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1934年12月20日《致楊霽云書》）

這句十分夸張的名言，表明在魯迅先生心目中，唐詩是古代詩歌的高峰，而且我們后人無法逾越。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早在清代就流行這樣的俗語。從宋人開始，學(xué)詩的首選是唐詩，讀唐詩的首選又是盛唐詩，而盛唐的杰出代表則是李白與杜甫。

公元744年天寶三載，李白和杜甫在洛陽相會，聞一多先生十分形象地比喻說，這是中國的太陽和月亮碰了頭。

李白與杜甫剛一碰頭，中國的詩壇上便紅霞滿天—出現(xiàn)了光耀萬代的“盛唐氣象”。可見，李白與杜甫在洛陽的會面，不是詩壇上的太陽和月亮碰頭，而是詩國的天空雙日并耀。

詩國的“盛唐氣象”僅可一見，而雙日并世更是曠世奇觀。

古代有“大詩人”與“名詩人”之分，“大詩人”是指偉大的詩人，“名詩人”就是著名的詩人。

“大詩人”不僅必須詩藝非凡，還必須人格偉大和境界崇高。

“名詩人”只要詩藝高超，甚至只要某一詩體獨擅，如盛唐著名詩人王昌齡就因為他長于七絕，被人尊稱為“詩家夫子”。

中國古代被稱為“大詩人”的屈指可數(shù)，如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等。他們中間屈、陶、蘇，在各自的時代都是孤日當(dāng)空，唯獨李白與杜甫是雙日并世。

李白與杜甫并稱為“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qū)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

后人通常把“開元十五年后”作為盛唐詩歌成熟和繁榮的節(jié)點。

“開元十五年后”，迎來了詩國最美的春天。

此前天寒地凍，地上刺骨的寒風(fēng)在逞兇，頭上漫天的雪花在飛舞，花花草草的嫩芽不敢露頭；

此后春意闌珊，連詩人也“長恨春歸無覓處”，越到后來就越是“綠肥紅瘦”，一直挨到秋天便“無邊落木蕭蕭下”。

李白與杜甫的命真好，不早不晚剛好出現(xiàn)于此時。

要是沒有“盛唐氣象”的語境，怎會產(chǎn)生李白和杜甫這樣的大詩人？馬上有人會說，要是沒有李白和杜甫，又怎會有詩國的“盛唐氣象”？

那么，是因為有了李白和杜甫，才有這一詩國的春天，還是因為有了詩國的春天，才會涌現(xiàn)出李白和杜甫？

李杜是這盛唐詩人群體中最出色的代表，是姹紫嫣紅詩苑中最鮮艷的奇葩，是無邊林海中最亮眼的參天大樹。

既然李杜并肩，二人必有其共同點：他們對自己的才華都同樣自信，他們的生命力都同樣旺盛，都同樣具有英雄主義激情，都同樣具有遠(yuǎn)大的抱負(fù)，也都同樣具有深厚的同情心。

李、杜二人個性、氣質(zhì)和才情的不同，各人詩歌內(nèi)容、風(fēng)格和創(chuàng)作方法的差異，正好揭示了“盛唐氣象”內(nèi)在的豐富性。

李白為人熱烈奔放，豪邁不羈，他的詩歌更多地表現(xiàn)了那個時代蓬勃向上、浪漫豪放的精神；

杜甫為人則穩(wěn)健節(jié)制，博大深沉，他的詩歌更多地表現(xiàn)了大唐由盛轉(zhuǎn)衰的痛苦歷程。

在李白那里的縱情歡樂，無限憧憬，恣意幻想；

在杜甫那里則表現(xiàn)為憂心忡忡，痛苦的反思，深刻的揭露。

因而，李白的詩風(fēng)豪放飄逸，杜甫的詩風(fēng)卻沉郁頓挫。

李白與杜甫那種旺盛的生命力，那種英雄主義的激情，是我們民族處在鼎盛時期的那種偉大民族活力的折光。

你看看李杜身邊那幫兄弟，那“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的開闊境界，那“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遠(yuǎn)大追求，還有那“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的張狂荒唐，更有那“可憐錦瑟箏琵琶，玉壺清酒就倡家”的輕狂放蕩，

在唐玄宗時代，早期的政治很清明，皇帝自己也比較節(jié)制。

等到了李白這個時代，由于國力不斷地走向強盛，國家就開始走向腐敗，出現(xiàn)了很多奢侈腐敗的地方，但仍然還是蓬勃向上的。這時李白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開始有了變化，一方面很張揚，另一方面又隱隱地不安，有朦朧的騷動。

等國家腐敗完全表面化了，就到杜甫階段了，開始憂慮、沉郁，詩歌的情感跟之前不太一樣，就寫像《兵車行》那樣比較凄涼的詩歌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