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zhèn)館之寶——三星堆博物館珍品選粹

文/吳維羲

三星堆博物館位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三星堆遺址東北角，地處歷史文化名城廣漢城西鴨子河畔，南距成都38公里， 北距德陽26公里，是我國一座現(xiàn)代化的專題性遺址博物館。博物館于1992年8月奠基，1997 年10月開放。館區(qū)占地面積約1000畝，陳列面積近 12000平方米，游客接待中心建筑總面積2600平方米。

博物館現(xiàn)設兩大展館，為基本陳列“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陳列”之兩部：第一展館（綜合館）展示分題為“燦爛的古蜀文明”，重在展示古蜀社會物質生活，第二展館（青銅專館）展示分題為“青銅鑄就的人間神國”，旨在揭示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整部陳列全面系統(tǒng)地展示三星堆遺址及遺址內一、二號商代祭祀坑出土的千余件珍貴文物。其陳列規(guī)模躋身于中國乃至世界級大博物館的行列，并榮獲“首屆全國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

商代 青銅大立人像

人像高180厘米

通高260.8厘米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眾多的青銅雕像群中，足以領銜群像的最高統(tǒng)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屬，不論是從服飾、形像還是體量等各方面看，這尊大立人像都堪稱它們的“領袖”人物。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銅人像與之相比，真可謂是“小巫”見“大巫”了。就全世界范圍來看，三星堆青銅大立人也是同時期體量最大的青銅人物雕像。

雕像采用分段澆鑄法嵌鑄而成，身體中空，分人像和底座兩部分。人像頭戴高冠，身穿窄袖與半臂式共三層衣，衣上紋飾繁復精麗，以龍紋為主，輔配鳥紋、蟲紋和目紋等，身佩方格紋帶飾。其雙手手形環(huán)握中空，兩臂略呈環(huán)抱狀構勢于胸前。腳戴足鐲，赤足站立于方形怪獸座上。其整體形象典重莊嚴，似乎表現(xiàn)的是一個具有通天異稟、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立的方臺，即可理解為其作法的道場—神壇或神山。

這尊“紀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究竟象征什么身份呢？目前，學術界有幾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青銅大立人是一代蜀王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時又是群巫之長。另一種意見認為是古蜀神權政治領袖形象。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其形象酷似漢語古文字中“尸”字的字形，應將其解讀為“立尸”。這種觀點所提到的“尸”，大體來說，具有主持祭神儀式的主祭者和作為神靈象征的受祭者的雙重身份。與之相對的觀點則認為該人像與古文獻中所謂“立尸”或“坐尸”的內涵截然不同。我們傾向于認為，他是三星堆古蜀國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體的最具權威性的領袖人物，是神權與王權最高權力之象征。

人像身佩的方格紋帶飾，當具有表征權威的“法帶”性質。其衣服上的幾組龍紋裝飾似有與神靈交感互滲的意義，其所穿之衣很可能是巫師的法衣。他手中是否原本持（抱）有某種法器？有人認為是琮，有人認為是權杖，有人認為是大象牙，也有人認為是類似彝族畢摩（祭司）的神筒或簽筒，還有人認為他是在空手揮舞，表現(xiàn)的是祭祀時的一種特定姿態(tài)。

 商代 喇叭座頂尊跪坐人像

底座直徑10厘米

座高5.3厘米

通高15.6厘米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此器由山形座和跪坐頂尊人像兩部分組成，山形座座腰上鑄飾扉棱，座上有婉曲樸雅的鏤空花紋。人像上身裸露，乳頭突出，下身著裙，腰間系帶，帶兩端結紐于胸前，紐中插物。人像頭頂一帶蓋銅尊，雙手上舉捧護圈足尊腹部。表現(xiàn)的應是古蜀國巫師在神山頂上跪坐頂尊以獻祭神天的情景。因其胸部乳頭顯露突出，因此有觀點認為該人像刻畫的是古蜀國的女性巫師或女神。

人像雖小，卻是極難求的珍品。第一，它是很完整的全身像；第二，尊罍是古代重要的禮器，但人們對于其具體使用方式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頂尊跪坐人像則為我們展示了“尊”這種器物在古代祭祀時的具體使用方式之一。從人像的造型上看，古蜀國工匠具有很高的造型能力，整個人像結構完美、比例勻稱、美觀耐看，具有很高的觀賞性和藝術價值。

商代 銅人頭像

通寬17.2厘米

通高34.8厘米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古蜀國是頗具地區(qū)特點、神權色彩極重的早期政權。神權與王權的合二為一即王權的神化，表現(xiàn)出“政教合一”這種政治體制及社會形態(tài)。三星堆青銅雕像群（包括全身青銅人物雕像、青銅人頭像及青銅人面具等）即生動地反映了古蜀先民的神巫文化意識，形象地揭示出三星堆古蜀國擁有嚴密的社會組織結構和高度集中的政治宗教權力，是古蜀國已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實物佐證。

這件青銅人像為平頭頂戴回字紋冠，面部似戴有面罩。頸后有發(fā)際線，可知頭發(fā)原是扎束斂收于冠內。其頸下端前后鑄成倒三角形，有何特殊用意？包括一號坑多數(shù)人頭像頸部也與此基本相同。是與使用方式有關還是具有形式上的某種象征？有觀點認為人頭像的這種頸部構型表明它們是殺殉奴隸的替代品，但多數(shù)觀點認為青銅為當時的貴重金屬，是富有戰(zhàn)略意義的物資，不可能作為殺殉奴隸的替身或象征。以這件頭像為例，從其頸下右側有一穿孔的情況分析，推測這類人頭像頸部作如此處理是應另有銅質或其他材質的身軀或木樁與之結合使用。

商代 青銅縱目面具

寬138厘米

高66厘米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出土的眾多青銅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宏偉壯觀的要算這件有“千里眼”“順風耳”之譽的青銅縱目面具。其形象特征為：眉尖上挑，雙眼斜長，眼球極度夸張，呈柱狀向前縱凸伸出達16厘米；雙耳向兩側充分展開；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狀向上內卷；口闊而深，口縫深長上揚，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狀。其額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補鑄有精美的額飾，可以想象它原來的整體形象當更為精絕雄奇。

超現(xiàn)實的造型使得這尊造像顯得威凌八方，其神秘靜穆、威嚴正大之氣給人以強烈威懾感。它是天神還是人中至尊？最令人費解的就是其夸張的雙眼與雙耳，是視通萬里、耳聽四方的神異能力的象征？古文獻記載蜀人始祖蠶叢的形象特征即為“其目縱”。在中國上古神話中，還有一個人面蛇身、掌控天地明晦的天神燭龍，其形象特征是“直目正乘”，也就是“直眼球”?？v目面具的造像依據(jù)很可能與古史所記述的蠶叢和燭龍的形像都有關。

總之，我們傾向于認為這件面具既非單純的“人面像”，也不是純粹的“獸面具”，而是一種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體量、極為夸張的眼與耳都是為強化其神性，它應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

商代 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

通寬19.6厘米

通高42.5厘米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戴金面罩人頭像的大小與真人比例相仿。人頭像所戴金面罩系用金塊捶拓成金皮，然后依照人頭像造型，上齊額、下包頤、左右兩側罩耳，而人頭像眼眉部分則鏤空露出銅質。面罩與人頭像的黏合方法，采用生漆調和石灰作為黏合劑，將金面罩貼于銅頭像上。整件人頭像金光熠熠，仿佛人頭像中的將帥首領，氣宇軒昂、高貴不凡。

三星堆青銅人頭像上包貼金面罩，與古蜀人的宗教習俗有密切關系，且說明當時的古蜀人已視黃金為尊。作為常設于宗廟的祭祀神像，在其面部飾以黃金，并非僅僅為了美觀，其宗教功能應是用為娛神以使神更加靈驗，同時，給銅人頭像特別加飾金面罩當也表明了其象征特別高貴、權威的身份。

三星堆金面罩等文化形式較為接近西亞近東文明，推測商代中國西南地區(qū)與古代南亞、中亞和西亞地區(qū)之間已存在文化交流。

商代 Ⅰ號大型銅神樹

樹干殘高359厘米

通高396厘米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Ⅰ號大型銅神樹由底座、樹和龍三部分組成，采用分段鑄造法鑄造，使用了套鑄、鉚鑄、嵌鑄等工藝，通高3.96米，樹干頂部及龍身后段略有殘缺。在我國迄今為止所見的全部青銅文物中，這株神樹也稱得上是形體最大的一件。

銅樹底座呈穹隆形，其下為圓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邊三角狀鏤空虛塊面構成，三面間以內擫勢的三足相連屬，構擬出三山相連的“神山”意象，座上鑄飾象征太陽的“☉”紋與云氣紋。樹鑄于“神山之巔”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勢。樹分三層，每層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兩果枝，果枝上立神鳥，全樹共二十七枚果實，九只鳥。“3”“9”這一反復運用的符號構成數(shù)目，當與古蜀人的數(shù)理觀有密切聯(lián)系，蘊含著古蜀人神秘的文化觀念。樹側有一條緣樹逶迤而下的身似繩索相絆的銅龍，整條龍造型怪異詭譎，莫可名狀。

關于這株銅樹的內涵，目前在學術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將銅樹界定為“神樹”，則是共識：一種意見認為，這株銅神樹的造型與內涵應與《山海經(jīng)》中記載的“建木”相關，與此相對的觀點則認為更多的與《山海經(jīng)》描述的“若木”相似。一種意見認為，青銅神樹與載籍所記“桑林”一致，應為“社樹”。另一種意見認為，銅神樹為古蜀人的宇宙樹，反映了蜀人的世界觀。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青銅神樹起源于古人對日暈現(xiàn)象的認識，代表東西兩極的扶桑與若木。

這里，我們對這株銅神樹作一簡要分析：銅樹上鑄有九只鳥，有何具體寓意呢？在古代“十日神話”中，太陽的運行是由自在飛翔于天宇的烏鴉即所謂“陽烏”（金烏）背負而行，這是先民對太陽東西移行現(xiàn)象富有想象力的“解釋”。金烏作為運載太陽的神鳥，也往往作為太陽的象征，所謂“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就是指太陽西下，月亮東升。古代很多民族都將鳥的形象作為太陽的象征，這在文化人類學資料中有大量的記述。中西考古資料中有不少鳥日并見的圖像。三星堆銅樹上所鑄的神鳥當即神話中金烏（即太陽）的寫照。三星堆神樹三層九枝及其枝頭分立九鳥的形象，符合“扶?！焙汀叭裟尽钡摹吧嫌惺铡边@一最為顯著的特征。銅神樹鑄飾九鳥，或原頂部有一只鳥，也可能制作者表達的構型意圖是另有一只鳥在天上值日吧。同時銅神樹也具有“建木”的特征和功能，載籍描述建木有樹葉、花卉、花果與“黃蛇”，銅神樹的形式構成中同樣有“天花地果”與神龍，而銅神樹它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古史神話傳說中所謂“天地之中”的成都平原，“天地之中”意即“世界中心”，表征這是一株挺立于大地中心的神樹。

因此，我們傾向于認為三星堆神樹應是古代傳說中扶桑、建木等神樹的一種復合型產(chǎn)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為“通天”。神樹連接天地，溝通人神，神靈借此降世，巫師借此登天，樹間攀援之龍，或即巫師之駕乘。

三星堆神樹是中國宇宙樹偉大的實物標本，當可視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絕，天人感應，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話意識的形象化寫照。三星堆神樹反映了古蜀先民對太陽及太陽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話意識中具有通靈、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是中國宇宙樹最具典型意義和代表性的偉大的實物標本。

商代 青銅太陽形器

全器直徑84厘米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太陽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經(jīng)火焚燒。從殘件中能識別出六個個體，經(jīng)修復復原的兩件太陽形器的直徑均在85厘米左右，構型完全一致。這里介紹的是其中一件。

器物構型為圓形，正中陽部凸起，其周圍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狀，芒條與外圍暈圈相連接。陽部中心圓孔、暈圈上等距分布的5個圓孔均是作安裝固定作用的。器物系采用二次鑄造法制成。先將暈圈和五道芒條鑄成后，再用嵌鑄法將太陽嵌鑄在芒條上，然后在與暈圈銜接處兩面鉆孔，最后用鉚鑄法在孔中灌注銅液將芒條鉚接牢固。

這種形制的器物從未見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因其與同坑出土的銅神殿屋蓋上的“太陽芒紋”的形式相似，器物正中凸起的陽部又與銅眼形器、銅眼泡構型接近，其整體圖像特點也與四川珙縣僰人懸棺墓巖畫及我國南方地區(qū)出土銅鼓上的太陽符號頗為相像，因之發(fā)掘者將其定名為“太陽形器”。

但也有研究者認為此器的形式構成并不是太陽的象征，而是車輪：中心部分是輪轂，放射形條狀物是車輻，外圈是輪圈。還有觀點認為既非太陽，亦非車輪，而是用于軍事作戰(zhàn)的盾牌上的盾飾。

多數(shù)意見認為，這種形制的器物應即是“太陽形器”。它是常設在古蜀國神廟中的神器。又或用于祭祀儀式，釘掛在某種物體之上，作為太陽之象征接受人們的頂禮膜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許多重器如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及其他一些青銅重器上的大量的各式太陽紋飾表明，“太陽崇拜”在三星堆古蜀國的宗教文化中頗為突出?？梢酝浦?，商代的古蜀國已有專門祭日的儀式，并當在古蜀國諸多祭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作為成都平原古族的信奉習俗，“太陽崇拜”一直延及東周。據(jù)《華陽國志》記載，末代蜀王族的號為“開明”，一般認為，“開明”詞義與“太陽升起”密切相關，如《楚辭·天問》所謂“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耀靈安藏？”即是旁證。而金沙遺址出土的金四鳥繞日飾、銅立人像等，則正是商末至西周早期之間古蜀太陽（太陽神）崇拜的實物例證。作為宗教觀念的物化形式，它們與三星堆同類器物前后銜接，為進一步研究古蜀宗教文化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據(jù)。

商代 青銅大鳥頭

通高40.3厘米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全部鳥類造型文物中，這青銅大鳥頭是形體最大的一件。出土時，發(fā)現(xiàn)其勾喙口縫及眼珠周圍皆涂有朱砂。鳥頸部下端有三個圓孔，當作固定之用。此器可能是神廟建筑上的裝飾物，也有可能安裝于某種物體之上，作為儀仗用途的象征標志。

作為遠古時代圖騰遺存及自然崇拜、神靈崇拜、祖先崇拜之物，鳥與蜀族之關系極為密切。幾代蜀王直接以鳥為名，足以證明這一點。而三星堆文物中眾多的鳥形器物及紋飾圖案，更從考古發(fā)掘之角度提供有力的實證。

這件器物的造型與鷹和魚鷹頗為相似，或系蜀王（魚鳧）的象征？可能還具有蜀族族名、徽號意蘊？多數(shù)研究者傾向于認為，這件器物應是古蜀國魚鳧王朝時期的國之重器，具有族群的象征意義。

商代 青銅鳥腳人像

人像殘高30厘米

鳥高51.4厘米

通寬10.8厘米

通高81.4厘米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鳥腳人像系采用嵌鑄法將人像與鳥相連接，出土時尚見器身朱砂與黑彩之殘存痕跡。從人像具鳥爪看，或可能原為鳥頭？

此器造型怪異詭譎，莫可名狀，是三星堆文物中最具神秘意味的器物之一。非?？上У氖侨绱司^的器物偏偏缺了上半截，其本來面目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樣？是神像？是人面？是鳥頭？還是奇怪的獸面？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本來鳥爪形足的宗教內涵就頗令人費解，而上半截殘缺就使這件文物顯得更為神秘莫測。殘缺部分可能是在器物入坑前所進行的祭祀禮儀中燔燎碎物時散落在其他地方而未埋入坑中。盡管如此，這件器物仍不失為極難得的精品，可以說，他是三星堆文物中最具神秘色彩、內涵最深的精品之一，對于了解古蜀先民人神互通的神巫文化觀念頗有認識價值。

古代溝通天地人寰的巫師有“龍”“虎”“鹿盧”三種“輔助工具”，巫師憑借它們往來天上人間，傳達人王的祈愿和天帝上神的旨意。從三星堆鳥腳人像的造型可以推測，古蜀國大巫師在通神大典中即采用了一種鳳鳥卷暈狀的工具。后來娛神與民俗活動中所常見的高蹺，應該說可以索源于此。

（本文作者為三星堆博物館學術研究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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