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桑斯坦提出的“信息繭房”，是基于美國兩黨政治的語境對新技術降低政治信息多元化以及政治信息極化的憂慮，如今卻被泛用于所有信息。但是西方學界尚無有力研究證實“信息繭房”的存在。事實上，造成“信息繭房”的單純信息環(huán)境很難在現(xiàn)實中出現(xiàn)。Web2.0技術提供了與志同道合的人討論問題的機會，也增加了與那些持不同觀點的人討論問題的可能性，很難形成信息繭房和回音室。本文也探討了算法優(yōu)化以降低信息繭房風險的可能性。算法技術對多樣性的提升主要基于兩種路徑：第一種路徑是使個性化推薦系統(tǒng)的使用者“意識到未知”；第二種路徑是通過加深“個性化”來有效增強“多樣性”。本文分析了信息聚合及其積極意義，以及Web2.0技術條件下“積極的受眾（用戶）”的可能，即“信息繭房”難以形成。文中討論了一些除繭、破繭的可能途徑。我們不認同桑斯坦提出的偶然性信息的解決方案，認為真正要解決“信息繭房”之憂的問題，不如回到提出的原點，將實驗條件下的單純信息環(huán)境還原到人們的真實信息環(huán)境中，反省“信息繭房”這個雖有衍生空間和警示價值，卻仍似是而非、缺乏科學證據(jù)的概念。

         本篇為《“信息繭房”在西方：似是而非的概念與算法的破繭求解》（作者：陳昌鳳 仇筠茜，刊于《新聞大學》2020年第1期）的第一部分：

一、“信息繭房”：內(nèi)涵與外延，誤讀與辨析

（一）“信息繭房”及桑斯坦的系列論述

     “信息繭房”是桑斯坦教授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烏托邦》中提出的一個比喻，之后又在其系列論著中進行了闡述和拓展。在《信息烏托邦》中提出“信息繭房”的內(nèi)涵是：我們（信息傳播中用戶）只關注自己選擇的內(nèi)容、使自己感到安慰和愉悅的傳播世界，如同置身于蠶繭般作繭自縛（桑斯坦，2008）。

        桑斯坦認為麻省理工學院的媒介與科技專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的“我的日報”(the Daily Me)就是“信息繭房”效應的預言：這是一份完全個人化的報紙，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其中挑選我們喜歡的主題和看法（桑斯坦，2008）。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在海量信息中以個人喜好選擇性地接觸感興趣的信息，排斥與篩出所有不喜歡的東西，選擇最適合自己品位的內(nèi)容，長此以往形成“信息繭房”。“我的日報”將有“我們的日報” (the Daily Us)之虞。信息制造者近用了許多信息，其中一些非常接近于我們自己，雖然沒有人跟自己完全一樣，但是協(xié)同過濾運作得非常良好，甚至形成了“繭房”。具有相似想法的人每一天都把自己歸入自己設計的“回音室”（Echo Chambers），制造偏激的錯誤、過度的自信和沒道理的極端主義。這里強調(diào)了前人研究中所認為的：人們通常吸收新信息以確認他們對世界的看法，這種現(xiàn)象被稱為“證實偏見”（biased assimilation, assimilative biases）（Lord, 1979）。

計算機的交互性技術催生了“我的日報”。20世紀70年代尼葛洛龐帝把交互理念用在媒體等領域，提出了一個術語“我的日報”，用于描述根據(jù)個人口味訂制的虛擬日報(尼葛洛龐帝，1996)。1993年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的新生導引研討課發(fā)起的一個訂制在線報紙新聞服務實驗項目FishWrap，成為最早的訂制化新聞服務（customized news service）(陳昌鳳、宋云天, 2019)。桑斯坦等認為，“我的日報”帶來了“信息繭房”效應，產(chǎn)生了只局限在與自己相同意見的“回音室”。信息過濾機制讓我們只看到我們想看到的東西、只聽到自己認同的觀點，只跟觀念相同的人交朋友，那些觀點不斷重復之后不斷加深，最終變成一個只能聽到自己聲音的“密室”，即信息的回音室。

桑斯坦相關的系列著作共有3部：《網(wǎng)絡共和國》(Republic.com，2001)、《網(wǎng)絡共和國2.0》(Republic.com 2.0，2007)和《話題網(wǎng)絡共和國：社交媒體時代的分裂民主》(#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2017)^[]在這些著作中，桑斯坦擴展了信息繭房對民主的危險的闡述。在就《話題網(wǎng)絡共和國：社交媒體時代的分裂民主》一書接受Qwartz的采訪中，他強調(diào)了公共論壇學說的重要性，認為“如今，街道和公園作為公共場所的作用大大減弱。Facebook等社交媒體可能比街道重要得多……如果只向您展示您想要看到的東西，公共論壇學說所設定的功能可能不會在你的Facebook頁面上發(fā)生。”他主張人們接觸對立的觀點，以此促進民主良好運作。

桑斯坦常常交替使用“信息繭房”和“回音室”。他認為因為網(wǎng)絡社區(qū)超越了物理和地理的限制，所以出現(xiàn)了與志同道合的人保持聯(lián)系的新機會，同時網(wǎng)絡社區(qū)還提供了避免一切不感興趣的人和事的機會。如果人傾聽的是與自己相像的觀點，則可能會變得更加極端和自信，于是會發(fā)生群體極化、兩極分化（Sunstein, 2017）。隨著算法技術的廣泛運用，有學者認為，算法的功能會使得這種主觀選擇的過程更加突出，算法會根據(jù)過往的偏好讓人們接觸到相似內(nèi)容（Bücher，2012）。從這兩個比喻的形態(tài)來說，“信息繭房”更偏向個體接受同質(zhì)化信息帶來的認知影響，“回音室”（還有“過濾信息泡”概念）則偏向于個體在觀點方面的認同，指人們在網(wǎng)絡辯論中有選擇地避免對立的爭論，只聽到自己認同的觀點。

（二）西方學界的回應

自桑斯坦提出“信息繭房”這個比喻后，歐美政治學、傳播學、法學、計算機科學、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等多個領域都興起了研究熱潮，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探索。

1.        導致“信息繭房”的可能原因

桑斯坦在著作中曾強調(diào)，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用戶可獲得的信息海量、超載，為了在海量信息中選擇自己需要的內(nèi)容，“信息繭房”成為用戶的應對策略。也有研究把信息技術作為導致“信息繭房”的可能原因。塞德里克·戈薩特（C. Gossart）認為，今天通過各種來源獲得的大量信息，使人們面對與他們的觀點一致或相左的大量內(nèi)容，導致人們主動選擇他們想要與之交互的信息(Gossart, 2014: 145-154)。

沃勒比克等則認為情感是用戶在線行為的影響因素。他們基于情感的視角研究人們的在線政治信息消費，研究發(fā)現(xiàn)憤怒、焦慮和恐懼是個體是否選定只與志同道合的人、觀點一致的內(nèi)容進行互動的重要決定因素。他們認為憤怒的人更有可能既與觀點相似者又與觀點對立者進行辯論，認為憤怒情緒強化了回音室和論戰(zhàn)兩方面（Wolleb?k，2019）。換言之，信息技術并不是“信息繭房”的主導原因。

2.實證“信息繭房”或“回音室”的存在

通過實證來證明“繭房”或“回音室”存在的“實錘”尚少。一方面，造成“信息繭房”的實驗室條件式的純粹信息環(huán)境很難存在，人們總是在更多元的、復雜的信息環(huán)境中；另一方面，“信息繭房”若作為長期傳播效果來研究，證實其存在更加困難。

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學教授佩特·托恩伯格（Petter Tornberg）利用網(wǎng)絡仿真模型研究了回音室與錯誤信息病毒傳播之間的可能關系。他發(fā)現(xiàn)了一種“回音室效應”：網(wǎng)絡中存在一個意見和網(wǎng)絡極化節(jié)點集群，導致復雜的傳播，并且意見和網(wǎng)絡極化對病毒性的誤傳產(chǎn)生有協(xié)同效應，回音室效應可能來自它們形成擴散的初始潮流（Tornberg，2018）。從算法技術的角度，貝歇爾（T. Bücher）通過對自己使用Facebook的一個算法EdgeRank進行分析后，認為算法的功能會使得用戶更可能選擇與自己喜好相似的內(nèi)容（Bücher，2012）。

3.“信息繭房”只是一個擔憂

阿姆斯特丹大學6位法學和信息科學的學者運用自我選擇個性化程度和影響的經(jīng)驗性研究，在個人化信息的效果、人們主動選擇他們接收的內(nèi)容、預先選擇的個性化內(nèi)容中，算法無需任何故意地為用戶選擇個性化內(nèi)容。他們的結論是：目前幾乎沒有經(jīng)驗證據(jù)可以證明算法會帶來過濾泡沫或回音室效應（Frederik ，2016）。

祖德文·博爾赫蘇斯（Zuiderveen Borgesius）等通過實證的方法，研究了觀點一致內(nèi)容的接觸和不一致內(nèi)容的有限接觸。作者認為，公眾接觸多種意見的機會的局限性確實對民主產(chǎn)生了負面影響，但是人們主動選擇要接觸哪些內(nèi)容并非新現(xiàn)象，早在拉扎斯菲爾德和他的同事關于選民選擇的研究中就顯示出了選擇性接觸。至少現(xiàn)在人們還不可能生活在一個絕對的信息繭房中，因為人們很難完全避免觀點不一致的內(nèi)容（Borgesius ,2016）。

杜布瓦和布蘭克（Dubois & Blank）認為，對回音室的擔憂是因為這樣的情況：盡管信息的選擇性接觸不是一種新現(xiàn)象，但互聯(lián)網(wǎng)確實使民眾更容易回避與自己矛盾的觀點，因此增加了其被限在回音室中的風險。但是，他們認為這樣的擔憂其實是夸大了事實。他們通過實證研究，分析了現(xiàn)有的媒體多樣性和政治利益作為兩個變量對回音室的影響，指出：公眾對政治的更大興趣和媒體的多樣性，都降低了他們困在回音室中的可能性（Dubois，2018）。

4. “信息繭房”：不準確的預言、美國式的極端

       加勒特（Garrett）認為回音室的說法的某些方面是確實的，但是研究者更多是夸大了基于政治觀點選擇信息的程度。他基于現(xiàn)實論據(jù)，論證了盡管信息的個人化程度越來越高，但大多數(shù)美國人仍然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信息，包括與自己的政治觀點相沖突的信息。美國人生活在“意識形態(tài)繭房”中的說法，被他稱為回音室的“更極端的版本”，是“不準確的預言”（Gossart, 2014）。

信息繭房之說也許只是美國土壤中的產(chǎn)物?？ǖ录{爾（Cardenal）等認為：算法可能將人們鎖在他們不自知的信息繭房或回音室中，但是在當今數(shù)字環(huán)境下卻罕有支持的證據(jù)。他們選擇西班牙來測試此觀點，確定并沒有發(fā)現(xiàn)黨派回音室的證據(jù)，他們的研究樣本反而顯示了跨黨派的媒體信息消費的特征（Cardenal ,2019）。

5. 信息繭房不一定是負面的

    似乎有更多的學者質(zhì)疑“信息繭房”和“回音室”的觀點。有研究發(fā)現(xiàn)對強化性意見的渴望在塑造個人接觸網(wǎng)絡政治信息方面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強化性意見的信息可以促進對新聞報道的關注，但挑戰(zhàn)性意見的信息也只略微降低了關注。沒有證據(jù)表明個體會放棄與其意見相左的新聞報道。也就是說并不能證明回音室的負面性，相反他們列舉了更多文獻來證明強化性信息豐富了大家的政治認知和參與度（Kieron，2015）。

    另有研究通過網(wǎng)絡管理的行為跟蹤研究收集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對強化性意見的渴望在塑造個人接觸網(wǎng)絡政治信息方面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強化性意見的信息可以促進對新聞報道的關注，但挑戰(zhàn)性意見的信息也只略微降低了關注。沒有證據(jù)表明個體放棄那些含有其不同意的信息的新聞報道（Kelly，2009）。也就是說并不能證明回音室的負面性，相反他們列舉了更多文獻來證明強化性信息豐富了大家的政治認知和參與度。

《經(jīng)濟學報》（The Economic Journal）的一項關于“棄權如何塑造選民對新聞媒體的選擇”的長篇研究報告聲明，棄權的選擇打破了意識形態(tài)的隔離，并在新聞消費中產(chǎn)生了'交叉'：對候選人有相當傾向的選民所需的候選人信息，比那些中間派的選民更少偏向。研究認為，選民的兩極分化可能導致更加適度意識形態(tài)的新聞消費（Oliveros，2015）。

注釋：

[[i]]這3部著作是：

Sunstein, C. R. (2001). Republic.c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nstein, C. R. (2007). Republic.com 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nstein, C. R. (2017).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i]] https:///933150/cass-sunstein-says-social-medias-effect-on-democracy-is-alexander-hamiltons-nightm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