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十幾年前過世，家住北京石景山的二姐兩口，在離家不算遠的荒山上，選擇了一塊空地，把骨灰埋在了那里。

老人家出身小康之家，30多歲喪夫，再嫁一個搖煤球的手藝人，先后育有6個子女。建國初期，為養(yǎng)活嗷嗷待哺的孩子，這位倔強的小腳女人，在建筑工地當力工、替奶牛場割青草、為供銷社紡線線、賣冰果、納鞋底……，在難以想象的艱難中，供孩子念初中、中專，有的上了大學，直到各自立業(yè)成家、生兒育女。在世時，她如同一塊磁石，住到哪里，就把孩子們吸引到哪里。一到節(jié)假日，大家把好吃的帶著，去她跟前說啊、唱啊，十來歲的兒子看到姥姥，先去撫摸她的臉頰，再剝開香蕉，讓她吃第一口，把老人哄得笑咪咪的。去世后，這塊磁石埋在那個山坡上，每到清明，各家各戶，扶老攜幼，從京城四面八方趕到此地，一是祭奠老人；二是大家見見面、敘敘家常里短，再到飯店啜一頓。除去過大年，這已經成為家族團聚的另一次盛會。老太太依然是聯(lián)系骨肉親情的一條溫馨紐帶。

冬去春來，又到清明，妻子去澳洲看兒子不在家，作為老太太的三女婿，理所當然要去參加掃墓。我到的比較晚，和大舅哥夫婦最后一撥兒上山，一路攀登，隨處可見色彩斑斕的花圈和白色黃色的紙錢，以及崖下坡上累累的新墳。盤旋迂回，踏過石亂沙流的小道，撥開纏繞的荊條和山棗的芒刺，在一處僻靜的坡腳下，找到岳母的墳塋。這里，山杏飄著粉色的花雨，檜柏灑下暗綠的陰涼，墳上堆砌著歷年掃墓時大家撿來的斑駁石塊。墳頭已擺滿紙錢、冥幣、供果，還看到重外孫女李逸手寫的一張明信片，上面用彩筆和拉丁拼音文字寫著：“寄給媽媽的媽媽的媽媽：我愛您，祝您在那邊生活快樂！”我折了一支杏花插在石頭縫隙中間，大舅哥帶來一瓶二鍋頭，澆在墳墓四周。我們無言的佇立著。

“二月里來是清明，桃紅柳綠百草青。別家墳上飄白紙，我家墳上冷清清……”從山坳那邊飄過來一縷如泣如訴的歌聲，伴隨著地上升騰的酒氣，使我微醺如醉。那憂傷的旋律，負載著我的心飛向遙遠的過去……

我想起自己的生身父母。

老家住在遼寧新民一個叫謝長崗的屯子，祖上是從山東逃荒挑著擔子走過來的難民。經幾代人慘淡經營，到父親那一輩，兄弟8人，40多口、擁有幾十天土地，成為遠近知名的莊稼大院，“9·18”事變前后，遭胡子綁票、搶劫，家道破落，于是大家變成許多小家。父親是出身于這個農家院的兩個讀書人之一，號稱“七先生，八學生”。“七先生”是我父親，排行老七，名慶增，靠我姥姥私房錢接濟，和連續(xù)考取頭三名的獎學金，讀完初中高中和沈陽英語?？茖W校（相當于現在的外國語學院）。他的 英語很棒，家里有很多精裝的英語原版書，如《紅與黑》、《威尼斯商人》、《基督山伯爵》等，還翻譯出版過一本《格列佛游記》。東北淪陷后，他不甘心為偽政權工作，曾自辦新民職業(yè)學校當校長，招收聾啞人，學習織線毯、編柳條包等技術。還在遼陽師范教英語，去郵局當職員。“八學生”是八叔，排行老八，名慶藩，在東北大學讀書時加入中共地下黨，在東北軍學兵隊做黨的工作，后去延安抗大學習，日本投降后，是我黨的第一任遼陽縣長，1947年于敵我斗爭中犧牲。當地建有烈士紀念塔。

父親是一個有民族氣節(jié)的人，日偽統(tǒng)治時，我們兄弟還未成年，他就不止一次告誡我們不能當“亡國奴”。我在長春（偽滿叫新京）念小學二年級時，一個叫“山中井”的日本商場開業(yè)，給顧客發(fā)放氣球和滿州小國旗。我和同學跑去領一個拿回家，父親下班看到，厲聲說：“這是誰拿來的？亡國奴沒當夠哇！”一腳踩破氣球，把小旗揉成一團扔在火爐里，我哭了。母親說：“跟孩子治什么氣？你成天氣鼓鼓的又能咋樣？打掉門牙還不得往肚子里咽啊?！备赣H像挨了一記悶棍，跌坐在椅子上，沉重的嘆了一口氣。那時候，我家墻上懸掛一幅文天祥《正氣歌》節(jié)錄的碑拓，其中的“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我至今還熟記在心。父親曾在吉林省舒蘭縣一個叫四家房的小鎮(zhèn)郵局工作，那里靠近東部山區(qū)，夏日傍晚，經常有人來我家神聊，還記得來人講過一個人參娃娃的故事，當地管人參叫“棒槌”，說是百年棒槌受日精月華的照射，能變成穿紅兜肚的娃娃到處游走。有一次，這個娃娃被挖山參的人們追趕得走投無路，被山里一位善良老人搭救，后來娃娃和老人成了朋友，老人雙目失明，娃娃用舌頭舔了他的眼睛，老人重見光明，還能夜視，后來老人活了一百多歲。還講過抗聯(lián)的故事，說是附近山溝溝里就有抗聯(lián)，神出鬼沒，來無影去無蹤，吃的草根樹皮，專門打鬼子。幾個月前，有兩個抗聯(lián)戰(zhàn)士下山來找吃的，被鬼子逮住，把頭顱懸掛在旗桿上……說到這里大家都面面相覷，壓抑得很，媽媽抹著眼淚說：“鬼子真不是人！”，長連鬢胡子的張木匠說：“這個仇早晚得報?！卑职忠宦暃]吱，硬是把一根新鉛筆折斷了。他還向我們展示過一個剪紙方法，他把一張方紙折疊好，用剪刀剪幾下，打開來竟出現“日德意完”幾個符號和字形，讓人感到十分奇妙，爸爸說：“這是天意！”

父親是嚴厲的，他很少和我們說笑或玩耍。他要求我學好算數，可我卻喜歡國文；他反對看武俠小說，我卻不斷的偷看，因此罰我下跪。但是，他也有溫存的時候，心情好就吹簫、彈月琴、誦讀英語詩歌，給我們講蘇武牧羊、賣火柴小女孩的故事。還給我和哥哥用毛筆各寫一張座右銘，貼在睡覺的地方，給我寫的有五條，其中之一是“要早睡早起”，可我卻喜歡漚被窩，爸爸就讓哥哥把手伸進被窩膈肌我，揭我的老營，弄得我蜷起光身子大笑不止。父親還把糖球放在窗臺上，獎勵我們早早起來去拿。可每次都是哥哥先得。后起的我，總是從哥哥那里把糖球賴過來。

更多時候，父親是不開心的，國破家危的憂思讓他活得很累，在吉林郵局工作時，曾兩次和局內日本人吵架，回家后氣得心口疼，是母親一再追問才說出來的，全家人都為他擔憂。這種生活終于走到了極限，1942年早春的一天，他上班出了家門就再也沒有回來，因為又和鬼子沖突，心臟病突發(fā)，倒在郵局的辦公桌上。我從課堂上被人叫出，在醫(yī)院病床上看到父親，他安詳的睡在那里，臉頰黃黃的，我去和他貼臉、擁抱，那種涼涼的感覺讓我永生也忘不掉。那年父親才39歲，我13歲。可惜的是，他沒有看到日本侵略者投降。

葉落要歸根，不能流落他鄉(xiāng)做孤魂野鬼??！在親朋幫助下，母親竭盡所能，把父親的靈柩從吉林運回遼西老家，安葬在祖墳里。那年母親也才40歲，可憐她拉扯著四個孩子，開始了漫長、苦難的求生之路。

母親叫秦迎村，滿族血統(tǒng)，娘家住在新民縣金家窩堡。父母結合是經媒人介紹的，細節(jié)沒聽說過。只知道1930年大批胡子打窯攻進我家，母親抱著一歲的我，從后園子水溝逃出，跑回娘家，后來去了新民縣父親那里。聽母親說，我小時候愛淌“哈拉子”（口水），家住”公發(fā)胡同”，人家問我就說：“根嘎胡同“。媽媽教我說話，是從猜謎開始的,如“一棵樹，長倆梨，小孩看著直著急?！?、“麻房子，紅帳子,里頭住個白胖子?！钡鹊?。四五歲時，媽媽為我捉了一只帶黃嘴丫的小麻雀，放在紙盒里，我喜歡得不得了。鄰居家的阿姨帶她的孩子要看麻雀，我不愿意，但那阿姨替她孩子說情，并打開盒蓋，麻雀飛了，我大哭起來，阿姨說，她一定再捉一只還我。我每天都在盼著，但是她卻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從此，對大人的話就不太相信了，這是我平生記住的第一件事。我七歲時，又添了個三弟，他愛哭，媽媽就叫他“小樂”，爸爸在房梁上拴幾條繩子吊起一個“悠車”（搖籃），母親推著它，一邊做針線活，一邊哼著自編的搖籃曲，那飄逸的旋律，像一張神奇的大網，籠罩著弟弟,也籠罩著我，讓身心感到安全，朦朦朧朧的要睡。四五口之家，全靠母親操持家務，除了父親，我們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母親親手縫制的，孩子要打扮得整齊、干凈，衣服得補來補去，尤其是膝蓋和后屁戶，一年還要做十來雙夾鞋和棉鞋，她每年都要按照我們長大的腳畫出新鞋樣。做鞋有許多道工序，比如鞋底，要先用舊布一層層打成格布，用五六層格布碼成鞋底，然后用線麻繩密密實實的捺成幾百個小疙瘩，這樣才能抗磨。然后，還要做鞋幫，把幫和底縫合，用鞋楦楦起來。拆洗被褥也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那時候沒有被罩、床單，被褥全要拆下來漿洗，用棒槌墊在平整的石墩上槌過，要槌到“蒼蠅上來劈腿”那樣光滑。古代就有“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的描寫，一到拆洗被褥的季節(jié)，每逢傍晚，那棒槌敲擊衣物的聲音，時斷時續(xù)、時緊時慢、此起彼伏、遠近呼應，再配上風吹樹葉和小賣的吆喝聲，是我童年記憶最動聽、最美妙的音樂。那時候，做飯、取暖燒的是柴、煤，吃水要到胡同的公用水龍頭去提，臟水要倒在街上的下水道里……做一個家庭主婦真是不容易。但母親卻很快樂、很滿足。

父親突然去世，使這個家庭一下子墜入深淵。那時候，東北物資已經被鬼子搜刮殆盡，母親沒文化，沒工作，沒收入，要撫養(yǎng)四個孩子，可以想象過的是什么日子。記得我家憑“通帳”（糧食本）每周只能購買幾斤混合面（橡實、玉米棒磨的粉），加上媽媽拾來的菜幫子，每天喝兩次照見人影的稀粥。那種饑餓感覺抓心撓肝，看見別人拿塊窩頭，恨不得奪過來囫圇個吞下去。直到1946年冬，實在熬不下去了，母親、哥哥和兩個弟弟不得不逃回遼西老家去投親。我因為和哥哥的同學劉瑞藩常聯(lián)系，他是長春大學的地下黨員，答應帶我去解放區(qū)，我堅持留下來，1948年三月吉林解放，我經老干部魏東明介紹，進入了共產黨領導的吉林東北大學。

解放戰(zhàn)爭期間，我們母子斷了聯(lián)系，后來得知，哥哥在沈陽鐵路找到工作，三弟去兄嫂處念書，母親和四弟土改分到一點土地，并在村西蓋了一幢土房，勉強度日。1952年夏，家鄉(xiāng)的繞陽河泛濫，平房泡倒，母、弟在四面是水的房蓋上住了一個多月，過的是“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受盡蚊蟲叮咬的日子。

幸好此前我抽調到東北局辦公廳工作，在組織關照下，得以把母親、弟弟接來沈陽，住在有煤氣、暖氣、上下水道的機關宿舍里。此后五年，母親算是過上溫飽的生活，有時還能到機關禮堂看看電影。憑心而論，母親和兩個弟弟能過上幾年不愁吃穿的寧靜生活，應該歸功于共產黨的照顧。我只是每月把有限的工資交給母親，認為這是自己不能不盡的義務，而在內心深處，總有一種抱怨情緒，認為“背著家庭包袱干革命，影響進步”。缺少對母親的感恩之情、反哺之義。整天和同事在一起，上機關食堂吃飯，很少和母親嘮嘮家常、噓寒問暖，或給她過過生日什么的。

我本衣食無著的窮學生，有幸進入東北大學，既闖過了溫飽一關，也初步解決了理論認識上的諸多問題，思想和專業(yè)進步都比較快，大學沒畢業(yè)，就被選拔到東北最高領導機關去工作。大區(qū)撤銷后，分配到遼寧人民廣播電臺做中層領導，旋即提拔為編委會委員，成為全臺的領導成員。1957年先整風，后“反右”，我負責全省的“反右”廣播新聞宣傳工作。隨著運動的深入發(fā)展和擴大化，不可避免的被打成“極右分子”，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等等最嚴厲的處分。這是母親平生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打擊。事情發(fā)生后，離家之前，我們母子倆曾經有過這樣的對話：

 “你是咱家的一桿大旗，你倒了，咱家就完了！”

我無言……

“你老實老實巴交的、心眼也不壞，也不知道犯了啥錯？共產黨對咱家有恩，可不能干喪良心的勾當??！”

“我算什么？反得了黨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聽天由命吧，只是，今后顧不上你們了。.”

“最揪心的是你，光棍子一個人，媽要是沒了，誰心疼你呀！”

男兒有淚不輕彈，可媽媽的話讓我淚如泉涌。

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三年困難時期過后，我解除勞動教養(yǎng)回到沈陽母親身邊。她還住在遼寧省委機關宿舍，只是從原來的大房子換成一間7平米的小房子。三弟念長春地質學院，靠勤工儉學。四弟念中專，受我株連，畢業(yè)不給分配工作，呆在家里。我，一個沒有“摘帽”的“右派”，人家躲還躲不及，找工作更是屢遭白眼。三口人就是靠母親給別人看小孩每月15元收入維持生計。媽媽穿一件左襟的藍布褂子，已經洗得一塊塊發(fā)白，同現下做舊的牛仔褲相似，在褂子里面縫了一個挎兜，用一個舊手絹，把家里僅有的錢包起來，揣在挎兜里。每月得到傭金之后，她就坐在床上，把錢全掏出來，領糧、房租、煤氣、水電、青菜、油鹽、肥皂……各花多少，一筆一筆的算來算去，算得愁云滿面。

母親給人家看孩子盡職盡責，孩子媽媽看她可憐，有時給她一斤糧票、二兩肉票什么的。她看到我郁悶，又知道我愛吃餃子，就想盡辦法包幾十個餃子，煮熟后讓弟弟和我吃，她坐在一旁看，叨咕著：“你們先吃，我不忙，鍋里還有呢！鍋里還有呢！”等吃完，我到廚房去看，鍋里哪還有一個餃子呀？剩下的是半鍋清清的餃子湯。讓我慚愧的事還有呢，一天我出去閑逛，在中山公園外邊撿到一毛錢，想到這錢能買兩顆大白菜，夠娘仨吃幾頓的，心里特高興?？勺咧咧宛I了，禁不住路旁飯菜香味的誘惑，竟走進一家小飯館，花六分錢要了一碗白菜豆腐湯，花四分錢要了一碗米飯，結果一毛錢花光了?；氐郊腋械經]臉說這件事。最讓人不安的是，在派出所里我是掛了號的，規(guī)定每周要去匯報，還要在居民委范圍掃大街。不時，還有頭戴大蓋帽身穿警服的人光顧我家，調查我每天都在干些什么，訓誡我要老老實實改造，不許亂說亂動；我并不害怕警察，我最害怕的是，看到母親被嚇得頹碎在墻角那副可憐樣子，簡直撕碎了我的心。

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我決定離開這個家，兒子做的事，別讓母親跟著受罪啊，光棍一條，愿意咋的就咋的吧。最不應該的是，我又從母親那里要了她僅有的40塊錢，在沈陽鐵西一個大雜院里買了一間煤棚子，收拾一下，把戶口遷出，搬了過去，這個地點誰也沒告訴。幸好，街道介紹我到一個翻砂廠作臨時工，一干就是5年，其間，正值“文革”，在廠門口掛牌子請過罪、挨過多次皮鞭和暴打、住過“牛棚”，最后被遣送下鄉(xiāng)。在農村種地、放牛、養(yǎng)雞，因一個人生活太困難，跑出去，在蘇家屯、馬三家、遼陽等地的小工廠搞翻砂。這期間，曾幾次去看望母親，從沒有對她說過我的經歷。母親已經70多歲，她明顯的老了，一頭大波浪的天然卷發(fā)，變得灰白、雜亂，大大的眼睛，目光呆滯、晶體渾濁，眼袋很大，牙快掉光了，但仍然難掩她那慈眉善目和年輕時美好的輪廓。我睡在母親身邊的一夜，她講了我童年許多可樂的事情，講得自己都笑了，可后來卻嗚咽著說；“你都這么大歲數了，連個家也沒有，到處溜人家房檐，像個要飯花子似的……，媽死了也閉不上眼睛??！”

母親這輩子沒過上幾天舒心的日子，她做在前，吃在后，沒穿過幾件像樣的衣服，沒到哪里去游玩過。父親早亡，兒子出事，使她陷入漫漫長夜。終于，她74歲那年春天，在住處附近，兩眼發(fā)黑，半身癱瘓，倒在地上，家中無人，是鄰居把她送回家的。母親從此雙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吃飯要人喂，大小便要人幫助。她有四個兒子，老大在天津鐵路工作，五口之家，房子很小，嫂子和婆婆過去有些不對付，母親不能去那里。老三在沈陽地質部門工作，妻子在稅務局，兩個孩子，也因工作忙，孩子小，無法照顧。老四獨身，剛剛找個街道小廠當學徒工，讓他伺候老人也辦不到。老二是我，一個“戴罪之身 ”，居無定所，母親病后正在照料她，長期下去也不行。就當時環(huán)境，不管讓誰挑起這個擔子，都是很難堅持的?；蛟S是老三想的主意并做了溝通，最后把母親送到了新民縣大紅旗的三姨家，又過了兩個月，母親在三姨家去世，棺木埋在無人管理的林帶里。因為我的身份，這些事都沒有讓我參與，我沒有看到她最后一面。

如今，父親過世已經70年，他的靈柩埋在長崗子老家祖墳上。1973年春，一個姓尹的五七戰(zhàn)士，帶領幾個知青，把謝家百年祖墳給刨平了，包括父親的墳塋。當時，我正在生產隊勞動，可憐我作為父親的親兒子，卻不能去現場撿拾遺骨，只看見有人抬回還沒有腐朽的棺材板檔豬圈。母親也已過世40年，大哥、三弟也先后走了，四弟也病得不輕，已經無從知道母親去世前后的細節(jié)，也沒有人能和我談論她生前的故事。三姨也早就去世，和她共同生活的女兒、女婿已遷居城市，媽媽的墳墓或許已經消失在荒煙蔓草中了吧！

又是清明，花雨伴淚雨紛飛，情長的兒女們都涌向墓地陵園，去追思和祭奠逝去的親人?？晌夷艿侥睦锶ツ?？鄉(xiāng)關咫尺，霧障云遮，一想起自己的雙親，尤其是母親，心中溢滿了難言的愧疚之情。我真的是一個不孝之子啊！生前不能讓她衣食無憂、安度歲月，帶給她的卻是屈辱和磨難。得了病，既不能親持茶飯，又沒有為她尋醫(yī)問藥，最后只能把她托付到異地親戚家里。她走了，是由別人替代，埋骨荒郊的。一想到此情此景，我就冷汗涔涔，羞愧得無地自容。那么，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悲劇又是如何產生的？歸根結底，問題還是出在我這里。是由于我“出了事”，才給親人造成如此嚴重的后果，形成這么深遠的影響。姑且作一個假設吧，當初要是不發(fā)生這些意外，母親的后半生不會這樣悲涼，她會生活得平安幸福，終其天年的；弟弟也不會因為受株連，找不到工作而影響一生的前程；而我，也會正常工作和生活下去，為社會做更多的奉獻……。但歷史是不存在“假設”的，發(fā)生的事情覆水難收，生命永遠沒有回頭路，它將愈行愈遠，我的愧疚也將化作永恒。

其實，事情本來是不應該發(fā)生的。我之所以成為“右派”，并不是由于背叛了誰，也并非做錯了什么事。等到大家都明白過來進行糾正的時候，已經是20年之后，一切都已成為過去?！澳闹呛?，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贝藭r此刻，我深深理解蘇軾在遭遇烏臺詩案的冤獄后，被貶到湖北，在《黃州寒食詩》中所表達的那種心情。

值此古老的節(jié)日，沒有鮮花，也沒有紙錢，只有我心中淚飛如雨，化作這些笨拙的文字，謹以此祭奠我遠在天國的父親和母親。                

 2012年4月清明節(jié)后

作者簡介：小河灣灣，原名謝仲清，在遼寧從事新聞工作多年，作品不少，可惜都已成為明日黃花。近年，不時寫些紀實散文、詩歌，為的是不讓自己太快忘記，把經歷告訴給愛聽的人，并使生活距離文學更近一些?，F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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