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和陶淵明,一個活在晉宋,一個生在唐代,其間隔了三百三十多年。他們的關(guān)系——王維是陶淵明在唐代的學(xué)生。 王維(701年-761年,一說699年—761年),字摩詰。河?xùn)|蒲州(今山西運城)人。自幼聰穎,飽讀詩書,九歲便能作詩寫文章,十七歲就寫出《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那樣的詩。又工草書隸書,擅長繪畫,熟諳絲竹音律,多才多藝。參禪悟理,精通佛學(xué),有“詩佛”和“一代文宗”的美稱;是盛唐詩壇上極負盛名的山水田園派的代表詩人。現(xiàn)存詩約400首,描繪山水田園和歌詠隱居生活;將詩歌、繪畫、音樂相互溝通。佳作如《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相思》《終南山》《漢江臨泛》《山居秋暝》《過香積寺》《使至塞上》《觀獵》等等。 為什么說王維是陶淵明在唐代的學(xué)生? 因為文學(xué)史家都認為,王維學(xué)了陶淵明的田園詩和謝靈運的山水詩才成就了自己。 沈德潛《說詩晬語》為唐代山水田園詩人“尋根”時說:陶詩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xué)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這里說五位寫山水田園詩的唐代詩人,各得陶詩的好處,第一個就說了王維。王維得到陶淵明的“清腴”。“清腴”就是清新美麗的意思。 也難怪沈德潛說,王維自己也有詩為證。這就是他的《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zhuǎn)蒼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門外,臨風(fēng)聽暮蟬。 渡頭馀落日,墟里上孤煙。 復(fù)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我們知道,“接輿”是春秋時代楚國著名的隱士,時人稱為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迎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孔子想和他說話,他都趨而避之。而“五柳”則是另一個人,就是我們說的陶淵明。陶淵明寫了《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薄拔辶彼斐蔀樘諟Y明的代稱。這首詩以接輿比裴迪,以陶淵明比自己;明白無誤地說自己像陶淵明一樣,是一個隱居者;并且,在思想、行為和在詩歌的意境上,都有學(xué)習(xí)和向陶淵明靠近的意思。 清代盧麰、王溥輯《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載陳德公說:“此篇聲格與上諸作迥別,淡逸清高,自然絕俗。右丞有此二致,朝殿則紳黻雍容,山林則瓢衲自得,惟其稱也。評:三四絕不作意,品高氣逸,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正同一格。五六亦是直置語,淡然高老,無假胭脂。綺雋之外,又須知有此種,蓋關(guān)乎性情,本之元亮,不從沈、宋襲得,獨為千古?!敝赋鐾蹙S的這部分詩歌學(xué)的是陶淵明體——因此,兩個人值得比較。 他們都隱居:一個“富隱”,一個“窮隱” 他們同樣是隱者,但王維少年得志,中了狀元以后,太樂丞的官也做得好好的,就是因為署中伶人舞黃獅子犯禁,謫為濟州司法參軍;受到一些挫折,就想隱居了。但他并不死心,通過給張九齡寫信,后來歷官右拾遺、監(jiān)察御史、河西節(jié)度使判官。天寶年間,拜吏部郎中、給事中;“安史之亂”以后,仍然被“責(zé)授”太子中允。唐肅宗乾元年間任尚書右丞,故世稱“王右丞”。 而陶淵明當(dāng)?shù)亩际恰皡④姟薄ⅰ翱h令”一類小官,是做人幕僚和地方性的官員。王維一生做的最小的官是“參軍”;陶淵明一生做的最大的官是“參軍”。 做著官的王維,隱居在長安南藍田山麓的輞川別墅;那是初唐詩人宋之問的別墅;里面有山有谷,有湖有溪,林木幽深,參差館舍?!杜f唐書·文苑傳》記載:王維“晚年長齋,不衣文彩。得宋之問藍田別墅”,“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倍諟Y明隱居在自己的家鄉(xiāng),搬過兩次家,一次搬到“頗多素心人”的“南村”。 王維很長時間是“半官半隱”;是“帶薪隱居”。是沒有過過苦日子,也過不了苦日子的人。與王維不同的是,陶淵明的常態(tài)是隱居;做官則是因為“親老家貧”、“母老子幼”, 家里太窮,為了養(yǎng)家糊口,才去當(dāng)一點小官,掙一點生活費;一旦形勢險惡,立馬就回歸田園。而王維“掛職”朝廷,回歸山林主要是潛心修佛,修身養(yǎng)性;與在貧困線上掙扎的陶淵明完全不是同一種人。如果說王維是“貴族詩人”、“精英詩人”,那么,陶淵明就是“鄉(xiāng)村詩人”和“草根詩人”。 同樣是隱居,他們之間不僅有“貧隱”、“富隱”的差別,而且,隱居的原因、背景、思想,包括兩個人的性格、生活習(xí)慣、愛好和關(guān)注點都是不同的。 譬如外出,疲乏了,要坐下休息,有“潔癖”的王維是一定要坐在“清泉”洗過的白石上才能休息的;而陶淵明卻可以在林邊,在田埂上坐坐,因為陶淵明熱愛自己家鄉(xiāng)有“溫度”的泥土。 王維有時在《終南別業(yè)》里“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在《終南山》里“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其實都是陶淵明《歸園田居》中遇到“采薪者”的格式。 比起王維有裴秀才等朋友;陶淵明在南村的“素心人”朋友更多?!兑凭印吩娭校骸拔粲幽洗澹菫椴菲湔?。聞多素心人,樂與數(shù)晨夕”,“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nóng)務(wù)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尤其是“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沒有什么比這種在詩文上的互相欣賞,在疑難時一起分析更好的朋友們了。除此之外,陶淵明還有真正的農(nóng)民朋友,他們“時復(fù)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保ā稓w園田居》其二 )這是很不容易的。 王維、陶淵明的詩誰更好?“超級裁判”蘇軾的評判很重要 王維和陶淵明雖然都寫五言詩,但幾乎沒有什么可比性。大家公認的是老師和學(xué)生的關(guān)系。陶淵明用的五言,是五言剛誕生不久,五言詩的寫法像陶淵明一樣不富裕;許多平仄、對仗、語言技巧都是陶淵明以后齊梁詩人集體創(chuàng)造的。而到了王維的時代,五言詩已經(jīng)成熟了。運用成熟的五言形式,前人許多精美的意象、巧思可供借鑒,寫起來自然不同;好像一個劃的是小舟,一個乘的是畫舫。 當(dāng)然,詩人的創(chuàng)造性、理想和感情有時會突破形式;因為我們都不在寫詩,我們都在寫我們自己;自己的精神、人格、天賦和藝術(shù)技巧,會決定詩歌的高度。 陶詩的風(fēng)格特點,其實不是我們所誤解的“平淡”,而是淵深樸茂、清腴閑遠、清新醇厚,是“低調(diào)”的“奢華”;因為具有震撼力和超越時代而不被認識。尤其那些表達知識分子、讀書人“精神定力”的詩篇,其人格力量和藝術(shù)力量像長虹一樣高懸在中國詩學(xué)的天際。 你可以把詩寫成音樂,寫成圖畫,寫成精美的珠璣,但你不可能把詩里的樹木,詩里的飛鳥,詩里的桑麻,都寫成“有溫度”的自己。陶淵明的“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保ā蹲x山海經(jīng)》)“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飲酒》其五)“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歸園田居》其二),都是今天仍然活著的具有人性的象征。 那么,王維與陶淵明究竟誰的詩更好?宋代有一個“超級裁判”——那就是蘇軾。 在眾多詩人中,蘇軾評價過陶淵明和王維。細繹蘇軾對他們的評價,我覺得里面很有深意。 蘇軾說:“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zhì)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四:五柳先生下),這里的“曹”,應(yīng)該指曹植;“劉”,應(yīng)該指劉楨;“鮑”,應(yīng)該指鮑照;“謝”,應(yīng)該指謝靈運;到了唐代,“李”,應(yīng)該指李白;“杜”,應(yīng)該指杜甫。要注意的是,除了李、杜以外,蘇軾只說:“諸人”,一筆帶過,“皆莫及也”的唐人名單里,沒有提到王維。這是蘇軾無意的呢?還是有意的?我以為是有意的,因為蘇軾對王維同樣熱愛。 沈德潛說王維學(xué)到陶淵明的“清腴”,其中的“腴”,應(yīng)該和蘇軾說陶詩“癯而實腴”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 同時,蘇軾贊美王維的詩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保ā稌υ懰{田煙雨圖》)這是兩種不同的藝術(shù)審美融合的愉悅效果。由此我們知道,蘇軾對陶淵明和王維是同時欣賞的。在蘇軾看來,陶淵明和王維都不可缺少。蘇軾《伯時所畫維摩詰》說王維:“前身陶彭澤,后身韋蘇州”,可以證明這一點。 深一步想,蘇軾對陶淵明和王維的肯定,都和他自己有關(guān)。喜歡陶淵明,是到了歷經(jīng)磨難的晚年,詩學(xué)爐火純青;在論陶淵明的時候,確立自己詩歌美學(xué)的界碑;而在詩、詞、文、賦、書法以及“紅燒肉”的味覺審美方面,在北宋都處在一流或最高的水平的他,喜歡文人畫和各種藝術(shù)的融合;喜歡陶淵明和王維處,正是蘇軾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王維與陶淵明其實不是一類人 陶淵明寫《桃花源記》,最后說再也找不到洞口,讓最美的社會定格在理想的層面上。 王維也寫過《桃源行》,從開頭“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弊詈蠼Y(jié)尾寫到“當(dāng)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云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只是利用陶淵明詩歌并序的資源,敷衍陶淵明當(dāng)年講過的故事。和陶淵明的原詩及序一比,新奇、寄托、象征和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都沒有了,只能算是一首非常優(yōu)秀的練筆詩。因為那時王維只有十九歲,十九歲的陶淵明也許寫不出這樣的詩,只有天才的王維寫得出。 陶淵明寫《桃花源詩》,是因為現(xiàn)實不是桃花源。農(nóng)民難當(dāng),土地難種。遇到災(zāi)年、荒年,天災(zāi)人禍,不免挨餓;房子失火,住的地方也沒有。作為老農(nóng)民的陶淵明越來越窮困。這使向陶淵明學(xué)習(xí)的王維,對陶淵明的思想和遭遇,抱有警惕的同情,不愿走陶淵明的道路,反映出他在思想、哲學(xué)和人格內(nèi)心的層面,和陶淵明不是一類人。 王維有一首《偶然作》,詩中對陶淵明先生進行了一番調(diào)侃: 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 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有。 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 中心竊自思,儻有人送否。 白衣攜壺觴,果來遺老叟。 且喜得斟酌,安問升與斗。 奮衣野田中,今日嗟無負。 兀傲迷東西,蓑笠不能守。 傾倒強行行,酣歌歸五柳。 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 王維的意思是,追求個人精神自由和人格獨立的時候,一定要有物質(zhì)基礎(chǔ)作保障,同時,你不是一個人孤獨地活著的;你還有妻兒父母,還有肩上的責(zé)任。 王維這些話說錯了嗎?沒有說錯。 但這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整個唐代對陶淵明,都有從不理解——半理解——到宋代慢慢理解的過程。許多詩人都在“拒斥”和“有條件”地接受陶淵明,杜甫也是。 杜甫一方面用陶詩的方法和角度寫自己身處的鄉(xiāng)村,寫出了許多優(yōu)秀的詩歌;同時覺得陶詩有點“枯槁”,兒子教育不好;說陶淵明的《責(zé)子》是“責(zé)怪”兒子的詩。 和杜甫一樣,王維在接受陶淵明的過程中,同樣也有“拒斥”的心里。杜甫都覺得他過不了陶淵明那種貧苦的生活;王維就更不用說了。北宋哲學(xué)家周敦頤在《愛蓮說》里,說唐代的一些人喜歡“富貴”的牡丹,不喜歡陶淵明談的菊花,不知道是不是就指這些思想觀念的不同。 除了這首詩,王維還有一篇能證明這種分歧的書信。信是寫給魏征后人“魏居士”的。王維勸這位“魏居士”不要隱居,他說: 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shù)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受其后之累也。 王維以為,陶淵明棄官而去的做法太過輕率,而且迂腐;并堅持以為,陶淵明應(yīng)該委曲求全,要與世沉浮,“忍一忍”。這樣,就可以“安食公田數(shù)頃”,不會窮到要乞食的地步。 這就是沈約在《宋書·隱逸·陶潛傳》記載的,陶淵明在任彭澤縣令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yīng)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慈战庥【R去職”的事,梁代沈約和蕭統(tǒng)記載這件事時,用的是肯定態(tài)度,贊揚的口吻,覺得,這就是具有人格理想的陶淵明,寫出來,可以作為后世楷模;但王維覺得不可取。 王維說陶淵明“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是指陶淵明的《乞食》詩。所謂“乞食”,其實是向人借貸。向誰借?我考察下來,應(yīng)該是向好朋友龐參軍借的。此詩與另一首寫給龐參軍的詩在口吻、感情和氛圍上完全一致;而且,在那種荒年,家中有糧食一定是任職的龐參軍。這次借貸事件,也成了會會老朋友一次愉快的旅行。 陶淵明喜歡用幽默的口吻寫自己的窮困。如房子失火,住在破船里;責(zé)怪兒子讀書不用功;這首《乞食》詩也一樣。一開始,陶淵明就為自己畫了一幅漫畫:“饑來驅(qū)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用“黑色幽默”開篇,再接主人的幽默:“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主人不說“借”而說“贈”,還說“我怎么能讓你白跑一趟呢?!比缓蟊闶恰罢勚C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币粋€“諧”字、“歡”字,定一篇基調(diào)。并沒有像王維說得那么可憐。 還有,王維說陶淵明“屢乞”,陶詩中,陶淵明的乞食只有這一次,沒有“屢乞”;“多慚”也是王維自己的想象。我理解這是一種調(diào)侃,也許“魏居士”是魏征的后人,王維太想說服這位“魏居士”了,所以把陶淵明的情況說得嚴(yán)重一點,以便矯枉過正。 旭謂:自從陶淵明“乞食”以后,后世士大夫不再以“乞”為恥。唐杜甫《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蓖瑸槭⑻茪庀蟮拇?,他的政治對頭大書法家顏真卿也向唐中興名將李光弼(太保)“乞過米”。其《乞米帖》云:“拙于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shù)月。今又磬竭,只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菁吧倜?,實濟艱辛,仍恕干煩也,真卿狀?!?/p> 其實,顏真卿與王維是同時代的人,而且官做得不小;但“安史之亂”以后,國家財政空虛,他在荒年靠朝廷“死工資”的日子也不好過?!镀蛎滋分姓f的“拙于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shù)月,今又磬竭?!倍己吞赵娭械木渥宇愃?,但顏真卿并不覺得丟人。我做過相關(guān)研究,顏真卿的家譜一直追溯到孔子時代的顏回,正是陶淵明的榜樣,他們的思想傾向類似;但這不是主要的。 王維和陶淵明在思想人格上不是一類人,主要表現(xiàn)在對待壓迫他們的政治強人和軍事強人的態(tài)度上;區(qū)別是:一個——“忍”;一個——“不忍”。 在《與魏居士書》中,王維說“一慚之不忍”,而“終身”之“慚”;強調(diào)“忍”,批評陶淵明對督郵“不忍”,是“忘大守小”。 天寶十五年(756年)六月,“安史之亂”爆發(fā),叛軍陷潼關(guān),攻入長安,得到消息的唐玄宗帶著楊貴妃倉皇逃往四川;王維和朝廷其他官員在睡夢中來不及逃走,被叛軍俘虜。王維被俘后,不肯屈從安祿山,曾吃藥取痢,假稱患病,但瞞不過安祿山的耳目。因為王維詩名很大,安祿山將他囚禁于洛陽菩提寺,對他威逼利誘。 就因為王維有“忍”的思想,無奈之下當(dāng)了安祿山的“給事中”;雖然是“被迫”的,但客觀上仍然做了安祿山的“偽官”。被回到長安秋后算賬的唐肅宗作為叛國的典型。要不是淪陷期間,安祿山在凝碧池逼使梨園弟子為他奏樂,其中有一位樂人雷海清,思念玄宗,欷噓泣下,擲棄樂器、向西方失聲慟哭,安祿山下令,將雷海清肢解于試馬殿,在場目睹的王維寫了《凝碧池》詩(一稱《菩提寺私成口號》),因為是暗中當(dāng)場寫的,所以稱“口號”(口占):“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里,凝碧池頭奏管弦。”抒發(fā)思念朝廷的感情,并傳到行在,讓唐肅宗讀到;同時,弟弟王縉要求免除自己的官職來為兄長贖罪,使王維得到從寬處理,還不知道結(jié)局會怎樣。研究王維的人,應(yīng)該注意到他這篇文章中的“忍”,并和陶淵明的“不忍”作對比。 幸運的是,王維的“忍”和陶淵明的“不忍”,都使他們對社會作了以退為進的反彈,影響了他們的生活走向,從而有更多創(chuàng)作的時間和空間,成就了兩位頂級的大詩人。 但是,現(xiàn)在如果要我們選擇,做王維,還是做陶淵明?我想,大多數(shù)人會選擇做王維,因為陶淵明太難做了。 偉大的人,就偉大在難做。 同樣難做的,還有屈原和杜甫。所以朱光潛說,陶淵明在中國詩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和他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欄目主編:王多 本文作者:曹旭 題圖來源:上觀圖編 圖片編輯:朱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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