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景范1983年第二次書面發(fā)言：陜北蘇區(qū)是郭洪濤同志創(chuàng)建的嗎？ 
一九四五年朱理治同志揭發(fā)說：“郭洪濤說陜北蘇區(qū)是他用三支槍（或者七支槍）創(chuàng)造的”，當時就有許多同志反駁他?，F(xiàn)將幾位同志講的材料，摘要如下： 馬文瑞同志（原陜北特委團委書記）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說： （1）陜北的秘密工作問題：
發(fā)展過程：大革命時，陜北的革命活動中心地方是綏德。綏德的四師又是中心。二七年井岳秀解散了四師，這是陜北大革命失敗的最高標志。綏德的地委書記是四師教員蔡南宣，他走了，下邊的同志多是學生，有的被槍斃、有的消極。二八年特委成立后，雖有些盲動傾向，但還提出一條方針是對的，即到農(nóng)村中、軍隊中去活動（大概是八七會議精神）。因此各地都開始在農(nóng)村中發(fā)展黨、團員，成立支部，該年冬傳達了六大決議、三大任務、十大政綱。二九年工作有四條：1、開秘密會，訓練同志。2、發(fā)展同志。3、貼標語、散傳單。4、搞災民斗爭，因陜北一九二八年、二九年都是大旱災。三0年下半年才轉為立三路線，許多黨組織垮了。三一年到三二年特委的成績是： 2、農(nóng)村有了群眾基礎，有紅色村。缺點：對軍隊的活動，領導不夠，失敗的多。郭回來前，陜北的工作已有了基礎，游擊隊已發(fā)展起來了。郭批評陜北有富農(nóng)路線，是不對的，如：黨領導過抗糧，抗款，要求救濟糧等斗爭。派張毅忱領導過橫山農(nóng)民包圍響水堡的抗糧、抗款斗爭。
陜北的游擊戰(zhàn)爭：三二年下半年：陜北特委就有搞游擊隊的觀念。三三年春，陜北特委布置：加強九支隊，給九支隊補充了槍；派王巨德在綏德活動；派張毅忱去神府組織游擊隊。三三年六月，特委決議案決定：“開展游擊戰(zhàn)爭”，布置：一為劃神府、綏德、安定、永坪為三個游擊區(qū)；二為加強干部，派畢維舟為政治委員，派高朗亭在綏、清負責游擊隊；三為地方黨組織貧農(nóng)會，赤衛(wèi)軍等團體。擴大會議后特委雖被破壞，但仍堅決貫徹決議，派馬明方去安定一支隊巡視幫助工作，我去神府三支隊，崔田夫到綏、清一帶。張達志、高長久到葭、吳一帶。郭洪濤三三年陰歷臘月（陽歷三四年一月）來陜北時，各地游擊隊都已行動起來。郭說一支隊是富農(nóng)路線?？蓮娛狼迨莻€窮人，犧牲了，雖失敗過，郭回來前，已恢復起來了。二支隊也在活動，神府三支隊已打起紅旗，吳堡抗日義勇軍已組成（土匪起義），派馬丕勛領導，后來是四支隊。郭說：陜北也沒搞個“工農(nóng)反帝同盟軍”組織。這是形式。因為群眾游擊戰(zhàn)爭就有反帝作用。郭來后搞個“反帝同盟軍”，吸收些流氓，富農(nóng)，敵人一來就投降。郭說：沒有工人領導為骨干。我們的游擊隊骨干比較好。不管是不是工人都行。鹽工、雇工、炭工是有，是否提為骨干，要看情況，不能亂提。如崔田夫提作特委書記，就掌不了柜。這種作法，是郭的錯誤理解。郭說：陜北只有三百黨員，沒有一個區(qū)委，這是胡說！雖經(jīng)幾次破壞，但也還有一兩千黨員，光神府、清澗就有七百多?？h委有三個。張達志同志說：那時縣委已有六個：綏德、清澗、神木、安定、吳堡、葭縣。①派楊庚午，雷云亭、史直發(fā)給我們帶來幾包大煙土，還帶回一條槍。②強龍光，高鵬飛、馮經(jīng)富回來，帶來兩支駁殼槍，一支手槍。③強世清帶游擊隊南下兩次，由廿六軍派回惠澤仁、楊仲遠、魏武等強的干部來。還補了許多槍枝。④王兆相、牛剛、高兆回來，王兆相到神府搞游擊隊，牛剛到民團去活動。⑤派白雪山、馬丕勛回來。馬到吳堡搞抗日義勇軍，白到清澗搞游擊隊。⑥派王金泉帶來廿六軍給陜北特委的信，提議在陜北發(fā)展游擊戰(zhàn)爭。準備搞紅軍、分配土地，建立蘇區(qū)等。到了一九三三年底子長才由北平回來。⑦郭洪濤回來后，朱理治來前，陜北工作還是發(fā)展的。因為以前就有游擊隊活動。廿六軍三四年又給了很大的幫助，一次就給了一百多條槍。⑧廿六軍經(jīng)常來陜北活動。河口一仗，粉碎了第一次“圍剿”，又給陜北補充了槍支干部。安定、清澗的游擊隊和蘇區(qū)才能擴大。⑨劉志丹帶主力紅軍來陜北粉碎了第二次“圍剿”。 那時的武裝斗爭決定一切。而軍事這一條，沒有郭洪濤的功勞，他不懂軍事。軍事不勝利，其他工作就不能開展。
郭洪濤連個游擊隊也沒搞過。游擊隊都是按原來特委的決定和廿六軍的辦法做的。如白雪山、路文昌、王兆相。郭洪濤派了王達成去神府，他沒去以前，神府游擊隊很好。他走了以后，也很好。恰恰是王達成去時，就搞得一塌糊涂。郭洪濤來陜北有無作用？好的少、壞的多，勁頭有，用錯了。郭洪濤的干部，軍事，土地，肅反政策都是錯誤的。如不是劉、高，陜北就完了。陜北工作，也應該說是在劉、高正確路線領導下，紅軍打勝仗，加上陜北諸同志努力下得來的。郭洪濤是起了壞作用。沒有郭洪濤，陜北工作更好一些。 張達志同志（系陜北特委委員）一九四五年在歷史座談會上發(fā)言說： 過去爭論多年的歷史問題，是不是路線問題？我認為是路線問題。事實上也存在著兩條路線斗爭。郭洪濤一九三三年冬從北方局回到陜北特委，在曹家洼開了一個會，馬明方、馬文瑞都參加了。在這個會上，第一是傳達了北方代表意見。第二反對陜北黨的“右傾富農(nóng)路線”。現(xiàn)在我們看看：那時候陜北黨有沒有富農(nóng)路線？
陜北黨從一九二七年失敗后，一部分黨員由城市轉入鄉(xiāng)村，二七年后半年在葭縣木頭峪、神堂溝等地建立了農(nóng)村支部。二八年在神府也有了農(nóng)村支部。另一部分黨員轉入士兵工作里去。所以很多同志當了兵。井岳秀、高雙城的部隊中，每團都有我們的黨員工作。以后又由農(nóng)村斗爭轉入武裝斗爭。從總的方面看，那時候陜北黨的路線是正確的。黨和群眾有密切的聯(lián)系，群眾對黨是擁護的。黨領導群眾打了雞蛋廠，抬龍王，橫山抗糧，清澗搶糧等群眾斗爭，這就產(chǎn)生了武裝斗爭的必要條件（比如神木抗鹽稅，自己放起哨來，看見差人來了就跑）。三二年高朗亭在他家那里開始搞游擊隊。三二年陜北特委開會正式?jīng)Q定劃神府、綏清、安定為三個游擊區(qū)，開展游擊戰(zhàn)爭。會議剛開完，特委就破壞了，王兆卿被抓去了，馬明方、馬文瑞逃脫，崔遠，魯賁逃到北平去了。過了兩天，常胖到我家來說：王兆卿、畢維舟被殺掉了。接著馬文瑞也跑到我家來。我們找到馬明方，到了他家，當晚就決定連夜趕到塞（疑寨）子溝開特委會，重新整理黨的工作。決定馬明方到安定，整理安定黨和安定游擊隊。馬文瑞走神木，崔田夫走綏德，我走清澗。特委雖被破壞了，大家還是堅持特委的決定，開始游擊戰(zhàn)爭。這次七大開會時，有人說馬明方動搖過，這是對一個同志的誣蔑。當時反“富農(nóng)路線”實際就是反對陜北的正確路線。當時我們黨的路線是以貧雇農(nóng)為主，團結中農(nóng)、反對地主。當時的口號是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取消苛捐雜稅。今天也好，過去也好，群眾對這個口號是擁護的。郭洪濤回來就提出反對富農(nóng)，把富農(nóng)當?shù)刂鞣?，把革命對?/span>混淆起來，孤立自己。當時我們對富農(nóng)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做得很好，富農(nóng)對我們沒怎么反對。以后由于“左”傾反富農(nóng)路線，在土地政策上有錯誤：地主不分地，富農(nóng)分壞地，查田時把中農(nóng)利益也侵犯了。其實，當時陜北右的方面并不多，相反的是有些“左”。但為什么不反對“左”呢？這就是“右”不如“左”好，越左越好。事實上是越“左”越脫離群眾，使黨不能發(fā)展進步。其次是反對梢山路線，實際是反對劉、高的正確路線。我們根據(jù)地就是在山上創(chuàng)造的。沒有山，就建立不起根據(jù)地。所謂逃跑路線，打游擊就要逃跑，不跑人家就會消滅你。誰反對逃跑，就是反對游擊戰(zhàn)爭。軍事路線上的爭論：廿六軍和廿七軍在陜北匯合后打了大勝仗，這是由于有正確的戰(zhàn)略路線，是以游擊戰(zhàn)為主，以運動戰(zhàn)為輔的人民的游擊戰(zhàn)爭的路線，所以能發(fā)展了游擊隊，發(fā)展紅軍，消滅了敵人。主要的方針是打通陜北與陜甘的聯(lián)系。那時決定打安塞、延長、靖邊，結果都打通了。而“左”傾路線則主張打米脂、葭縣、吳堡，打通神府，這是冒險計劃。米脂敵人的力量最集中，是井岳秀的命脈，駐的民團很多。同時，豪紳地主也很多，我們怎么能打開呢？正確的路線要把陜北與陜甘聯(lián)成一片，結果是勝利了，繳獲了武器，俘擄了敵人。左傾路線是打大城市、打瓦窯堡、打延安、攻堅。那時我們才有幾挺機關槍、兩門炮，有炮也不會打，打不準，大城市怎么打法？“左”傾路線主張打運動戰(zhàn)、陣地戰(zhàn)。咱們沒有武器，拿什么打呢？反三次“圍剿”時有一個命令，今天看來是開玩笑。他們說：“運用紅軍的基本的運動戰(zhàn)的策略，配合陣地戰(zhàn)堅決進攻敵人，在新的圍剿未布置前，先行打碎”。又說：“爭取神府和吳、綏以南蘇區(qū)打成一片。鞏固宜川一帶蘇區(qū)。向韓城、合陽發(fā)展，恢復已失去的米東、慶北、華池蘇區(qū)。開展洛川工作，消滅甘、鄜等白區(qū)。以洛川為中心積極地向定邊、隴東發(fā)展?！倍ㄟ呍诒薄⒙宕ㄔ谀?，怎么發(fā)展呢？就是坐飛機也沒那樣快。在這個文件里沒有提到游擊戰(zhàn)，看他們“左”到什么程度了，這就是“左”傾的軍事路線。（注：二次反圍剿，郭洪濤的意見被否定了。三次反圍剿時，紅軍已開到東邊打過了河的晉軍。朱理治來了，郭洪濤有了靠山，就和朱理治共同寫下這個指示信，被紅軍指揮部頂回去了）。張達志同志說：關于肅反問題，我看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結果。正確路線在軍隊里、地方黨里，都有很大影響，所以一切都執(zhí)行得通。而錯誤路線在某些地區(qū)就行不通。這怎么辦呢？于是，在廿五軍來永坪后，就撤銷了劉志丹軍委會主席的職務，成立了十五軍團。徐海東為軍團長，劉志丹為副軍團長，高崗由政委變?yōu)檎尾恐魅?。這樣，廿六軍（注：實際是西北紅軍）的領導權便完全被廿五軍剝奪了。一直發(fā)展到對正確路線的代表者劉、高及廿六軍團、師級干部都戴上了反革命帽子。逮捕的逮捕，關押的關押，打擊的打擊，撤換了好多同志。關于廿六軍與廿七軍的關系問題。我認為陜北游擊戰(zhàn)爭的開展，始終是在陜北黨的領導下，陜北人民的斗爭基礎上，以及廿六軍及陜甘黨的領導、推動、幫助下發(fā)展起來的。沒有陜甘黨和廿六軍的指導推動幫助，廿七軍是很難發(fā)展的。如清澗二支隊，開始不知道怎么打游擊，白雪山回來后，才建立起來。四支隊馬丕勛起了很大作用。廿七軍紅一團也是由廿六軍幫助才編制的。因此說，陜甘黨與廿六軍對陜北游擊戰(zhàn)爭的開展有決定的意義。陜北蘇區(qū)的擴大，也是在紅廿六軍、紅廿七軍匯合后，在劉、高指導下才擴大起來的。楊家園子，張家屹臺打了勝仗。打了高橋、安塞、李家塌、靖邊，紅軍漸漸發(fā)展了。開始匯合時廿七軍只有二百余人，這時發(fā)展到一千六百人。沒有正確的領導是不行的。（注：張達志同志是陜北特委委員兼廿七軍八十四師的政委。那時，廿七軍只有這么一個師。） 賀晉年同志（原廿七軍八十四師紅一團團長，二十五軍來后撤掉楊琪的師長，賀即為師長）在一九四五年的歷史座談會上的發(fā)言： 在我看來，陜北黨、陜甘黨轉移到鄉(xiāng)村，轉移到部隊，轉移到武裝斗爭，這個基本方向是對的，路線是正確的。當然，中心是直接領導紅軍的陜甘黨，特別是廿六軍的最高領導機關。我們應將以郭洪濤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和以劉、高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分開。不應把陜北和陜甘分開。”
他說：陜北沖破第一次圍剿，主力是廿六軍。不管河口的仗打得好不好，圍剿是沖破了，主要靠廿六軍。那時陜北四個支隊合起來還不到二百人。第二次“圍剿”，廿七軍已提到主力。三次“圍剿”廿七軍己成為很能打仗隊，因為我們執(zhí)行了周家崄、玉家灣會議的正確路線。他說：三四年春，我在安定一支隊當政委，隊長是路文昌，錆澗二支隊白雪山，神府三支隊長王兆相，這些人都是從廿六軍回來的。有在廿六軍的經(jīng)驗，會打也會跑，所以能存在。在以后吳堡四支隊，綏德五支隊也搞起來了。我們一支也懂得了鉆山，懂得“槍桿子第一”，“槍桿子萬能”。我們的游擊區(qū)根據(jù)地就是依靠槍桿子創(chuàng)造出來的。廿六軍這個經(jīng)驗，不管自覺與不自覺，我們是正確的執(zhí)行了。事實上是廿六軍的經(jīng)驗指導了陜北游擊隊。南梁是我們的老窠，陜北、關中和其他地方是我們的小窠。這就是根據(jù)地的觀點。賀晉年談到廿六軍和陜北的關系時說：三四年春，楊森帶騎兵團來安定，給了老謝一些錢和槍，因在陜北騎兵不好活動，又回去了。接著又派來了王寶山、劉約三帶的游擊隊，和陜北的敵人八十六師張建南打一仗。這一次勝利影響很大，給群眾更大的信心。陜北一支隊的力量發(fā)展很快，人也多了，槍也多了。以后清澗的二支隊、五支隊、和一支隊會合，組織了“陜北游擊隊總指揮部”，老謝是總指揮。打了幾仗之后，我們就南下和廿六軍會合，在閻家洼開了三天會。反對右傾“梢山路線”，檢討紅四團、王泰吉失敗，結果撤了高崗的職留黨查看。這次是正確路線和“左”傾機會主義斗爭的開始（注：紅四團是從平原上撤出，并非失敗，王泰吉和楊虎城打仗受了損失，也并非失敗）。他說：粉碎二次“圍剿”，共用三個月，得到很大勝利，六個縣首先勝利，把陜北和陜甘打成一片。而“左”傾機會主義者卻說：“二次圍剿開始時，在軍事上表示退卻，后來糾正了，但在目前還在一些地方存在著殘余”?！拔覀儧]有獲得應有的勝利，是由于執(zhí)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不夠?！?/span>而這個勝利，是在劉、高的正確軍事路線之下得來的。但“左”傾機會主義者“偷、吹、裝”他們說是在“五中全會的正確路線下及中央北方局正確的具體指示下，得到了許多輝煌的勝利”。郭洪濤的“翻案書”上說，他搞起了一、二十個游擊支隊。但據(jù)一九三四年六月廿七日，陜北特委工作報告大綱講：游擊隊的人數(shù)是：安定縣一支隊，五十人，三十支槍；綏、清縣二支隊，三十人，三十支槍；神木縣三支隊，二十人，二十支槍；吳堡四支隊，二十人，十支槍。陜北總共有一百二十人，九十條槍。可是從前郭洪濤向朱理治談、向廿五軍談，都夸大了多少倍。1958年的“翻案書”中更是夸大得不得了，而且那些游擊隊也不是郭洪濤創(chuàng)建起來的。一九三五年廿六軍、廿七軍匯合時，廿七軍才有二百多人（見張達志同志發(fā)言）。郭洪濤說，他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要不然陜北怎樣發(fā)展呢？陜北根據(jù)地究竟怎么發(fā)展的，上述同志講的情況，就回答了他的問題。郭洪濤說：他把廿六軍調(diào)到陜北，才發(fā)展起來的。實際上，廿六軍在去陜北前已發(fā)展到五個團，在陜甘進行過五次反“圍剿”，開辟了十八個縣的根據(jù)地。二十六軍到陜北的原因，首先是廿六軍及陜甘特委早有計劃，在一定時期內(nèi)，要幫助陜北發(fā)展。再就是北方的黃漢也來過信。從上述同志的發(fā)言中，可看出廿六軍在陜北起的作用。郭洪濤說：他創(chuàng)建了陜北蘇區(qū)，他的功勞很大，從上述幾位陜北領導同志的講話中，就可看出梗概。 如果說，一九四五年座談會上講的歷史還不夠，或者郭洪濤認為有什么偏差，那就再看看六十年代馬明方同志的講話。馬明方同志未參加過一九四二年的高干會，也未參加過一九四五年座談會（馬明方同志是原陜北特委書記）。 一九六六年，馬明方在“修改戰(zhàn)史（草稿）意見”上說：“革命發(fā)展總是不平衡的，陜甘邊區(qū)的游擊戰(zhàn)爭開展的較早”?！叭绻麤]有廿六軍的北上，陜北的局面就不會發(fā)展得那樣大，那樣快。同樣的，沒有陜北長期黨的工作基礎和當時的根據(jù)地和游擊隊，紅廿六軍也不會發(fā)展那樣大，那樣快”。當時還處在反對“彭、高、習反黨集團”壓力之下，馬明方同志敢那樣講，已屬不易。
馬明方一九六一年給研究黨史的人說：“郭洪濤說，后來還開了幾次特委會，決定了什么問題，我雖是特委委員，但不知道這些會議，沒有參加過。……”“這與郭的作風有關——他對一些問題，不公開提出，擺在桌子上大家議論。有時幾個人決定，或者在下面嘀嘀咕咕”。“過去，我說郭洪濤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高崗問題發(fā)生后，我說他犯了‘左’傾錯誤，給減輕了一些?！?/span>“這里說幾句陜甘邊的游擊戰(zhàn)爭，自一九三四年開展起來以后，得到過陜北特委的大力支援，派了許多黨員來參加游擊隊。但從一九三二年起，在陜西省杜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下，打了一年仗，陜甘游擊隊和紅廿六軍雖然艱苦奮戰(zhàn)，英勇犧牲，到三三年上半年以前，不僅沒有多大發(fā)展，而且廿六軍第二團南下終南山、遭到慘敗。一九三三年后半年，陜甘邊的領導同志開會，總結了過去的經(jīng)驗教訓，決定恢復紅廿六軍，以橋山山脈中段為中心，建立陜甘邊根據(jù)地，以后又決定以陜北安定為中心建立第一路游擊隊，以陜甘邊南梁為中心建立第二路游擊隊，以關中的照金為中心建立第三路游擊隊。不久，將渭北的紅四團，抗日義勇軍（王泰吉起義部隊），照金游擊隊和耀縣游擊隊，合編為廿六軍四十二師第三團和騎兵團。廿六軍在陜甘邊接連打了多次勝仗，紅軍擴大了。各路游擊隊：除派到陜北的第一路游擊隊在安定縣戰(zhàn)斗失利，總指揮強世清和政委魏武犧牲外，其他二、三兩路游擊隊都迅速的發(fā)展起來，根據(jù)地迅速建立起來。由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底，共粉碎敵人對陜甘邊的五次“圍剿”。廿六軍已擴大為五個團，即一、二、三團、騎兵團和抗日義勇軍（郭寶山（珊）部隊），共兩千多人。這是當時西北建立最早、人數(shù)最多、戰(zhàn)斗力最強、影響也最大的一支主力紅軍和游擊隊武裝。隨著戰(zhàn)斗的勝利，根據(jù)地也有較大的發(fā)展。到一九三四年底，陜甘邊已擴大到十八個縣，計有三原、淳化、耀縣、旬邑、靖邊、定邊、保安、安塞、鄜縣、甘泉、中部、宜君、同川、寧縣、正寧、合水、慶陽、環(huán)縣。這些縣，有的是大部分，有的是小部分，但都建立了臨時的或正式的革命政權和群眾組織，而且是聯(lián)成一片的。有了這樣一個后方，才使廿六軍能抽出紅三團和義勇軍。以后又調(diào)去紅二團，與廿七軍并肩作戰(zhàn)，粉碎敵人對陜北蘇區(qū)的第二次“圍剿”，打垮了第三次“圍剿”的東線敵人。當在陜北粉碎第二次“圍剿”時，陜甘則是粉碎第六次“圍剿”。廿六軍騎兵團和紅一團、紅二團，一直在陜甘和關中配合各地游擊隊，打擊南線和西線的敵人。沒有對南線和西線敵人打擊和牽制，陜北的反“圍剿”也不會那樣快的勝利。同時，在陜甘和關中粉碎敵人第六次“圍剿”中，又新建了三個縣的根據(jù)地，即膚施（延安的一部分），紅宜（宜川北部，延長南部）。到一九三五年秋，陜甘共有二十一個縣的根據(jù)地。周國祥·輯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