是沒有特別的命題，他也要每天寫點東西，為的是保持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寫作狀態(tài)。

談及靈感，馬伯庸覺得在落實到筆端之前，它不過都是一團混沌曖昧的思想霧氣，是一種模糊的感應(yīng)，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在腦海中去描摹出作品的每一個細節(jié)。

只有將腦海中的想法落實于紙面或者屏幕上，它才能凝結(jié)成確定的文字，靈感才會落地生根，發(fā)芽生長。

馬伯庸說：“無論你什么時候有了創(chuàng)作沖動，無論想法幼稚粗糙到了什么地步，也要先寫下來，即便是爛到慘不忍睹，至少也會給你一個可以修改的基礎(chǔ)。”

一個刪掉的爛文檔，勝過十個盤旋在腦海里的好念頭。

04

從論壇到微博，從兼職到全職，如今的馬伯庸已然成名大火，還獲得了“文字鬼才”的稱號。

于他而言，如今的成就，恰在于長久的閱讀積累，無時無刻的想象推演，以及筆耕不輟。

他將自己定性為勤奮型寫作選手，而非天才型。

他說：“一個人如果是100分的話，我覺得勤奮占80分，到了80分以上才是拼天分。但如果只有天分卻不努力的話，整個卷面也只能拿到20分。”

也正如馬伯庸給剛?cè)胄械男氯俗髡呓ㄗh：“無論寫得多不成功，至少寫完一部小說。事實上，小說寫作比拼的是意志力，咬著牙完成一部完整作品，你就體驗了一次創(chuàng)作的全過程，看到的風(fēng)景和隨便寫寫是截然不同的。”

作者丨予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