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 | 《西泠藝叢》2020年第7期 總第67期 |

北京師范大學(xué)書法系講師、碩士研究生導(dǎo)師

商周之后，金文書法逐漸呈現(xiàn)衰退之勢，一直到清代嘉慶、道光時期（1796—1850年）才逐漸中興，書壇上出現(xiàn)了較多書寫商周金文的書家。兼善真、草、隸、篆、行五種書體的張廷濟（1768—1848）即為其中之一，亦涉獵金文書法。張廷濟（圖1），原名濟，字汝霖。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更名廷濟，乾隆六十年（1795）夏改字叔未。［1］浙江嘉興人。清嘉慶三年（1798）解元，之后屢試不第，于是結(jié)廬高隱，以圖書、金石自娛。［2］家有清儀閣，富藏古器物文。凡三代至清之鐘鼎、權(quán)量、古幣、兵器、鏡銘、璽印、磚瓦、碑碣，乃至文房、玩好之物，無不搜羅庋藏。由傳世十卷本的《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一書，即可窺其收藏之豐、品類之多。書中對墨拓之先后、古物之遷流、買賣之價格的剖析、品評、記述尤詳。張廷濟的金文書法與其古器物收藏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本文以其金文書法與收藏為探討對象，結(jié)合相關(guān)文獻與其傳世書跡，揭示二者間的緊密關(guān)聯(lián)，從而梳理出張廷濟金文書法的主要取法來源與其學(xué)書觀念，以補充書史研究之空白。

◎ 圖1  張廷濟小像  清  趙之琛

引自日本謙慎書道會編《沒后一六〇年趙之琛書畫篆刻展圖錄》，第28頁

據(jù)傳世文獻與書跡，目前筆者收集到的張廷濟金文書法作品共25件。其最早涉獵金文書法的時間可追溯至清嘉慶十年（1805）八月，當(dāng)時張廷濟37歲，為一位友人夫婦書寫了一幅集鐘鼎款識的八言對聯(lián)，以慶賀二人之七十雙壽。［3］同年十一月，張廷濟亦曾以金文制句書成作品。［4］余下作品皆書于清道光七年（1827）之后。觀這些金文作品的書寫內(nèi)容，其中13件作品臨摹了古器款識銘文，11件作品是集古器款識銘文書成的對聯(lián)，1件是集古器款識書成的文句。

01 

張廷濟的金文書法與所藏周代古器

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張廷濟在平湖錢天樹（1778—1841）的家中第一次有幸獲觀周代的“史頌敦”，現(xiàn)稱“史頌簋”。［5］史頌敦銘文6行，共61字，重文2（圖2）。初見此敦，張廷濟對其尤為喜愛，贊其為稀世珍寶。一年后，張廷濟的外甥徐同柏（1775—1854）將此敦借至齋中，觀拓數(shù)月。張廷濟也曾將此敦攜至家中觀賞，并拓制數(shù)本拓片。嘉慶二十五年（1820），張廷濟花費番銀二百枚由錢天樹處購得，并藏于清儀閣。［6］在張廷濟收藏的41件商周古器［7］中，唯獨對此敦情有獨鐘，對其上銘文臨寫的也最多。觀張廷濟傳世的金文書法作品，臨寫古器銘文的書跡共13件，其中有9件臨作內(nèi)書寫了史頌敦中的銘文，有全臨（圖3），也有節(jié)臨（圖4）。在這些臨摹作品的題款中，張廷濟還常常強調(diào)所臨寫的內(nèi)容來自其家藏的史頌敦，如圖2還將此敦的收藏情況一并寫出，可見其對此敦的推崇，由此也可知道張廷濟金文書法的重要取法來源就是其家藏的史頌敦。

◎ 圖2  史頌敦銘文  

引自陳其榮《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第1冊，第38頁

◎ 圖3  臨史頌鼎銘  清  張廷濟

引自《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清代書法》，圖版100

◎ 圖4  臨史頌敦銘  清  張廷濟

引自《浙江博物館典藏大系：翰墨清芬》，第176—177頁

時任浙江巡撫的阮元（1764—1849）在清嘉慶九年（1804）曾組織編纂《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書中集合了當(dāng)時眾家所藏古器、古器拓片及古器摹本，共計550器［8］，是當(dāng)時第一本私人編纂的匯聚眾家藏器的古器款識專書，可以說是當(dāng)時輯錄古器銘文的權(quán)威之作。雖然張廷濟所藏的史頌敦，在嘉慶年間已流傳于世，但并未出現(xiàn)在這本以收錄古器著稱的刻書內(nèi)。因編書之時，阮元并不知曉此器，故書中也就未收入史頌敦。［9］張廷濟曾言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與王厚之（1131—1204）《鐘鼎款識》兩本著錄古器款識的專書，所收銘文數(shù)量超過60字以上的古器僅有27件，而在這27件中還有不精者，所以銘文字數(shù)多又精的古器是非常難得，且值得珍寶的。［10］而史頌敦中的銘文，加上重文共63字，不但銘文字數(shù)多，文字又清晰可辨，可見此器的可珍之處。另外，張廷濟對于史頌敦銘文的評價非常之高，認為其“文詞典奧，字畫奇古，不可褻視”［11］，是“鐘鼎古文中之至奧者”［12］。正因史頌敦銘文字數(shù)多，文字古，文義又典雅深奧，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這本家喻戶曉的收錄古器款識的專書中又未著錄，所以張廷濟才對此敦如此珍愛，是其家藏古器中的至寶，這應(yīng)該也是張廷濟平時臨摹此器銘文次數(shù)最多的原因，此器也成為其學(xué)習(xí)金文書法的重要取法對象。

另一件張廷濟較為喜愛臨摹的家藏古器是“虢叔大林鐘”，又稱“虢叔鐘”，現(xiàn)稱“虢叔旅鐘”。此鐘鉦間文4行，共40字；鼓左文6行，共50字，銘文數(shù)量超過史頌敦，但此鐘的鉦間與鼓左有多字模糊難辨（圖5）。虢叔鐘原藏孫星衍（1753—1818）處，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沈龍門（生卒年不詳）曾在孫星衍的冶城山館親制拓片，還將其中的一張送與了張廷濟。之后虢叔鐘幾易藏主，至清道光十一年（1831），張廷濟用銀二百八十四餅由蘇州鄭竹坡（活動于嘉道時期）的手中購得。［13］在張廷濟傳世的金文書法作品中，有3件作品內(nèi)臨有此鐘銘文（圖6）。道光十三年（1833），張廷濟曾言：“古金有文字者，鐘最難得，余目驗鼎彝之屬數(shù)百，于鐘僅見積古齋三器、蘇米齋一器，余藏古器亦將及百，向惟一水字小鐘?！保?4］道光十五年（1835），張廷濟又說：“古金中鐘最少，余藏古金以千計，鐘文不及五十紙，而經(jīng)眼者不及十器?！保?5］可見商周時期的鐘器在嘉道時期是多么的難得，加之張廷濟所藏的虢叔鐘銘文字數(shù)又多，鉦間與鼓左銘文加在一起有90字之多，張廷濟言此鐘是“寰宇古金中之環(huán)寶重器”［16］。

◎ 圖5  虢叔大林鐘拓片

引自《金石永年——金石拓片精品展圖錄》，第30頁

◎ 圖6  篆隸楷行四條屏（局部）  清  張廷濟  西泠印社藏

引自《清代金石家書畫集粹》，第120—121頁

◎ 圖7  臨虢叔旅鐘銘  清  張廷濟 

引自《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xué)者書法選集（續(xù)）》，第108頁

嘉道時期，流傳于世的虢叔鐘共有三器，三鐘銘文相同，但鐘的大小與銘文字法、結(jié)體、點畫形態(tài)有別。除了張廷濟所藏的虢叔鐘，還有一件藏于阮元的積古齋，另一件藏于伊秉綬處。阮元所藏的鐘最大，銘文最清晰，剝蝕文字僅三、四字；伊秉綬所藏的鐘最小，鉦間四行文字蝕損過半；張廷濟收藏的“虢叔鐘”大小與殘損文字數(shù)量均介于二者之間。［17］如此難以獲藏的周代古鐘，又僅次于官高位顯的阮元藏器，無怪張廷濟對此鐘尤為偏愛，還成為其金文書法臨作中另一重要的臨寫對象。因張廷濟所藏的虢叔鐘鉦間與鼓左均有殘蝕文字，幾乎難辨文字寫法，所以張廷濟有時亦會參考阮元與伊秉綬所藏的虢叔鐘銘文對比來臨習(xí)，小莽蒼蒼齋即藏有張廷濟參考三家藏器銘文書寫的金文作品（圖7）傳世。

02 

張廷濟的金文書法與所藏他人藏器拓片

傳世張廷濟臨寫商周古器銘文的作品，除了主要臨習(xí)家藏的商周古器，偶爾也會取法非家藏的古器。位于鎮(zhèn)江焦山的焦山寺藏有一件周代的“無專鼎”，此鼎又稱“鄦專鼎”“周南仲鼎”，因藏于焦山，也稱“焦山鼎”，銘文94字，是當(dāng)時聲名顯赫的重器。張廷濟對其亦十分稱許，曾言：“今所致商、周、秦、漢之文不下千種，然每讀是鼎銘，輒神移不忍釋手，年少宿耆經(jīng)目最久，卅余年舊友，非新相知者所能移其眷戀也?！保?8］清道光十七年（1837），張廷濟曾先后兩次臨寫無專鼎的銘文（圖8、圖9），但題款中并未交代由何處臨出此鼎文字。其實張廷濟藏有此鼎拓片，是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張廷濟的姐夫沈紀(jì)鴻（活動于嘉道時期）由京師回鄉(xiāng)路過焦山時所拓。當(dāng)時共拓兩本，其中一本送給了張廷濟，這是張廷濟收藏的第一件周代古器拓片，之后張廷濟也曾有機會獲觀多本他人庋藏的此鼎拓本。［19］現(xiàn)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無專鼎拓片，張廷濟就曾獲觀，拓片上還鈐有其朱白相間的鑒藏方印。［20］

◎ 圖8  吉金樂石文字八屏（局部）  清  張廷濟

◎ 圖9  篆書吉金立軸  清  張廷濟 

上海朵云軒拍賣2014年春拍朱昌言書畫專場，拍品：0376

當(dāng)時無專鼎銘文曾被摹入翁方綱《焦山鼎銘考》（圖10）與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圖11）中，張廷濟在兩件臨寫無專鼎銘文的作品中并未說明臨寫的出處，但由其臨作中多處文字寫法與翁、阮二書不同，以及臨作中同時漏寫了二書中第六行第二字“玄”，可知張廷濟的兩件臨作應(yīng)該不是由這些著錄古器款識的書籍而出，而是應(yīng)該來自其家藏的無專鼎拓片。嘉道時期，無專鼎流傳于世已有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間，又經(jīng)過反復(fù)槌拓，多處銘文筆畫已漫漶不清，加上拓手的不同，拓片間常常存有差異，再經(jīng)過描摹刊刻成書，差別更是在所難免，這也是為何阮元與翁方綱二書中有些銘文的文字寫法不同的原因，張廷濟所藏拓片很可能與翁、阮二人所藏的拓本存有差異。清道光七年（1827），張廷濟曾作一副“以樂大夫鑄其和鐘／不顯魯休用作尊鼎”的八言集聯(lián)，并在題款中說上聯(lián)出自“周公華鐘”銘，下聯(lián)出自焦山“無專鼎”銘，均是據(jù)家藏的拓本集摹而出。［21］由此推知張廷濟的臨寫焦山無專鼎銘文的兩件臨作，應(yīng)該也是據(jù)其家藏的拓片而來，而非翁方綱《焦山鼎銘考》與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 圖10  無專鼎銘文

引自《焦山鼎銘考》，《百一盧金石叢書》第四冊，第1頁

◎ 圖11  無專鼎銘文

引自《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續(xù)修四庫全書》第901冊，第612頁

另外，張廷濟所書的這副的八言集聯(lián)，上聯(lián)提及的周公華鐘藏于河間紀(jì)昀家［22］，下聯(lián)的無專鼎藏于焦山，可見張廷濟在集聯(lián)作品中，也會取法他人藏器的拓片，并不僅限于臨摹古器款識。其實張廷濟在金文集聯(lián)作品中，常是集摹家藏的他人藏器拓片。書于清道光七年（1827）的“公眉壽鑄和鐘／頌康虔作寶鼎”六言集聯(lián)（圖12），在題款中張廷濟同樣說是據(jù)家藏的真拓臨出。上聯(lián)也是出自紀(jì)昀家的藏器“周公華鐘”，而下聯(lián)則是出自當(dāng)時是仁和趙魏家的藏器“頌鼎”。［23］這一內(nèi)容的六言金文集聯(lián)，張廷濟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再次書寫，甚至題款內(nèi)容都相似，仍是強調(diào)據(jù)家藏真拓，同時說明聯(lián)文的文字寫法來自哪一件古器。［24］張廷濟62歲時還曾書“公眉壽純佑康虔／君身強飲飫歌舞”的七言對聯(lián)（圖13），雖然題款中未提及聯(lián)文內(nèi)容出自何器，但言及由家藏的拓本集摹而出。張廷濟37歲時曾在日記中以小字書寫“飲飫歌舞用綏眉祿／康虔純佑永命便生”的八言金文對聯(lián)（圖14），其言“飲飫歌舞”四字出自“楚良臣余義鐘”，“康虔純佑”四字出自“頌壺”文。這些文字的寫法與62歲所書八言聯(lián)中的寫法一樣。楚良臣余義鐘當(dāng)時藏于孫星衍處。［25］頌壺先后藏于趙之?。?781—1852）與莫遠湖（活動于嘉道時期）家，張廷濟也藏有頌壺拓片，是朱天保（？—1718）的遺拓。［26］可見除了家藏的古器，家藏他人藏器的拓片也是張廷濟金文書法的重要取法來源。

◎ 圖12  “公眉頌康”六言聯(lián)  清  張廷濟

引自《清儀老人遺墨》

◎ 圖13  “公眉君身”七言聯(lián)  清  張廷濟

引自《清儀老人遺墨》

◎ 圖14  清儀閣日記（局部）  清  張廷濟

引自《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冊，第152頁

03 

張廷濟金文書法之學(xué)書觀念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知張廷濟的金文書法不論是臨摹古器款識的作品，還是集古器款識書成的集聯(lián)，絕大多數(shù)作品的取法來源都是其家藏的古器或是他人藏器的拓片。也就是說，其金文書法的主要師法對象是真器拓片。嘉道時期，雖然也有透過古器拓片來學(xué)習(xí)金文書法的書家，但這些書家主要還是通過宋、清兩代刊刻的吉金書籍來學(xué)習(xí)的。［27］張廷濟的好友趙之琛，有十幾件金文作品就是臨自宋代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趙之琛曾書一件金文扇面，內(nèi)容即臨自薛書中的“尨敦”。［28］再如張廷濟的同鄉(xiāng)朱為弼（1771—1840），其金文書法主要取法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朱為弼也是編纂此書的重要參與者。［29］在為友人林述曾（1764—1819）書寫的一副七言聯(lián)（圖15）中，朱為弼寫到上聯(lián)來自“頌鼎”銘，下聯(lián)取自“周公華鐘”銘，皆是出自《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

◎ 圖15  篆書七言聯(lián)  清  朱為弼

引自《中國真跡大觀 清（十）》，第130頁

其實張廷濟也藏有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與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在談?wù)摻鹗淖謺r也時常會提及二書?！斗e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刊刻出版后，朱為弼曾送張廷濟一套。［30］張廷濟對此書評價亦甚高，言：“吉金文字之書不一家，吾師儀征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之書出，前此諸書舉莫之及?！保?1］而古器中的銘文經(jīng)過描摹、刊刻，再印刷出版，中間的種種環(huán)節(jié)都多多少少會與古器原拓間產(chǎn)生差異，張廷濟非常清楚這一點?！斗e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曾收入一件“吳彝”，是據(jù)張廷濟的藏拓摹入。張廷濟在吳彝拓本的題跋（圖16）中，即指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中的吳彝銘文有多處錯誤。清代首刊的吉金刻書都已如此，更何況是宋代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傳至清代又經(jīng)過多次翻刻？［32］張廷濟曾說：“夫以古金文入石者，薛氏有《款識》一帖，然每見殘拓數(shù)紙，筆畫纖弱，遜現(xiàn)今傳器真文遠甚，故知刻者之未盡能事。”［33］“姬周文字，石鼓文、眾鐘鼎銘文，書法皆渾厚渾樸，其（詛楚文）作兩頭纖纖者，承后人傳摹失真，雖薛氏款識法帖，亦不能免，要非原刻如是也?！保?4］可見張廷濟已清晰意識到古器原拓與吉金書籍間存有差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張廷濟在金文書法題款中時常強調(diào)其所寫是出自其家藏的古器或真拓。

◎ 圖16  吳彝跋  清  張廷濟

引自《張叔未解元所藏金石文字》

張廷濟在評價周代“曶鼎”時說：“是真古文《尚書》，是真《孔安國傳》，墨緣鴻寶，希（稀）有奇珍，雖易以羲之真跡，亦當(dāng)視為俗書。”［35］張廷濟認為曶鼎拓本中的銘文與法帖的地位無異，甚至還過之，即使是王羲之的真跡作品在曶鼎面前亦會黯然失色，呈現(xiàn)俗書之態(tài)。張廷濟曾作《清儀閣集古款識》的七言律詩：

如有商周古器拓本，都無晉唐法帖之需，尤見古器款識及古器拓片在張廷濟心中之地位。張廷濟談?wù)撋讨芄牌縻懳臅r，常用“此最雄厚”“字獨雄厚”“鑄文雄渾”之語。［37］如何獲得銘文中的這種渾厚雄樸之氣？張廷濟在一副對聯(lián)的題款中說：“鐘鼎文字淵涵古穆，千百年后何從追擬？此集摹家藏真本，得百分之一二耳?！保▓D13）在張廷濟看來，追尋千百年前的古器銘文，如何能獲得真諦？不是通過刊刻古器款識的書籍，而是應(yīng)該直接去古器或古器拓本中尋求。這也是張廷濟一直以來身體力行的，所以其傳世的絕大多數(shù)金文書法作品都是直接取法自家藏的古器或古器拓片。

04

結(jié)語

張廷濟金文書法的主要取法來源是古器拓片，既有自家藏器拓片，又有家藏他人藏器拓片，鮮少效仿宋、清兩代刊刻的吉金刻書，可見其金文書法與其收藏關(guān)系緊密。張廷濟亦清晰認識到古器銘文經(jīng)過描摹、刊刻，往往與真拓間有別，而欲得古器銘文之真貌，定要溯本求源，窮其源流。對其而言，古器真拓與法帖無異，甚至更佳。這應(yīng)該也是張廷濟傳世金文作品的題款中，常常強調(diào)所書是由真拓中臨出或集出的原因。另外，張廷濟家藏的史頌敦與虢叔鐘是其金文書法的主要臨寫對象，尤其是史頌敦。像張廷濟這樣以家藏古器作為金文書法的取法對象，在嘉道時期的金文書家中是絕無僅有的。雖然善寫金文的書家中亦不乏青銅器的收藏者，但目前罕有發(fā)現(xiàn)其他書家與張廷濟同樣，以家藏古器銘文作為金文書法的書寫取法對象。

本文為中央高?；究蒲袠I(yè)務(wù)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阮元（1764—1849）與嘉道時期（1796—1850）金文書法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2018NTSS69

［1］見張廷濟“張濟印”“汝霖”二印的題跋。陳其榮：《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第九冊，商務(wù)印書館1925年版，第15頁。

［2］潘衍桐：《兩浙輶軒續(xù)錄》，續(xù)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685冊，卷十九，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頁。

［3］張廷濟：《清儀閣日記》，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上?？茖W(xué)技術(shù)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頁。

［4］同上，第204頁。

［5］“史頌敦”現(xiàn)稱“史頌簋”。在張廷濟生活的時代，都稱此器為“史頌敦”，張廷濟每次提到此器時也都稱其為“史頌敦”。本文為行文方便，當(dāng)言及此器時，亦以“史頌敦”稱之。

［6］張廷濟：《跋史頌敦》，《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第一冊，商務(wù)印書館1925年版，第39頁。

［7］在《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第一冊中，張廷濟著錄了家藏商周古器共41件。同上，目錄1—2。

［8］阮元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中，言此書收入古器共計560件，其實僅有550件，容庚先生已指出。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續(xù)修四庫全書》第90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頁；容庚：《清代吉金書籍述評》，《頌齋述林》，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63頁。

［9］張廷濟的《吉金樂石文字八屏》中，有一屏條臨寫了史頌敦的銘文，在題款中其言：“相國儀真夫子成《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未見此器，故未著錄?！睆埻骸都饦肥淖职似痢?，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2012年秋季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拍品：2370。

［10］同［6］，第40頁。

［11］詳見張廷濟《吉金樂石文字八屏》中第三屏臨史頌敦的題款。同［9］。

［12］同［6］，第38頁。

［13］同［6］，第22頁；陳其榮：《清儀閣金石題識》，卷一，五至六，《叢書集成續(xù)編》第92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29頁。

［14］《清儀閣金石題識》，卷一，七，《叢書集成續(xù)編》第92冊，第230頁。

［15］張應(yīng)昌：《寄庵雜著》卷上，十六，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第56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14頁。

［16］張廷濟：《清儀閣題跋》（稿本），天津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卷》第25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頁。

［17］同［14］，卷一，六，第229頁。

［18］同［14］，卷一，九，第231頁。

［19］同［14］，卷一，九，第231頁。

［20］《焦山周鼎銘》拓片，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21］張廷濟：《篆書八言聯(lián)》，王乃棟《中國書畫分類鑒定圖說》，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頁。

［22］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三，十八至十九，《續(xù)修四庫全書》第90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97頁。

［23］同上，卷四，三十五，第616頁。

［24］張廷濟：《篆書六言聯(lián)》，欣弘主編《1995—2002書畫拍賣集成 明清書法》，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頁。

［25］同［22］，卷三，五，第590頁。

［26］同［22］，卷五，十二至十四，第625—626頁；同［14］，卷一，十一、十二，第232頁。

［27］陶淑慧：《清代嘉慶、道光時期（1796—1850）金文書法研究》，香港中文大學(xué)2017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第96—120頁。

［28］同上，第107—110頁；又，附表（三），第201—202頁。

［29］［27］，第115—116頁。

［30］張廷濟：《張叔未日記不分卷（一）》（稿本），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第4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版，第412頁。

［31］張廷濟：《〈敬吾心室識篆圖〉序》，朱善旂《敬吾心室識篆圖》上冊，藝文印書館1975年版，序第2頁。

［32］容庚：《宋代吉金書籍述評》，《頌齋述林》，第15—22頁。

［33］張廷濟：《〈懷米山房吉金圖〉敘》，劉慶柱、段志洪主編《金文文獻集成》第7冊，香港明石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15頁。

［34］同［16］，第131頁。

［35］同［14］。

［36］張廷濟：《清儀閣雜詠》，《桂馨堂集》，《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491冊，第756頁。

［37］劉體智：《小校經(jīng)閣金石文字》第5冊，1935年版，卷一第81頁，卷五第26頁，卷七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