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基本統(tǒng)一了北方后，親率大軍南征荊州，試圖完成江山一統(tǒng)，其時，荊州之主劉表去世不到一年，暫時還沒有一個能像劉表一樣整合荊州力量抗曹的人。

且荊州還面臨內(nèi)部分裂（劉琦和劉琮之爭），故無法組織力量抵抗曹軍，劉琮甚至在劉備不知情的情況下投降了曹操，因此，為荊州守御北部邊界，卻前后受敵的劉備只能從駐扎地新野撤離。

史書上并沒有記載劉備撤離新野時是否有百姓跟隨劉備遷徙，但記載有劉備撤到襄陽城下時，有襄陽城中百姓和士人出城跟隨劉備逃難，根據(jù)《三國志·先主傳》中的記載：“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此到當陽，眾十余萬，輜重數(shù)千兩，日行十余里”。

這十多萬百姓當然不可能只有襄陽城中的百姓，否則，這么多人會把襄陽城掏空，應(yīng)該是包括了新野以及樊城，再從襄陽到當陽，沿途所有城鎮(zhèn)中的，害怕戰(zhàn)亂受損害的百姓，他們害怕曹軍劫掠，所以跟著名聲比較好的劉備走，是主動行為而非劉備脅迫。

從《三國志·先主傳》中記載的劉備之語：“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也可以判斷出，這些荊州百姓和士人都是主動跟隨劉備逃難的。劉備不會主動脅迫百姓跟著他跑，從軍事角度上講，帶著百姓一起走，基本上就是找死。

劉備不主動，百姓們主動，這就沒辦法了，這么多百姓和荊州的部分士人寧愿跟著劉備逃難，也不愿意等候名義上的朝廷大軍來收復荊州，重歸東漢朝廷的友好大家庭中，這又是為什么？其實，主要是兩個原因造成的：

第一：劉備在新野七年，打下了良好的群眾信任基礎(chǔ)

劉備是建安六年（201年）時投奔荊州劉表，然后被安排在新野駐扎，他剛到荊州時，就因為以前闖下的名氣受到荊州人的追捧，為此，劉表都對他不太放心，《三國志·先主傳》中對此有明確記載：“荊州豪杰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御之”。

誰都知道，劉備是反曹的，但依舊有很多荊州人投奔劉備，跑到新野這個抗曹前線來幫助劉備，這至少說明，荊州是有反曹的群眾基礎(chǔ)的，當然，這也和劉表在荊州主政時的宣傳脫不開關(guān)系，畢竟，劉表也是諸侯之一，還是漢室宗親，他不可能去說曹操的好話。

并且，劉備在新野待了七年，以他一貫的政治姿態(tài)，肯定把包括上層士人和老百姓在內(nèi)的所有新野人，甚至一部分荊州士人安撫的妥妥帖帖，施恩就不用說了，宣揚曹操是漢賊且害民的政治理念也是日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這么長時間，足夠劉備在新野乃至荊州打下良好的群眾基礎(chǔ)，不說超過劉表的威望吧，肯定比妖魔化后的曹操強太多，劉備立身三國亂世的殺手锏不就是人和？所以，當曹操大軍南下時，有那么一部分信任劉備的士人和百姓跟著他是很正常的事情。

第二：荊州頑固的反曹勢力不愿意跟著劉琮降曹

荊州士人和豪強本就有相當一部分不愿意降曹，這里面又包括兩個部分。其一是試圖在亂世中有所作為的年輕一派，比如諸葛亮和龐統(tǒng)為代表的部分士人，諸葛亮是直接就投了劉備，龐統(tǒng)跑去跟了東吳的周瑜，他們背后的荊州勢力都是堅定的抗曹派，不會留在襄陽陪著劉琮玩。

其二是支持劉表長子劉琦的荊州士人和百姓，劉表死后，雖然是次子劉琮繼承了荊州之主，但不是所有人都認同劉琮，肯定有支持劉琦的人，而劉琦在江陵，劉備從新野撤退后，因進不了襄陽城，又無意強行奪取荊州，本就準備去江陵和劉琦會合，這部分支持劉琦的人也會跟著劉備走。

實際上，這十多萬跟著劉備逃難的荊州士人和百姓，正是意味著曹操南下后，荊州勢力的正式分裂。蔡瑁、張允等劉琮派喪失了抵抗的勇氣，成為投降派，或者算是重歸朝廷派。而劉琦和劉備，以及支持他們的荊州士人就是抗曹先鋒，或者說是阻擾統(tǒng)一派，這部分人當然要跟著劉備走。

綜上所述，建安十三年，劉備因無力單獨抵抗曹操大軍，從新野撤離后，一直到當陽大戰(zhàn)前，跟隨著他逃難的荊州部分士人和百姓，都是主動跟隨劉備的，不存在強迫性質(zhì)。這其中，大多數(shù)百姓或許只是單純的擔心戰(zhàn)亂，覺得跟著仁義的劉皇叔更安全。

而跟著劉備離開襄陽的大多數(shù)荊州士人和豪強們就都抱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傾向性，這些人，未來會在赤壁大戰(zhàn)后，幫助劉備迅速在荊州站穩(wěn)腳跟。劉備在新野待的七年沒有白待，收獲了不少人心，孫權(quán)就沒有這個便利，所謂借荊州？何嘗不是因為孫權(quán)在荊州暫時站不住腳，群眾基礎(chǔ)沒有劉備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