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理念可謂儒家政治哲學與政治倫理思想的典型代表，但如何去貫徹實施，卻是一個相當現(xiàn)實的問題。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即使是仁義之君也需要有賢臣輔佐，否則再好的政治理念與政策措施也難以貫徹落實。儒家歷來都主張選賢任能是為政之要，如《論語·子路》中記載仲弓問孔子為政之道時，孔子回答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薄睹献印けM心章句下》也指出：“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彼浴抖Y記·禮運》篇就將“選賢與能”視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重要表現(xiàn)或?qū)嵺`途徑之一。正是因為儒家對賢能者在政治上的作用十分重視，《孟子》一書中才對伊尹、周公等圣賢輔政的事跡不惜筆墨進行渲染宣揚，而如何選賢任能自然也就成為孟子仁政實踐觀的重要內(nèi)容。

　　但伊尹、周公等賢臣不僅難得，也多出現(xiàn)于王朝新建之際，面對戰(zhàn)國時的諸侯，孟子主要強調(diào)的是累世功勛的“世臣”與“親臣”。他對齊宣王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所謂“故國”，按漢代趙岐的解釋，故為舊，故國是指歷史悠久的國家。“世臣”則被趙岐解釋為“累世修德之臣”，其“常能輔其君以道”，可見“世臣”不只是要累世為官，與君王是世交，可親可信，更重要的是修德不輟，而且社會管理經(jīng)驗豐富，能真正輔佐君主行仁政，可謂賢能之臣的典范。然而，在齊宣王處，“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這一現(xiàn)象并非齊國所獨有，對于當時的各諸侯而言，“世臣”已不常有，人才的流動在諸侯國之間愈發(fā)普遍。例如，差不多與孟子同時的商鞅從衛(wèi)國流動到魏國，不為梁惠王所用，又投于秦穆公門下，最終助秦國成就了千秋霸業(yè)；同時期的鄒衍也輾轉(zhuǎn)于諸侯之間，頗受各國器重；等等。這說明當時各諸侯國的官制已開始從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世卿世祿制轉(zhuǎn)向官僚專制制度下的俸祿制。

　　孟子“述仲尼之意”，苦心孤詣地追隨孔子“吾從周”的志業(yè)。雖然一樣是周游于列國，但孟子的郁郁不得志與當時商鞅、鄒衍等人的際遇適成鮮明對比，這與他盡力維護“世臣”“親臣”這一傳統(tǒng)的世卿世祿制的主張不無關(guān)系。面對當時世卿世祿制的逐漸解體，以及官學下移、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越來越大這一“禮崩樂壞”的社會現(xiàn)實，他對世臣、親臣的重視和強調(diào)實際上是對傳統(tǒng)宗法禮制的苦苦堅守，充分體現(xiàn)出孟子仁政理論的保守性。但面對時勢的發(fā)展，孟子很多時候也不得不做些妥協(xié)，在選賢任能的問題上，他就意識到了完全倚靠“世臣”的不現(xiàn)實，于是說：“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換言之，“使卑逾尊，疏逾戚”的“進賢”之道自然是在“不得已”時為之，“可不慎與？”那么該如何謹慎呢？孟子隨之指出：“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如此，然后可以為民父母?！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跽戮湎隆罚┚髟趶V泛征求國人意見的基礎(chǔ)上再結(jié)合自己的觀察判斷，才能確保從庶民中選拔的人才沒有問題，因為要由他們“輔其君以道”，佐助仁政的推行，能不謹慎嗎？

　　選賢之后，則要真正尊重珍惜賢者，使人盡其才。孟子對齊宣王說：“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于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于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此處所強調(diào)的，一是國君任賢使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國君應(yīng)充分尊重和信任賢能之臣，亦所謂“用人不疑”。

　　孟子在選才用才時分外重視“世臣”“親臣”，一方面是出于對世卿世祿的傳統(tǒng)宗法官僚體制和強調(diào)“疏不間親”“卑不逾尊”的宗法禮教倫理的強力維護，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對世家大族子弟在教育背景、治理經(jīng)驗以及對國君的忠誠度等方面相比庶民中的賢能者更值得信賴的價值預(yù)設(shè)。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封建禮制逐漸崩壞，王官制度開始解體，君主集權(quán)和專制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庶民參與社會政治的能力和機會均有大幅提升，孟子面對這一變化在選才用才的方略上就不得不做出部分調(diào)整。盡管于孟子而言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但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卻恰好是時代進步的反映。

　　比較而言，比孟子晚一百多年的荀子在這方面就比他要開明一些。如在《荀子·王制》篇里，荀子就指出，為政之道在于“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認為建立能上能下的合理選才用才機制是為政關(guān)鍵。而在具體的選拔過程中，君主必須唯才是舉：“內(nèi)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荀子·君道》）。面對故交私情時，君主也只可“私人以金石珠玉”，不可“私人以官職事業(yè)”，因為官職事業(yè)乃國之公器，豈可徇私枉法？在人才選拔制度方面唯有真正做到起點與過程的公平公正，國家才可能長治久安。由于荀子身處戰(zhàn)國晚期，當時封建宗法禮制被破壞得更為嚴重，加上荀子本身在思想上就比孟子具有更強的實用理性色彩，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在論及選才用才之道時，荀子比起孟子猶重“世臣”“親臣”的保守態(tài)度自然要進步得多。不過，孟子思想中對所選人才的充分尊重和信任、對人才賢能與否的謹慎考察及其所體現(xiàn)出的一定的樸素民主色彩，則是值得我們參考借鑒的。

　?。ㄗ髡邌挝唬喝A僑大學生活哲學研究中心、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馮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