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我國古代文人眼中的一個近乎完美的皇帝，這一點從他的廟號“仁”便能看出來。

為人君，止于仁。

宋仁宗趙禎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廟號為“仁”的帝王，與雄才偉略的漢武帝、唐太宗不同，趙禎其實是一個幾乎碌碌無為的皇帝，他在位42年，期間并無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卻幾乎成了文人士子們最懷念的時代，因為大宋的繁華便在宋仁宗時期奠定。

然而，也正是宋仁宗時期，將宋朝本身的問題全部暴露了出來。也就是說，宋朝本身便是多面的，文化的昌盛并不能掩蓋其積貧積弱的歷史事實。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這是宋朝。

然而，由冗官、冗兵、冗費導致的積貧積弱，這也是宋朝。

1、積貧積弱的宋朝

• 所謂積貧，其實是指宋朝的財政危機，并非是說宋朝很窮。

宋朝當然不窮，不然不會外患都用錢來解決。

• 所謂積弱，確實指的是宋朝軍力的衰弱不振。

而導致這一危機的源頭其實是宋朝對唐末五代的“矯枉過正”。宋朝開國之后將地方權力收歸中央，并從制度上斬斷了藩鎮(zhèn)割據(jù)的可能，這一制度便是分權——官、職、差遣分離。

宋朝的官和職都是形式，代表的是資歷和榮譽，其真正的官職是“差遣”，也就是“臨時委派”的意思，目的是為了互相牽制，防止長期擅權。同時，宋朝為了保證地方穩(wěn)定，每次遇到災荒，便大量招兵，入伍后便終身為兵，由國家供養(yǎng)。

而正是這一制度，導致了宋朝官員和軍隊的大幅度增長。據(jù)統(tǒng)計，宋真宗（宋仁宗的父親）時期的官員有9000人（不包括吏），到了宋仁宗時期便達到了1.7萬人。宋初軍隊是20萬人，而到了宋仁宗年間，軍隊達到了125.9萬人。

所以，宋朝的財政收入幾乎全部用在了冗官和冗兵上，而冗官和冗兵直接導致了大宋政府的冗費。宋朝再富也架不住官員和軍隊的不斷增長，更何況如此多的軍隊竟然卻總是打敗仗，奈何？

于是，宋仁宗時期的許多士大夫便開始想要改革，改革大宋的軍事問題和財政問題。

2、范仲淹的“慶歷新政”

大宋的問題，其實每一個士大夫都能看出來，但問題是怎么改？于是大宋朝廷便分化為兩派：

其一，認為這是一個道德問題，復興儒學，統(tǒng)一人心，便能改變現(xiàn)狀。

其二，認為財政問題就應該從經(jīng)濟著手，軍事問題便需要改革軍事制度。

對于一個官員來說，德與才哪個更重要呢？與我們今天的相法不同，這在當時被普遍被認為是一個道德問題。天子與百官有德，天下便太平，社會便繁榮，反之則不然。

于是，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便在此時出現(xiàn)了。宋朝在儒學上有濂洛關閩四大家，除了閩學的朱熹屬于南宋外，理學之祖——濂溪先生周敦頤、洛學的程頤程顥、關學的張載均出現(xiàn)在這一時期。

與這些人觀點不同的便屬于改革派，在宋仁宗年間就是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

范仲淹，在被當朝宰相呂夷簡逐出朝堂之后，聲望越來越高，最終在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官拜參知政事（副宰相），并在宋仁宗的支持下開始了他的“慶歷新政”。

3、范仲淹的新政與王安石的變法是不同的

數(shù)千年來，我國歷朝的改革無非就是要解決財政收入趕不上財政支出的問題，而解決的辦法其實也就是兩種：

• 其一，開源
• 其二，節(jié)流

但對于開源，也就是在加稅之外增加政府收入，但這一點古代大多數(shù)人是不相信的。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司馬光和王安石關于理財?shù)膶υ挘?/p>

王安石：“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饒?！?/p>

司馬光：“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shù)，不在民，則在官。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皆為盜，非國之福?！?/p>

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 范仲淹

范仲淹雖然是改革派，但觀點其實與司馬光是相同的，他也不相信政府能在加稅之外增加收入。所以，范仲淹的“慶歷新政”的核心是從政府本身著手，也就是節(jié)流。

于是，范仲淹的改革思想便是想要富國，先富民；要富民，先澄清吏治；要澄清吏治，先裁撤冗員，任用賢才。

范仲淹的新政針對的便是冗官和冗兵，可是裁撤冗官涉及的人員太廣，再加上宋朝本身政出多門，效率低下，根本沒辦法推行改革。

于是，范仲淹向宋仁宗要求集中權力，打擊那些當官不作為的閑散官員，最終觸發(fā)了整個文官集團的根本利益，新政不過一年便不了了之。

• 王安石

公元1052年，范仲淹病逝。

公元1063年，宋仁宗趙禎駕崩。

公元1069年，王安石開始變法。但與范仲淹不同，王安石根本就對減少政府開支沒興趣，他想要的是通過政府對經(jīng)濟的干預，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

以此為目標，王安石的變法分為三大類，即富國（青苗法、募役法、農(nóng)田水利法、均輸法、市易法等）、強兵（保甲法、將兵法、保馬法等）、培養(yǎng)人才。

然而，對于當時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中國來說，王安石的變法過于超前了。同時由于操之過急，執(zhí)行未得其人，最終導致變法逐漸走向了反面。不是新法不好，只是推行起來往往不是本意，最終變成了擾民。

同時，王安石變法對宋朝本身改變最大的卻并非變法本身，而是為推行改革納入的新官僚集團，并最終形成了宋朝的朋黨之爭。

與司馬光的保守派普遍具有較高的道德水準不同，王安石的新黨大都缺乏道德支撐，他們唯一的興趣是賺錢和攝取權力。

4、范仲淹和王安石沒有想到的結(jié)局

范仲淹的新政也好，王安石的變法也罷，都是為了大宋富國強兵。范仲淹想要節(jié)流，王安石想要開源，節(jié)流觸動文官集團的利益，開源造就了一批斂財高手。

于是悲劇來了，宋朝不僅沒有在變法之中強大，反而走向了全面的黨爭。保守派演變?yōu)橐蝗旱赖驴袢?，而改革派卻變成了一群理財專家，不是為了富國，只是為了為皇帝斂財。

蔡京，便屬于王安石的新黨，其將王安石的斂財發(fā)展到了極致，而窮奢極欲的宋徽宗最終迎來了北宋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