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fā)于《江海學刊》2020年第2期

馬  光

（山東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  250100）

趙秩，自稱為元代著名書法大家趙孟頫（1254～1332）“松雪公孫”，明初曾以山東萊州府同知身份赴日，成功促使當時處于窘境的日本懷良親王改變敵對態(tài)度，轉身決定遣使赴明朝貢，從而首次打破自元代忽必烈東征日本之后中日之間長達幾十年的外交僵局，開啟了兩國外交新局面。然而，與趙秩的重要功績相比，現(xiàn)存中國史籍中有關趙秩赴日活動的記載卻極為匱乏，由此造成長期以來學術界對趙秩在日本的活動語焉不詳，甚至還存在諸多誤解。

明初中日外交史因其承前啟后的重要性，多為學者所關注。自上世紀初至今，不少中外學者都對之有過專門研究，其中包括對趙秩問題的探討。這些研究成果，無疑給本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然而，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中外學術界對趙秩赴日活動的研究中，至今仍存在一些具有爭議或解讀有誤的問題。比如：趙秩是洪武三年還是四年赴日？他在洪武四年是隨日本使團回國還是客留在了日本？懷良親王向明朝稱臣納貢是事實還是偽史？趙秩、仲猷祖闡、無逸克勤等人是洪武四年還是洪武五年使日，他們是否同行，為何在博多停留那么久，是否受到了懷良親王或當?shù)毓賳T的拘留或監(jiān)視？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鑒于此，本文擬通過發(fā)掘新史料、重新解讀舊史料，對明初趙秩赴日問題提再進行深入探討。不當之處，還請方家賜教。

失敗的外交破冰之旅

明洪武初期，倭寇在中國沿海地區(qū)活動頻繁，沿海居民甚受其擾。是時，國內形勢仍不穩(wěn)定，元朝殘余勢力依然盤踞北方，云南、四川、東北等地尚未完全統(tǒng)一，張士誠（1321～1367）、方國珍（1319～1394）等部殘余勢力不斷騷擾沿海地區(qū)，余黨也多逃亡海上，在沿海地區(qū)“焚居民，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qū)，無歲不被其害”。因此，明政府此時并不能投入大規(guī)模的人力與物力去加強沿海軍事力量以防止倭寇的侵擾，故多依賴外交與祭神等消極措施。

繼位之初，明太祖對日本抱有很大幻想，欲通過外交途徑敦促日本政府禁倭，以達到釜底抽薪的目的，故而積極主動地展開了“倭寇外交”。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明太祖“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傳達了明王朝欲與諸國通好的信息。洪武二年二月，占城入貢。六月，安南入貢。八月，高麗入貢。然而，日本卻遲遲未派遣使團來華。是為何故？原來明太祖第一次派遣到日本的使者在到達日本境內之后，不幸被賊所殺。據仲猷祖闡、無逸克勤致天龍寺方丈清溪通徹的書信記載：

首命使適日本通好，舟至境內，遇賊殺，殺害來使，詔書毀溺。尋有島民，逾海作寇，數(shù)犯邊鹵，多掠子女。皇帝一欲通兩家之好，悉置而不問，但令自禁之。故后復兩遣使來，諭以此意，俱為鎮(zhèn)西所沮。

由此可知，洪武元年派出的明朝使者剛入日本境內即被賊所害，詔書毀溺，自然也就談不上見到日本懷良親王等人了。明朝與日本的首次外交以中途失敗而告終。

面對沿海日益嚴重的倭寇問題，明太祖不得不于洪武二年二月再次派遣行人楊載、吳文華等七人出使日本。明太祖在國書中明確提到山東所遭受的嚴重倭患，要求日本政府配合明朝靖倭，嚴格管束臣民，禁止匪寇到中國沿海地區(qū)尋釁滋事：“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彼倭來寇山東，不過乘胡元之衰耳。……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shù)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tǒng)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睆闹锌梢钥吹剑魈鎸量軉栴}極為重視，并揚言若日本再縱民為寇明朝將揚帆進攻日本。

楊載一行抵達日本后，見到的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南朝的懷良親王。九州等地在地理位置上與中國最為接近，航行頗便，故南朝政府成了明朝使團所到之地。作為后醍醐天皇（1318～1339在位）的兒子，懷良是日本南朝政府中的關鍵人物。1336年，后醍醐天皇為壓制足利尊氏的勢力，任命懷良為征西大將軍，據守四國伊予國的忽那島（今愛媛縣松山市）。1348年，懷良在肥后國隈府（今熊本縣菊池市）建立征西府，與此同時，室町幕府則在博多設立鎮(zhèn)西總大將一職，與南朝對峙。1359年，南朝軍與幕府軍發(fā)生筑后川之戰(zhàn)。南朝獲勝，贏得了之后十年的九州統(tǒng)治權。楊載一行到達日本時，懷良親王勢力正盛。詔書中，明太祖的那種頤指氣使的天朝大國心態(tài)一覽無遺。懷良見此詔書自然是勃然大怒，遂斬五個明使，并將楊載、吳文華二人拘囚起來，三個月后才讓他們回國。

楊載一行不但沒能使日本臣服，反而激怒了懷良，致來使被斬、被囚，大國顏面盡失，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倭寇一事自然也是告吹。倭寇“復寇山東，轉掠溫、臺、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ぁ?。

趙秩首次赴日與懷良稱臣

楊載出使日本失敗之后，明太祖并不甘心。面對沿海的倭寇問題，時隔一年，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又派遣山東萊州府同知趙秩等人持詔諭日本國王。為了給日本增加更大的外交壓力，明太祖又派遣楊載押送15名倭寇赴日。最終，迫于內外形勢壓力，懷良親王派遣使團來華朝貢，奉表稱臣，開啟了兩國通交的新篇章。

囿于史料，之前學者對趙秩本人的生平所知甚少，故在此我們需要對他多一些著墨。趙秩，字可庸，號嚙雪、嚙雪子、嚙雪老子、鱷水、石門漁者等。關于趙秩籍貫與身世，他本人曾自稱“松雪公孫吳興趙秩可庸”“松雪公孫趙可庸”“嚙雪子趙秩”、“大明天使松雪余芳王孫趙別駕”“嚙雪子古霅趙秩”、“嚙雪老子趙可庸”?！八裳┕壁w孟頫，浙江吳興（今湖州）人，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又號水晶宮道人、鷗波，宋元著名書法家、畫家、詩人，為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秦王趙德芳嫡系子孫?！肮烹悺敝竻桥d，因其境內有霅溪而得名。由此可知，趙秩當為吳興趙孟頫后代。然而，元末明初著名詩人王逢（1319～1388）稱趙秩為括蒼人。趙秩曾自題“前隱士石門漁者趙可庸”，所以也有學者認為他為今桐鄉(xiāng)市石門鎮(zhèn)人，或為杭州錢塘人。之所以會出現(xiàn)吳興、括蒼、錢塘、石門等不同情況，筆者認為，吳興為其祖籍地，而錢塘、括蒼等地可能為其遷居地。

《明太祖實錄》稱趙秩為“萊州府同知”，然而，根據《萊州府志》記載，明初萊州府同知為劉元俊，洪武三年任。之后為姚文臨，十年任；鄭亨，十五年任。據此，似乎可推斷趙秩并非萊州府同知。赴日期間，趙秩曾自稱“別駕”，日僧春屋妙葩（1311～1388）等人在唱和詩文中也稱他為“大明天使趙別駕”“可庸別駕”“趙別駕可庸”。別駕通常指通判，而非同知。查《萊州府志》，洪武三年至八年，萊州府通判一職有李毅、謝得仁、陳承務、陳士賢等相繼就任，同樣也沒有趙秩。筆者近年來曾訪查趙孟頫宗譜和碑銘等相關資料，并未發(fā)現(xiàn)任何有關趙秩的記載，其身世待進一步考證。

關于趙秩的年齡，目前所見資料十分有限。趙秩在日本期間曾多次作詩提及自己的“白發(fā)”：“霜雪布袍成潦倒，功名白發(fā)自咨嗟”，“未歸行色客愁添，白發(fā)功名歲月淹”。由此可知，此時他已兩鬢斑白，當為中老年人了。日本山口縣立山口博物館和毛利博物館各藏有一套《壽老花鳥圖》三幅對，居中一幅有“辛巳之春日寫于鴻城客舍以壽萍水園主人百歲錢塘趙秩”的題款。學者多認為辛巳年應為1401年，且推測題款者即為洪武出使日本的趙秩。若推斷正確，那么說明1401年趙秩依然健在。目前，日本還現(xiàn)存趙秩所畫的另外一套《關羽畫軸》，卷軸上有“趙秩可庸畫”，內有“趙秩”題款。至于這三套畫作如何流傳到日本，仍是謎團。

關于趙秩首次出使日本的時間，目前學術界多認為《明太祖實錄》中所記載的洪武三年三月較為準確。然而，查閱其他史籍，至少還有另外兩種說法，即洪武二年說與洪武四年說。通過《明太祖實錄》、明人文集等文獻我們可以斷定洪武二年赴日使者為楊載等人，非趙秩一行，所以洪武二年說站不住腳，故我們來重點分析洪武四年說。《明太祖實錄》中雖然直接記載洪武三年三月：“是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但是三月是諭令下達的時間，考慮到使日需要一定的準備過程，所以該月可能并非實際的出發(fā)時間。據《國朝典匯》載：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四年，趙秩等往日本，泛海至析木崕，入其境，關者拒勿納。

從中可以看出，書中記載洪武三年三月明太祖下令派遣趙秩持詔書至日本，而直到次年趙秩才前往日本。若沒有一定依據和把握的話，作者應該不會專門在同一處強調詔令的下達時間與實際出發(fā)時間的不同。明代其他史籍，如《皇明象胥錄》《新刻明政統(tǒng)宗》《殊域周咨錄》《文直行書》《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兩朝平攘錄》等亦多言趙秩是在洪武四年使日。

在趙秩所攜帶的給日本的國書中，明太祖提到“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贾T史實可知，洪武三年六月遣使持詔諭爪哇、西洋瑣里等國，兩國分別于當年九月、十月首次稱臣入貢，國書中所載內容當為已發(fā)生之事，據此推斷，趙秩應在十月之后才出發(fā)。

我們再來看一下日本方面的相關記載。據日本史籍《櫻云記》載：建德二年（應安四年，1371）二月，懷良在接到大明國書后進行回信，信中自稱“日本國王懷良”，同時他下令制造大船，準備派遣使團赴明?！毒粘丶掖┯涗洝芬灿涊d：應安四年，大明使者趙秩到達日本，見到懷良親王之后，懷良答復國書，并命令菊池武光的嫡子護送如瑤藏主等前往大明。由此可知，洪武四年二月左右懷良親王下令造海船以遣使到明朝，此時應該是懷良見過趙秩不久。如果這個推測正確的話，再結合《國朝典匯》等資料的記載，那么我們可以判定趙秩應該在洪武四年正月或二月到達日本。然而，因相關資料的匱乏，我們只能推測到此。若想判斷趙秩首次使日的確切時間，需要發(fā)掘更多的資料。

圖1  壽老花鳥圖

圖2  壽老花鳥圖

圖3  關羽畫軸

趙秩一行不畏艱險終于抵達日本析木崖，但是卻被守關者拒之關外，于是趙秩遂將國書傳達給懷良親王。明太祖在國書中首先表明自己繼位是“荷上天祖宗之佑”，表明其合法性，然后又指出高麗、安南等周邊國家多已順天奉命，稱臣入貢，唯獨日本不但沒有來華朝貢，反而縱民為寇，騷擾中國沿海：

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為寇，已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蚰送庖男“睿誓嫣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容。

明太祖還提及他曾欲命“整飭巨舟”，進攻日本，后因從被捕的倭寇口中得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所以才暫停造舟，改派使者赴日再次交涉。

據《明太祖實錄》等載，懷良初見趙秩，以為趙秩是蒙元趙姓使者的后代，誤認為明朝又會像元朝那樣故伎重演，表面上遣使通好，暗地里卻準備進攻日本，故“命左右將刃之”，而趙秩卻并沒有被嚇倒，反而據理力爭，稱明朝乃華夏正統(tǒng)，非蒙古戎狄可比。懷良聽聞之后遂“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之后奉表稱臣，派遣祖來等人隨趙秩到中國朝貢。

然而，《明太祖實錄》對趙秩不辱使命的外交抗爭描述得極為生動，甚至有些夸張，這就不免有些令人生疑。正如上文所述，懷良之前已經見過楊載等人，應該對元亡明興的朝代更替之事極為清楚，且明太祖在這次的詔書中再次十分明確地提到“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所以懷良應該不會誤將趙秩當作元朝使者而對待。楊載與趙秩所持的兩封詔書皆言辭犀利、盛氣凌人，懷良既然上次敢殺來使，斷不會因為趙秩的一番據理力爭就輕易改變其原有的強硬敵對態(tài)度。懷良之所以轉而決定對明朝俯首稱臣，其實應該是迫于日本國內形勢的壓力。前文提到，楊載一行到達日本時懷良勢力正盛，故懷良無所忌憚，敢殺來使，拒絕與明通交。然而好景不長，南朝政府不久便由盛而衰，危機重重。彼時，懷良的壓力主要來自實力強勁的室町幕府大軍。1370年，被足利義滿將軍（1358～1408）正式任命為九州探題后，能征善戰(zhàn)的金川了俊（1326～1420）便召集毛利元春、吉川經見等各方力量準備討伐南朝。懷良得知各方勁敵準備聯(lián)合討伐他時，豈能坦然處之？此時，恰逢明朝來使，于是懷良便趁機一改去年之敵對態(tài)度，轉對抗為恭順，甘愿俯首稱臣，欲借明朝聲勢來抵抗各方壓力。

事實上，促使懷良改變其立場的還有一個常被學者所忽略的因素，那就是明太祖再次派遣楊載出使日本向其施加外交壓力。據明代史家高岱（1508～1564）記載，趙秩見到懷良，經過一番雄辯之后，“日本國王氣沮，會上復遣楊載往，于是日本王良懷禮遇載等有加，遣其陪臣并僧九人隨詔使入朝”，奉表稱臣。從中可以看出，曾出使過日本的楊載又被派遣赴日，并且連同趙秩一起向懷良施壓，終于迫使懷良決定遣使來華。

楊載再次使日一事并非僅見于高岱《鴻猷錄》，清萬斯同（1638～1702）《明史》與王鴻緒（1645～1723）《明史稿》等也載“又有楊載者，嘗官行人，凡再使日本，還，復使琉球”。元末明初著名文學家胡翰（1307～1381）在《贈楊載序》中也曾提到：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未幾，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獲被寵賚，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所經，余復見于太末，竊壯其行。

由序文可知，洪武二年，胡翰客留南京期間正好遇到楊載從日本回國。不久，楊載又再次被派遣至日本。洪武四年，日本遣使隨楊載等人來華，楊載因功而受厚賞。胡翰，字仲申，號仲子，金華人。作為同時代的人，胡翰至少見過楊載兩次，一次是在南京，一次是在太末，且胡翰又專門贈文給楊載以“壯其行”，所以兩人應該是相當熟稔的朋友，故其所記內容無疑具有較高可信度與權威性。

然而，這幾則史料對楊載此次出使的具體目的卻缺乏相應的詳細記載。所幸的是，洪武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明中書省給日本的一份咨文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

適被殺死五人，楊載、吳文華羈留三月，方才得回。開諭一節(jié)，略不見答。又況使者未回之時，海內人船，仍前出沒劫掠，及有僧人潛為奸細，俱已擒獲?！瓰榇硕际×畈钚箺钶d等，伴送靈南、陽谷等一十五名前去，令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由此可見，楊載第一次使日受挫回到中國之后又被中書省再次派遣使日。楊載此次主要負責押送靈南、陽谷等被捕的倭寇前往日本，要求日本政府嚴肅處理并以之為戒。咨文和胡翰序文等文獻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楊載見到了懷良，但是聯(lián)系高岱所記內容及懷良于洪武四年遣使來貢的史實可知，楊載第二次使日應該就是去見的懷良。他所押送回去的十五個倭寇無疑給懷良以政治壓力，是成功促使懷良來華的一個重要因素。

洪武四年（1371）十月，懷良親王遣祖來、如瑤等來“隨秩入貢”，“進表箋，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臺州被虜男女七十余口”。明太祖對日本來朝大喜過望，遂厚待來使，賜懷良《大統(tǒng)歷》及文綺、紗羅等。

懷良在呈給明朝的表箋中自稱“日本國王”。表文是起源于漢代的一種上行文種，用于臣僚向君主陳述政事、表達情感。在明代，凡遇朝廷舉行慶典，如壽旦、元旦、冬至等，文武百官都要照例進賀“表”（用于皇帝和皇太后）、“箋”（用于皇后）。同時，明朝也規(guī)定外國來華必須進奉表文，“四夷入貢中國，必奉表文”，以表示他們對中國政治上的臣服與隸屬，否則，明朝便會“卻其貢獻”，甚至與之斷絕外交。懷良向明朝“進表箋”，則意味著他在政治上的俯首稱臣。然而，日本學者木宮泰彥認為，“所謂的奉表稱臣一事，從親王的一貫態(tài)度來推測，似乎是不可能的。或許由于起草公文的僧侶信筆寫成這樣，也許只是《明史》撰者的潤色之詞”。但是，木宮泰彥的觀點沒有任何的文獻依據，純屬猜測，缺乏說服力。為了弄清此事，我們來看一下當事人的相關記載。宋濂在《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xiāng)省親序》中寫道：“日本良懷亦令僧祖來奉表而至，上嘉其遠誠，詔以天寧禪僧祖闡、瓦官教僧克勤為使，護其還國?！毙蛑忻鞔_指出懷良親王是“奉表而至”。臨濟宗名僧、天界寺住持宗泐（1318～1391）也曾在送祖闡、克勤的送行詩中寫道：“維彼日本王，獨遣沙門至。寶刀與名馬，用致臣服意。天子欽其衷，復命重乃事。”詩中明確指出“日本王”即日本國王派遣僧人作為使者來華貢獻寶刀、名馬等方物，以表稱臣之意。作為當事人，宋濂和宗泐無疑非常了解此次日本來使的一舉一動。序文和送行詩都是作給當時朋友看的，完全沒有必要矯飾欺人，故他們的記載是最為可靠的史料，其真實性毋庸置疑。再者，前文所引胡翰給楊載的序文中提及“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獲被寵賚”，表明日本曾奉表稱臣。所以，筆者認為當時懷良來華應該是奉表稱臣納貢，不然明太祖斷然不會欣然接受使團，厚賜來使，也不會專門遣使護送他們回國。

趙秩是否回國

關于趙秩隨日本使團于洪武四年回國一事，《明太祖實錄》明確記載懷良“遣祖來隨秩入貢”，所以學者通常認為趙秩是同懷良使團一同回國的。然而，日本學者村井章介對此持有不同意見。通過整理《云門一曲》等文獻，村井發(fā)現(xiàn)趙秩與日僧春屋妙葩等人有著密切的交往，并且他曾在詩文中多次提及自己客居日本三年。由此，村井章介推斷，趙秩并沒有像《明太祖實錄》等所記載的那樣于洪武四年十月隨日本使團回國，而是客留在了日本，直到洪武七年，趙秩才與祖闡等人一同返回中國。村井章介關于趙秩客留日本的新觀點對于舊有“定論”無疑具有極大沖擊性，不少學者甚是贊同此新說。但是，筆者認為這個新說同樣值得商榷。

我們首先來考察一下趙秩等人的詩文中出現(xiàn)的“三年”一詞——這是村井章介立論的重要依據。翻閱《云門一曲》，我們會發(fā)現(xiàn)趙秩及其同行者朱本等人在洪武六年十月至洪武七年的四月期間所作的詩文中時常出現(xiàn)“三年”“三歲”“三載”等詞。比如“遠客三年衣錦歸，海上峰巒紅日近”，“三年持節(jié)石城頭，偶到周防得勝游”，“余奉使日本三年矣，雅與方外交游者，而聲出為詩者有之，而高卓奇特者鮮矣”，“奉使日本來復三年，未嘗有慷慨知人重賢中禮節(jié)者似尊師之模范也”，“仆遠來萬里，旅泊三年，五節(jié)固持，安貧自守，為我心憂者，惟老師一人”，“三年筑國望丹丘，欲上丹丘恨未由”，“三年塵鏡人容老，幾夜吟窗月影西”，“雁外一緘披尺帛，客中三歲詠千秋”，“三年逆浪仙槎月，應向吳江照夢魂”，“歌宴皇華酒幾添，三年守節(jié)未為淹”，“三載丹丘共締盟，今春何事獨西行”。根據詩文中出現(xiàn)的這些“三年”，村井章介推斷趙秩洪武四年并沒有回國而是一直客留在日本。然而村井章介沒能解釋這樣一個問題：若從洪武三年算起，至洪武六年是“三年”，至洪武七年則是“四年”，但是為何詩文中沒有使用“四年”一詞呢？對此，年旭認為對不同年份詩文中的“三年”應采用不同的時間計算起點，即：洪武六年詩文中的“三年”應從洪武三年算起，而洪武七年詩文中的“三年”則應從洪武四年第二次赴日算起。這種解釋顯然值得商榷。其一，趙秩、朱本等人不可能在短時間（約半年）內對出使日本一事使用不同的計算起點，即不可能說洪武六年十月詩文中以洪武三年使日為計時起點，而洪武七年三、四月又以洪武四年第二次使日為計時起點；其二，趙秩第二次赴日并不是在洪武四年，而是在洪武五年。這一點可以從朱本在回憶洪武六年之事的序文中得到確證：

使日本之明年，將歸朝，會前天龍?zhí)蒙洗何葺夤蠖U師命其徒周允上人自丹丘遠來石城，通書問道殷勤。

結合行文背景可知，序言中的“明年”指的是洪武六年。是年，祖闡等人見過足利義滿之后，于秋天去博多候風準備回國，而趙秩、朱本聽聞消息之后也趕到博多準備同船歸國。由此推斷，趙秩、朱本等人使日是在洪武五年，而非洪武四年。所以，若將洪武七年所作詩文中的“三年”的時間起點理解為從洪武四年開始，顯然從根源上就是站不住腳的。

那么，這些詩文中的“三年”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筆者認為，這些詩歌中的數(shù)詞應該多是虛指。眾所周知，古代詩歌中的數(shù)詞有實指和虛指之分。為了講求意境美和韻律美，數(shù)詞虛指現(xiàn)象比較普遍，三、六、九、十、百、千、萬等數(shù)詞更是常用來表示虛指。例如，“三歲貫女，莫我肯顧”，“烽火連三月”，“飛流直下三千尺”等中的“三歲”“三月”“三千”等均是虛指，不能理解為實指。趙秩等人詩歌中的“三年”也應該多是虛指，而非實際的三年時間。“三年”系虛指也可以從克勤的詩歌中得以證實。例如“莫怪多情王粲賦，三年隔海望長安”，“丹后高居我所思，三年不見共幽期”，這些詩文均為克勤在洪武六年九月至次年三月間所作?？饲谑呛槲湮迥晡逶碌撞诺诌_日本（詳見下文），即使是到洪武七年四月，他在日本所停留的時間也不足兩年，故何來“三年”之說？所以，克勤詩文中的“三年”應該也是虛指。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為講求意境美與韻律美，趙秩、朱本、克勤、春屋妙葩等人所作詩歌中“三年”應該多是虛指。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即使數(shù)詞在某種情況下有可能是實指，也不能完全把它當作十分精確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計時概念來逆推使日時間，即不能把“三年”嚴格限定在25個月至47個月之間，否則逆推出來的結論便會有悖于史實。因此，在考證確切使日時間時，以上詩文中出現(xiàn)的“三年”只能當作一種模糊的時間段來參考，而不能將之視為嚴格意義上的“三年”。

村井章介同時還提及了另外一組文獻：洪武三年明中書省給日本國王的咨文、洪武五年九月克勤致天臺座主和洪武六年八月左右祖闡、克勤致天龍寺住持的書簡，令人稱奇的是他們曾共同保存在北朝睿山。

為何這三份不同年代的文獻會在一起保存呢？村井章介認為趙秩一直客留日本，等祖闡、克勤等人到日本之后，趙秩與兩僧相見，并將之前的咨文轉交給兩僧，然后兩僧又將國書連同書簡一起送至北朝。年旭則認為幾種年代不同的文件在一起保存的可能性有很多，比如北朝攻陷南朝后將趙秩的咨文連同祖闡、克勤致北朝僧人的書簡一同帶到了北朝保存，或趙秩于洪武三年使日時除詔書外還帶有兩份咨文，其中一份遞交給了南朝，另一份則因阻未到北朝，等其回國后與兩僧再度使日時又將咨文再次遞送。以上種種解釋和猜測或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卻缺乏相應的史料支撐。筆者認為明中書省的咨文并非由趙秩負責。從咨文內容可以看出，這是以明中書省而非明太祖的名義給日本國王的文件，故采用的是通常用于同級交流的咨文而非璽書。由“都省令差宣使楊載等，伴送靈南、陽谷等一十五名前去，令行移咨，請照驗施行”一句可知，咨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日本嚴懲這些倭寇并禁倭，而擔負這一使命的為中書省派出的楊載，故遞交人應該是楊載而非趙秩。

綜上所述，上述詩文中“三年”一詞系虛指，不能作為嚴格意義上的時間數(shù)詞。村井章介對于“三年”一詞的不當解讀，導致他誤認為趙秩在洪武三年到達日本后，并沒有于洪武四年隨日本使團回國，而是一直到洪武七年才回國。其實，趙秩完全有可能在洪武四年回國，然后再次赴日后客留到洪武七年再回國。下面我們繼續(xù)探討趙秩第二次使日的可能性。

趙秩是否再次赴日

趙秩到底是否曾經兩次使日？趙秩曾在致日僧春屋妙葩的書信中提到自己“奉使日本來復三年”，沒有具體指明去過日本幾次。王逢所作的《題括蒼趙秩可庸兩使東夷行卷》為解答趙秩使日問題提供了最直接、最明確的證據：

維日本啟國，曰卑彌呼氏。始覲桓帝朝，乃冠帶理。爰至唐宋，若父母撫子。有元征不庭，由行人匪賢，或?；蛲?，垂八十年。明君作，遠用柔，表降貢違，厥臣仆羞，君其韜威，秩是謀。再詔秩往僧同舟，鼓鐃轟震龍伏湫。旌幢電曄香霧浮，彌月說法飛梅陬。名王恭迎駕象辀，秩也徐策天駟騮。仁義漢節(jié)，詩書吳鉤。掠躭羅觀毛人，寵扶桑駐流求。陽舒陰翕上德意，冒嵐沖濤百艱勚。繡衣經寒紫貝闕，驪珠呈春白玉陛。收名汗竹光汴裔，折丕趙咨烏并轡。

王逢這篇文章給我們提供了不少珍貴信息：首先，他在題目中就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趙秩曾“兩使東夷”，文中又言趙秩的勇謀深得明太祖賞識，故“再詔秩往”；其次，他明確指出趙秩第二次使日時是與祖闡、克勤等人“同舟”；第三，他生動描述了趙秩、祖闡等人在日本的弘揚佛法、詩歌倡和等文化交流活動。

那么，趙秩與祖闡、克勤等人是否真的同行呢？他們赴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讓我們先來看看趙秩自己的表述。洪武七年三月趙秩在給日僧的一篇序文中提及：

余天子知日本尚佛法，故命有德行天寧禪師、瓦官講師奉使辟揚佛教，遣余輩諭毛人，同其來。二師面王陳法，王謂日本、毛人一體，使祖公復命天子，同使僧、使官歸朝。

從中可以看到，此次使日，祖闡、克勤主要奉命宣揚佛教，而趙秩等人則“同其來”，奉命告諭毛人。兩僧與趙秩使日的具體分工雖然不同，但都是屬于同一使團，故一起同行。

再來看《智覺普明國師語錄》中的記載：

門人編曰《云門一曲》，大明國使趙秋（可庸）、朱本（本中）題其序跋。時趙、朱二公館防之大內，與丹陽相去十數(shù)日程。雖然修途艱險，書問來往六七回。又天寧闡仲猷、瓦官勤無逸，奉使同來，僑于博多。

該書是春屋妙葩眾弟子整理、編寫的有關春屋妙葩事跡的作品。春屋妙葩，日本臨濟宗僧，自號不輕子，曾任天龍寺住持。洪武六年秋至次年春期間，春屋妙葩及其眾弟子與趙秩詩文往來十分頻繁，故彼此之間十分熟稔。據此書可知，趙秩、朱本與祖闡、克勤兩僧的確是“奉使同來”。

以上材料只是表明趙秩與祖闡等人同行，但是沒有記載他們一同出使日本的具體時間。古今不少學者認為祖闡、克勤一行到達日本是在洪武四年，其主要依據是《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十月癸巳”條的記載：

日本國王懷良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比辭，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仍賜良懷《大統(tǒng)歷》及文綺紗羅。

然而，我們應該注意到《明太祖實錄》之所以將日本使團朝貢、回國一事在同日條下記載，顯然是為了敘事的完整，故當日或當月不一定就是使團回日之時。據明代學者薛俊等人記載，洪武五年：

太祖皇帝謂劉基曰：“東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猶蚊蚤警寤，自覺不寧。議其俗尚禪教，宣選高僧說其歸順?！彼烀髦萏鞂幩律骊U仲猷、南京瓦罐僧無逸克勤往彼，化其來貢。

明人著作如《籌海圖編》《海防纂要》等中言祖闡、克勤等人于洪武五年出發(fā)，但未提及具體月份。實際上，祖闡等人直到洪武五年五月底才出發(fā)去日本。洪武五年九月一日，克勤在給延歷寺座主的書信中這樣寫道：

于五月二十日，命舟四明。三日至五島，五日而抵博多。上無驚風，下無駭浪，茍余心之不若是，則佛祖神明，寧宜使安固疾速之若是哉?！灰馐怪舻质ジ?，以衣貿食，而翹足待命者百余日矣，而猶窅然未報。

由此可知，祖闡一行是在五月底抵達日本。如上文所述，既然趙秩與之同舟，故趙秩也應是此時抵達日本。祖闡赴日時還有可能負責押送被俘的倭寇。洪武五年初，“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禮部侍郎曾魯（1319～1372）在草詔中因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而大受明太祖欣賞。據此可知當年應該有倭寇被押送回日本，而當年赴日的使團只有祖闡一行，故很可能由其負責此事。當然，這種推測有待進一步的史料論證。

趙秩與祖闡同抵日本后，兩隊人馬分頭行動。洪武五年冬，趙秩、朱本“欲假道之京洛”，中途在周防停留，在春屋妙葩弟子龍海、玉林的幫助下，住在大內氏館內。洪武六年夏，趙秩離開周防，但不幸遭遇匪徒打劫，財物盡失，無奈只得回到山口。在山口期間，趙秩與春屋妙葩弟子交流甚多。秋季，趙秩聽聞祖闡等人將至博多候風回國，便趕往博多與之會合。

然而，直到次年五月底，一行人才得以從日本出發(fā)。從洪武六年秋到七年五月祖闡一行人一直停留在博多，時間如此之長，不禁令人生疑。他們?yōu)槭裁匆@么長時間呢？木宮泰彥認為二僧歸國之時，又到征西府聘問，上《大統(tǒng)歷》及文綺、紗羅，但是懷良親王對他們秘密入京一事大為不滿，又見所頒示的《大統(tǒng)歷》，有使奉正朔之意，故拘留二僧甚久。王伊同猜測祖闡一行在九州可能被當?shù)毓賳T拘留。佐久間重男認為一行人盡管受到監(jiān)視，但是卻伺機頒賜《大統(tǒng)歷》給懷良親王，不過迫于當時日本的動亂形勢最終沒能達成使命。鄭樑生認為明使曾擬將《大統(tǒng)歷》交與征西將軍府而未被接受。村井章介認為明使到達博多后，在九州探題的監(jiān)視下一直在妙樂寺候風。陳小法認為因為足利義滿的使臣和眾多日僧當時是同他們在一起候風，故明使不可能再向懷良親王頒賜《大統(tǒng)歷》，且當時懷良親王已退居幕后，明使也就沒有必要再做什么無謂的冒險了。

其實，一行人之所以在博多停留如此長時間，主要是要“見伺風訊”，但遺憾的是“天風未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機會乘船回國。洪武六年十一月末，趙秩告知春屋妙葩自己即將于次年二月初回國，不料七年二月又因“天風未遂”不能成行，一行人只能繼續(xù)“再當問訊”。三月，祖闡在送日僧周允上人的信中說“王事紛惚，歸期速迫”，所以急盼回國。木宮泰彥等人提出的明使被拘留一說，實是沒有根據的猜測。事實上，在此期間，他們不但沒有受到拘禁，相反，還得到了眾多日本友人的幫助。比如，春屋妙葩不但給趙秩等人提供“三冬足用衣綿繻布”，而且還贈送盤纏，使他們順利抵達博多。詹征回贈圖書、唐筆等以示謝意。縱觀祖闡、趙秩等人在此期間與眾多日僧的交流活動及其所作的詩文，沒有任何線索表明或暗示明使曾被拘留或軟禁。

洪武七年五月底，趙秩、祖闡、克勤等人回國，同行的還有足利義滿派遣的以宣聞溪、凈業(yè)和喜春為代表的官方使團和來中國學習的眾多日本僧人，“有僧慕游中國者數(shù)百輩，皆俊雅之徒，亦有未及冠年者，咸忻然趨從而往”。順利抵達中國后，祖闡、克勤二十九日得到了明太祖的接見，因兩僧功績顯著，故每人被賞白金百兩，文綺、帛各二匹。

通過對以上材料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趙秩至少曾兩次出使過日本，且第二次出使日本時是與祖闡等人“同舟”而行，同時達到日本，而非如有的學者所推測的分批先后到達。趙秩第二次使日主要是為了告諭毛人，可能還起一定的向導作用。從他書信中提及的“有司不允其行”一句可以推知，此次趙秩只是處于次要地位，非主使。

余  論

洪武初期，中國沿海屢遭倭患，但因天下初定，明朝并沒有太多的軍事力量去武力靖倭。明太祖最初對日本抱有很大幻想，欲通過外交途徑敦促日本靖倭，故而積極主動地開展了“倭寇外交”。洪武元年明太祖首次遣使日本，但使節(jié)甫入日本境內便被賊所殺。次年二月明太祖又派楊載、吳文華等七人出使日本，但懷良親王卻怒斬明使多人，拘楊、吳三月之久方讓其回國，致使明朝顏面盡失。

因沿海倭寇問題依然嚴重，明太祖不得不再次派遣趙秩前往日本。關于趙秩首次出使日本的時間，目前學術界多認為《明太祖實錄》中所記載的洪武三年三月較為準確。然而，應該注意到，實錄中雖然直接記載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但這是諭令下達的時間，考慮到使日需要一定的準備過程，所以該月并非實際的出發(fā)時間。實際上，趙秩應該直到洪武四年正月或二月才到達日本?！睹魈鎸嶄洝返葧Q因趙秩的據理抗爭方使懷良親王決定來華朝貢，其實過分夸大了他慷慨激昂的說詞，而忽略了其他因素。事實上，當時明中書省還派遣楊載押送15名倭寇再次赴日，要求日本從嚴處理這些倭寇，這無疑給懷良不小的政治壓力。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北朝大軍氣勢洶洶，烏云壓境。面臨如此困境，為保全自身，懷良親王不得不改變其原有敵對態(tài)度，轉而俯首奉表，向明朝稱臣納貢。針對村井章介等人提出的趙秩客留日本的“新觀點”，本文認為由于對詩歌中“三年”一詞的錯誤理解，導致他們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事實上，趙秩在洪武四年的確曾隨日本使團一同回國，但之后他又于洪武五年五月同祖闡、克勤等人一起同舟，再度赴日。趙秩此次使日主要是為了告諭毛人，可能還起一定的向導作用，直到洪武七年五月回國。從洪武六年十月至次年五月，趙秩一行之所以在博多待如此之久，是因為季風不順，沒有合適的渡船機會。有學者認為在此期間他們見了懷良親王，或推測他們曾被拘留或被限制人身自由，這些都是沒有根據的猜測。事實上，趙秩一行既無可能也沒有必要去見懷良親王，也沒有被當?shù)毓賳T拘留，相反，在此期間他們與日本友人的文化交流活動頻繁，且得到了諸多日本友人的幫助。

由上觀之，明初中日關系史雖經數(shù)代名家耕耘，拙文也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做了一些細小的推進工作，然而至今為止，仍有不少的謎團。例如：趙秩生于何時，卒于何年？他是萊州府同知還是通判？為何他的任職信息不見于地方志？趙秩外交有功，理應升遷，為何不見其他記載？他真是趙孟頫的后代嗎？若是，那么是直系后代還是旁系后代？他在辛巳（1401）之春作的幾幅畫，是真是假，又如何流傳到日本？洪武五年，負責押送倭寇到日本的使團，是祖闡一行，還是另有其人？洪武三年、五年和六年的三份咨文和書簡，為何會同時保存在北朝睿山？囿于史料的匱乏，這些謎團，目前尚難以解開，只能留到以后繼續(xù)探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