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古文字臨摹

張守中

主要著作：

《侯馬盟書》（合作），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

《中山王厝器文字編》，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出版。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年出版。

《包山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

《郭店楚簡文字編》（合作），文物出版社2000年出版。

《張家山漢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12年出版。

《中國歷代經典碑帖·近現代部分·張守中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年出版。

《張人駿家書日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

《張人駿墨跡選集》，香港夢梅館2006年出版。

《方北集》，河北美術出版社2014年出版。

《真鑒集》，河北美術出版社2017年出版。

《書畫舊藏記》，河北美術出版社2018年出版。

《己庚集》，河北美術出版社2020年出版。

另，還編有《守素集》（2004）《張守中書法集》（2005）等。

與盟書結緣

1965年12月，我們在配合侯馬電廠基建施工中發(fā)現了一批古文字遺存，文字為篆書體系，用朱紅色顏料寫在石片上，坑位編號16，共出土石片60件。此時侯馬考古隊長張頷先生正在原平搞“四清”，他請假一星期趕來侯馬察看這批資料，并趕寫一篇報道《侯馬東周遺址發(fā)現晉國朱書文字。該批古文字經郭沫若先生鑒定，認定為古代的盟書，郭老撰寫一篇考證文章《侯馬盟書試探》，與張頷先生的文章共同刊載于《文物》1966年第2期。

張頷先生自學古文字學，也喜愛中國書畫藝術，但因時間緊迫，他來不及親自臨摹盟書文字，囑我代勞，這樣侯馬盟書的第一批摹本是出自我手。摹本也同時公布在《文物》1966年第2期。

侯馬盟書摹本（張守中摹）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運動驟發(fā)，且來勢兇猛，全國大部分報刊，包括《文物》《考古》期刊亦停辦。侯馬盟誓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工地亦草草收工，出土的大批盟書來不及整理即入庫封存。時光到1972年，《文物》雜志復刊，向山西約稿，此時我們正在太谷學習班封閉搞運動，我被派往侯馬二次臨摹盟書，發(fā)現了盟辭220余字的盟書標本。摹本送到北京，郭沫若院長再次撰文《出土文物二三事—新出侯馬盟書釋文》刊于《文物》1972年第3期，陶正剛、王克林先生撰文《侯馬東周盟誓遺址》刊于《文物》1972年第4期，我的摹本也同時刊發(fā)。太谷學習班結束，山西省文工會全體同志回到太原，“文革”運動在繼續(xù)，正常的文物考古科研工作尚難開展。1973年8月4日，我獲知信息，王冶秋局長正在五臺山考察，不日將來太原。我當即上書冶秋局長，希望關注侯馬盟書，并告知盟書標本已全部運抵太原。8月8日冶秋局長到山西文工會參觀侯馬盟書，9日張興華書記通知我早8時去迎澤賓館晉見冶秋局長，我?guī)Я嗣藭”救缂s而至。這一天的上午，冶秋局長在省圖書館作報告，省文工會全體同志在報告廳就座。冶秋局長講到當前國際間文化交流的形勢，希望文物考古戰(zhàn)線多出科研成果，指明山西是文物大省，要加強出版工作，他特別指出侯馬盟書應盡快公布資料，出版專書。10日，冶秋局長返回北京，山西省文工會主抓業(yè)務工作的領導張德光同志立即召集張頷、陶正剛、張守中三人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侯馬盟書整理小組，有關工作場所、人員分工、經費保障以及工作期限諸方面都作了安排。

侯馬盟書整理小組張、陶、張三人經過兩年零四個月的日夜奮戰(zhàn)，完成《侯馬盟書》考古報告的編寫工作，于1975年底交稿，1976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fā)行。我在該書中的分工有四項：摹本、字表、人名表、插圖。因為成書時間是在“文革”運動期間，按當時的規(guī)定，出書不署作者姓名，也不付稿費。實則對名利我輩早已置之度外，能快速完成一項科研成果，通過實際工作的磨煉學到真本事，才是令我們最欣慰的事。我在山西工作從20歲到40歲，能與盟書結緣，機會可遇而不可求，是我一生的幸運。

書饒宗頤先生詠侯馬盟書詩          書李商隱《尋隱者不遇》

1978年12月初，省文物管理處董增凱處長找我談話，說國家文物局陳滋德處長來電話，希望能調我去北京幫助臨摹山東銀雀山竹簡。董處長又說：“你到北京也要臨摹河北出土的定縣竹簡”我接到任務，12月7日去北京，到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報到。因為唐山大地震，北京沙灘紅樓正在維修，國家文物局臨時搬在故宮博物院辦公，古文獻研究室辦公也搬到故宮的城隍廟。我先把河北定縣竹簡從庫房中清理出來，再熟悉山東銀雀山竹簡資料，待一切準備工作就緒，開始臨摹銀雀山竹簡已到1979年3月初。

在我之前，臨摹銀雀山竹簡的是傅熹年先生。傅先生臨摹的內容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一批古文獻，編在《銀雀山漢墓竹簡》第一輯中。我接替傅熹年先生，臨摹的內容有論政、論兵之類的《五議》《孝賢》等，有陰陽時令、占候之類的《曹氏陰陽》《陰陽散》等以及其他類《作醬法》《算書》等，從1979年3月至6月，共臨摹562簡。由于竹簡原件已運回山東，我的摹本系依照原大照片摹寫。臨摹結束后，我曾隨山東博物館吳九龍先生一同到北京大學訪問朱德熙、裘錫圭兩位先生，請求對摹本進行校核，經朱裘二位先生審閱后，我又對竹簡摹本進行認真修改。當時復印機尚未普及，我將摹本全部曬藍裝訂成冊，硫酸紙摹本正品已在6月底交山東博物館吳九龍先生，以備出版專書使用。

2010年3月，時隔31年后，我意外地收到北京友人捎來的《銀雀山漢墓竹簡》第二輯，感到很驚喜，誠如裘錫圭、李家浩先生在該書后記中所言：“《銀雀山漢墓》竹簡第二輯的書稿，早在1981年就已定稿，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出版。2001年以來在原中國文物研究所和文物出版社的支持下，通過有關人員的努力，本書終能在近期出版，作為本書的整理者，得知這一消息，既高興，又感慨?！濒美疃幌壬倪@段話，也道出了我的心聲。銀雀山竹簡文字是西漢初期文人的手抄墨跡，筆法古雅，行筆奔放，我通過臨摹這批竹簡文字，學到古人書寫新意，收獲良多。

臨摹定縣簡

定縣漢簡發(fā)現于1973年，歷經火燒已炭化呈黑色，文字的辨認十分困難。1975年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派員將竹簡送北京，請國家文物局支持解決保護、釋讀問題。其后在北京沙灘紅樓由張政烺、顧鐵符、李學勤、于豪亮四位先生將竹簡逐一清點，編號，釋讀，作卡片記錄。由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竹簡整理工作暫停。北京沙灘紅樓成危房，亟待維修，定縣竹簡裝箱運至北京故宮封存。

1978年12月，我奉命赴京臨摹定縣竹簡。26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王東明、李均明領著我到故宮西路慈寧宮，去搬運定縣竹簡。慈寧宮內滿滿堆積著各類物品，在靠東墻處找到兩個大木箱，開箱查看，那場面一下子把我們驚呆了，原來木箱已被90度翻轉，箱內竹簡散亂得不成樣子。王東明同志見此情景，立即去向謝辰生先生稟報，謝先生趕來現場，見此情景也大為吃驚。這都是地震搬運中惹的禍。問題歸問題，工作總得繼續(xù)。

摹寫定縣簡

我臨摹定縣竹簡從1979年7月至1981年8月，前后兩年，計臨摹竹簡1713件，28000余字。

1982年3月4日，我同劉來成、何直剛、劉世樞共同赴京，將定縣竹簡及相關資料整理裝箱，運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2000年我退休時將所有定縣竹簡摹本正品全部交省文研所，轉眼又過去19年。定縣竹簡出土后，以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名義四次刊發(fā)資料：《文物》1981年8期刊發(fā)《儒家者言》釋文，何直剛執(zhí)筆；《文物》1995年12期刊發(fā)《文子》釋文，劉來成執(zhí)筆；1997年7月文物出版社出版《論語》專集，劉來成執(zhí)筆。《文物》2001年5期刊發(fā)《六韜》釋文及校注，韓立森執(zhí)筆。先后刊用的竹簡摹本均出自我手。但當初準備出版《定縣漢簡》專集的計劃至今尚未能實現，希望定縣竹簡的未來能有好運。

戰(zhàn)國中山國文字整理

1977年河北省平山縣發(fā)現戰(zhàn)國中山王大墓，出土上百件精美的銅器，其中尤以大鼎、方壺、圓壺以及兆域圖銅版銘文數量最多，史料價值最高，為學術界所矚目。1977年10月，我調入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所做的第一件事，即去平山七汲發(fā)掘工地，配合劉來成先生臨摹這批古文字。至1978年3月，將近半年的時間，完成中山王大墓出土銅器、玉器、木器銘文摹寫工作。特別是中山三器文字，風格獨特，制作精良，臨摹文本經過商承祚先生審定，后幾經修改最終定稿，頗費時日。

中山三器·方壺（張守中?。?/span>

戰(zhàn)國中山國的資料，史書多有缺載，今次王墓發(fā)掘所獲第一手銘文如此豐富，值得下一番功夫，進一步整理編一部字書，以方便學術研究。我有了這一設想，從1978年起著手整理文字編，利用業(yè)余時間一點一滴地積累資料，穩(wěn)步推進。1978年夏秋我在臺西發(fā)掘工地工作，1979至1980年我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工作，不管走到哪里，編寫文字編的資料我都隨身攜帶，業(yè)余時間靜心整理。

編寫文字編，難點在于對古文字形、音、義的考釋，這對我而言頗有難度。然而天遂人愿，1978年11月在長春吉林大學召開中國古文字學會成立大會，全國各地的學者就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珍貴資料展開熱烈討論，各抒己見。1979年8月中華書局編輯出版《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刊載了張政烺先生以及趙誠、孫稚雛等先生的考釋研究成果，我仔細拜讀，擇優(yōu)吸收各家的研究成果，使我的文字編逐漸豐滿起來。余下純技術工作，諸如編書體例的設計、文字摹寫的技法等，只須一步步認真推進即可。原計劃要多年成稿，最終三年即見到成書。1981年9月《中山王厝器文字編》由中華書局出版，趕在中國古文字學會第四屆年會在太原召開時散發(fā)給與會中外代表。天津的陳邦懷老先生未能參加太原的會議，但先生收到會議發(fā)給的資料，陳先生在《天津社會科學》雜志上發(fā)表評論稱：“《中山王厝器文字編》其征集資料之全，摹寫文字之精，成書傳播之速，為網羅一國文字之第一部字書，信難能而可貴矣?！睆V東中山大學曾憲通先生在香港《中國語文研究》上撰文評論說：“張守中先生的摹本運筆輕重有度，旋轉自如，使刻畫剛柔相濟，頗存刀筆神韻，沒有機會摩挲實物的人，也可仿佛古人章法，與一般字書比較，可算是本書的特色?！?/span>

《中山王厝器文字編》榮獲河北省首屆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獲獎者雖是我個人，而該書反映的卻是眾多人士的勞動成果，我當再作努力，不斷進步。

一張珍貴的古文獻室同仁照

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文物局成立古文獻研究室，匯集北京大學、湖北大學、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以及甘肅、四川、安徽、河北、山東、新疆等省市自治區(qū)的專家學者，整理研究新發(fā)現的一批珍貴的古文獻資料，諸如湖南的馬王堆帛書、山東的銀雀山竹簡、河北的定縣竹簡、甘肅的居延漢簡、安徽的阜陽簡、新疆的吐魯番文書等。為臨摹銀雀山竹簡和定縣竹簡，我有幸在古文獻室工作三年，留下一張頗為珍貴的古文獻研究室同仁合影，拍照地點在北京沙灘紅樓，時間為1980年1月15日，距今已40年矣！

后排右二為張守中先生

十年三部書

十年三部書，這里說的十年，即1991至2000年；三部書，即筆者編撰的三部古文字工具書：《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包山楚簡文字編》《郭店楚簡文字編》。

時光進入1991年，我已年過半百，距60歲退休為時不遠，想到光陰飛逝，要做的事情還多，很有些緊迫感。已經過去的20世紀80年代，我主要精力放在配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幾位先生編寫臺西、平山、蔚縣三部大型考古報告配制插圖。20世紀80年代末，我的職稱為副研究員，我決心在20世紀90年代，調整工作重心，考古繪圖工作仍要繼續(xù)，但重點要轉移至對古文字工具書的編撰，這既是社會的需要，同時也是個人能力可以充分發(fā)揮和提升的需要。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是我選定科研項目的第一個目標。起步的時間在1991年7月，至1994年2月成書問世，前后用時兩年又七個月。

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是1975年的重大發(fā)現，引起學術界高度重視，資料一經公布迅即在海內外興起了研究的熱潮。而編撰一部能完整體現這批秦簡文字的字編工具書，是學術界所迫切急需的，工作期間既要趕進度，同時又要把好質量關。1992年文字編初稿完成后，我專程赴京，拜訪學界泰斗張政烺先生。6月先將書稿送達張先生寓所，并約定時日面談，聽取先生的意見。7月1號上午，在建國門外永安南里，先生以80歲高齡興致勃勃地與我親切交談。先生對文字編提出兩點建議：第一，關于單字的排序，要依說文部首順序為好，以方便讀者快速檢索；第二，對詞例句例的收錄應力求全面、完整，以方便閱覽。我經過認真思考，決定按張先生第一個建議行事，對單字編排順序來一次大返工，改按說文順序重排。實踐證明，如此改動雖多花了工作時間，但書稿質量有所提升。成書出版后，反響良好?！端⒌厍睾單淖志帯烦忻蓮堈R先生為之題寫書簽，李學勤先生作序為書增色。該書獲河北省第五屆（1994—1995年）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初版脫銷，2003年文物出版社又二次印刷。社會的需求，是對我最好的鼓勵。

《包山楚簡文字編》是我選定科研項目的第二個目標。起步的時間在1994年5月，至1996年8月成書問世，前后用時兩年又三個月。

包山位于湖北省荊門市十里鋪，1987年1月湖北荊沙鐵路考古隊發(fā)掘的包山2號墓中出土竹簡448枚，隨后由湖北省博物館、荊門地區(qū)博物館、荊門市博物館聯合組成包山楚簡整理小組，迅速投入工作。《包山楚簡》于1991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fā)行，該書系統(tǒng)全方位地公布了竹簡釋文、考釋、圖版照片、字表，為學術界進一步研究打下堅實基礎。

為編撰《包山楚簡文字編》，我認真拜讀《包山楚簡》原著，同時廣泛收集海內外學者公開發(fā)表的相關論文。編一部古文字工具書從技術編排及文字臨摹而言是我的強項，而對文字的隸定考釋則是我的弱項。工具書的編撰應力求嚴謹，以免誤導讀者。像包山楚簡這樣的新資料，對簡文中一些關鍵字學界專家多有爭議，如何擇善而從，就須謹慎處之。1996年夏，我攜文字編初稿前往吉林大學拜訪湯余惠先生，請求幫助指導。湯先生當時正在患病休養(yǎng)期間，卻打起精神為我審稿，且一連四天交流面談，對我提出的問題一一耐心作答?！栋匠單淖志帯穮R集了業(yè)內許多專家的研究成果是不言而喻的，它的問世對楚文字研究乃至中國戰(zhàn)國文字研究是一個不小的推動。

《郭店楚簡文字編》是我選定科研項目的第三個目標。起步的時間在1998年夏，至2000年2月成書問世，前后用時兩年。

張守中工作照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長謝飛先生對我的工作十分關注和支持，他向我提出要求和希望，在編寫古文字工具書方面培訓兩位年輕人。謝所長指定的是張小滄和郝建文。編撰一部書能有三人合作是一件大好事，人多力量大，人各有所長，可以快速推進工作，事實上三人合作十分順利。20世紀90年代，計算機已經普及，古文字工具書中反映的楚簡文字，按老辦法是人工手摹，文物出版社責任編輯蔡敏先生建議我們使用電腦掃描技術，此事張小滄正好能夠勝任。編一部古文字工具書要經過一道道繁雜的數據統(tǒng)計工作，合三人之力，即可加快工作進度，又能減少統(tǒng)計中的誤差。書的初稿完成后，須請專家審定，此次我們邀請古文字學家、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黃錫全先生為之審稿把關。黃先生是湖北人，對楚簡文字亦多有研究，對我們的工作熱心支持，對文字編中不少疑難文字的處置提出許多寶貴意見。書稿完成后請張頷先生題寫書簽，請李學勤先生作序。在得到多方面支持和幫助下，我們提前圓滿完成了工作任務。初版的文字編投放市場時間不久即脫銷，文物出版社于2003年4月第二次印刷，2019年又第三次印刷，以滿足社會之需。

十年三部書，高速度、高質量地完成科研任務，是河北省文物局、省文物研究所以及諸位專家學者大力支持的結果，也是我們搶時間、爭速度、嚴謹認真工作的結果。2000年末我65歲輕松退休，成了一個自由人。

《張家山漢簡文字編》感言

2007年10月我編撰《張家山漢簡文字編》，5年后的2012年11月成書問世，這是我近40多年間所編著的第6部古文字工具書。

我慶幸自己成長在新中國，趕上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大江南北開展工農業(yè)基本建設，地下出土一批批古文獻新資料。作為一個文物工作者，我有機會臨摹侯馬盟書、中山國器銘文，并把經手臨摹的古文字編撰成文字編，以方便學界同仁檢索之需。為此，我亦得到眾多前輩專家學者的稱贊和鼓勵，這使我對古文字進一步產生了親近感，曾以很大精力投入文字編的編撰工作，實踐再實踐，逐漸摸索出一條實際可行的文字編編撰程序。我嚴謹從業(yè)，把好質量關，搶時間，爭速度，曾在20世紀90年代成書3部，自己也從原來單一的技術工作領域逐漸轉向學術研究。1993年我的職稱評為研究館員，所編撰的古文字工具書占著重要位置。

前輩學者屈翼鵬先生有言：“是書也，愿為者未必能為，能為者未必肯為，能為而又肯為，亦非若干年之工力不辦?！鼻拜叺闹附蹋?/span>感同身受。以《張家山漢簡文字編為例，其編撰過程1.統(tǒng)計簡文數量；2.抄錄簡文；3.編制索引；4.統(tǒng)計單字數量；5.編排單字順序；6.摘選典型字例；7.編撰字編初稿；8.編寫檢字表。每個步驟環(huán)環(huán)相扣，其中有上萬字的數據需要精準統(tǒng)計，來不得半點馬虎，個中甘苦局外人難以想象。

有些年輕朋友誤認為編撰古文字工具書是件輕松容易的事，很想親手一試，但由于對困難思想準備不足，往往一觸而退。我的感受是編書如同登山，路途險峻，登頂不易，要消耗大量體力，途中跌跤是常事，只有堅韌不拔勇往直前，才能抵達目的地。通過編書實踐，我感悟到作為一名古文字工具書編撰者，要具備三個方面素養(yǎng)：第一要熱愛中國古文字，第二要有一顆為中國古文字學熱忱服務的赤誠之心，第三要肯于吃苦耐勞。具備這般素養(yǎng)，投入工作實踐，事業(yè)終會有成。

注：本文各部分見于張守中先生《己庚集》（河北美術出版社2020年出版），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