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籍訪古志》六卷《補遺》一卷，日本學者澀江全善、森立之等撰，成書于19世紀中后期，著錄了當時日本私家（求古樓、寶素堂、懷先樓等）和官庫（昌平學、足利學、楓山官庫等）所藏漢籍善本。其中，除了從中國流入的隋唐寫本、宋元刊本以及明清佳刻，還著錄了日本學者傳抄之本，以及日本和朝鮮所刊漢籍。作為中日文化交流的產(chǎn)物，該書在深受我國版本目錄?？敝畬W和清代考據(jù)之風的影響。《經(jīng)籍訪古志》仿《天祿琳瑯書目》和《愛日精廬藏書志》的體例，著錄書名、卷數(shù)、鈔刻時代、收藏者、版式、行款、印記、諱字、牌記等，并附考證按語。在考證版本方面，《經(jīng)籍訪古志》廣泛引據(jù)和辨證《讀書敏求記》、《居易錄》、《四庫全書總目》、《十駕齋養(yǎng)新錄》等清人考據(jù)成果。無論在善本著錄還是內(nèi)容編排上，《經(jīng)籍訪古志》都堪稱日本漢籍書志學的集大成之作。

《經(jīng)籍訪古志》著錄了諸多我國稀見甚至是已經(jīng)失傳的珍本。如南朝皇侃的《論語義疏》，宋代時已經(jīng)在我國亡佚，乾隆間才由日本傳回，《經(jīng)籍訪古志》則著錄了藏于日本的五個抄本。又該書著錄的藏于昌平學（今藏于內(nèi)閣文庫）的宋刻本《鉅宋重修廣韻》，亦為當時我國失傳的版本。因此近代以來，《經(jīng)籍訪古志》成為了我國學者訪求藏于日本的珍本、進而進行文化研究的重要線索。光緒間楊守敬出使日本，得到《經(jīng)籍訪古志》抄本，即按圖索驥，多方尋訪，購回了當時藏于日本足利學的宋八行本《尚書注疏》等一批珍貴的古刻舊抄，并主持影刻了的稀見之本，匯編為《古逸叢書》，一直為書林所重。張元濟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是根據(jù)《經(jīng)籍訪古志》的著錄，前往日本訪借所缺的半部宋本《史記》。誠如徐承祖所言：“海東群籍總匯于斯，固集古者所取資。”（《經(jīng)籍訪古志序》）

《經(jīng)籍訪古志》的出版流傳也與中日的文化交流密不可分?！督?jīng)籍訪古志》成書后，一直以抄本形式流傳，至光緒十一年（ 1885）徐承祖出使日本得到該書，即命姚文棟在東京排印出版。撰者之一森立之也于是年去世，其他撰者如澀江全善（卒于1858 年）均未及見該書出版。民國五年（ 1916）上海廣益書局又據(jù)徐本排印出版。同年，日本國書刊行會以森立之的兒子森約之的抄本為底本，校以廣益書局本，排印出版，收入《解題叢書》。（森約之已于更早的1871 年去世。）1935 年，日本書志學會影印了初稿本的謄清本（原件毀于火災）。由此可以看出，徐承祖本作為《經(jīng)籍訪古志》的最早印本，是版本系統(tǒng)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在《解題叢書》本出版后的近百年間，除了影印排印本和初稿本外，中日兩國均未出版《經(jīng)籍訪古志》的整理本。201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杜澤遜先生、班龍門女史點校的整理本。該本以徐承祖本為底本，校以影印的初稿本。通過?？闭碚甙l(fā)現(xiàn)，作為通行版本的徐承祖實則校印不精，訛誤較多。此外，《經(jīng)籍訪古志》的編撰者在著錄行款、迻錄序跋、引據(jù)他書等方面也都存在一些問題。因此，整理者又針對所著錄的條目，征引群書，進行他校。其中，已經(jīng)有影印本或能檢索到原本圖像的，如《古逸叢書》影印的宋本《姓解》、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即對照影印本或圖像進行核對。而更多無法目驗原本的條目，整理者征引了清人的《蕘圃藏書題識》、《善本書室藏書志》，較《經(jīng)籍訪古志》稍晚出的《日本訪書志》（即楊守敬日本訪書所著）、《古文舊書考》（日本島田翰撰），當代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我國嚴紹璗編著）、《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日本宮內(nèi)廳圖書寮編著）等目錄書志的著錄及其他一些研究成果所提供的線索進行校勘。如卷四子部著錄了楓山官書庫藏舊抄本《臣軌》，錄有“其史之義，則唯去河上公焉”、“束發(fā)舛簪”等語，而《日本訪書志》所錄“其史”作“老子”，“舛”作“盍”，整理者即據(jù)此出校記。如卷四子部著錄求古樓藏元槧本《中說》“卷首有‘岡氏家藏□裕記’印”，整理者引據(jù)《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著錄《增注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條有“岡氏家藏之裕記”作按語，補出了所缺之字。這樣不僅糾正了《經(jīng)籍訪古志》一些著錄的失誤，還對該志進行了補充和完善。

整理者在梳理《經(jīng)籍訪古志》版本系統(tǒng)時，雖然已經(jīng)通過長澤規(guī)矩也的《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了解到了《解題叢書》本相關情況，但“該本一時查訪不得，只能將來補?！保ā督?jīng)籍訪古志· 整理說明》）。果然，在尋訪到國立國會圖書館網(wǎng)站公布的《解題叢書》本圖像后，整理者在2014 年整理本的基礎上，進行了補校，也進一步揭開了該本的面紗。如前文所述，《解題叢書》本是以森約之的抄本為底本，該抄本有森氏父子補注，增加了靜節(jié)山房等收藏信息，對版本形態(tài)有所補充和進一步的考證。如《補遺》醫(yī)部著錄的聿修堂藏明成化刊本《重修政和經(jīng)史證類備用本草》條引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袁廷梼本為金代平水張氏晦明軒刊本，森氏補注則有質(zhì)疑：“約之按：袁氏所藏恐非平水張氏原刊，蓋平水許宅大德本耳。若夫大全本、大德板亦皆作‘人’不作‘仁’，可以證矣。”此類補注約有30 條，此次也進行了迻錄，并以小字和特殊符號標識，以便讀者參考。

《解題叢書》本更重要的版本價值在于對據(jù)徐承祖本排印的廣益書局本進行了校勘，修訂了行款、題識等方面的著錄錯誤。如卷二經(jīng)部著錄的元槧本《古今韻會舉要》條云有“陳宲繡梓識語”，“宲”徐本、初稿本誤作“棠”，此次則根據(jù)《解題叢書》校出。又《補遺》醫(yī)部著錄聿修堂藏抄本《正脈脈訣》序“大德辛丑，既從鍊師得崔劉四脈”云云，“脈”徐本、初稿本皆誤作“新”，而《解題叢書》不誤，與整理者引據(jù)《中國醫(yī)籍考》他校結(jié)果相契合?？梢姡a?！督忸}叢書》本，使得《經(jīng)籍訪古志》整理質(zhì)量進一步提高。當然，《解題叢書》本亦不可迷信，仍需審慎處理異文。如卷六集部《陳簡齋詩注》條云“末署校正、都色、刻手等名銜”，“色”《解題叢書》亦沿襲徐本誤作“邑”。

除了《經(jīng)籍訪古志》，另一部重要的日藏漢籍書志《古文舊書考》對稀見抄刻舊本內(nèi)容的迻錄更多，此次借助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宮內(nèi)廳書陵部等藏書機構公開的書籍圖像也進行修訂。至此，包括2016 年出版的《靜嘉堂秘籍志》，“日藏中國古籍書志”三種全部出版面世。在域外漢籍中，日本的收藏的“量”與“質(zhì)”都首屈一指。而“日藏中國古籍書志”三種作為國內(nèi)深度整理出版的漢籍書志，為日藏漢籍的尋訪、編目、整理、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文獻支持。當然，域外漢籍的“回歸”和國內(nèi)外古籍資源的進一步數(shù)字化，也將為《經(jīng)籍訪古志》的進一步精進和古典文獻學的發(fā)展提供更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