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振忠2007/10/17

    摘要：績溪民間文獻《應(yīng)星日記》以糧食供應(yīng)和民間信仰為主，從一些側(cè)面描述了此一時段民眾的日常生活，并揭示明清鼎革之際鄉(xiāng)土社會的紛亂圖景：階級矛盾與族姓紛爭，應(yīng)是17世紀中葉地方社會紛亂圖景的不同側(cè)面，族姓紛爭加速了宗族的整合，并對地方社會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通過介紹《應(yīng)星日記》的史料價值，可透視晚明清初的徽州鄉(xiāng)土社會。

    日記是記錄作者個人生活及見聞的一種史料，通常以逐日記錄的方式呈現(xiàn)，不過，也有一些日記并非每日記錄，而只是在有事值得記錄時方才撰寫，其間隔或則數(shù)日，或則數(shù)月，有的部分甚至遠隔一年。在近年發(fā)現(xiàn)的徽州民間文獻中，這幾種形式的日記都頗為常見。譬如，明清鼎革之際的《應(yīng)星日記》，就是非逐日記錄的日記。

    2001年11月，我赴安徽省績溪縣上莊鎮(zhèn)宅坦村考察，購得當?shù)鼐幾氲摹锻ü沤瘛芬粫?，發(fā)現(xiàn)其中收錄有節(jié)選的《應(yīng)星日記》，展讀之余，深感極具史料價值，后承宅坦村長胡維平先生的幫助，復(fù)印到曹助銓轉(zhuǎn)抄的《應(yīng)星日記》。復(fù)印件計26頁，前兩頁為1949年曹助銓的說明：

    我在童年，記得每于夏夜，與二三鄰近學友橋畔乘涼，或以溪沿散步，往往聽到族中長老閑話明末清初時族人和旺山石姓有劇烈村戰(zhàn)，關(guān)于這些地方英雄事跡，使我聽到最欣然入耳，而所談?wù)?，未能其競，僅大概略知。后悉曹、石二姓紛爭事，我二十三世祖應(yīng)星公日記中記載甚詳，在當時搜稿難得。作商后十載，于茲春間還鄉(xiāng)，一日，誠誥，(洪卿)、誠之(虞臣)二長，于居易軒偶談起應(yīng)星公為博學儒士，我族康熙丁未修譜，公力最多，而對地方大事，最喜勤記。時正當鼎革之初，亂賊紛紛，似較目今尤甚，日記事實已隔三百余年，堪可作地方史料，并云其原稿在春木(樂靜)師長處珍藏，囑我可向借觀閱。我惟顧該稿可貴，誠恐不能輕易借人，故趨字托伊兄春余(愜誠)公前去(與我共賈鳧山、夙交誼厚)，略(云)：樂靜吾師，應(yīng)星公日記原稿，請借一觀，知珍藏之本，絕不轉(zhuǎn)借他人。得復(fù)：該記原稿遺失多年，深惜不可再得。并蒙指示：含章伯有節(jié)略抄本，可向步端侄處借閱，益可同受。復(fù)托誥公借來，果見其中記載地方事很多，所恨已事未錄，而對紛爭一節(jié)，記載最詳，使后人閱者，頓知始末。今將該記全部抄錄于下，并另查星公一名士達，字聚所，一字顯卿，號近斗，又號拱宸，為我二十一世祖璉公之孫，二十二世叔祖世元公之第三子也。公對地方建設(shè)事及“曹石紛爭”，在場族人派別、年齡、性情及每人大概，查以補志篇后。

民國三十八年已丑夏部三助銓識于鳧山。

從上述的說明來看，抄錄《應(yīng)星日記》的曹助銓是民國時期的一名徽州商人，曾服賈鳧山(在安徽省旌德縣)。《應(yīng)星日記》一書，前一部分記載了從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起至清朝順治九年(1652)歷時38年間旺川村所發(fā)生的重大事情。除少數(shù)年份無可考外，幾乎每年均有事記，一些年份甚至是逐月逐日記錄。后一部分附錄的《曹石爭殺原委》，記錄了南明弘光元年(1645)發(fā)生在七都一帶的大規(guī)模宗族械斗。這些內(nèi)容，生動地展示出17世紀前中葉績溪西部的社會歷史，是反映基層社會實態(tài)的珍貴史料。1999年7月，曹立鴻將之收入《旺川古今》①，但在收入時，對之作了刪節(jié)，即“將不宜于村與村之間團結(jié)的文字刪除”②。

從譜牒資料來看，《應(yīng)星日記》的作者曹應(yīng)星為康熙六年(1667)旺川《曹氏宗譜》之主纂，據(jù)曹有光的譜序稱，其人“素志好學，沉酣典故，而于余族之事尤為詳識博考，性質(zhì)直，不喜妄附榮利。其修譜一以祖宗手錄墨本為據(jù)，而又考證于安厝之墳塋、碑銘之紀述。務(wù)期傳信，不敢存疑。上至大九公，下逮今日之童孫幼子，源流支派，分晰詳明，生歿婚娶，考核精至”，“可謂殫厥心力”③?！稇?yīng)星日記》后附《曹石爭殺原委》，敘述了二姓爭殺的過程。在這場曹石相殺的糾紛中，曹應(yīng)星是當事人之一，故而對于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非常清楚。有關(guān)官司訴訟過程中的種種使費，也記錄得相當詳盡。

一、績溪七都旺川村的曹氏家族

    旺川地屬績溪七都，“七都”有廣、狹二義，廣義的“七都”是指績溪縣七都所轄地域范圍內(nèi)的各村，清乾隆《績溪縣志·輿地志·隅都圖》中七都所轄各村如下：“旺川，石家，暮霞，曹村，黃會山，湖西村，陽干，李家，葉村，大坳土，中潭，廟子山?！鼻宄尽犊兿h城市坊村經(jīng)理風俗》④第16課《七都》亦曰：

七都首村是旺川，石家暮霞曹村連，

湖西村與大墈上⑤，后村上坦楊桃坑，

黃會山前廟子山，葉村李家及田干，

鮑家寺后并中屯，胡家土黨與上田沖，

下舍潘家又乾村，仍有地名江塘沖。

《績溪縣城市坊村經(jīng)理風俗》為乾隆以后的抄本，可見，“七都”在乾隆之后所轄的村落仍在分置和增加。但旺川為七都之首村，這一點并未有所改變，所以一般人又稱七都之首村——旺川為七都，此乃狹義之“七都”⑥。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曹文埴的《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記》記載：

績之旺川一世祖大九仲經(jīng)公，與埴之一世祖大十仲綱公．及祁之一世祖大十一仲維公，兄弟也。……我族□始祖大九公遷績，五傳伯四公來旺川，披荊斬棘，未有寧居，……因之基業(yè)財產(chǎn)，宏開學昧，創(chuàng)祖屋，奉香火，崇祭祀。又三傳仕孫公等，創(chuàng)造宗祠，嚴立祖規(guī)。于時未登仕籍，凡一應(yīng)鐘鼓樓閣以及門楣閥閱、石鼓槽門之制未備，懼僭也。自時厥后，敦尚詩書，加意顯揚，初由佐貳雜職小試經(jīng)綸，而志第公由大學晉秩益王府長史，志寧公三登賢書，由鎮(zhèn)平縣令升武定府推官……

曹文埴是徽州歙縣雄村人，進士出身，曾為戶部尚書，為清代前期著名的官僚。這一段話主要提供兩個方面的信息：其一，績溪旺川曹氏與歙縣雄村曹氏出自同一祖先；其二，在“仕孫公”之前，還只是將香火設(shè)在祖屋內(nèi)，亦即只有香火堂。根據(jù)乾隆《績溪縣志·方輿志》的記載，大族與小族的很大區(qū)別之一為是否建有宗祠⑦，因此，旺川曹氏在績溪縣西部地域社會中原屬小族，這一點應(yīng)當沒有什么疑問?！笆藢O公”之后，曹氏雖已“創(chuàng)造宗祠，嚴立祖規(guī)”，但對于與之相匹配的相關(guān)禮制仍不敢擅用。這說明在明代旺川曹氏宗祠剛剛創(chuàng)建不久，連家族成員也自感與大族的身份尚有相當大的距離。另據(jù)曹誠謹《民國會修曹氏統(tǒng)宗譜啟》：

……趙宋三遷至績[文澤公長子大九公宋初由婺至績，是為曹氏遷績之始]。枕會山而襟昆水，以旺名村[先進登三圣之巔，遙望我族曰：此興旺地也，因以旺川名村]。造祖屋而奠宗，其靈在井枋[卜居后先造祖屋，為奠安香火之所，屋后有靈井，大旱不竭，旺川發(fā)源地也]。明嘉靖諭民間建宗祠，祀始祖列宗，大拓丕基[我族宗祠創(chuàng)造于前明，遵嘉靖諭旨，先進煞費苦心焉]。清順康計派下登科第已數(shù)人，故老重修家乘[先進孝廉志寧公、六行公，進士有光公皆與修宗譜，時在明季清初]。斷自大九公為始遷之祖[有光公偕本派儒生應(yīng)星公及同宗進士鳴遠公先后考派，著有《統(tǒng)宗序》及《辯疑》四則，斷自大九公為一世祖，群疑始釋]。群以康熙譜為世守之書[明嘉靖譜多遺漏，萬歷譜多附會，經(jīng)康熙譜厘正詳明，始成一家之信史]……⑧

    這進一步說明，曹大九遷居績溪是在宋初，而旺川曹氏始建宗祠，是“遵嘉靖諭旨”。所謂嘉靖諭旨，當指嘉靖十五年(1536)明代家廟祭祖禮制方面的改革，此次改革，引發(fā)了民間修建宗祠祭祀始祖的高潮⑨，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旺川曹氏不失時機地建造了宗祠。不過，在上述的這段記載中，作者曹誠謹對于明代的兩部族譜頗不以為然，認為它們不是遺漏多多，便是附會連連⑩。故而在他所編的《曹氏宗譜》中，雖然收有萬歷譜的部分內(nèi)容，但卻基本上未見嘉靖譜的多少痕跡，證之以前文曹氏“懼(怕)僭(越)”的記載，顯然，在明代，旺川曹氏的宗族組織應(yīng)當仍處于調(diào)整之中。

    前揭曹文埴的《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記》指出：曹氏一族“初由佐貳雜職小試經(jīng)綸，而志第公由大學晉秩益王府長史，志寧公三登賢書，由鎮(zhèn)平縣令升武定府推官……”。也就是說，族中成員最初主要是出任一些佐貳雜職，直到曹志第和曹志寧二人時，情況才稍有改變。曹志第初任山西藩幕，后攝交城、禹縣兩縣事。曹志寧于崇禎三年(1630)，在北闈中舉人第一百零二名，薦選河南鎮(zhèn)平知縣，后升云南武寧府推官。盡管長吏、推官在明代官僚體制中并非顯職，但這顯然極大地激勵了旺川的曹姓族人。為此，他們“敦尚詩書，加意顯揚”。旺川村內(nèi)早于萬歷四十七年(1619)就由曹志讓、曹志寧等捐貲起造了文昌閣，祈愿闔族文運昌盛。崇禎十二年(1639)，又立文昌會，族中參與文昌會的讀書人共計30人，每人出銀五錢。此后，即使時逢兵荒戰(zhàn)亂，旺川曹氏也仍然弦誦不輟，在科舉方面孜孜努力。功夫不負有心人，晚明清初，族內(nèi)“入學”和“補廩”的記載絡(luò)繹不絕。對于入學者，族眾照例要“送彩儀”，并在“祠內(nèi)演戲開賀”。

    而在另一方面，清代以前，旺川曹氏并沒有顯赫的家世，以及多少現(xiàn)實的科舉奧援。因此，他們積聚實力的手段主要是在商業(yè)上的嶄露頭角。上揭乾隆末年曹文埴的《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記》提及：“因之基業(yè)財產(chǎn)，宏開學昧，創(chuàng)祖屋，奉香火，崇祭祀?！逼渲械摹盎鶚I(yè)財產(chǎn)”，從族譜、方志資料來看，應(yīng)當就是指從事商業(yè)經(jīng)營積累的財富。

    明清時期，徽州需要從皖南的其它產(chǎn)米區(qū)輸入糧食，在這一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些徽州糧商。生于明成化十三年(1475)的旺川人曹顯應(yīng)，便是一位著名的糧商，他在歙縣縣城開設(shè)了萬年米行。嘉靖三十七年(1558)，84歲的曹顯應(yīng)去世，兩個兒子繼承父業(yè)，生意經(jīng)久不衰，相繼在歙縣深渡、街口、浙江淳安縣城、威坪鎮(zhèn)和昌化等地開設(shè)了萬年米行分號。而從《應(yīng)星日記》來看，清初曹氏在旺村村內(nèi)還開有當?shù)辎稀?/span>

    曹顯應(yīng)父子等熱心于各類公益事業(yè)。譬如，歙縣城北揚之水上的萬年橋，據(jù)說是由曹氏為主捐資興建。他們還出資鋪設(shè)了從旌德西鄉(xiāng)至績溪縣臨溪碼頭的石板路，七都的文濟石橋、延福石橋，八都羊須坑石橋、馬鞍山嶺路及樂安亭，崇福寺佛堂和茗堂庵、縣城城隍廟，長安鎮(zhèn)道路等。曹氏父子在旺川家鄉(xiāng)建有義倉，濟困扶貧，購置學田，資助村民子弟讀書。曹永輔還在績溪縣城西關(guān)，建造了一處艮山書屋，供讀書人住宿膳食⑿。曹顯應(yīng)的曾孫志讓，在從七都到府城的路上，修了一座太乙橋⒀。旺川西北有黃山余脈大會山，楊桃?guī)X位于大會山主峰以西，是歙縣和績溪通往旌德西鄉(xiāng)的交通古道，“蠶叢荊棘，行者艱焉”，為此，旺川曹世科獨力修砌石板路十余里，遂成康莊⒁。從修橋補路的諸多善舉中，可見旺川曹氏一族在經(jīng)濟上的嶄露頭角。

《應(yīng)星日記》萬歷四十五年(1617)條載：“是年縣報大戶領(lǐng)銀買官谷。毓葵伯、敏蒔叔二人名目”。崇禎八年(1635)九月，“又飭大戶買官谷”。“毓”字為曹顯應(yīng)的曾孫輩，可見，17世紀前期，旺川便有“大戶”聞名于績溪。從中，更可看出旺川曹氏一族的經(jīng)濟實力。

二、《應(yīng)星日記》所見晚明清初的徽州社會

    雖然萬歷《績溪縣志》和康熙《績溪縣志續(xù)編》尚存有傳本存世⒂，但我們對于晚明清初的績溪社會了解相當有限，特別是對旺川這樣的僻野荒陬更是所知甚少，而《應(yīng)星日記》恰恰可以在一些方面彌補此類的不足。

    1、晚明清初民眾的日常生活

    乾隆《績溪縣志·方輿志》記載：“績溪隸于徽，而田疇不逮婺源，貿(mào)遷不逮歙、休寧，其土瘠，其民勤，雖與沃壤為股肱，而思憂思勞，獨戔戔乎有唐魏之遺焉?！蓖怼帮L俗”引曹有光縣志序曰：“績邑于徽稱最小，而特當入徽之沖，績邑與歙為接壤，而獨受多山之累，且南轅北轍，惟績鮮挾貲之游人，而山壓水沖，偏績有難耕之確土?！雹赃@些，都反映了績溪土瘠民貧的困境?？兿侨奔Z的縣份，對于當?shù)氐募Z食作物，乾隆《績溪縣志·食貨志·物產(chǎn)》僅有簡單的記載：“谷之屬，秈谷，杭谷，橘谷，大麥，小麥，喬麥，芝麻，豆，粟，穄?！倍稇?yīng)星日記》則記載有多年的糧價及其它的食物價格：

    從下表所載糧價來看，晚明時期旺川一帶的谷價漲跌不一，一般都在8分至1錢6分之間波動，總體上則漸趨上揚。不過，到崇禎十四年(1641)，突然飆升至3錢6分。稍后略有回落，到順治九年(1652)，則升至4錢。占谷的價格，只見于天啟三年(1623)至崇禎二年(1629)，一般都在1錢至1錢5分波動，只有天啟七年(1627)漲到2錢3分。小麥的記載雖較占谷為多，但也顯得斷斷續(xù)續(xù)，一般都在6分8厘到9分之間徘徊，直到崇禎六年(1633)才超過1錢，及至順治九年(1652)，則漲到每斗2錢6分。黃豆的記載只見有4年，都在崇禎二年(1629)以前，與其他的糧價趨勢一樣。由于順治五年至八年的所有糧價完全缺乏，我們推測這一段時間內(nèi)糧價的可能走向——順治九年社會安定下來，才有谷、麥乃至有此前未曾見諸記錄的豬肉和牛肉之價格，空白期的價格可能較順治九年要高，而順治九年或許只是社會漸趨安定之后的價格。

    由于徽州的糧食供應(yīng)取自境外，糧食輸入主要有幾個途徑。明末江天一在《厘弊疏商稿序》中指出：“吾郡處萬山中，所出糧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給，遠自江、廣數(shù)千里，近自蘇、松數(shù)百里而至，納鈔輸牙，舟負費重，與所挾貲準，以故江南米價徽獨高。然自數(shù)境來者，杭、嚴兩府，實司咽喉?！雹忠虼?，其糧價的波動，既有江浙一帶的影響，又有著績溪當?shù)氐囊蛩?。江浙一帶的動亂。直接影響到糧價的供應(yīng)。而地方不靖，也會給運道的暢滯帶來不便，從而導(dǎo)致糧價的上漲。“自蕪湖至徽，一路群盜肆劫，商旅晝斷”，崇禎二年(1629)設(shè)徽寧兵備道，移駐旌德縣⒆。順治二年(1645)，江天一的《老竹嶺募修石關(guān)小引》曰：“……老竹嶺為新安入浙大門戶，孔道四出，較他途為扼要?！瓗X之半有新橋，四面僻路，皆為伏莽之窟，僅一線往來，勢不能飛越，巨商大賈，每值歸途，靡不驚心動魄，時遭劫掠之苦?！雹孛髑宥Ω镏H的兵燹戰(zhàn)亂，顯然也會對糧食的運輸形成威脅。

除了交通路線外，自然災(zāi)害通常情況下也對米價有所影響。曹志寧《太乙橋碑記》：“鄉(xiāng)之人因進余日：庚辰、辛巳歲大歉，斗米千錢，我邑弱者多菜色稱莩，豪強不免斬竿為盜矣。”[21]一般來說，影響米價的災(zāi)害主要是水旱之災(zāi)，而從萬歷四十三年(1615)至順治九年(1652)計38年間，大旱有3次[22]，大水有1次[23]。不過，崇禎七年(1634)“六月，大水”，但災(zāi)害對米價的影響似乎并不大。這只能說明績溪的糧食主要靠外地供應(yīng)，本地災(zāi)害對于糧價的影響微乎其微。

民以食為天，糧食供應(yīng)是民生的基礎(chǔ)，在此基礎(chǔ)上，人們還要追求精神層面上的心理需要，而民間頻繁的信仰活動，便是人們尋求心理寄托的一個途徑。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引萬歷舊志曰：“近士大夫喪祭遵文公家禮，不用浮屠，然民間尚多沿舊習者?！盵24]從《應(yīng)星日記》的描摹來看，晚明清初旺川一帶的民間信仰活動極為活躍：

    此類的祭賽活動，或在曹氏宗祠內(nèi)部展開，或則以村社乃至鄉(xiāng)都協(xié)作而行。有的規(guī)模相當之大，如明崇禎十四年(1641)六月，“做瘟齋，接觀音大士”。據(jù)該條后的“計開丁數(shù)”：

    珙公壹百式拾肆丁  鄉(xiāng)公玖十柒丁    科公陸拾叁丁

    元公壹百式十式丁  蹈公壹百壹拾五丁    王曾公陸拾肆丁

    煛公叁百拾陸丁  二分壹百式十式丁    三分壹百零五丁

    四分柒拾捌丁    中門壹百壹拾五丁    下門式百式拾捌丁

    外姓壹百五拾丁    家人叁百式十式丁    畢姓叁拾壹丁

    汪家柒拾壹丁    上田沖壹百肆拾陸丁    楊桃坑壹百五拾四丁

姑婆沖肆十丁    下舍式拾壹丁。

以上共計肆仟肆伯肆拾伍丁。

    另據(jù)上表所示，崇禎十七年(1644)的保安善會，也有1672丁參與。

    績溪民間俗有“七都觀音八都會”之諺，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風俗》：“閏年，民間十日致齋，建善會，造龍舟，分方隅祀五帝以禳癘疫?！奔螒c《績溪縣志》卷1《風俗》追述先前的風俗曰：“閏年于六月中，闔城卜日致齋造瘟丹，分方隅祀五方神，并祀張睢陽殉難諸神，名曰善會?！鼻宄尽犊兿h城市坊村經(jīng)理風俗》第34課亦有類似的表述。而根據(jù)當代人的回憶，旺川為七都之首村，每逢農(nóng)歷閏年的六月中旬，都要舉行為期十天的賽會，稱為“六月會”。該六月會的內(nèi)容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觀音會，亦即置觀音閣于曹氏宗祠的正廳上，以迎接觀音大士降臨人間，護佑一方百姓，解難消災(zāi)；二是太子會，以紀念隋末汪華——汪公大帝的第三太子汪達，頌揚他舍身保衛(wèi)家鄉(xiāng)的精神；三是善會，又稱船會或保安善會，主要是紀念唐朝安史之亂時，死守睢陽十個月，江淮賴以保全的張巡(東平王)、許遠(乾勝王)等英烈[25]。以上參與此次瘟齋接觀音大士之活動的人丁竟有4445丁[26]，可見其規(guī)模之大。南明弘光元年(1645)六月起曹氏與鄰村石氏的相互仇殺，即因此而起(詳后)。

    2、明清鼎革之際鄉(xiāng)土社會之紛亂圖景

    明清鼎革，在績溪方志上有所反映。乾隆《績溪縣志》載：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闖賊李自成陷北京。五月，福王稱帝于南京，明年改元弘光。順治二年乙酉?；罩莞何逶拢蟊舷?，弘光出亡，改直隸為江南。九月，總兵張?zhí)斓撊胛腋?，前修撰金聲死之?？兿h：重建縣正堂景蘇堂、脈石亭、贊政廳、大有庫、譙樓，預(yù)備倉更名常平倉。

六年己丑?？兿闪刻锿痢?/span>

上述縣志的記載頗為簡略。相比之下，《應(yīng)星日記》的描述則更為詳細：

    (崇禎十七年)四月間，北京兇信，祠中為崇禎帝起靈，生員、監(jiān)生、耆老、排年哭拜三日始除服。

    七月，眾議下南京效勞科缺，共去十一人。次年，南京失守，俱逃回?！?/span>

宏光元[二]年四月，宏光出亡。七月，福建立隆武帝。……九月間，兵至涇縣考坑，村中人心惶恐。各家打窖，藏衣谷等物。二十一日，兵至楊灘扎營。二十二日，過鎮(zhèn)頭，守兵四散亂逃。中午，過犟嶺，至縣校場，提了金翰林、江天一，送至南京。二十三日，下府眾官俱逃去。溫四府自刎后，我村中人漸漸回家。十月，大兵又上徽州。五都楊灘等處焚擄一空，殉屋，折毀棺木作馬槽用。十一月，……因兵亂，各家打窖動土。

    對于明末清初的動亂，績溪旺川人除了做齋、演戲、酬愿、打窖藏物外，還采取了不少應(yīng)對措施：一是練兵習武?；罩輾v來就有習武的傳統(tǒng)。早在明嘉靖年間，知府何東序就議行保甲，以備防守。萬歷二年(1574)，兵備道馮某令每一里中選有身家德行二人，充為捕詰官，于地方選子弟兵二十名，逢五逢十練習技藝一次，余日各安生理，一遇有警，鳴鑼為號，子弟兵、保甲人等各赴捕盜官處，齊集應(yīng)援[27]。崇禎五年(1632)十一月，“熊知事奉上諭團練鄉(xiāng)(兵)六十名，著各鄉(xiāng)助餉”。崇禎八年(1635)，“本縣熊知事著報營長，閣[閤]眾請教師在祠內(nèi)習武，并習練槍棍”。二是邀會集社自衛(wèi)。弘光二年(1646)，“聞都內(nèi)人紛紛逃避”，旺川曹氏族人立“保身會”，而后來與他們對立的一方——張、曹、石、汪四姓，則立“忠義社”[28]。據(jù)《應(yīng)星日記》記載，稍后，“族人又立一會，名尚義社；家人立信義社名目。尚義社：光嵩、光文、光韜等八十余人。信義社：文光、社保、大林、寄社，觀盛共式百余人”。此處的“族人”，顯然是指旺川曹姓，而“家人”似指曹氏的佃仆。三是加強巡更。崇禎十七年(1644)，“眾議造柵門，因世風不靖，以便巡更”。做齋、演戲還愿，主要是滿足人們在動亂時期對安全的心理需要。而練兵習武等，則是為了自保身家，但這也為地方社會的糾紛埋下了伏筆。

    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南下。休寧義士金聲起兵抗清，績溪人舒應(yīng)登等響應(yīng)。夏，金聲修叢山關(guān)并率軍據(jù)守，相持數(shù)月，大仗13次。九月，清兵繞新嶺攻績溪縣城，金聲率兵回援，因原明御史黃澍乘夜開城降清，金聲被俘，就義于南京[29]。

    在清軍進入徽州的紛亂之際，鄉(xiāng)土社會出現(xiàn)了失序的狀態(tài)。順治三年(1646)，旺川一帶傳聞徽州府東山營聞知七、八都尚有多數(shù)人未剪發(fā)，“有不服清廷者”，“要發(fā)兵來剿”，于是“各家驚惶”。一時間，土匪肆虐。不僅是盜賊，甚至連族中的不肖也“起會搶谷”。官兵更是藉機頻頻勒索[30]。與此同時，地方上固有的矛盾藉著官府權(quán)力的真空而暴露出來，在這種復(fù)雜的背景下，發(fā)生了“曹石爭殺”的慘劇及纏訟多年的糾紛。

糾紛的起因是弘光元年(1645)六月的保安善會。該月二十二日，三王廟合都做保安善會，二十二至二十四的三日凈街，二十五日登舟。當時，由中屯馮社寄為齋官。中屯亦即前述的中潭(“屯”、“潭”音近而訛)，為績溪七都所轄的一個村落。而“齋官”是指廟會中的主事者，每年由各村輪選值事。當值齋官的主要職責是籌備廟會，帶頭捐獻、勸募、主持慶典、演戲挑選劇目等。據(jù)說，推選齋官的辦法各村不盡相同，有的地方以30歲(而立之年)者當值[31]，因此，齋官往往血氣方剛，容易因瑣事發(fā)生糾紛。

保安善會的程序有幾步，即凈街、登舟等。在登舟時，因僧人通濟未點光就下溪，被眾議罰紙。當時旺川的曹應(yīng)巖“管總，私護僧通濟”，引起忠義會(由石、張、曹、汪諸姓組成)之首領(lǐng)、中屯人曹宗啟等的不滿，他們天天在廟中尋事起釁，并毆打曹應(yīng)巖。此后糾紛愈演愈烈，到送圣燒菩薩時，旺川村中保身會的曹光京等百人，各帶兵器前往觀看。而對方的曹宗啟、石可褒和張世俊等，也都持有兵器。等到送神結(jié)束，雙方彼此互殺。旺川人先行退場，對方見旺川村人心不齊，曹宗啟趕來，將旺川村的曹光圣背上斫了一刀，后者逃回旺川。

    二十九日，與旺川對立的一方——石可英等在廟中議事，要罰旺川村銀一千兩，后由曹宗旺出來調(diào)處，曹毓柏、曹應(yīng)試和曹應(yīng)星三人答應(yīng)支銀十兩，對方回信不肯，而且指名要取曹應(yīng)錫、曹星老、曹應(yīng)參三人的首級。當日中午集合千余人，在下曹村祠坦上搭臺，石可英、曹宗啟為將，汪顯龍為軍師，張世杰為先鋒，殺到旺川村文昌閣邊，燒了曹光祖、曹應(yīng)星、曹星老、曹光衡、曹光星、曹應(yīng)錫、曹應(yīng)參等住屋八堂。當時，附近的八都，五都人見火光燭天，都來勸和。在勢力懸殊的情況下，旺川村人被迫答應(yīng)支銀五百兩、豬十只、米十擔。及至夜間，曹應(yīng)參、曹應(yīng)錫和曹星老等人集議，“誓不甘心，難平氣憤”，紛紛召外人相助。于是，他們召集族中并家人四五百人，又往馮村、坦川汪姓雇七八十人。曹光浩還出縣請友助社數(shù)十人，請來城內(nèi)大灶兵四十余名，共同抵御對手。

    次日，石可英等人分兵五路，把守各處要隘，雙方形成僵持局面。相持到午后，因?qū)Ψ降讲艽宄燥?，去者大半，旺川村人殺出，斬人焚屋，大敗對手。從此，村中晝夜防守。石可英與曹宗啟等下府告狀，旺村人亦下府批詳。當時，爭殺雙方都向官府呈詞，如旺川的呈詞曰：

具稟曹宗祠為土寇焚劫事：緣七都大寇石槐芳子可英、可褒，富豪數(shù)萬，惡霸一方，白占田產(chǎn)，強奪房屋，淫人子女，逼收良民，實屬罪大惡極。今值國家鼎革，乘機倡亂，膽敢聚集大盜曹宗滿、吳守文、汪顯龍、胡世倚、張世俊、王元勤、高四老、張顯老、曹宗啟、祝百子、僧海松等，并協(xié)從十余人，于前廿九日登臺，拜曹宗滿、宗啟、世俊、元勤為將，拜顯友為軍師，海松、百子、世倚為先鋒，可英自稱為主帥，各執(zhí)兵器，將我村團團圍住，并放火燒屋八宅、恣行劫殺，刺傷多命，族畏其兇，莫敢與敵。于次月初一又復(fù)提刀威嚇，逼餉銀五千兩，分兵五路，要首級三顆，幸三、四、五、六、八都并市坊大社數(shù)十人齊動公憤，來兵救援，陳殺張世俊、祝百子、王元勤、僧海法等，仍渠魁未殲，余黨奔竄，希圖復(fù)聚再舉，誠恐一族生命莫保，伏乞轉(zhuǎn)申府道，急剪寇黨，以甦一方之命，為此激切控告。

呈詞將對方指作“土寇”、“寇黨”，聲稱這些人是藉“國家鼎革，乘機倡亂”。而石可英等的呈詞則是《為仇謀倡亂夥寇焚劫殺命屠尸生死冤慘奔叩救剿事》，也同樣是以“倡亂”作為攻擊對方的藉口。

    不過，此時正值天下擾攘之際，弘光政權(quán)自顧尚且不暇，自然無法管到績溪七都一隅。在無法以武力戰(zhàn)勝對手的情況下，解決的途徑只能是通過部分官員和鄉(xiāng)紳的調(diào)解。如閏六月二十日，“賊黨至歙縣，賄官洪明偉、生員洪子升及洪洪魁、黃在田等四十余人來村脅和，我族義不與和。七月，又托縣中棍黨生員周調(diào)鼎十余人講和，并仝中屯張家正覺寺整酒賠禮，接應(yīng)臺兄、福老弟仝去。是后，石、張家人才敢歸家。八月中秋，族中家人往張家看戲，石、張又整酒請文興、觀盛等三四十人”。此處的“賄官”、“棍黨”等，為殊語中常見的詞匯，是民間訴訟中丑化對手的蔑稱。從中可見，在劍拔弩張的情況下，私下的間接接觸與溝通仍時斷時續(xù)。

    順治二年(1645)“九月大兵南下”，清政府在績溪建立了政權(quán)。不過，清軍入徽之初，政權(quán)并不穩(wěn)定。順治二年，舒家巷人舒國琦(塾師)之侄，夜持菜刀，越墻入縣衙，殺死清首任知縣侯憲武?？h署誆報涇縣竄匪襲衙，侯抵抗身亡，并建侯公祠、墓[32]。順治八年(1651)“正月，縣辦保甲，又出示收關(guān)稅”。順治九年(1652)，“我村(旺川)議做柵門并巡更、防守。應(yīng)錫弟立排門冊簿，日夜點查。毓柏叔請眾斯文赴縣，請縣主申文與胡總鎮(zhèn)，求發(fā)兵六十名。以三十名扎三王廟，以三十名扎楊林橋。后賊黨聞?wù)埞俦?，逃人旌德及歙縣行劫。又大盜葉風老在嗣后打劫，保正王監(jiān)邀眾至廟頭山捉出插死，余盜逃歙。府內(nèi)發(fā)兵，殺死五六十人，地方漸平”。順治九年三月，“郭縣主至八都，會二府捉盜，轉(zhuǎn)回至我村，斯文進見，公舉毓柏叔館祠內(nèi)，為約正，光宇侄為約副，光憲、嘉昌、光大、光冕、應(yīng)日韋、應(yīng)助、光賢、光朋諸人為甲長，應(yīng)祿為保正”。順治九年“六月，二府奉院差下鄉(xiāng)，點十家排，九年分戶曉單”。順治十年(1653)，知縣朱國杰編立門牌，僉點保正、甲長，嚴飭舉行[33]。此時，清朝官府通過先后任命的約正、約副、甲長、保正等，編立門牌，從而完成了對地方社會秩序的重建。

    與此同時，曹、石雙方仍在為先前的仇殺而嘵嘵不休。順治三年(1646)六月，在“曹石相殺”事件中殞命的祝百子之母朱氏，將旺川曹大老、曹應(yīng)錫、曹應(yīng)參、曹應(yīng)星、曹應(yīng)祥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胡姓二人(胡觀祥、胡世蓋)共七人，告上徽州府及道院，前后共五狀，纏訟數(shù)載，旺川方面花費在該場訴訟官司中的費用多達五百余兩。雙方你來我往，旺川曹氏的訴詞為《為逆黨漏網(wǎng)反肆唆誑事》，而祝家的催詞《為財勢抗藐懇賞手提事》，曹氏催詞為《為奸黨抗延懇恩賜審事》。到當年八月，曹氏抄出的官府參語：“審得去夏以世變遷，人因恣縱奸宄，從而播弄，聚眾結(jié)社，名為御亂，實為倡亂。其中彼此競力，互相擅殺，種種為非，莫可窮詰?！彼哪甓?，祝氏又以《為殺人大冤事》復(fù)告按院，并發(fā)府刑廳嚴審究報。二月初十日抄出參語：

……審得曹大老、石可英等，蓋鄉(xiāng)民之雄黠者，當新安未順之日，各招集多人，名日立社，以保鄉(xiāng)村，實陰寓不軌，用抗王師，所以亡命之徒，恒爭先附入，稱戈比干，?？煲粫r。文武豈知負固之罪，未彰于天討、先受禍于蕭墻。祝阿朱之子祝百子，因以為石氏之先鋒，肆虐曹姓，無厭之求，已寒村人之膽。曹非弱族，同有社黨，自擅雄尊，安敢相忘于無敵乎!故百子縱為血氣之勇，罔識進退之術(shù)，眾潰之后，身斃重刃，此自作之孽，咎誰與歸?祝阿之仇恨于大老等，以俗人之見論之，未為蔓及，究所由來，百子乃可英之羽翼，可英雖未殺百子，而百子實因可英而死也。倡亂作祟，王章難貸，奈系赫前往事，不敢為明旨違，亦不應(yīng)為阿朱憫也。但于煢煢老婦，衣食無資，姑于曹、石兩姓量斷養(yǎng)瞻[贍]銀四十兩，以斬葛藤。惟大老、可英等結(jié)社起釁，各擬一杖不枉。

在這里，官方將“曹石相殺”事件定性為“陰寓不軌，用抗王師”、“倡亂作祟，王章難貸”，令旺川曹大老、石家石可英合出養(yǎng)贍銀四十兩，支付給曹石沖突中斃命的祝百子之母祝阿朱。四月，旺川I曹毓柏到徽州府贖罪，并支給祝阿朱銀二十兩。但到十六日，石可英又到按院告狀，將曹大老、曹應(yīng)錫、曹應(yīng)星、曹應(yīng)祥等人列為被告。五月，旺川曹氏再次下府訴詞，石可英托刑廳書手江承元講和，“使費對認”。十九日，雙方同至汪王廟“對神剪生為誓”，再立議約：

    立議約人石聯(lián)桂、曹大老、應(yīng)錫等，原因祝百子前年夏月身死，其母祝阿朱氏控告按院，送刑廳蔣四爺臺下審，于曹、石二姓各斷給主銀廿兩，致石因給主復(fù)告按院，亦蒙送刑廳老爺臺下，其給主銀，業(yè)已遵斷完納，憑眾親友勸諭調(diào)息，二各輸誠，洗心明神。和息之后，兩不得懷挾私仇，所有告和紙罪使費等用，二各均出，此系兩愿，如有反悔者，憑親友議罰銀卅兩助修城隍、汪王廟宇，今恐無憑，立此議約二紙，各收一紙為照。

    順治四年五月十九日立議約人石聯(lián)桂、曹大老、應(yīng)錫、應(yīng)祥、應(yīng)星

居間  石廷桂、曹正仁、江百符、章茂    代書  汪萬盈

    七月，刑廳蔣四爺申按院參語：

審得石聯(lián)桂、曹大老僻處鄉(xiāng)陬，結(jié)社連橫、憫不畏法，于新安未定之初，皆如是也。事由大老與石姓為難，致斃祝百子之命，業(yè)經(jīng)前案，念系往事有赦，姑于曹、石兩姓量給養(yǎng)瞻[贍]銀四十兩與百子之母，以斬葛藤。豈料聯(lián)桂尚不輸誠，又復(fù)滋此訟乎，聯(lián)桂健訟無厭，法宜嚴懲，念伊親生員陳其泰等具詞哀懇，聯(lián)桂、大老婦供姑開一面，以廣憲仁，特其好事生端，漸不可縱，石聯(lián)桂擬杖以儆，猶屬寬政也。

在清初動輒觸及夷夏之防的復(fù)雜背景下，涉訟雙方最終通過官府裁判了斷。順治五年(1648)，旺川曹氏族人光浩等結(jié)黨，勾結(jié)石可獻、張三等人各處行劫，“賊黨出縣稟官，都推諉z于罪惡曹姓人，請官給告示，飭三姓同剿我村，灶丁票已印下”，此處的“賊黨”，是指旺川曹氏的老對手石、張、汪等。顯然，這些族姓仍然希望挾官府之威剿殺曹氏。對此，旺川曹氏以行賄官府和自清門戶雙管齊下，迅速將一場滅頂之災(zāi)消弭于無形。不過，由此可見，七都一域各族姓間的緊張關(guān)系仍在延續(xù)。

三、余論：族姓紛爭與地方社會秩序之重建

    徽州是個宗族社會，在明清鼎革之際，除了主佃的矛盾斗爭之外，徽州一些宗族之間的恩怨糾葛亦導(dǎo)致激烈的沖突。族姓之間利用明社既屋出現(xiàn)的真空，尋找攻訐對方的藉口，這使得此時的鄉(xiāng)土社會呈現(xiàn)出動蕩不安的態(tài)勢。以往，學界對于徽州宗族之間和睦共存的常態(tài)描述得較多，而對族姓的紛爭，尤其是大規(guī)模的械斗較少涉及。就明清之際的社會變動而言，徽州佃仆的反抗和斗爭為人所熟知，但對易代之際宗族間的仇殺以及引發(fā)的相關(guān)問題卻不甚了了?？兿耖g文獻《應(yīng)星日記》抄本，恰恰為我們提供了此類場景的真實畫面。從中可見，階級矛盾與宗族糾紛，應(yīng)是17世紀中葉地方社會紛亂圖景的不同側(cè)面。族姓雙方在劇烈沖突之后，最終仍然依循民間社會固有的路徑——透過民間調(diào)解和官府裁判加以解決，但新興的清朝基層政權(quán)視此一階段的族姓紛爭為反清活動之一環(huán)，因此，在夷夏之防的政治背景下，族姓之間的仇殺最終得以迅速平息。

    在“曹石相殺”歷史事件中與旺川曹氏對立的一方——旺山(亦即石家)石氏，在七都一帶算是源遠流長，該族自稱系北宋開國功臣石守信的后裔，所祀奉者為宋代歙縣“主簿遷公”。盡管主簿只是專掌簿書事務(wù)之吏，但在七都這樣的僻野荒陬，祖先中出現(xiàn)這樣一位人物，也算得上是地方社會中歷史悠久的“名族”[34]。事實上，與徽州其它地方那些譜系脈絡(luò)明晰之大族林立的狀況不同，明末清初的七都，各個族姓的地位都還有著提升為“大族”或沉淪“小族”的空間，地方社會之主導(dǎo)權(quán)鹿死誰手尚未可知，這自然加劇了彼此之間的競爭。而通過“曹石相殺”這樣的紛爭和械斗，各個族姓大概都感受到了空前的壓力。于是，為了“內(nèi)釁共弭，外侮共御”[35]，宗族的整合過程得以加速。就曹氏家族而言，康熙年間，旺川曹氏修成了完整的族譜，對先前認識混亂的祖先系譜作了考證和梳理，重新統(tǒng)一了認識，藉以凝聚族姓的歸屬感，并頒布了四十字排行詩和“積陰德、悖孝養(yǎng)、重遷葬、端蒙養(yǎng)、尊師道、慎嫁娶、睦親黨、勵名節(jié)、崇樸儉、黜異術(shù)”的十則《旺川家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大族”身份的禮儀。稍后，她又參與會修《新安曹氏統(tǒng)宗譜》[36]，通過同宗之間的聯(lián)系，特別是與歙縣雄村曹氏[37]的聯(lián)系，由著名官僚曹文埴(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撰寫《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記》，確立了自己在地方社會坐標中的位置，從而躋身于清代績溪西部社會的大族之列。及至乾嘉時代，乾隆和嘉慶《績溪縣志》均記載，七都一帶的宗祠主要有：

曹氏宗祠，在旺川；

曹氏宗祠，在曹村；

曹氏宗祠，在湖西村；

程氏宗祠，在會川；

石氏宗祠，在旺山，祀宋歙邑主簿遷公；

張氏宗祠，在墓葭；

李氏宗祠；

曹氏宗祠：在中潭，祀新宗公。

在這里，宗祠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前期族姓在地方社會中的分布狀況，折射出宗族勢力的盛衰。從中可見，七都的宗祠計有七個，首村旺川曹氏已與旺山石氏、中潭曹氏等一樣，共同成長為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大族。而當各個宗族均已得到較充分的發(fā)育，則地方社會中各個族姓間的勢力便得到了暫時的平衡，緊張關(guān)系得以舒緩。除了間歇性的磕磕碰碰(如訴訟糾紛)外，更多的便呈現(xiàn)出彼此和睦相處的“有序”狀態(tài)。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基金項目《徽州文書所見明清村落社會生活研究》成果之一，項目批準號：01CZS003。

注釋：

    ①旺川老年人協(xié)會編：《績溪徽學叢書》六，1999年12月版。

    ②在民間文獻的整理和出版方面，一些當事人對于人際和村際關(guān)系的考慮有相當多的禁忌。筆者此前收集到的徽商自傳體小說《我之小史》，其學術(shù)價值相當之高(關(guān)于該書的概貌，參見拙文《從徽州到江南：末代秀才的生活世界》上、下，載《讀書》2006年第8期、第9期)，但抄稿本所有者卻對其中有關(guān)婺源世仆制的描摹極為敏感，堅決要求在出版時予以刪削，也是唯恐在當代會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③民國《曹氏宗譜》卷1《康熙族譜原序一》。

    ④清抄本《績溪縣城市坊村經(jīng)理風俗》1冊，績溪縣圖書館藏。

⑤攔蠑字：乾隆《績溪縣志》作“土”?！爸袊街緟矔比A中地方第72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⑥胡士云、曹蘭芬：《說七都》，載《旺川古今》，第13頁。

⑦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曰：“邑中大族有宗祠，有香火堂，歲時伏臘生忌薦新，皆在香火堂。宗祠禮較嚴肅，春分冬至鳩宗合祭，蓋報祖功，洽宗盟，有萃渙之義焉。宗祠立有家法，旌別淑慝，凡亂宗瀆倫，奸惡事跡顯著者，皆擯斥不許入祠。至小族則有香火堂，無宗祠，故邑俗宗祠最重。又各有宗譜，支派必分昭穆，以序高曾云礽，世系千年不紊，故皆比戶可稽，奸偽無所托足?！?第81頁)可見，宗祠和香火堂是區(qū)分大族和小族的標志之一。

    ⑧《旺川古今》，第271—272頁。

    ⑨關(guān)于嘉靖十五年祭祖令與徽州宗祠的發(fā)展，參見常建華教授《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83頁。

    ⑩早在康熙年間，曹氏族人就指出：“吾旺川始祖大九公自宋興卜居茲土，閱今將六七百載，相傳先世有譜，而中葉佚焉，茫不可考。憶二三十年前，曾見族中錄一訛本，附會可笑，心竊疑之。”康熙十二年曹有光《會修新安曹氏統(tǒng)宗譜序》，載民國《曹氏宗譜》卷1，第6頁上?！恫苁献谧V》為安徽省黃山學院收藏。

    ⑾順治五年(1648)，“后光浩又鉤結(jié)石可獻、張三等三十余人，夜劫曹村，天明至村內(nèi)劫擄，毓柏叔當?shù)暌豢?，可獻等各無所得，遂去”。

    ⑿曹健、洪樹林：《糧商曹顯應(yīng)》，載《古代商人》，“徽商系列叢書”，黃山書社1999年版，第98—102頁。

    ⒀[明]曹志寧：《太乙橋碑記》，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第49頁，“太乙橋”條。

    ⒁曹?。骸稐钐?guī)X探幽尋古》，《旺川古今》，第152頁。

    ⒂萬歷《績溪縣志》存于安徽省圖書館，績溪縣檔案館，而康熙《績溪縣志續(xù)編》則存于縣檔案館和縣志辦公室。

⒃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第81頁。

⒄旁有小注：“實為弘光二年?！?/span>

    ⒅《江止庵遺集》卷1《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28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頁。

    ⒆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第21頁。

    ⒇《江止庵遺集》卷7《引》，《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28冊，第350頁。

    [21]乾隆志卷1《方輿志》，第49頁。

    [22]天啟五年(1625)，“是年七月，大旱，通都至登源祖殿求雨”。順治三年(1646年)，“本年秋收大旱”。順治九年(1652)，“是夏大旱，通都求雨”。

    [23]崇禎七年(1634)，“六月，大水”。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另載有兩次水災(zāi)：“順治五年七月，大水沖圯橋梁數(shù)處，田地千余畝”；“七年五月，大水漂沒田地千余畝”。但可能沒有影響到旺川。

    [24]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風俗》引，第81頁。

    [25]參見曹尚榮《昔日旺川的“六月會”》，《旺川古今》，第156—160頁。

    [26]文中所列“計開丁數(shù)”之總和與末尾的“共計”不合，疑有缺漏。

    [27]乾隆《績溪縣志》卷4《武備志》，第124頁。

[28]忠義社中的曹姓非旺川人，而主要是七都的中潭人。

[29]績溪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績溪縣志》，黃山書社1998年版，第15頁。

    [30]順治三年(1646)正月，“劉總鎮(zhèn)帶兵在縣，族人議去送禮。糧一石，出銀六分，婦人出米一升，典出銀一兩。共送去米三石式斗，豬肉一百二十斤，酒三壇，禮銀十式兩。又送各官兵丁，共雜用銀九兩零七分”，二月，“邵三爺同劉總鎮(zhèn)帶兵來祠，調(diào)查不上糧錢，并捉拿土匪，用銀百余兩”；五月，“劉總鎮(zhèn)帶兵過上洪溪，至張家討火引路。有看田水人叫眾人奔逃，官兵轉(zhuǎn)來，住于祠堂。共用銀拾三兩，婦人出米一升，又男婦出粿一個”；“毓柏叔為伊侄應(yīng)鐸被殺，于三月間借山轎一乘過旌德，被旌人見之，認轎上有'太乙’名字，說：'柏叔是賊，要捉拿。’速回家，詣祠內(nèi)，送劉總鎮(zhèn)銀一百式十余金”；“許村起灶[社]兵百人，……帶二百余人住青山塘，又至村中挾餉銀數(shù)十兩”，順治五年(1648)“三月，清明日，田將官、丁捕衙、陳巡司帶馬步兵并快手弓兵二百余人來捉土賊，扎營后頭山，光浩等逃走，捉住應(yīng)鐶、七老二家妻小，帶至祠內(nèi)，各用銀若干，始得放出”。

[31]胡家裎、張正奕：《績溪縣民間徽戲活動的衍變》，載績溪政協(xié)編《績溪文史資料》第1輯，1985年6月印，第135頁。

[32]績溪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績溪縣志》，第15頁。

[33]乾隆《績溪縣志》卷4《武備志》，第124頁。

    [34]現(xiàn)在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館的明代《武威石氏源流世家朝代忠良報功圖》，畫面系統(tǒng)地描繪了北宋功臣石守信及其祖先英勇抗敵屢建戰(zhàn)功的事跡，原藏于石家的石氏宗祠?？兿h地名辦公室編：《安徽省績溪縣地名錄》，1988年版，第49頁。

    [35](清)曹有光：康熙旺川《曹氏宗譜》序。

    [36]明清時代有關(guān)聯(lián)宗的詳盡研究，參見錢杭教授的《血緣與地緣之間——中國歷史上的聯(lián)宗與聯(lián)宗組織》，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

[37]據(jù)明戴廷明、程尚寬等撰《新安名族志》，曹氏位列當時的名族之一。曹氏于33世彥中時遷雄村，明代成化以后科甲輩出，為簪纓望族。

作者簡介：王振忠，復(fù)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

2001年11月，我赴安徽省績溪縣上莊鎮(zhèn)宅坦村考察，購得當?shù)鼐幾氲摹锻ü沤瘛芬粫?，發(fā)現(xiàn)其中收錄有節(jié)選的《應(yīng)星日記》，展讀之余，深感極具史料價值，后承宅坦村長胡維平先生的幫助，復(fù)印到曹助銓轉(zhuǎn)抄的《應(yīng)星日記》。復(fù)印件計26頁，前兩頁為1949年曹助銓的說明：    我在童年，記得每于夏夜，與二三鄰近學友橋畔乘涼，或以溪沿散步，往往聽到族中長老閑話明末清初時族人和旺山石姓有劇烈村戰(zhàn)，關(guān)于這些地方英雄事跡，使我聽到最欣然入耳，而所談?wù)?，未能其競，僅大概略知。后悉曹、石二姓紛爭事，我二十三世祖應(yīng)星公日記中記載甚詳，在當時搜稿難得。作商后十載，于茲春間還鄉(xiāng)，一日，誠誥，(洪卿)、誠之(虞臣)二長，于居易軒偶談起應(yīng)星公為博學儒士，我族康熙丁未修譜，公力最多，而對地方大事，最喜勤記。時正當鼎革之初，亂賊紛紛，似較目今尤甚，日記事實已隔三百余年，堪可作地方史料，并云其原稿在春木(樂靜)師長處珍藏，囑我可向借觀閱。我惟顧該稿可貴，誠恐不能輕易借人，故趨字托伊兄春余(愜誠)公前去(與我共賈鳧山、夙交誼厚)，略(云)：樂靜吾師，應(yīng)星公日記原稿，請借一觀，知珍藏之本，絕不轉(zhuǎn)借他人。得復(fù)：該記原稿遺失多年，深惜不可再得。并蒙指示：含章伯有節(jié)略抄本，可向步端侄處借閱，益可同受。復(fù)托誥公借來，果見其中記載地方事很多，所恨已事未錄，而對紛爭一節(jié)，記載最詳，使后人閱者，頓知始末。今將該記全部抄錄于下，并另查星公一名士達，字聚所，一字顯卿，號近斗，又號拱宸，為我二十一世祖璉公之孫，二十二世叔祖世元公之第三子也。公對地方建設(shè)事及“曹石紛爭”，在場族人派別、年齡、性情及每人大概，查以補志篇后。民國三十八年已丑夏部三助銓識于鳧山。 從上述的說明來看，抄錄《應(yīng)星日記》的曹助銓是民國時期的一名徽州商人，曾服賈鳧山(在安徽省旌德縣)。《應(yīng)星日記》一書，前一部分記載了從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起至清朝順治九年(1652)歷時38年間旺川村所發(fā)生的重大事情。除少數(shù)年份無可考外，幾乎每年均有事記，一些年份甚至是逐月逐日記錄。后一部分附錄的《曹石爭殺原委》，記錄了南明弘光元年(1645)發(fā)生在七都一帶的大規(guī)模宗族械斗。這些內(nèi)容，生動地展示出17世紀前中葉績溪西部的社會歷史，是反映基層社會實態(tài)的珍貴史料。1999年7月，曹立鴻將之收入《旺川古今》①，但在收入時，對之作了刪節(jié)，即“將不宜于村與村之間團結(jié)的文字刪除”②。從譜牒資料來看，《應(yīng)星日記》的作者曹應(yīng)星為康熙六年(1667)旺川《曹氏宗譜》之主纂，據(jù)曹有光的譜序稱，其人“素志好學，沉酣典故，而于余族之事尤為詳識博考，性質(zhì)直，不喜妄附榮利。其修譜一以祖宗手錄墨本為據(jù)，而又考證于安厝之墳塋、碑銘之紀述。務(wù)期傳信，不敢存疑。上至大九公，下逮今日之童孫幼子，源流支派，分晰詳明，生歿婚娶，考核精至”，“可謂殫厥心力”③。《應(yīng)星日記》后附《曹石爭殺原委》，敘述了二姓爭殺的過程。在這場曹石相殺的糾紛中，曹應(yīng)星是當事人之一，故而對于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非常清楚。有關(guān)官司訴訟過程中的種種使費，也記錄得相當詳盡。 一、績溪七都旺川村的曹氏家族     旺川地屬績溪七都，“七都”有廣、狹二義，廣義的“七都”是指績溪縣七都所轄地域范圍內(nèi)的各村，清乾隆《績溪縣志·輿地志·隅都圖》中七都所轄各村如下：“旺川，石家，暮霞，曹村，黃會山，湖西村，陽干，李家，葉村，大坳土，中潭，廟子山?！鼻宄尽犊兿h城市坊村經(jīng)理風俗》④第16課《七都》亦曰：七都首村是旺川，石家暮霞曹村連，湖西村與大墈上⑤，后村上坦楊桃坑，黃會山前廟子山，葉村李家及田干，鮑家寺后并中屯，胡家土黨與上田沖，下舍潘家又乾村，仍有地名江塘沖。 《績溪縣城市坊村經(jīng)理風俗》為乾隆以后的抄本，可見，“七都”在乾隆之后所轄的村落仍在分置和增加。但旺川為七都之首村，這一點并未有所改變，所以一般人又稱七都之首村——旺川為七都，此乃狹義之“七都”⑥。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曹文埴的《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記》記載：績之旺川一世祖大九仲經(jīng)公，與埴之一世祖大十仲綱公．及祁之一世祖大十一仲維公，兄弟也?！易濉跏甲娲缶殴w績，五傳伯四公來旺川，披荊斬棘，未有寧居，……因之基業(yè)財產(chǎn)，宏開學昧，創(chuàng)祖屋，奉香火，崇祭祀。又三傳仕孫公等，創(chuàng)造宗祠，嚴立祖規(guī)。于時未登仕籍，凡一應(yīng)鐘鼓樓閣以及門楣閥閱、石鼓槽門之制未備，懼僭也。自時厥后，敦尚詩書，加意顯揚，初由佐貳雜職小試經(jīng)綸，而志第公由大學晉秩益王府長史，志寧公三登賢書，由鎮(zhèn)平縣令升武定府推官…… 曹文埴是徽州歙縣雄村人，進士出身，曾為戶部尚書，為清代前期著名的官僚。這一段話主要提供兩個方面的信息：其一，績溪旺川曹氏與歙縣雄村曹氏出自同一祖先；其二，在“仕孫公”之前，還只是將香火設(shè)在祖屋內(nèi)，亦即只有香火堂。根據(jù)乾隆《績溪縣志·方輿志》的記載，大族與小族的很大區(qū)別之一為是否建有宗祠⑦，因此，旺川曹氏在績溪縣西部地域社會中原屬小族，這一點應(yīng)當沒有什么疑問?！笆藢O公”之后，曹氏雖已“創(chuàng)造宗祠，嚴立祖規(guī)”，但對于與之相匹配的相關(guān)禮制仍不敢擅用。這說明在明代旺川曹氏宗祠剛剛創(chuàng)建不久，連家族成員也自感與大族的身份尚有相當大的距離。另據(jù)曹誠謹《民國會修曹氏統(tǒng)宗譜啟》：……趙宋三遷至績[文澤公長子大九公宋初由婺至績，是為曹氏遷績之始]。枕會山而襟昆水，以旺名村[先進登三圣之巔，遙望我族曰：此興旺地也，因以旺川名村]。造祖屋而奠宗，其靈在井枋[卜居后先造祖屋，為奠安香火之所，屋后有靈井，大旱不竭，旺川發(fā)源地也]。明嘉靖諭民間建宗祠，祀始祖列宗，大拓丕基[我族宗祠創(chuàng)造于前明，遵嘉靖諭旨，先進煞費苦心焉]。清順康計派下登科第已數(shù)人，故老重修家乘[先進孝廉志寧公、六行公，進士有光公皆與修宗譜，時在明季清初]。斷自大九公為始遷之祖[有光公偕本派儒生應(yīng)星公及同宗進士鳴遠公先后考派，著有《統(tǒng)宗序》及《辯疑》四則，斷自大九公為一世祖，群疑始釋]。群以康熙譜為世守之書[明嘉靖譜多遺漏，萬歷譜多附會，經(jīng)康熙譜厘正詳明，始成一家之信史]……⑧     這進一步說明，曹大九遷居績溪是在宋初，而旺川曹氏始建宗祠，是“遵嘉靖諭旨”。所謂嘉靖諭旨，當指嘉靖十五年(1536)明代家廟祭祖禮制方面的改革，此次改革，引發(fā)了民間修建宗祠祭祀始祖的高潮⑨，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旺川曹氏不失時機地建造了宗祠。不過，在上述的這段記載中，作者曹誠謹對于明代的兩部族譜頗不以為然，認為它們不是遺漏多多，便是附會連連⑩。故而在他所編的《曹氏宗譜》中，雖然收有萬歷譜的部分內(nèi)容，但卻基本上未見嘉靖譜的多少痕跡，證之以前文曹氏“懼(怕)僭(越)”的記載，顯然，在明代，旺川曹氏的宗族組織應(yīng)當仍處于調(diào)整之中。    前揭曹文埴的《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記》指出：曹氏一族“初由佐貳雜職小試經(jīng)綸，而志第公由大學晉秩益王府長史，志寧公三登賢書，由鎮(zhèn)平縣令升武定府推官……”。也就是說，族中成員最初主要是出任一些佐貳雜職，直到曹志第和曹志寧二人時，情況才稍有改變。曹志第初任山西藩幕，后攝交城、禹縣兩縣事。曹志寧于崇禎三年(1630)，在北闈中舉人第一百零二名，薦選河南鎮(zhèn)平知縣，后升云南武寧府推官。盡管長吏、推官在明代官僚體制中并非顯職，但這顯然極大地激勵了旺川的曹姓族人。為此，他們“敦尚詩書，加意顯揚”。旺川村內(nèi)早于萬歷四十七年(1619)就由曹志讓、曹志寧等捐貲起造了文昌閣，祈愿闔族文運昌盛。崇禎十二年(1639)，又立文昌會，族中參與文昌會的讀書人共計30人，每人出銀五錢。此后，即使時逢兵荒戰(zhàn)亂，旺川曹氏也仍然弦誦不輟，在科舉方面孜孜努力。功夫不負有心人，晚明清初，族內(nèi)“入學”和“補廩”的記載絡(luò)繹不絕。對于入學者，族眾照例要“送彩儀”，并在“祠內(nèi)演戲開賀”。    而在另一方面，清代以前，旺川曹氏并沒有顯赫的家世，以及多少現(xiàn)實的科舉奧援。因此，他們積聚實力的手段主要是在商業(yè)上的嶄露頭角。上揭乾隆末年曹文埴的《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記》提及：“因之基業(yè)財產(chǎn)，宏開學昧，創(chuàng)祖屋，奉香火，崇祭祀?！逼渲械摹盎鶚I(yè)財產(chǎn)”，從族譜、方志資料來看，應(yīng)當就是指從事商業(yè)經(jīng)營積累的財富。    明清時期，徽州需要從皖南的其它產(chǎn)米區(qū)輸入糧食，在這一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些徽州糧商。生于明成化十三年(1475)的旺川人曹顯應(yīng)，便是一位著名的糧商，他在歙縣縣城開設(shè)了萬年米行。嘉靖三十七年(1558)，84歲的曹顯應(yīng)去世，兩個兒子繼承父業(yè)，生意經(jīng)久不衰，相繼在歙縣深渡、街口、浙江淳安縣城、威坪鎮(zhèn)和昌化等地開設(shè)了萬年米行分號。而從《應(yīng)星日記》來看，清初曹氏在旺村村內(nèi)還開有當?shù)辎稀?nbsp;   曹顯應(yīng)父子等熱心于各類公益事業(yè)。譬如，歙縣城北揚之水上的萬年橋，據(jù)說是由曹氏為主捐資興建。他們還出資鋪設(shè)了從旌德西鄉(xiāng)至績溪縣臨溪碼頭的石板路，七都的文濟石橋、延福石橋，八都羊須坑石橋、馬鞍山嶺路及樂安亭，崇福寺佛堂和茗堂庵、縣城城隍廟，長安鎮(zhèn)道路等。曹氏父子在旺川家鄉(xiāng)建有義倉，濟困扶貧，購置學田，資助村民子弟讀書。曹永輔還在績溪縣城西關(guān)，建造了一處艮山書屋，供讀書人住宿膳食⑿。曹顯應(yīng)的曾孫志讓，在從七都到府城的路上，修了一座太乙橋⒀。旺川西北有黃山余脈大會山，楊桃?guī)X位于大會山主峰以西，是歙縣和績溪通往旌德西鄉(xiāng)的交通古道，“蠶叢荊棘，行者艱焉”，為此，旺川曹世科獨力修砌石板路十余里，遂成康莊⒁。從修橋補路的諸多善舉中，可見旺川曹氏一族在經(jīng)濟上的嶄露頭角?！稇?yīng)星日記》萬歷四十五年(1617)條載：“是年縣報大戶領(lǐng)銀買官谷。毓葵伯、敏蒔叔二人名目”。崇禎八年(1635)九月，“又飭大戶買官谷”?！柏埂弊譃椴茱@應(yīng)的曾孫輩，可見，17世紀前期，旺川便有“大戶”聞名于績溪。從中，更可看出旺川曹氏一族的經(jīng)濟實力。 二、《應(yīng)星日記》所見晚明清初的徽州社會     雖然萬歷《績溪縣志》和康熙《績溪縣志續(xù)編》尚存有傳本存世⒂，但我們對于晚明清初的績溪社會了解相當有限，特別是對旺川這樣的僻野荒陬更是所知甚少，而《應(yīng)星日記》恰恰可以在一些方面彌補此類的不足。    1、晚明清初民眾的日常生活    乾隆《績溪縣志·方輿志》記載：“績溪隸于徽，而田疇不逮婺源，貿(mào)遷不逮歙、休寧，其土瘠，其民勤，雖與沃壤為股肱，而思憂思勞，獨戔戔乎有唐魏之遺焉?！蓖怼帮L俗”引曹有光縣志序曰：“績邑于徽稱最小，而特當入徽之沖，績邑與歙為接壤，而獨受多山之累，且南轅北轍，惟績鮮挾貲之游人，而山壓水沖，偏績有難耕之確土?！雹赃@些，都反映了績溪土瘠民貧的困境?？兿侨奔Z的縣份，對于當?shù)氐募Z食作物，乾隆《績溪縣志·食貨志·物產(chǎn)》僅有簡單的記載：“谷之屬，秈谷，杭谷，橘谷，大麥，小麥，喬麥，芝麻，豆，粟，穄?！倍稇?yīng)星日記》則記載有多年的糧價及其它的食物價格：    從下表所載糧價來看，晚明時期旺川一帶的谷價漲跌不一，一般都在8分至1錢6分之間波動，總體上則漸趨上揚。不過，到崇禎十四年(1641)，突然飆升至3錢6分。稍后略有回落，到順治九年(1652)，則升至4錢。占谷的價格，只見于天啟三年(1623)至崇禎二年(1629)，一般都在1錢至1錢5分波動，只有天啟七年(1627)漲到2錢3分。小麥的記載雖較占谷為多，但也顯得斷斷續(xù)續(xù)，一般都在6分8厘到9分之間徘徊，直到崇禎六年(1633)才超過1錢，及至順治九年(1652)，則漲到每斗2錢6分。黃豆的記載只見有4年，都在崇禎二年(1629)以前，與其他的糧價趨勢一樣。由于順治五年至八年的所有糧價完全缺乏，我們推測這一段時間內(nèi)糧價的可能走向——順治九年社會安定下來，才有谷、麥乃至有此前未曾見諸記錄的豬肉和牛肉之價格，空白期的價格可能較順治九年要高，而順治九年或許只是社會漸趨安定之后的價格。       由于徽州的糧食供應(yīng)取自境外，糧食輸入主要有幾個途徑。明末江天一在《厘弊疏商稿序》中指出：“吾郡處萬山中，所出糧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給，遠自江、廣數(shù)千里，近自蘇、松數(shù)百里而至，納鈔輸牙，舟負費重，與所挾貲準，以故江南米價徽獨高。然自數(shù)境來者，杭、嚴兩府，實司咽喉。……”⒅因此，其糧價的波動，既有江浙一帶的影響，又有著績溪當?shù)氐囊蛩?。江浙一帶的動亂。直接影響到糧價的供應(yīng)。而地方不靖，也會給運道的暢滯帶來不便，從而導(dǎo)致糧價的上漲。“自蕪湖至徽，一路群盜肆劫，商旅晝斷”，崇禎二年(1629)設(shè)徽寧兵備道，移駐旌德縣⒆。順治二年(1645)，江天一的《老竹嶺募修石關(guān)小引》曰：“……老竹嶺為新安入浙大門戶，孔道四出，較他途為扼要?！瓗X之半有新橋，四面僻路，皆為伏莽之窟，僅一線往來，勢不能飛越，巨商大賈，每值歸途，靡不驚心動魄，時遭劫掠之苦?！雹孛髑宥Ω镏H的兵燹戰(zhàn)亂，顯然也會對糧食的運輸形成威脅。   除了交通路線外，自然災(zāi)害通常情況下也對米價有所影響。曹志寧《太乙橋碑記》：“鄉(xiāng)之人因進余日：庚辰、辛巳歲大歉，斗米千錢，我邑弱者多菜色稱莩，豪強不免斬竿為盜矣。”[21]一般來說，影響米價的災(zāi)害主要是水旱之災(zāi)，而從萬歷四十三年(1615)至順治九年(1652)計38年間，大旱有3次[22]，大水有1次[23]。不過，崇禎七年(1634)“六月，大水”，但災(zāi)害對米價的影響似乎并不大。這只能說明績溪的糧食主要靠外地供應(yīng)，本地災(zāi)害對于糧價的影響微乎其微。民以食為天，糧食供應(yīng)是民生的基礎(chǔ)，在此基礎(chǔ)上，人們還要追求精神層面上的心理需要，而民間頻繁的信仰活動，便是人們尋求心理寄托的一個途徑。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引萬歷舊志曰：“近士大夫喪祭遵文公家禮，不用浮屠，然民間尚多沿舊習者。”[24]從《應(yīng)星日記》的描摹來看，晚明清初旺川一帶的民間信仰活動極為活躍：    此類的祭賽活動，或在曹氏宗祠內(nèi)部展開，或則以村社乃至鄉(xiāng)都協(xié)作而行。有的規(guī)模相當之大，如明崇禎十四年(1641)六月，“做瘟齋，接觀音大士”。據(jù)該條后的“計開丁數(shù)”：    珙公壹百式拾肆丁  鄉(xiāng)公玖十柒丁    科公陸拾叁丁    元公壹百式十式丁  蹈公壹百壹拾五丁    王曾公陸拾肆丁    煛公叁百拾陸丁  二分壹百式十式丁    三分壹百零五丁    四分柒拾捌丁    中門壹百壹拾五丁    下門式百式拾捌丁    外姓壹百五拾丁    家人叁百式十式丁    畢姓叁拾壹丁    汪家柒拾壹丁    上田沖壹百肆拾陸丁    楊桃坑壹百五拾四丁姑婆沖肆十丁    下舍式拾壹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