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嵚
自從鴉片戰(zhàn)爭一聲炮響，晚清王朝的歷史，就是怎一個憋屈了得。除了隔些年挨個打，就是動不動挨個宰，簡直成了人家案板上的弱肉。但就是這么一段悲戚戚的歷史里，有一個“亮點”，至今還被津津樂道：挨打的大清朝，怎么突然有錢了。
乍一看去，1840年以后的大清朝，別看一直挨打，“腰包”卻真鼓得快：鴉片戰(zhàn)爭前的道光年間，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已經(jīng)下跌到每年三千八百多萬兩白銀，比“康乾盛世”時的最高值縮水一千多萬兩。但兩次鴉片戰(zhàn)爭挨過揍后，同治年間的清朝財政收入，就迅速突破了六千萬兩大關(guān)。待到甲午戰(zhàn)爭慘敗，幾年后又被八國聯(lián)軍打上門，慘遭“大放血”的清政府，1908年的財政收入，更突破兩億三千萬兩，堪稱“越挨揍越有錢”。
如此“突然有錢”的景象，自然離不開“洋務運動”等近代建設活動，以及晚清民族工商業(yè)的蓬勃發(fā)展。
特別是“庚子國難”后的十年里，清王朝掀起“實業(yè)投資”的熱潮，以《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里統(tǒng)計，1904年至1910年，中國新增加萬元以上資產(chǎn)的新廠276家，增長率堪稱清代之最。每年民族工業(yè)資本的增速更高達百分之十五。如此紅火景象，不但給清政府帶來財源，也讓近代以來一些“專家”大唱贊歌。但問題是，大清，真如這賬面上一樣“有錢”嗎？
不妨，瞧瞧下面三個事實。
一、大清錢多，但外債更多
晚清挨打次數(shù)多，每次挨完打都要簽不平等條約，內(nèi)容除了割地就是賠款，賠到兜里沒錢，當然就要向列強借債，這債當然不是白借，除了高昂的利息，還附帶大量政治經(jīng)濟條件。這就是清末負擔無比沉重的“外債”問題。
甲午戰(zhàn)爭前，清政府的“外債”還不算重，自從簽了《馬關(guān)條約》后，一筆筆“外債”就如大鍋般扣來。比如為了支付《馬關(guān)條約》的賠款，清政府向“俄法”與“英德”三次舉債，名義上借了三億兩白銀，實際到手兩億六千萬兩。連本帶利要在四十五年內(nèi)還六億兩，還要以中國的海關(guān)與江南的厘金做抵押。這一大筆“閻王債”，中國一直從晚清還到民國，直到抗戰(zhàn)打到慘烈的1938年，還“欠”著人家三百多萬英鎊。
而要跟接下來的“庚子賠款”比起來，這一筆“閻王債”，其實還算“小錢”。一場“庚子國難”后，清政府咬牙吐血簽下《辛丑條約》，連本帶息賠給列強超過十億兩白銀。海關(guān)鹽政等財稅項目，更是統(tǒng)統(tǒng)抵押出去。除了要賠錢，“錢袋子”還被人家牢牢捏著，徹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如此窘境下的大清朝，就算手里的錢再多，也是列強們隨意拿捏的“提款機”。
而且為了多找大清“提款”，各路列強們也絞盡腦汁。比如甲午戰(zhàn)爭后的“英德借款”，就以嚴苛的條款規(guī)定，禁止清王朝“提前還款”，為的就是每年利滾利的高額利息?！缎脸髼l約》簽訂后，列強也玩起了花樣，“賠款”的本金是從1902年開始算，但利息卻要從1901年7月開始算，只這一樣，清政府就要多賠一百多萬兩白銀。
甚至“庚子賠款”每年的賠款數(shù)額，也要和是年的“國際匯率”掛鉤，如果白銀貴，就用白銀支付，法郎成了硬通貨，大清賠償?shù)陌足y，也要再兌換成“法郎”。如此進進出出，大清“不知不覺”又被宰割了一大筆。尤其無恥的是，1905年國際銀價下跌，清政府除了要“兌換支付”，還要額外掏出八百萬兩白銀，來貼補列強的“損失”。
如此“花樣宰割”，看似“有錢”的清王朝，每年到手的錢再多，大多也不過手里焐一下，沒焐熱就賠出去。晚清最后十年，財政收入“連年飆升”的清政府，每年虧空三千萬兩，年年入不敷出——落后何止要挨打，還要挨宰。
二、“飆升”的收入，來自竭澤而漁
但雖說每年都“挨宰”，清政府財政收入飆升，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這節(jié)節(jié)攀升的收入，真的都來自“工商業(yè)建設”？其實更“大頭”的，是來自對老百姓竭澤而漁般的盤剝。
最常規(guī)的盤剝，就是田賦。號稱“永不加賦”的大清朝，近代最常見的操作方式，就是在田賦上附加“地丁銀”或“漕糧”，這個“附加數(shù)額”，每年都有不同，但一“加”就是巨額數(shù)字，比如1901年，四川的“地丁銀”就高達一百萬兩。江西的“漕糧”也有三十萬兩。這還只是清政府收到的數(shù)字，中間被多少官吏中飽私囊？那更是個無法精確統(tǒng)計的數(shù)字。
“厘金”也是晚清的“常規(guī)斂財招數(shù)”，甲午戰(zhàn)爭前，厘金就在晚清各省泛濫，甲午戰(zhàn)爭后大清財政困難，厘金更是滾雪球般猛漲。1899年廣東征收的厘金，就比1895年暴增了一倍。四川的厘金從1895年到1901年，平均每年加抽百分之三十。直隸煙酒的厘金也是每年加抽百分之三十到六十。這些還是“不完全統(tǒng)計”。晚清最后十年里，“厘金”就像野草一樣，恣意的在各地滋長，“多收”的部分，當然是加在苦老百姓頭上。
更簡單粗暴的招數(shù)，當屬捐稅。跟捐稅比起來，無論“地丁銀”還是“厘金”，那都是小兒科。晚清老百姓從鍋碗瓢盆到養(yǎng)驢養(yǎng)馬，樣樣都要交“捐稅”，甚至還有“花捐”“剃發(fā)捐”“茶捐”“河捐”“車捐”“煙酒捐”等各種名目。在辛亥革命前的大清朝做個老百姓，不夸張的說，大到出門辦事，小到喝茶理發(fā)，不留神就得刮一筆稅。
如此橫征暴斂，自然惹得民間反抗四起。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里，清王朝發(fā)生的“抗捐抗稅”的“民變”，竟多達483次。山東的農(nóng)民甚至高呼“認重稅必餓死，不認重稅必株死”。廣東一些地方的農(nóng)民，甚至成立了“死絕大會”。所謂“死絕”，即“以死抗捐”。“有錢”的大清背后，是多少百姓傾家蕩產(chǎn)的血淚。
三、越有錢，死得越快
不過別管“錢怎么來的”，大清朝總算是“收入增加”了。倘若這些“增收”的錢財，全都用在富國強兵上，大清朝就算苦幾年，也不是沒有翻身的機會。晚清最后十年，清王朝“實業(yè)”“練兵”等大事也紅紅火火，似乎看來，這錢花得值。
但近代風云人物曹汝霖的《一生之回憶》，就戳穿了其中的畫皮：當時的海軍大臣載洵，去英國商談購買新式軍艦，如此國防大事，載洵卻是不問兵艦，先向英方詢問給多少回扣。結(jié)果是“聲名狼藉，貽笑中外”。
如此鬧劇，放在清末的政壇上，還都算是正常表現(xiàn)。晚清的“鐵帽子王”奕劻，清末時權(quán)傾朝野，卻把政務做成了“生意”。各級衙門要職，都成了明碼標價，每次只要有要職“空缺”，他立刻出手“炒作”。比如1911年的郵傳部尚書一職，就被他“炒”到了三十萬兩白銀，然后“賣”給了盛宣懷。他與他的黨羽，更被戲稱為“慶記公司”。1908年他七十大壽，一場壽宴就收了五十萬兩白銀的“禮金”。英國《泰晤士報》更估算，僅奕劻本人在銀行的存款，就超過七百萬英鎊，“公司”生意很“紅火”。
“上梁”如此，“下梁”當然各種歪，民間的苛捐雜稅，自然也被各級官吏層層加碼。比如清末的長葛縣知縣，就把朝廷要征收的“厘金”“捐稅”樣樣加碼，每樣都加收一倍多，多出的錢全摟進自家腰包。各地的地方官，也多是“外托舉辦新政之 名 ,其實盡飽私曩”。有這么一群大小蛀蟲上下其手，清王朝“越有錢”，越給這些蛀蟲“送肉”，直到瓤子被活活蛀空。
有這么一群人折騰，大清的錢再多，又有多少能用在正路？恰如清末民初學者柯劭忞的嘆息：“其施之于實用者，不過十之三四?！蹦苡腥某傻腻X用于國家建設，就算不錯了。
于是，“越來越有錢”的清王朝，也就這么迅速腐敗下去，到了辛亥革命一聲炮響，同樣以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里記載，京城的大小官員都嚇破了膽，紛紛把錢存進匯豐銀行。卻不料銀行里的中方雇員使壞，欺負這幫人不懂英文，盡開了些假收據(jù)，隨手就把這些不義之財據(jù)為己有。只這一招，就不知讓多少“蛀蟲”傾家蕩產(chǎn)。
而早已被“蛀空”的大清朝，也在這類鬧劇后不久，黯然退出歷史舞臺。留給后世的，并非是“有錢”的風光，卻是“越有錢越死的快”的歷史思考。
參考資料：梁義群《庚子賠款與晚清財政的崩潰》、金滿樓《清末財政的急劇擴張誘發(fā)辛亥革命》、潘君祥《略談我國近代史上的賠款》、王燕《晚清財政變革與國計民生》、周志初《清末財政若干問題簡論》、歷史人物志《清末巨貪慶親王奕劻：末代皇帝溥儀最恨之人》、曹汝霖《一生之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