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東漢王朝中期以后的政局發(fā)展形勢來看，外戚和宦官兩大左右東漢朝政的勢力一直存在，并且這兩大勢力也是導致東漢皇權專制程度不斷下降的罪魁禍首。從外戚和宦官在當時表現來看，外戚對于皇權的依附性比較弱，但是這個群體是憑借著其尊貴的皇親國戚的身份逐漸上位的，并且外戚會隨著東漢中后期皇位更迭的頻繁而在不斷變動。

從和帝即位之后的竇太后專擅朝政，到桓帝時期五宦官發(fā)動政變剿滅梁氏外戚勢力謂之，其間先后有竇氏、鄧氏、閻氏、梁氏成為當時東漢統(tǒng)治集團當中最有權勢的外戚勢力，他們全部憑借本姓太后上位，尤其是梁氏外戚統(tǒng)治時期，梁冀作為當時最專橫跋扈之人，甚至掌握了皇帝的生殺予奪大權。東漢時期的外戚勢專擅國政的現象也在梁冀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皇權的衰落

宦官勢力作為東漢政局斗爭中又一大群體，他們起初受制于外戚和皇權，但是隨著外戚勢力的膨脹以及皇權勢力的衰落，宦官作為當時皇帝想要重塑皇權的主要依靠著逐漸在東漢復雜混亂的政壇中崛起。和帝時期，以鄭眾為首的宦官在皇帝的支持下發(fā)動了一場剿滅竇氏外戚的政變，開始受到皇帝的重用，并且迅速成長為一支可以和外戚勢力爭權的力量。

《后漢書》載："景爲執(zhí)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奴客緹騎依倚形埶，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

外戚和宦官兩大勢力就此并立與東漢后期的朝堂之上，皇權只能在兩者的夾縫中尋求生存，甚至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掌握在他們手中?；鹿俸屯馄葸@兩大依靠皇權發(fā)家的東漢政治毒瘤，嚴重阻礙了當時東漢廣大學生和官員的上進之路，他們扶持黨羽，收受賄賂，將東漢官場弄得烏煙瘴氣，由此東漢后期開始了反對外戚和宦官專權的政治斗爭。

有識之士商議政局

外戚和宦官對于東漢政局的影響

外戚和宦官在東漢王朝中后期輪流掌握朝政，甚至在安帝時期出現了合作分掌朝政的局面，兩大勢力的這種做法完全沒有將皇帝以及東漢朝堂上的官員放在眼里，他們只是一味地想要滿足自己無限貪婪的政治欲望，通過自己的政治特權來為自己和自己的勢力謀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外戚通過崇高的地位直接將本姓家族人員全部安插進了東漢官僚集團內部，甚至有的直接進入了決策機構和軍事部門。

《后漢書》載："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墯。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

宦官也憑借自己與皇帝頻繁接觸的獨特優(yōu)勢，不斷通過控制皇帝來對東漢王朝的官員發(fā)布詔令，用自己的意愿來處理朝政，試想整個東漢王朝的國家大事由這些毫無政治經驗的宦官來處理，東漢今后的走向又怎么會柳暗花明呢？從和帝開始，東漢的政局就沒有出現過穩(wěn)定發(fā)展的局面。

地方名士

東漢政局變得日益黑暗，使得眾多官員早就沒有了當初為官為國、為家、為人民的抱負，那種儒家治國思想理念頃刻間也被這種混亂的黨爭所覆蓋。整個朝廷不是外戚通過自己長年累月的經營扶持起來的黨羽，就是那些對宦官勢力進行巨額行賄巴結的腐朽官吏。這些外戚和宦官勢力為了保證自己對于東漢朝政的穩(wěn)定控制，自然也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扶持自己需要的勢力。

而那些清正廉明的官員由于對于宦官和外戚勢力壟斷官員上進之路和日益嚴重的黨爭的作法十分不滿，因此長期得不到重用。那些深受儒學治國教育的太學生也認為這些外戚和宦官勢力將東漢政局攪得天昏地暗，由此雙方開始聯合起來反對外戚和宦官專政的局面。

太學生受教

東漢太學生和開明官員與外戚、宦官勢力的初期斗爭

面對外戚和宦官是勢力日益囂張跋扈的表現，不少東漢的官員都已經在他們的強大政治勢力打壓下屈服，并且對于當時混亂的政治局面也只能默不作聲。因此在開始反對外戚和宦官勢力專權的斗爭中只有少數的開明官員，這些官員一般都是中央統(tǒng)治集團有一定資歷和官職的人，像和帝時期的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他們都是當時東漢王朝中具有一定威望的老官。

袁安和任隗所處的時代正是竇氏外戚專權、禍亂朝綱時期，在此之前東漢還未出現過外戚專政的局面，因此二人對此現象非常反感。當時的竇氏家族可謂如日中天、囂張跋扈，袁安、任隗暗自商議決定打壓竇氏家族的囂張氣焰，直接罷免的當時地方州縣竇氏官員將近40余人。

《后漢書》載"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陳蕃

鄧氏外戚掌權之時，鄧太后為了穩(wěn)住自己獨攬朝政和鄧氏家族的利益，主張非常當時已經能夠親政的和帝長子，這件事得到了時任司空周章的堅決反對。周章在晚上和一些開明官員商議發(fā)動政變，不料事情敗露，周章被迫自殺。面對這些朝廷上大官員的反對，外戚和宦官可以說毫不手軟，他們?yōu)榱司S護自己的政治特權和統(tǒng)治利益，無所不用其極。

閻氏外戚掌權時，和當時的宦官群體共掌朝政，時任太尉楊震向當朝皇帝安帝上書認為閻氏和宦官禍亂朝綱，并且細數他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誰知道這份奏疏根本就沒有傳到安帝面前，直接被宦官截獲交給了閻太后，楊震被殺。公元142年，時任監(jiān)察侍御史的張綱來到地方監(jiān)管政務，直接向外戚和宦官安排在地方的黨羽杜橋等人發(fā)起挑戰(zhàn)，并嚴厲懲罰了他們，消息傳到中央，整個朝堂為之震動。

"黨人"被捕

東漢太學生和開明官員反對外戚和宦官斗爭的高潮—兩次黨錮之禍

從東漢官員反對外戚和宦官專權的初期階段來看，我們可以發(fā)現當時反對的一方勢力并不是很強大，一般都只有寥寥幾位官員，這種現象的出現我們可以認為是因為當時的外戚和宦官勢力十分強大，并且在不斷上升，直接將幾乎整個東漢朝堂官員控制住，所以大多數官員默不作聲。

但是我想也可能有另一方面原因，那就是但是這種外戚和宦官勢力雖然已經足夠強大，但是可能他們的影響還尚未對整個東漢政局，由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局造成明顯的消極影響。這種影響直到桓靈二帝在位時期，梁冀的跋扈和宦官五侯的專政才達到高潮，此時的東漢太學生和官員也才出現了反對外戚和宦官政治斗爭的高潮—黨錮之禍。

李膺

桓帝在位之時，正是梁氏外戚專掌朝政時期，當時以梁冀為首的梁氏在整個東漢政局中壟斷了所有的決策和官員任命的權力。之后的梁氏雖然在宦官發(fā)動的政變下被消滅，但是桓帝后期又步入了宦官五侯的專權時期。此時東漢也出現了大量的太學生和眾多對于政局極度不滿渴望恢復清明的官員，他們通過自己的議論和上書，不斷發(fā)對宦官專權，由此出現了一股影響力極大的士人群體。

這個群體不斷壯大。最終形成了以李膺、陳蕃為首的士人群體，他們不斷抨擊宦官和外戚專政現象，尤其是李膺，他出身于名門望族，卻保持著一顆為官清明之心，受到當時太學生和有識官員的敬仰。公元166年，宦官處于對李膺這種實力的懼怕，并慫恿桓帝將他們逮捕，放歸田野，永不敘用。公元167年，靈帝時期，竇氏外戚重掌朝政，啟用李膺等黨人反抗宦官勢力，但事情敗露，竇武被殺。公元169年，宦官發(fā)動第二次黨錮之禍，此時涉及到的黨人多達數千人，直到黃巾起義之后才被赦免。

《后漢書》載："仲博孝敬，足以供養(yǎng)，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蔡倫專權

評價

東漢王朝中后期的政局基本上處于外戚勢力和宦官勢力的交替控制或者聯合控制當中，這種現象一方說明了皇權在發(fā)展過程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東漢封建地主勢力在不斷發(fā)展壯大。外戚勢力憑借其皇親國戚的身份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兼并土地，成了集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于一身的組織。

宦官勢力雖然并沒有像外戚勢力那樣明目張膽去進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經濟活動，但是他們能夠在深宮當中掌握國家的一切動向，尤其是對于決策權力的掌握，凸顯了宦官勢力在東漢政局演變中的重要作用。

外戚和宦官勢力對于東漢朝政的影響是極具消極意義的，他們將整個統(tǒng)治集團成員幾乎都變成自己的黨羽勢力。正常的封建統(tǒng)治已經無法繼續(xù)，當時所有官員的嚴重只有權位之爭，他們不停地巴結、賄賂外戚和宦官，想為自己的官宦生涯鋪平道路，一系列毫無處政能力的平庸之人竟然成為了朝廷命官。

當時地方的封建大地主有著深厚的經濟實力，他們只是大手一揮便能夠獲得達官顯貴，并且在當官的同時繼續(xù)搜刮民間財富，將自己之前的投入通過巧取豪奪、貪污受賄再次彌補回來。廣大太學生和清明官員長時間得不到晉升之路，并且對這種烏煙瘴氣的官場十分憎惡，自然就會聯合起來反對當時政局的兩大毒瘤，宦官和外戚。隨著黨錮之禍的結束，東漢王朝也步入了滅亡的道路之中。

參考文獻：《后漢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