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笠谷

本綜考前幾篇，已論述了五代宋初陶谷的《清異錄》在硯史，尤其歙硯史上的文獻價值。該書對于硯史的最大貢獻，是為后人研究歙硯入貢史留下了重要的信息和有力的旁證，這也就是本篇所要論證的主題——以《清異錄》相關(guān)歙硯條目與黃庭堅《硯山行》詩互相印證，從而考實歙硯在唐代就已是貢硯這一硯史重大發(fā)現(xiàn)。

一、歙硯始貢南唐的成說

歙硯作為貢硯，明確見于史籍記載的朝代有：五代時期的南唐、南北宋以及清代。歙硯最早入貢的成說，見載唐積《歙州硯譜·采發(fā)第一》：

婺源硯……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獻硯并斫硯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為硯官。今石工周全師之，爾后匠者增益頗多。今全最髙年，能道昔時事。并召少微孫明（今家濟源），訪偽誥不獲，傳多如此。

據(jù)此說法，歙硯始貢于五代南唐之元宗時期。

《歙州硯譜·采發(fā)第一》

南唐元宗，即南唐第二位皇帝中主李璟（916～961年），在即位之初頗有作為，先后滅楚、閩二國。后奢侈無度，導致國力下降。受后周威脅，削去帝號，改稱國主，史稱南唐中主。李璟好讀書，多才藝。擅詞，詞作與其子后主李煜合輯稱《南唐二主詞》。

歐陽修《文忠集·試筆·南唐硯》，對南唐官方采制歙硯的資料有所補充：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于歙州置硯務(wù)，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wù)官，歲為官造硯有數(shù)。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

南唐歙硯入貢的緣由：由于中主李璟注重文房翰墨，歙州太守便進獻當?shù)孛a(chǎn)歙硯并推薦硯工李少微，受到李璟嘉獎。李璟并于歙州設(shè)置官方制硯機構(gòu)——“硯務(wù)”，任命李少微為硯務(wù)官，秩九品，月享公俸，每年定量為南唐朝廷監(jiān)制歙硯。所制之硯，被世人稱之為南唐官硯——此為明確記載歙硯作為貢品最早的文獻出處。

筆者通過對《清異錄》“寶相枝”條目（詳見本綜考第二篇《〈清異錄〉紀硯條目考釋》）與黃庭堅《硯山行》詩的勾沉索隱，破解其中相關(guān)密碼，得以確證歙硯在唐末已是貢品，從而把《歙州硯譜》所載歙硯“始貢南唐”之成說，前推至唐代末年。此說不見于古人文獻，也未見有今人論及。下面就此問題展開論述。

二、梁太祖朱溫篡唐之初賞賜美品歙硯受賜者位及宰相

先就《清異錄》“寶相枝”條目展開考辨。該條目原文：

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矩）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硯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毫。鱗，石紋似之；月硯，形象之，歙產(chǎn)也。

開平（907～911年），為五代初后梁太祖朱溫所用首個年號之第二年（908年）。

朱溫（852～912年），宋州碭山人。早年投王仙芝、黃巢軍，先后攻陷洛陽、長安。后降唐，歷官至節(jié)度使，封梁王。天佑四年代唐稱帝，建國號梁，史稱后梁。晚年大肆荒淫，乾化二年被親子朱友珪所弒，卒年61歲。在位六年，謚號神武元圣孝皇帝，廟號太祖，葬于宣陵。

收受賜硯三人，皆為后梁初期重臣、宰相。

張文蔚（？～908年），瀛洲河間人。晚唐進士，歷任翰林學士承旨，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受唐哀帝命與楊涉率百官奉禪位詔至大梁讓位朱溫。朱溫稱帝，仍以為相。卒贈右仆射。

楊涉（生卒不詳），華州華陰人。出身世家。舉進士，唐昭宗時吏部尚書。唐哀帝時入相，后梁續(xù)任。在位三年，無所作為，后數(shù)年卒。子即五代書法大家楊凝式，人稱“楊風子”，官至太子太保。

楊涉之子五代大書法家楊凝式名作《韭花帖》

薛貽矩（850～912年），河東聞喜人。唐僖宗乾符狀元。唐昭宗時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坐事左遷，以自結(jié)于朱溫。朱溫稱帝建立后梁，拜為相。為梁相五載，無所建樹。善楷書。

朱溫所賜三方“龍鱗月硯”，“鱗，石紋似之；月硯，形象之，歙產(chǎn)也?！薄褒堶[”，指石材紋路酷似龍身鱗片，此種石品折光效果比較奇特，看似凹凸不平，實則平滑溫潤，為龍尾歙石之稀見品。“月硯”，《歙州硯譜·名狀第六》所收硯式即有“月樣”“方月樣”“新月樣”。就硯式而言，三硯或為圓池辟雍硯之類。

朱溫賜硯之前一年，唐亡。從三人宦途履歷可見，對于朱梁王朝而言，張文蔚、楊涉皆前朝重臣、宰相，江山初定，是籠絡(luò)人心的重點對象；薛貽矩是新朝新進宰相，朱溫心腹近臣；三人本皆文人出身，自然對硯具有情結(jié)。因此，梁太祖朱溫在篡唐立國之初，賞賜三位宰相美品歙硯以示寵錫，合乎情理。

三、朱溫賜硯尚有別例

史上還有一則有關(guān)朱溫賜硯的文獻，或許可為上述賜硯之事作個旁證。北宋蘇易簡《文房四譜·硯之辭賦》所收李琪《謝朱梁祖大硯瓦狀》：

蒙恩賜臣前件硯者。伏以記室濡毫于楯鼻，刃側(cè)非多；史臣染翰于螭頭，筒形甚小。尚或文章煥發(fā)，言動必書，為號令之詞，作典謨之訓。如臣者，坐憂才短，行怯思遲，自叨金馬之近班，常愧玉蟾之舊物。豈可又頒文器，周及禁林。制作泓渟，規(guī)模廣滑；閉宮苔而色古，連池石以光凝。敢不致在坐隅，酣茲筆陣。余波浸潤，便同五老之壺；終日拂磨，豈得一丸之墨。如承重寶，倍感殊恩。

李琪（871年～？），敦煌人，與李珽并有文名。唐昭宗時官殿中侍御史。唐亡，被梁太祖朱溫征為翰林學士，頗受重用。梁兵征伐四方，大量檄文皆出李琪手筆。官至宰相。

高似孫《硯箋》所收唐李琪《謝朱梁祖大硯瓦狀》

《謝朱梁祖大硯瓦狀》，為朱溫賜李琪硯后李琪所上謝恩書狀?！爸炝鹤妗奔粗鞙?，太祖為其廟號，乃死后所謚?？芍撐脑瓱o標題，標題應是蘇易簡收入《文房四譜》時所加。文中有云“筒形甚小”，應是一方瓦形硯?！笆烦既竞灿隗ゎ^”，硯應為李氏新任翰林學士時朱溫所賜。螭頭，古代彝器、碑額、庭柱、殿階及印章等上面的螭龍頭像，此處借指殿前雕有螭頭形石階，代指翰林院。明王鏊《震澤長語·官制》：“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據(jù)《舊五代史·李琪傳》：“梁祖受禪，征入，拜翰林學士?！笨梢娭鞙卣髡倮铉鳛楹擦謱W士是在后梁代唐之初，此硯應和龍鱗月硯一樣，皆為朱溫篡唐上位后之開平初年所賜。

西安唐大明宮麟德殿出土石螭首

朱溫雖是史上著名的暴君，但在位時能輕征稅賦，獎勵農(nóng)桑；而且出于政治需要，對一些文士也還算懷柔，比如薛貽矩、李琪等。上述兩則硯事，雖難免出于政治籠絡(luò)之權(quán)術(shù)，但很符合朱溫的行事風格，一定程度上也證明了《清異錄》所載其賜“龍鱗月硯”作為史實的可信度。

四、所賜應是唐宮所遺貢品歙硯

從朱溫賜硯的時間節(jié)點以及所賜硯的質(zhì)、量之齊整看，所賜三硯應是唐哀帝時內(nèi)府遺物。

理由：唐哀帝退位，朱梁代唐，朱溫取用唐哀帝宮廷內(nèi)府物資賞賜重臣，順理成章。又，朱溫篡唐上位之初，不僅龍椅尚未坐熱，而且以朱溫之草莽出身，粗鄙少文，既無閑心，也無逸致顧及詔采貢硯這種閑事。而且，即便朱溫附庸風雅，想得一方歙州新貢之硯也難如愿，因為其時歙州為楊行密所建的吳國（楊吳）勢力范圍，而楊吳尚奉李唐正朔，繼用唐哀帝年號，視朱溫為篡唐國賊，不可能貢硯后梁。再者一次即賜三方上等歙硯，而為同一硯式、同一石品，這顯然只有按規(guī)格批量所制之貢硯，方能達到此種規(guī)格檔次，這點，應該只有唐內(nèi)府方能做到。

從朱溫所賜“龍鱗月硯”之品名看，龍在上古時期，是先民的圖騰崇拜、神靈崇拜，到商周時已作為天子紋章與權(quán)力的象征，唐代亦然。從朱溫所賜三硯石品皆為“龍鱗”來看，也許唐末歙州地方官員貢硯時，有曲意迎合皇權(quán)的用意。當然，這點無從確證。

龍鱗紋歙硯石（圖刊胡中泰著《歙硯的鑒別和欣賞》）

綜合以上信息，可以得出結(jié)論：從受賜者身份之高及賜硯的時間節(jié)點看，《清異錄》所記后梁太祖朱溫賜三位宰相歙硯之事，應為信史。而且，從賜硯的質(zhì)量和數(shù)量看，所賜之硯應是唐內(nèi)府所遺存之歙州貢硯。因此，至少在唐末帝——哀帝時期，歙硯已成貢品。

五、黃庭堅硯史名作《硯山行》詩

如果說通過上述對《清異錄》所記朱溫賜硯的合理推測，基本已能證明唐末歙硯已成貢硯，但還不能排除所賜三硯系朱溫或在某種特殊機緣下偶然所得（實際上這種可能性應該比較?。荒敲?，再與黃庭堅《硯山行》詩相關(guān)內(nèi)容互證，則完全可以進一步考實這個結(jié)論。

黃庭堅《硯山行》全詩：

新安出城二百里，走峰奔岳如斗蟻。

陸不通車水不舟，步步穿云到龍尾。

龍尾群山聳半空，人居劍戟旌幡里。

樹接藤騰雨畔痕，獸臥崖壁撐天宇。

森森冷風逼人寒，俗傳六月常如此。

其間有石產(chǎn)羅紋，眉子金星相間起。

居民上下百余家，鮑戴與王相鄰里。

鑿礪礱形為日生，刻骨鏤金尋石髓。

選堪去雜用精奇，往往百中三四耳。

磨方剪銳熟端相，審樣狀名隨手是。

不輕不燥稟天然，重實溫潤如君子。

日輝燦燦飛金星，碧云色奪端州紫。

遂令天下文章翁，走吏迢迢來澗底。

時陳三日灑傾醇，祓祝山神口莫鄙。

懸?guī)r立處覺魂飛，終曰有無難指擬。

不知造化有何心，融結(jié)之功存妙理。

不為金玉資天功，時與文章成里美。

自從元祐獻朝貢，至今人求終不止。

研工得此瞻朝夕，寒谷欣欣生暗喜。

愿從此硯鐘相隨，帶入朝廷揚大義。

夢開胸臆化為霖，還與空山救枯死。

詩生動而詳實地描寫了龍尾硯鄉(xiāng)地理之險阻，硯工之狀況，石品之華美，硯譽之傳揚，等等，為硯史名篇。其中“日輝燦燦飛金星，碧云色奪端州紫”，系贊譽歙石之佳作、名篇，為今人論歙硯者所必舉。

徐毅《歙硯輯考》所收黃庭堅《硯山行》詩

黃庭堅（1045~1105年），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江西詩派開山之祖?！疤K門四學士”之首。生前與蘇東坡齊名，世稱“蘇黃”。書法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

《硯山行》之外，黃庭堅還曾贈送蘇東坡及晁補之、張耒等人洮硯，并互有詩文贊和。因此，黃庭堅也是硯史，尤其歙硯史、洮硯史上的重要人物。

六、黃庭堅詩題存于硯山工匠家

《硯山行》未見刊于清代以前的黃庭堅各類詩文集，見刊此詩最早之出處為清中期徐毅所撰《歙硯輯考》。

徐毅，直隸寶坻縣人，進士，雍正十二年任徽州府新安衛(wèi)守備（據(jù)清道光《徽州府志》）。乾隆初年受命協(xié)助徽州知府采硯入貢，曾親詣硯山搜羅歙硯，對歙硯多有了解，遂于乾隆五年撰成《歙硯輯考》。該書內(nèi)容備述了徐氏采硯諸事，并輯錄一些歙硯史料。

徐毅在《硯山行》詩后題有跋語云：“此山谷奉朝命取硯，與鮑日仁善，因主其家作此以留記?！睆陀蓄}詩二首。

其一：

虎邱山嘯有聞名，黃公何事硯山行？

浩興狂吟欠籠璧，心惟口頌不虛稱。

門內(nèi)君子集君子，硯夸龍尾載群史。

帝王當日命諄諄，天下名賢多到此。

其二：

名賢曾到此山登，愛硯欣然作硯行。

鐫石留題光動影，令人頌罷有余情。

按徐氏之說法，“奉命取硯”“帝王當日命諄諄”，指黃庭堅此次硯山訪硯之行乃奉朝廷之命采選歙硯，詩中“愿從此硯鐘相隨，帶入朝廷揚大義”也有此寓意。

考諸古今多種黃庭堅年譜、年表，其行跡不僅無“奉命取硯”之事，也未見有確切記其曾到過歙州。只有宋哲宗紹圣元年（1094年），黃氏被任宣州知州，宣歙毗鄰，似乎有抵歙州訪硯之可能。但黃庭堅在赴任宣州半途即接朝命改知鄂州，并未到任宣州。

《歙硯輯考》之前的古文獻未載黃庭堅歙州訪硯之事，測其原因，或是因為黃氏名列元祐黨籍，政治上受迫害，很多詩文被禁毀，“是時書肆畏罪，坡、谷二書皆毀其版”（南宋楊萬里《檆召溪居士集》序）。由于黃氏文字曾遭禁毀，給后人對其行跡的考證帶來一定難度。

楊萬里《檆召溪居士集》序記：“是時書肆畏罪，坡、谷二書皆毀其版?！?/p>

鮑日仁，應即詩中所言硯山“鮑戴與王相鄰里”之當?shù)仵U姓硯工之一?！耙蛑髌浼易鞔艘粤粲洝薄扮澥纛}光動影”，詩即作于鮑家，鮑家并將之鐫于石上傳之后世?！傲钊隧灹T有余情”，徐毅親見此詩石刻，于是將此黃庭堅遺佚已久的訪硯名作收入其所撰《歙硯輯考》。

所以，《硯山行》雖不見于清代以前文獻，但類似這種古人散佚詩文被后世發(fā)現(xiàn)的情況很常見，徐毅所記乃親眼所見，故必系信史無疑。至于黃庭堅《硯山行》成詩背景究竟如何，有待后考。

七、“元佑貢歙”不合黃庭堅行跡 應是版刻所訛

黃庭堅《硯山行》，不僅是后人研究北宋時期歙硯產(chǎn)地的第一手資料，更為后人破釋歙硯之入貢史提供了關(guān)鍵的密碼，密碼即詩中該句——“自從元佑獻朝貢”。

當年初讀此句，便心生疑惑。因為元佑是宋哲宗所用年號，共用九年（1086～1094年），其間因發(fā)生“元佑黨爭”而在歷史上比較有名。“自從元佑獻朝貢，至今人求終不止”，從語氣“自從……至今”看，顯然存在一定的時間跨度。而黃庭堅出生于宋仁宗慶歷五年（1045年），到宋哲宗開始使用元佑年號時（元祐元年，1086年），已屆中年，42歲。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黃廷堅和司馬光、文彥博、蘇東坡等120人同列“元佑黨藉”，系“元佑黨人”中的名人。所以，“自從元佑獻朝貢”，對于黃庭堅而言，屬于當時人說當時事，與詩中所言口吻明顯不符。又，查黃庭堅卒于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即便《硯山行》詩為黃氏去世本年所作，較“元祐”時期也不過十數(shù)年，自然不可能用“自從……至今”這種措辭。

八、元佑之前北宋歙州官吏已有多次采硯入貢

另外，歙硯在五代時已名揚天下——“為天下冠”，南唐朝廷在歙州設(shè)置硯務(wù)，為宮廷制造官硯，也不是冷僻之事。如首節(jié)所述，黃庭堅的文學前輩歐陽修在其《試筆·南唐硯》中，即有專文記其所得一方南唐官硯。

實則，即便北宋本朝也有多次歙州地方官采硯以貢。據(jù)《歙州硯譜·石坑第二》記載：

驢坑：……景佑中曹平為令時取之，后王君玉為守又取之，近嘉佑中刁璆為尉又取之。

據(jù)此可見，宋哲宗元佑之前的仁宗朝景佑（1034～1038年）、嘉佑（1056～1063年）年間，歙州地方官——婺源縣令曹平、歙州知州王君玉、婺源縣尉刁璆，都曾先后開采歙石制硯入貢（近年婺源硯山發(fā)掘出的宋代歙石古遺石中有帶“嘉佑”年號者，可以為證）。博學擅書，而且擔任過國史編修官的黃庭堅，顯然不可能不知歙硯在本朝（北宋）早有入貢的歷史，何來“元佑獻朝貢”之后，方才“人求終不止”？

《歙州硯譜·石坑第二》記載北宋仁宗時官方幾次開采歙石

嘉佑年號古遺歙石（圖刋江進民《婺源硯山：千年遺石煥生機》一文）

再者，退一步而言，《硯山行》乃黃庭堅親至硯山所寫，寫此詩時，離景佑、嘉佑官方采硯也不過數(shù)十年，即使黃氏不知有上述貢歙之事，但入貢系歙硯之榮耀，婺源硯山當?shù)厝瞬豢赡懿恢?，亦不可能不對來訪的黃氏言及此事。因此，黃庭堅筆下的“自從元佑獻朝貢”，其“元佑”年號應該有誤，當是古人版本傳刻時所出訛錯。

九、古籍版刻常有錯謬 元佑應是天佑之訛

所謂魯魚亥豕，即言古人文獻在版本傳刻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錯訛，因此校正版刻訛誤成為版本學家對古籍?？m謬的內(nèi)容之一。

硯史以物糾史的例子：《舊唐書》記載盛唐名相張九齡之子名張極，但《新唐書》又記為張拯。上世紀六十年代廣東韶關(guān)張九齡墓出土“拯”字銘款雙足箕形陶硯，始知張極應是版本傳刻之誤。

張九齡墓出土“拯”字銘款雙足箕形陶硯（圖刊《中華古硯》）

綜考第二篇《〈清異錄〉紀硯條目考釋》所述兩例：其一、今傳本《清異錄》，因傳刻脫失“矩”字，薛貽矩遂錯為“薛貽”。其二、即是年號錯訛，清人《古今圖書集成·字學典·硯部記事》將《清異錄》中原文后梁太祖朱溫年號“開平”，錯為唐玄宗李隆基年號“開元”。

徐毅《歙硯輯考》本身也有明顯的訛字。其引《歙州硯譜》所記南唐中主李璟敕封李少微為硯官，“令石工李全師之”，其中“令”字即有誤。從字面看，“令”字就解釋不通，因為硯官李少微帶學徒此種小事，不需由中主李璟親自指定。查《四庫全書》本《歙州硯譜》，原文為“今石工李全師之”?！鹅ǔ庉嬁肌酚灐敖瘛睘椤傲睢保@然也是版本傳刻所出錯訛。

除上述傳刻過程中導致的錯訛以外，亦不能排除此種可能性：《硯山行》詩碑刻石，因年代久遠字跡筆畫有所剝蝕，從而導致徐毅對“元佑”有所誤識誤錄。

《四庫全書》本《歙州硯譜》“今石工周全師之”

《歙硯輯考》誤刻為“令石工周全師之”

從上文由《清異錄》“寶相技”條目得出晚唐已貢歙硯的推定，再從“元佑”的“元”字與“天”字字形很相像看，黃庭堅《硯山行》詩“自從元佑獻朝貢”句中之“元佑”，應是“天佑”之誤。

十、唐五代天佑年號使用者較多

“天佑”作為年號，比較復雜，自唐末倒數(shù)第二位皇帝——唐昭宗李曄開始至五代十國結(jié)束，用此年號的帝王及割據(jù)勢力多達十位。

唐昭宗于天復四年（904年）閏四月改天復為天佑，同年八月昭宗即駕崩，李柷即位，是為唐哀帝。哀帝沿用天佑年號，至四年（907年）被朱溫篡位乃止。李唐雖亡，各路地方實力派、割據(jù)勢力：前蜀王建，南漢劉隱，南吳楊行密、楊渥、楊隆演祖孫三代，晉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吳越國錢镠及岐王李茂貞，都還延用哀帝“天佑”年號，以示其割據(jù)政權(quán)之合法性，乃承續(xù)自李唐“正統(tǒng)”。其中王建、劉隱、李克用父子、李茂貞、錢镠，因其轄境與歙州無關(guān)，可不論。只有唐哀帝與楊吳（楊行密所建吳國，亦稱“南吳”“弘農(nóng)”“淮南”）皆曾管轄歙州。

然則，“天佑獻朝貢”是發(fā)生于唐哀帝天佑年間，還是發(fā)生于楊吳天佑時期？

十一、應是唐末天佑獻朝貢

楊吳時期（902～937年），雖是藩鎮(zhèn)割據(jù)政權(quán)，但比較重視文治（其繼承者南唐文化上之昌盛就肇基于楊吳）。楊吳統(tǒng)治歙州計三十五年，理論上有取硯入貢的可能性，但尚無古文獻記有此事。據(jù)《歙州硯譜》所載，歙州官員進獻歙硯及李少微被封為硯務(wù)官諸事，皆始于南唐中主時期。

而且，如上文所考，從陶谷《清異錄》所載朱溫賜硯之事，基本已可推定唐末歙硯已入貢，倘若“天佑獻朝貢”系指楊吳天佑時貢硯，則剛篡唐之朱溫所賜歙硯從何而來？又，即便楊吳天佑年間歙硯也曾入貢，也是唐末天佑貢歙在前而楊吳天佑貢硯于后。而“自從天佑獻朝貢”之“自從”，顯然含有初始、最早之意，所以“天佑獻朝貢”，應是指唐哀帝天佑年間之歙硯入貢，而非楊吳天佑年間之歙硯入貢。

從黃巢起兵反唐至北宋基本統(tǒng)一傳統(tǒng)之漢地（五代后晉時華北燕云十六州陷于遼國），中間歷時一個世紀兵禍連接，唐末天佑時歙州貢硯之事當因戰(zhàn)亂頻仍、后梁篡唐而中止。南唐代吳后，經(jīng)過楊吳烈祖、高祖、睿帝及南唐烈祖，四位君主半個世經(jīng)之休養(yǎng)生息，到了“精意翰墨”的南唐中主李璟時，更致力于文治，歙州官吏順理成章，效仿唐末貢硯故事，進獻歙硯并舉薦名硯工李少微。于是，元宗擢李少微為硯官，專司采制官硯之職，從而使歙硯得到空前的發(fā)展，至李后主時遂博得“天下冠”之美譽。

所以，歙硯之朝貢史，并非始于南唐，蓋此前唐未天佑年間歙硯已有入貢。而南唐只是始設(shè)專職督造官硯的機構(gòu)——“硯務(wù)”而已。

十二、唐末歙硯早已具備入貢條件

從歙硯發(fā)展進程看，唐末歙硯成為貢品也是很自然之事。

如本綜考第四篇《歙石發(fā)現(xiàn)于唐開元初年，歙硯名世于唐開元末年》所考，自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年）初期葉姓獵人發(fā)現(xiàn)歙石后，至少到開元年間末期已正式批量采石（眉子坑）制硯。再到昭宗、哀宗天佑年間（904～907年），長達幾近兩個世紀之久，經(jīng)過如此長時間之發(fā)展，歙硯的影響力，早就足以促使歙州地方官員將歙硯當作方物進貢朝廷。事實上，1976年合肥唐武宗開成五年墓出土的雙足箕形歙硯，造型規(guī)矩，工藝精到，足以證明唐武宗時期歙硯工藝早已相當成熟。而開成五年（840年）比天佑年間尚早六十余年。

晚唐詩人李山甫《古石硯》詩，有“波浪因文起”“何啻直千金”云云?！拔摹蓖ā凹y”，“直”通“值”，應是描寫一方名貴的水浪紋歙硯，從詩名“古”字看，必是一方舊硯，據(jù)此也可推斷應是一方中唐甚至更早的歙硯。

合肥唐開成五年墓出土雙足箕形歙硯（圖刊《中華古硯》）

由此可知，從盛唐到唐未，如果歙硯——這種文房名品面世近兩百年，卻還沒有被歙州地方官吏將之獻貢，反而有悖常理。

十三、唐末歙硯已貢至北宋時已少有人知

既然唐末哀帝天佑年間歙硯已成貢品，但《歙州硯譜》為何失記此事？其實這也并不難理解。

唐積《歙州硯譜》成書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間，其時距唐末天佑時期已有160年左右。而該書所記歙硯史事，如書中所記系“傳多如此”，意思是多有采集于當?shù)厝说膫髡f，所以難免有所佚湮。比如，離南唐亡國不過幾十年之后，唐積從李少微孫李明處尋訪當年南唐中主李璟賜封硯官的敕誥，已不可得。所以，唐末貢歙之事到北宋時，在婺源當?shù)厝酥幸焉贋槿酥?，很正常。實際上，到北宋中期，連南唐官方采硯之事已少有人知。歐陽修《試筆·南唐硯》：

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凄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币蚓叩榔渌匀唬焓紝毾е?。

歐陽所得南唐官硯的原主人王洙（字原叔），為北宋名臣，目錄學家，曾任翰林學士，并與歐陽修同任史館檢討。歐陽修時代，離南唐亡國不過幾十年，就連博學多識的歐陽修都已不知此硯來歷，直到有一位老年南唐遺民（“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才認出是方前朝南唐的官硯。

十四、唐末歙硯已貢應是黃庭堅見諸于前人文獻

而且，古代貢品制度比較復雜，大致分為有一定制度的“例貢”和非制度性的“雜貢”。例貢硯，如唐杜佑《通典》所記虢州歲貢硯十方（應為虢州澄泥硯），北宋《元豐九域志》所記端州歲貢端硯十方，乾隆和民國《歙縣志》所記清早中期徽州歲貢歙硯二十八方。例貢也會因一些原因而停貢，或時斷時續(xù)。而“雜貢”則每年入貢的時間、數(shù)量、質(zhì)量，并無一定之規(guī)，甚至只是地方官員心血來潮偶爾為之。唐末天佑年間的歙硯入貢，例貢、雜貢兩者之可能性皆有之。當時戰(zhàn)亂頻仍，交通不暢，即便是例貢，恐怕也很難按常規(guī)入貢。而且，唐天佑總共只用四年，唐亡，歙州所屬楊吳并不承認后梁政權(quán)之合法性，貢硯之事自然斷絕。所以，唐末“天佑貢歙”這段短暫的歷史并未廣為人知。因此，唐積很可能亦不知此事。

黃庭堅雖是唐積的后輩，但曾任國史編修，負責官方文獻修撰，很可能從史館所存前朝檔案中獲知唐末天佑貢歙之事，所以在歙州訪硯時將之記入《硯山行》詩中。類似例子：《三國志》雖是陳壽私人所編撰，但陳氏曾任西晉史官著作郎，所閱史館官方檔案，必然是其編寫《三國志》之第一手資料。

十五、囿于史料局限導致《歙州硯譜》漏記歙硯唐末獻貢

從唐積的仕途看，似也可以佐證上述之說。

四庫館臣考證唐積其人，“今僅知曾任太子中舍、婺源縣知縣，生卒年及事跡均不詳?！碧又猩幔瑸樘訉俟?，宋官制秩八品?？继品e行跡，如四庫館臣所言，除由八品太子中舍升任七品知縣外，其余均不見載于史籍?？梢娞品e終其一生，宦途都沉寂于下僚。所以，囿于識見，縣令唐積的視野自然遠不能和曾經(jīng)擔任過專職史官的黃庭堅相比，更不能和被譽為五代宋初“文翰為一時之冠”的翰林學士陶谷相比。另外，陶谷還有一個便利條件，其主要生活在五代時期，離唐末天佑年間更近（唐亡時陶氏已5歲），所見的史料文獻更多。

因此，由于唐積在掌握史料方面的局限性，所撰《歙州硯譜》只是收記了婺源當?shù)厝酥g所流傳的一些歙硯早期史實，比如唐代開元年間獵人葉氏發(fā)現(xiàn)歙石、后人獻硯縣令、開采眉子坑，以及南唐設(shè)硯務(wù)官督造官硯等，未能將唐末天佑年間歙硯入貢、后梁太祖朱溫賞賜三位宰相歙硯，這種歙硯發(fā)展史上的盛事記之入譜。

十六、《歙硯輯考》流傳不廣導致歙硯唐末已貢被長期忽略

從現(xiàn)有史料看，自黃庭堅留詩《硯山行》于婺源硯山之后，歙硯唐末入貢的歷史就被埋沒了。直到清中期徐毅任職徽州，因幫辦貢硯事宜，在婺源硯山親見黃庭堅《硯山行》刻石，并收入所撰《歙硯輯考》，才又使得這段歙硯早期的入貢史重為世知。但是，或許是由于原詩刻石字跡剝蝕，致使徐毅誤識；或許是《歙硯輯考》刻書時所訛誤，總之，“天佑”誤為“元佑”，客觀上又給后人的研究帶來一些困擾。

徐毅宦業(yè)，除任職新安衛(wèi)守備外，余皆遍檢無果。所官守備為五品武官，其進士出身應是武舉進士，從其所附《硯山行》后兩詩比較庸常看，徐氏能文，但學養(yǎng)并不太高，所以和唐積一樣只撰有一冊歙硯專書，并無文名傳世。也許正是這點，黃詩中對于歙硯具有特殊意義的“自從天佑（元佑）獻朝貢”，被其忽略了。否則，如果徐氏書中對此略加發(fā)掘考釋，則唐末貢歙之事當會隨著《歙硯輯考》之流傳而顯之于世。

徐毅未對“天佑貢歙”作出進一步詮釋，而徐氏《歙硯輯考》刊行后流傳也并不廣，以筆者閱讀所及，清中期以來似未見有人提及。2004年此書被收入《續(xù)修四庫全書》出版后，方引起今人歙硯研究者所重視。所以，雖然徐毅《歙硯輯考》使埋沒已久的黃庭堅《硯山行》詩重見天日，但由于此書知之者少，詩中所蘊涵的唐未貢歙重要信息被長期忽略——這點，可能更是“天佑貢歙”此前不彰的要因。

結(jié)語：考實歙硯在唐代已是貢硯對于歙硯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考定歙硯唐代已成貢品，對歙硯，乃至整個硯史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不言而喻。

今天所存古文獻，記載北宋以前貢硯的信息很少。北宋蘇易簡《文房四譜·硯譜》所引前秦王嘉《拾遺記》：張華撰《博物志》成書，晉武帝賜以于闐國所貢青鐵所鑄青鐵硯，但此硯只是硯材系貢鐵，并非貢硯。唐杜佑所著《通典》及歐陽修、宋祁等合撰之《新唐書》所載虢州澄泥貢硯，應是見載最早的貢硯。另據(j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時隴右道有貢品礪石，當即洮州所產(chǎn)洮河綠石。不過當時洮石是作為礪石（磨刀石）入貢，屬于貢石，尚非貢硯。端硯在唐代已很有名，中唐時李肇在其所撰《國史補》中已記載“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可見當時端硯影響之大。可惜現(xiàn)存端硯作為貢品的最早記錄是《宋史·太宗本紀》：“淳化二年，夏四月庚午，罷端州貢硯?！敝挥兴翁跁r罷貢端硯記錄，并未記載端硯入貢、始貢時間。理論上，端硯在中晚唐時極有可能已是貢硯，當然，要確證這點，還有待于古文獻或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

因此，從硯史角度看，由于亂世動蕩，唐五代有關(guān)貢硯的古文獻殘缺不全，唐末歙硯入貢的歷史也一度湮滅。幸有《清異錄》《硯山行》乃至于《歙硯輯考》所傳拾遺文字給后世留下些許相關(guān)信息，進而為今日筆者考實這段歙硯入貢歷史埋下伏筆，并因此改寫了自北宋唐積《歙州硯譜》行世將近一千年以來的成說，將歙硯入貢史從南唐中期前推至唐代末年，還原了歙硯是唐代貢硯的客觀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