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朝歷代都喜歡宣稱“圣朝以孝治天下”，但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時候，往往要求當事者以國事為重，以家事為輕。而清末名臣沈葆楨卻不是如此，他主張“孝悌為先”，即使在立下大功、官場得意之時，仍然堅持去職回家照顧雙親、完整服喪，而且一去就是兩三年，這種不隨大流的獨特作風使沈葆楨成為罕見的官場另類。

沈葆楨，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任監(jiān)察御史、江西九江知府、江西廣信知府、江西道臺、江西巡撫、福建船政大臣、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等。觀其數(shù)十年的宦海生涯，探究其數(shù)次任職與辭職，對朝廷國家的“忠”與對父母雙親的“孝”，始終成為沈葆楨考慮的主要因素。與眾不同的是，有時“孝”是被他放在第一位的。

一

咸豐六年（1856年），沈葆楨出任江西廣信（今江西上饒）知府。那時江西正處在太平天國的攻打范圍，各地戰(zhàn)火四起，城池紛紛陷落。沈葆楨臨危不亂，統(tǒng)籌謀劃，整合官兵，先后擊退了太平軍名將楊輔清、石達開的進攻，從此在政壇上闖出了名聲，獲得曾國藩的高度賞識。朝廷嘉獎其功勞，升他為道臺（廣饒九南道）。值此初露鋒芒之際，沈葆楨卻有感于自己長年在外當官，未能好好陪伴父母，于是在咸豐九年（1859年），以父母年老多病為由，上書朝廷，離職回鄉(xiāng)奉養(yǎng)雙親。

這種探親假一般幾個月就結(jié)束，但沈葆楨一直沒有復出的意思，似乎真要在家侍候雙親直至給二老送終。其間，朝廷下詔要其回江西，并授予沈葆楨吉贛南道道臺一職。沈葆楨卻堅稱父母老邁體弱，家中無人照顧，因此無法就職。朝廷念其至孝，準許沈留在原籍。于是沈葆楨在家閑置了兩年多，也不在乎個人仕途。他的以孝為先、毫不戀棧的官場另類行為由此聞名。

二

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因戰(zhàn)事需要，在曾國藩的推薦下，朝廷破格授予沈葆楨江西巡撫一職，要求沈出山為國效力?？紤]到沈葆楨的“孝子”之名，為了避免沈推辭，朝廷在諭旨中頗下了一番功夫。先是引用“移孝作忠”的古人格言，勉勵沈葆楨盡孝之余不忘盡忠，再解釋江西臨近福建，路途不遠，方便探望。而且江西又是沈葆楨曾經(jīng)任職之地，情況熟悉，有利于沈建功立業(yè)，光宗耀祖，父母臉上有光，也會甚感欣慰開心。諭旨最后甚至有點可憐地說，朝廷都這么體恤你，又破格提拔你了，你應該不會再推辭吧。

沈葆楨接到這種上諭，自然又是感恩又是惶恐。其父母見朝廷如此體貼厚愛，當即說如果為了盡孝就不去任職， 是“上負天恩，下失民望”，二老心里也會不安，力勸沈葆楨盡快赴任。沈葆楨只好答應了赴江西任職，但也跟皇上回復說等到戰(zhàn)事了結(jié)時，還是要回鄉(xiāng)盡孝的。沈葆楨的這次出山主要出于對國家大事的盡忠之義和對朝廷厚愛的感恩之情，但父母的嚴命也起了重要作用，遵從父母之命自然也是孝道的表現(xiàn)。

三

出任江西巡撫之后，沈葆楨果然不負眾望，軍政大事小事皆處理得井井有條，深得軍心、民望。朝廷自是大加封賞，賜他一等輕車都尉世職，頭品頂戴。然而沈葆楨又發(fā)揚了“官場至孝”的另類作風，于同治三年（1864年），接連兩次向朝廷上奏折，說父母都年過七旬，又有病在身，加上太平軍余眾進攻福建，省城震動，不忍讓衰病的父母受此驚擾，請求朝廷批準他離職返鄉(xiāng)，陪伴照顧雙親。朝廷以江西軍政善后事務繁多，不方便倉促讓生手接任的理由，兩次都拒絕了沈的請求，為讓沈葆楨安心任職，另外派遣軍隊入閩援助，并賞賜沈的父母人參六兩。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沈葆楨接到家書說母親病情加重，立即上書請假三個月。這次朝廷準了假，但要求沈在江西安排好防務后，方可啟行。同月底，沈母去世，沈請求按照完整的禮制，守孝三年（實際是25個月到27個月，時間上跨越三年）。當時正值叛亂后的復興時期，皇帝不允許，只按慣例給予一百天假期，后又催其不必等到百日假滿，即可回江西。為了說服沈葆楨，朝廷還舉了之前曾國藩、胡林翼等人的例子，說他們的父母過世時，也曾請求守孝三年，朝廷都未允許。沈葆楨這次也應參照他人，以國事為重，破格奪情，給假百日即可。但這次沈葆楨可能悲痛于未能在母親臨死前趕回，心有所愧，堅持為老母守孝，非但沒有提前回去，反而在朝廷給的百日喪假期滿之后，即稱病留在家鄉(xiāng)了。

沈葆楨的這一次離職舉動，又一次令人詫異。守孝三年跟守孝百日比起來，會大大影響自己在仕途的發(fā)展速度，可是沈葆楨孝心大作，堅持服喪三年，把自身的前途放在次要的位置，足見其孝心是出于天性，出于至誠。

四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沈葆楨還丁憂在家。左宗棠多次邀請沈葆楨出來擔任船政大臣，說船政關(guān)系國家民族的復興自強，沈才識兼?zhèn)?，又是福州本地人，實為絕佳人選。起先，沈葆楨以“守孝”為由拒絕，坊間傳說的左宗棠“三顧茅廬”其實還少了，按沈葆楨自己的說法，“面辭者四，函辭者三，呈辭者再”。后來左宗棠向朝廷申請了船政的直接上奏和經(jīng)費保障等權(quán)利，而且沈父也勸他為國效力，何況船政就在馬尾，家里還能照顧得到。在這種情況下，沈葆楨才答應了左宗棠，但仍堅持要在明年六月喪假滿之后正式上任。

總理船政的職務級別實際上是不如巡撫的，本來沈葆楨如果要復出從政的話，選擇到某省繼續(xù)做巡撫，之后升任總督，都是順風順水的事情，但他一方面出于照顧老父親的孝心，一方面出于服務國家的忠心?？梢哉f，沈葆楨接過船政的重擔，主要考慮的是盡孝與盡忠的統(tǒng)一，至于他個人的仕途發(fā)展，則是次要了。

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沈父去世，沈葆楨馬上請求解除船政大臣職務，以便專心服喪。朝廷照例準假百日，但沈葆楨仍堅持守孝三年，百日期滿之后又借病請辭。面對如此固執(zhí)的大孝子，朝廷無奈，只能準其所請，成就其官場另類佳話。

觀察沈葆楨數(shù)次出入官場的記錄，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他真正是一位不戀官位、恪盡孝道的純孝之士。在盡忠的同時，不忘盡孝，當兩者有所沖突的時候，他甚至不顧朝廷的反對和官場慣例，拋下公務，把盡孝放在首位。在官場發(fā)展前景一片大好之際，他卻毅然決然地兩次選擇離職：一次回家探親兩年多，一次在家守孝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