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根據(jù)刑法第330條規(guī)定，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是指單位或者個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

（1）供水單位供應的飲用水不符合國家規(guī)定的衛(wèi)生標準的；（2）拒絕按照衛(wèi)生防疫機構提出的衛(wèi)生要求，對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污水、污物、糞便進行消毒處理的；（3）準許或者縱容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從事國務院衛(wèi)生行政部門規(guī)定禁止從事的易使該傳染病擴散的工作的；（4）拒絕執(zhí)行衛(wèi)生防疫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預防、控制措施的。

需要注意的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主觀方面是混合過錯，通常情況下行為人對于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行為是故意的，但對于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危害后果則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過失，這也是該罪的特殊之處。也就是說，該罪不僅處罰結果犯，也處罰危險犯；不僅處罰故意的危險犯，也處罰過失的危險犯，即行為人對傳染病傳播的嚴重危險是一種過失心態(tài)時也可以構成該罪。

個人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單位犯該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述規(guī)定處罰。

《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按照危害程度，將傳染病分為甲類、乙類和丙類。甲類傳染病最重，僅包括鼠疫和霍亂兩種，防控措施也最為嚴格。

非典時期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無奈缺席

本世紀初的非典疫情雖已走遠，但至今仍讓人心有余悸。2003年4月原國家衛(wèi)生部決定將非典型肺炎列入法定傳染病進行管理，但并沒有明確該病為甲類傳染病。由于刑法規(guī)定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要求必須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這就導致非典期間一些單位或者個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guī)定，拒絕執(zhí)行有關防控措施，引起非典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無法按照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定罪處罰。

面對這一難題，同年5月“兩高”緊急出臺了《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fā)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guī)定故意傳播突發(fā)傳染病病原體，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患有突發(fā)傳染病或者疑似突發(fā)傳染病而拒絕接受檢疫、強制隔離或者治療，過失造成傳染病傳播，情節(jié)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即使有了司法解釋，面對肆虐的非典疫情，妨害傳染病防治罪仍然無法適用。同時，根據(jù)刑法理論和這兩個罪的犯罪構成，如果行為人對引起非典傳播的嚴重危險是一種過失心態(tài)，但尚未實際造成非典傳播的，仍然無法作為犯罪處理。

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立案追訴標準的確立

非典疫情過后，2004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了《傳染病防治法》，第4條增加規(guī)定：“對乙類傳染病中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本法所稱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其他乙類傳染病和突發(fā)原因不明的傳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稱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的，由國務院衛(wèi)生行政部門及時報經(jīng)國務院批準后予以公布、實施。”

為貫徹落實好上述規(guī)定，2008年6月最高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guī)定（一）》第49條規(guī)定：單位或者個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guī)定，引起甲類或者按照甲類管理的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應當按照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立案追訴。

可以看出，該立案追訴標準將刑法第330條中的“甲類傳染病”擴大為“甲類或者按照甲類管理的傳染病”。筆者認為，最高檢、公安部的這一擴大規(guī)定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傳染病防治法》時，專門增加規(guī)定對個別乙類傳染病采取甲類傳染病防控措施的立法本意。

如何準確適用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傳染病防治法》第12條規(guī)定：在我國領域內(nèi)的一切單位和個人，必須接受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yī)療機構有關傳染病的調(diào)查、檢驗、采集樣本、隔離治療等預防、控制措施，如實提供有關情況。即便如此，有的地方仍然出現(xiàn)了一些拒絕執(zhí)行或者逃避執(zhí)行疫情防控措施的行為，特別是有的本應隔離治療或者隔離觀察的人，故意隱瞞自己行程、病情和接觸人員等情況，嚴重侵害了他人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近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聯(lián)合印發(fā)《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依法嚴懲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部分涉及三個罪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公務罪。

與2003年“兩高”《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fā)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比，取消了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適用情形，增加規(guī)定了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適用情形，可以說這是《意見》的一個顯著進步。由于之前司法實踐中極少適用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在依法嚴懲抗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時，要特別注意把握該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公務罪的區(qū)別。

根據(jù)《意見》規(guī)定，行為人故意傳播新冠肺炎病原體，危害公共安全，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的，限于兩種情形：

一是已經(jīng)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攜帶者，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并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這種情形既處罰危險犯，也處罰結果犯。二是新冠肺炎疑似病人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并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冠病毒傳播的。這種情形僅處罰結果犯。

除了已經(jīng)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攜帶者和新冠肺炎疑似病人這兩類特殊主體實施的上述兩種行為方式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外，行為人實施的其他拒絕執(zhí)行衛(wèi)生防疫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冠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按照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定罪處罰。

從《意見》上述規(guī)定順序可以看出，在執(zhí)法司法實踐中，對于已經(jīng)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攜帶者或者新冠肺炎疑似病人這兩類特殊主體抗拒疫情防控措施，故意傳播新冠病毒，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應當首先考慮是否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再考慮是否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如新冠肺炎疑似病人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并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行為，只有造成新冠病毒傳播的，才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如果并沒有造成病毒傳播但有傳播嚴重危險的，則不能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但可以按照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定罪處罰。

根據(jù)刑法規(guī)定，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屬于輕罪，起刑點為拘役，最高刑為七年有期徒刑；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屬于重罪，起刑點為三年有期徒刑，最高可以判處死刑。

實踐中，在嚴懲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時，需要嚴把證據(jù)標準，準確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傳播新冠病毒的故意。這里的“故意”，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間接故意。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是已經(jīng)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攜帶者或者疑似病人，應當依法接受隔離治療，但其違背法定義務，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并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由于新冠病毒具有極強的傳染性，這種行為極可能引起病毒傳播，嚴重危害公共安全。

這種情況下，就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傳播新冠病毒的主觀故意，既可能是希望的直接故意，也可能是放任的間接故意。如果行為人客觀上雖已感染新冠病毒，但其主觀上并不知曉自己已感染病毒，也未被診斷為新冠肺炎疑似病人，則其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冠病毒傳播的，就不能認定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觀故意。

在具體案件中，還要注意區(qū)分放任的間接故意與輕信能夠避免的過于自信過失。因為行為人對于違反疫情防控措施的行為通常情況下是故意的，但對于可能引起的病毒傳播或者傳播嚴重危險的后果則既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過失的，不能把行為人對于行為方式的故意心態(tài)簡單地等同于對于危害后果也是故意心態(tài)。如果沒有確實充分證據(jù)證明行為人故意傳播新冠病毒，但其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行為，已經(jīng)引起了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可以按照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對其定罪處罰。

例如，已經(jīng)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攜帶者或者疑似病人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并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如果行為人采取了較為嚴格的防護措施，比如同時戴了兩三個口罩和頭盔，甚至戴了醫(yī)用防護口罩和穿了醫(yī)用防護服，自認為不會造成病毒傳播，這種情況下就難以認定行為人具有傳播病毒的主觀故意。即使引起了病毒傳播的客觀后果，也不能因為行為人是已經(jīng)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攜帶者或者疑似病人，就一律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在執(zhí)法司法實踐中，還要注意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與妨害公務罪的牽連關系。根據(jù)《意見》規(guī)定，行為人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履行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檢疫、強制隔離、隔離治療等措施的，按照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如果妨害公務行為并沒有引起新冠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按照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并無不妥；但是，如果妨害公務行為引起新冠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則行為人同時還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這種情形屬于牽連數(shù)罪，對此應當數(shù)罪并罰還是擇一重罪處罰，《意見》沒有明確規(guī)定，刑法中類似情況兩種處理方式均有。本著有利于被告人原則，在沒有明確規(guī)定數(shù)罪并罰的情況下，應當對其擇一重罪處罰；妨害公務罪的法定刑較輕，應當按照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考慮到當前正處于疫情防控關鍵時期，還應當依法從重處罰。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意見》在“依法嚴懲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部分列舉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兩種行為方式后指出，其他拒絕執(zhí)行衛(wèi)生防疫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冠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按照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定罪處罰。

但在執(zhí)法司法實踐中，還是要具體案件具體分析，行為人其他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行為并非一定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還可能構成其他犯罪。如果行為人故意向特定個人傳播新冠病毒并導致其感染的，由于直接侵犯的不是公共衛(wèi)生和公共安全，不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當按照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

如果行為人故意將已經(jīng)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人或者病原攜帶者含有病毒的體液涂抹在電梯間等公共場所，危害公共安全的，這種情形屬于投放傳染病病原體的行為，應當按照投放危險物質(zhì)罪定罪處罰。

如果行為人故意將并不含有新冠病毒的體液涂抹在電梯間等公共場所，但對他人宣稱含有新冠病毒或者足以使他人相信含有新冠病毒，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這種情形屬于投放虛假傳染病病原體的行為，應當按照投放虛假危險物質(zhì)罪定罪處罰。如果行為人采取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恐嚇醫(yī)務人員，隨意毆打醫(yī)務人員，以不準離開工作場所等方式非法限制醫(yī)務人員人身自由，情節(jié)惡劣的，按照侮辱罪、尋釁滋事罪或者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