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可能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在幾百年前的一筆購買行為會成為今天索菲亞博物館改建回清真寺的重要依據(jù)。2020年7月10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索菲亞清真寺是由當時的奧斯曼蘇丹穆罕穆德二世以私人財產(chǎn)購買，因而廢除了1934年土耳其內(nèi)閣將索菲亞清真寺改為博物館的決定。土耳其總統(tǒng)埃爾多安更是在當天宣布將把博物館改建回清真寺，并擇日舉行禮拜。

埃爾多安的反應迅速激起了西方世界的激烈反對。美國、俄羅斯和歐盟都對這一做法表示遺憾和失望；和土耳其關系惡劣的希臘和塞浦路斯政府更是提高了抗議的調(diào)門。不過，與西方世界軟弱無力的口頭抗議相反，土耳其國內(nèi)民眾卻普遍支持埃爾多安的這一舉措。根據(jù)areda survey在七月份隨機抽取6000人的調(diào)查顯示，土耳其民眾對于改建的支持率達到了79.4%。即便是土耳其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當中，也有34.9%的人支持改建。因此，與其說埃爾多安是在討好右翼民粹勢力，倒不如說他是在討好土耳其國內(nèi)主流民意。

埃爾多安隨后的舉動也表明，即便索菲亞被改建回清真寺，他也沒有破壞其中的基督教元素。對于埃爾多安而言，這更多是一個象征性的舉動，以此團結國內(nèi)的主流民意，打壓反對派去年選舉所獲得的勝利。反對派在這一議題上的進退維谷也證明埃爾多安策略的有效性。除了少數(shù)流亡海外的土耳其人士之外，即便是土耳其主流反對派也承認改建清真寺更多是一個國際問題而非國內(nèi)問題。

因此，除了宗教與世俗這一對敘事之外，本次改建還存在另外兩層敘事，即民族主義敘事和反西方中心主義敘事。正是這三層敘事的共同作用，塑造了土耳其國內(nèi)主流民意對于改建的支持。

太阿倒持的凱末爾主義

19世紀晚期，隨著奧斯曼土耳其整體國力的衰弱，以及在北非和巴爾干半島的不斷失利，越來越多的奧斯曼學者認為帝國需要進行新的改革。他們提出了一種主張，即應該將奧斯曼帝國的泛伊斯蘭認同轉換為泛土耳其或者說泛突厥認同。通過從宗教認同向民族認同的轉變，他們希望再造一個新的土耳其帝國。不過，奧斯曼境內(nèi)多元化的民族成分，以及土耳其族不夠高的占比，都導致這種思想難以真正實施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敗北卻提供了契機。隨著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境內(nèi)各民族紛紛獨立。這使得占據(jù)安納托利亞高原的土耳其人終于有機會構建起以土耳其人為絕對主體的民族國家。這就是凱末爾主義的第一個支柱——土耳其民族主義。

同時，由于此時民族主義構建的要義在于從宗教認同轉向民族認同，宗教自然被推到了民族主義的反面。奧斯曼帝國的敗北，也使得以凱末爾為首的土耳其青年軍官認為，唯有變成像西方一樣世俗的民族國家，土耳其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構成了凱末爾主義的另一個支柱——世俗主義。

凱末爾改革就是民族主義和世俗主義的巧妙結合。而這種改革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激進的世俗化，或者說全盤西化。比如在服飾上，凱末爾不但強制所有政府人員必須穿戴西裝，甚至禁止所有人戴土耳其帽，如有違者將依律處罰。在文字上，他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認為唯有這樣才能確立土耳其民族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1934年將索菲亞清真寺改建為博物館也是這一政策的象征行為之一。

凱末爾的政策自有褒貶。不過，在凱末爾主義在凱末爾本人強大光環(huán)的背后卻潛藏兩個重要的分歧。第一，民族主義與世俗主義的結盟只是一種偶然。換而言之，它只是在奧斯曼帝國戰(zhàn)敗這一特殊時刻才能獲得如此強大的召喚力。一旦土耳其重新進入新常態(tài)，這種割斷土耳其歷史延續(xù)性的做法必然遭受反噬。第二，民族主義和世俗主義的不對等關系。雖然凱末爾改革以其激進的世俗化政策廣為人知，但世俗化更多是一種手段。世俗化的目的在于挽救一戰(zhàn)戰(zhàn)敗的土耳其民族。是否只能采用如此全盤西化的方式來拯救土耳其，顯然大家對此有非常不同的想法。

與所有的激進改革一樣，凱末爾需要面臨激進的世俗化與國家原有態(tài)勢之間的巨大張力。在凱末爾時代，由于其本人無所匹敵的威望，無人敢挫其鋒芒。對于絕大多數(shù)土耳其民眾而言，他們沒有強烈的世俗化渴望。這使得凱末爾主義始終面臨太阿倒持的問題。凱末爾本人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牢牢地將軍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且將軍隊打造為世俗主義的保護神。之后的土耳其歷史也反復證明這一點。每當選出不那么稱心如意的政府，土耳其軍方就會開動小馬達，以軍事政變的方式將土耳其掰回“正軌”。

民族主義的重新轉向

正如上文所言，奧斯曼依賴于宗教認同。一戰(zhàn)的災難性結果則使得凱末爾理所當然地將世俗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起來。他認為唯有去除宗教影響，才能建立真正的土耳其民族主義。問題是，民族主義的特點就在于尋求自身歷史的一致性。它在回溯自身歷史的過程中，不斷構建自身的神話。

因此，當奧斯曼解體從感性的直觀表現(xiàn)蛻化為歷史的記錄時，民族主義會重新定位奧斯曼遺產(chǎn)的價值。一方面，拋棄奧斯曼的歷史遺產(chǎn)等于切斷了土耳其民族歷史回憶的路徑，民族成為了無根浮萍；另一方面，奧斯曼帝國在歷史中的輝煌成就是民族神話的重要時刻，放棄這一切的土耳其民族將顯得平庸和乏味。

對于今日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而言，奧斯曼不再是一個垂垂老矣的腐朽帝國，而是有著數(shù)百年歷史的偉大帝國。奧斯曼對于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是整個民族記憶不可磨滅的重要節(jié)點。索菲亞大教堂改建為清真寺是土耳其勝利的重要象征。將索菲亞清真寺改為博物館無疑是一種屈辱，是一戰(zhàn)后土耳其民族不得不向西方卑躬屈膝的暫時表現(xiàn)。

隨著土耳其國力的不斷提升與歐洲的衰弱，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自尊感亦不斷提升。這也是為何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會選擇用穆罕穆德二世私人購買的理由來推翻凱末爾的世俗建國神話。通過對于民族歷史的再敘述，埃爾多安得以將宗教主義和民族主義統(tǒng)一到自己的旗下，擴展自己的支持者。

與此同時，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也愈發(fā)展現(xiàn)出其負面效應。在一個幾乎伊斯蘭教的國家，世俗化實際上將對主流群體產(chǎn)生更大的壓力，事實上也更有利于大城市較為自由化的群體。在這種情況下，世俗化的成果更多被城市階層所享受，而其代價則更多由鄉(xiāng)村階層所承擔。

今日AKP與CHP在選舉地圖上的差異就是一個例證。CHP的支持者幾乎完全集中在類似于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這樣的大城市，以及愛琴海沿岸城市；AKP則占據(jù)了廣大的農(nóng)村和中小城市地區(qū)。這種差異愈來愈激發(fā)起非農(nóng)村地區(qū)的不滿。然而，在凱末爾所構建的“扭曲”體制之中，他們的意見無法充分表達。每當他們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獲得執(zhí)政權之后，軍方總是會跳出來摧毀他們在人數(shù)上的優(yōu)勢。軍方也充分在世俗化過程中撈足了好處，其典型表現(xiàn)就是軍隊經(jīng)商。

在時間和扭曲體制的雙重消耗下，民族主義和世俗主義的結盟被進一步瓦解。世俗主義也轉過頭來與自由主義形成了更為自然的聯(lián)盟。這反過來促使民族主義開始重新與宗教主義結盟，并且贏得了中下群眾越來越多的支持。埃爾多安就是這種聯(lián)盟的代表，也是是土耳其多數(shù)意見的代表。他的最終目的十分明確，就是摧毀凱末爾所建立的“扭曲”的世俗體制。

從1994年擔任伊斯坦布爾市長開始，他就受到世俗自由派的猛烈攻擊和鄙視。接下來的生涯也反復處于組黨——被憲法法院封禁——再組黨——再封禁的循環(huán)。直到2003年擔任土耳其總理，他才真正開始掌握土耳其的權力。2007年，憑借成功的經(jīng)濟改革，他所領導的正義與發(fā)展黨一舉獲得了550席議會中340席，成為議會的絕對主宰。

之后，埃爾多安終于得以將精力投向凱末爾所建立的扭曲體制，開始推行政治改革。他政治改革的主線就是弱化議會制，強化總統(tǒng)普選制，從而能夠直接利用自己在民意上的多數(shù)優(yōu)勢。這自然引起凱末爾世俗政策的保險閥——軍方——的不滿。軍事政變，這一熟悉的配方，再次成為軍方的殺手锏。然而，大人時代變了。當軍方按照習慣迅速控制國內(nèi)公私媒體的時候，埃爾多安卻在廁所通過社交軟件直接與土耳其民眾聯(lián)系在一起，號召民眾上街抗議。凱末爾主義最后的殺手锏也宣告失敗。

更要命的是，，這給予埃爾多安充分的權力對整個系統(tǒng)進行深度清理。凱末爾所建立的政治結構在那一年就已經(jīng)死亡。2020年改建回清真寺的舉動更多是一種“糾正”。通過這種象征性舉動，埃爾多安得以進一步修正凱末爾世俗主義的影響，迎合土耳其穆斯林保守化的主流意見。

西方中心主義的衰弱

除了宗教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重敘事之外，本次改建還得到了一小波反西方中心主義敘事的支撐。這尤其體現(xiàn)在部分左翼派系的身上。在他們看來，西方的批評本身就是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過時表現(xiàn)。

一方面，他們紛紛強調(diào)西方世界在歷史上也將許多清真寺改造為教堂。比如格拉納達大教堂就是基督教占領格拉納達王國之后，在清真寺的基礎上修建的。這種改建無論是在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歷史中都屢見不鮮。西方世界批評土耳其改建是明顯的雙重標準。即便改建回清真寺之后，不同宗教的游客依舊可以參觀。如果西方將這種改建行為稱之為文明倒退，那么西方自己究竟干了多少讓文明倒退的事情。

另一方面，他們將改建闡釋為土耳其純粹的內(nèi)政事務。土耳其是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在絕大多數(shù)民眾支持的情況下，經(jīng)過合法的程序，政府有權利將索菲亞博物館改建為清真寺。西方國家，特別是希臘和塞浦路斯的行為是對土耳其內(nèi)政的干涉。這是西方世界一直以來不自覺的傲慢。這種傲慢背后是一種不言自明的西方優(yōu)越論。

這種西方優(yōu)越論更體現(xiàn)在西方文明和普世文明的混同上。在本次改建事件中，除了西方基督教國家表示反對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文明圈反對的聲音。在伊斯蘭文明圈中，這一改建也獲得不少一般民眾的支持。哈馬斯這樣的親伊朗組織也對土耳其的舉動表示歡迎。這不得不令人懷疑，西方的反對究竟是出于他們所謂的普世文明主張，還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成見。

總而言之，埃爾多安將索菲亞博物館改建為清真寺的舉動不能簡單理解為宗教與世俗的對立。這一話題在土耳其亦遠非新奇的想法。二十年前，土耳其宗教保守勢力就通過不斷上訴，意圖恢復索菲亞清真寺。三重敘事的巧妙結合，才是土耳其國內(nèi)對于改建廣泛支持的真正原因。與此同時，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模式破產(chǎn)與美國的戰(zhàn)略退出，埃爾多安敏銳地意識到西方世界——特別是歐洲——的進一步衰弱。索菲亞改建回清真寺絕不是結束，而是埃爾多安下一步大膽行動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