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盛唐山水田園詩人代表，詩風清淺、凈遠、古淡，尤以五言著稱，一生未仕，仿佛是唐代隱逸詩人之宗，幾乎堪與南朝陶淵明遙遙相映。前人或以孟浩然詩歌佇興而作，造意艱苦，將他歸入苦吟派，然而多數(shù)人認為他的詩歌風格實與苦吟派不同，其風致更多表現(xiàn)為清曠淡遠，用“清吟”相稱更加恰切。如《春曉》（據(jù)《孟浩然詩集》），劉辰翁、李夢陽評，凌濛初刻套印本）《岳陽樓》《夏日南亭懷辛大》《宿業(yè)師山房待丁公不至》諸詩，以及“微云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引）、“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建德江宿》）等名句，骨清氣秀，在后世傳誦不絕，都能為這種認識的成立提供支持。這大致反映出文學史主流對孟浩然及其詩歌的認識。然而，這與孟浩然的自我認同和生活實際還有相當距離，與他全部的詩歌風貌也不盡相吻合。讀孟浩然詩歌，分明可以感到他本人對生活的追求以及他一生的經(jīng)歷都遠比“隱逸”兩字的含義豐富、復雜，他流傳下來的二百數(shù)十首詩歌的含蘊和風格也并非一個“清”字所能完全涵蓋。孟浩然之所以留給讀者以上印象，是因為他及其詩歌經(jīng)過了文學史長期地簡約化作用，將有些景象遮蔽了。歲月總是如此，把事物的一些特征磨去，讓人誤以為留下的就是全部。

然而，文學史為什么要將一個本來特點豐富多樣的作者和作品簡約呢？這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

一、孟浩然的自我形象

流傳下來的孟浩然作品，全是詩歌，沒有一篇文章，別人寫的關于他的傳記資料也較少，有些還是不可信據(jù)的傳言。所以，了解孟浩然的生活狀態(tài)和精神世界，相比而言最可靠的是他自己創(chuàng)作的詩歌。從孟浩然詩歌來看，他內(nèi)心的精神活動比較復雜，他追求的生活目標與他的實際處境之間存在著很大距離，因而心理容易變動，缺少充實感，在出仕與歸隱之間閃爍、起伏，頗多矛盾、糾纏和磕碰，他長期是失望多于滿意，也似乎是痛苦甚于歡悅?！稌鴳奄O京邑同好》是孟浩然中年自述志向的詩，表白他向往仕途的心情，全詩道：“唯先自鄒魯，家世重儒風。《詩》《禮》襲遺訓，趨庭霑末躬。晝夜恒自強，詞翰頗亦工。三十既成立，吁嗟命不通。慈親向羸老，喜懼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屢空。執(zhí)鞭慕夫子，捧檄懷毛公。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當途訴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離異，翻飛何日同？”詩中借用孔子愿意執(zhí)鞭駕車、奔求于富貴，以及東漢毛義接到任命、捧檄而喜兩則典故，表示自己不愿固守窮困，希望得到財富和入仕的機會，以此向有權力、有辦法的“京邑同好”傳遞盼望被引薦的心情。他入京參加考試不第，加入張說、張九齡等權臣的幕府希望獲得進身機會也一無所得，盡管如此，他一生花了不少時間和精神去奮力地追求仕途榮祿，這一事實是確然的。追求無果，窮悴終身，求仕理想完全破滅，這些應當都是出乎他意料，也是出乎當時許多人意料的結果。

孟浩然在詩歌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大致是書劍客、游子、歸隱者。

他好稱自己是“書劍客”?！堆鐝堄浭艺罚骸皩幹獣鴦?，歲月獨蹉跎?！保〒?jù)劉辰翁、李夢陽評，凌濛初刻套印本）類似的還有《傷峴山云表觀主》“少予學書劍”，《自洛之越》“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田園作》“粵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書劍時將晚，丘園日已暮”。書生讀書求仕，劍客仗劍立功，“書劍客”一詞雖是用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的典故，但意思有所變化，它代表積極入世、追求功名、經(jīng)世濟邦的理想。孟浩然以此自期、自許，反映出他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入京參加科舉，希冀大臣、同好們汲引，將自己帶入仕途，都是這種精神的流露。然而孟浩然似乎又不想把自己全部獻給仕途，他還想保留一部分只屬于自己的東西，那就是個人的興趣和散漫。他在張九齡幕府期間寫的《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逈張參軍》有曰：“從禽非吾樂，不好云夢田。歲暮登城望，偏令鄉(xiāng)思懸……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旃？”屬身幕僚卻不愛湊熱鬧，不好應酬，想著自己故鄉(xiāng)，沉湎于個人情調(diào)中，這不適合到官場上去應接。孟浩然終身沒有得到一官半職，運氣不好是主要原因，他自己的個性也是無形的羈絆。

他又常稱自己是“游子”。如《南還舟中寄袁太?！罚骸盎ㄔ春翁幨?，游子正迷津?！边@看似說因找不到理想的隱居之處（花源，一作桃源，用陶淵明《桃花源記》典）而迷茫，其實反映出孟浩然辛苦奔波在世俗途上內(nèi)心的一種惆悵。孟浩然入京求仕無所得，于是到四川、荊州、洛陽、江南、福建等地長期漫游，有的是訪友，多數(shù)是想到地方官府謀求職事，基本上還是屬于尋找機會性質(zhì)之出行，雖然是降而求其次。相對于生活在自己家鄉(xiāng)，無論是入京，還是行游各地，他的身份都是游子、羈客。他有時用戲謔的語氣稱呼自己是“游魚”，《京還贈張淮》說：“因向智者說，游魚思舊潭?！彼闹羞@種“游魚”般的經(jīng)歷只是對“書劍客”身份外觀稍微地改易，內(nèi)心其實沒變，他是在朝著自己的生活目標——入仕，或接近仕途——的方向“游”，希望有朝一日夠著目標，結束游子的生涯，而對“舊潭”（故鄉(xiāng)）的思念是他在疲憊的游程中對自己心靈的一種慰撫。為此，孟浩然長期迷惘，充滿游子迷津的情懷。

更多的時候，孟浩然稱自己是一個隱者?！秾は闵秸可先恕贰捌缴秸骐[，累日求靈異”，“愿言投此山，身世兩相棄”?！锻聿礉￡柾麖]山》“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对崎T蘭若與友人同游》“依此托山門，誰知效丘也”。他早期談歸隱并非完全是由衷之言，因為那時他對仕途存有許多盼念；后期談歸隱雖然變得實在了，然而還是帶有幾分求仕無門、敗興而歸的悵惘，并非完全心甘情愿?！凹难援斅氛撸ヒ颖鄙结保ā洞鹎刂锌嘤晁細w而袁左丞賀侍郎》），詩人在忍無可忍時，向執(zhí)政者擲去一言：“你們再不理我，我就去隱居了！”以此發(fā)泄自己求仕屢遭挫折的悲郁心情，可是這聲音在長安非常微弱無力，幾乎不存在。《還山詒湛法師》：“心跡罕兼遂，崎嶇多在塵。晚塗歸舊壑，偶與支公鄰。”詩人謂自己長期在塵世浮沉，至晚年才找到隱居的歸宿，然而他也坦白，這是在“心跡罕兼遂”、長期碰壁之后做出的無奈選擇。說明他并不是主動隱居，歸隱只是一種被動的行為，他不由自主地接受了命運的安排。

上述書劍客、游子、歸隱者三重形象合而為一，構成一幅比較完整的孟浩然自繪的精神肖像。大致說，他的心理長期是在出仕和隱居之間活動。出仕難以實現(xiàn)，他卻衷心向往之；隱居自有所樂，而且確實也是他一生的基本生活狀態(tài)，他卻并不甘心，“誰為躬耕者，年年《梁甫吟》”（《與白明府游江》），借用諸葛亮典故，表達自己“隱”不住的心情，由此可以窺見孟浩然實際所懷的“隱”情究竟如何?！罢l為躬耕者”句一本“為”作“識”，詩人流露世人目瞖不能識我的牢騷就更清楚了。所以就孟浩然的心態(tài)言，他是一位入世而不是避世的詩人，他的詩歌基本精神也在此。這一點與陶淵明有顯然的不同。陶淵明是主動辭官隱居，所以他走在這條路上、選擇過這樣的生活沒有痛苦，只有愉悅。孟浩然則是因為被拒絕于仕途之外不得不隱居，所以，在他內(nèi)心深處蘊積著遭受屈抑的酸楚，以及壯志未酬的遺憾，于是會在詩歌中流露出不甘和不平的心緒。陶淵明詩歌質(zhì)任自然，多表現(xiàn)隨遇而安的滿足，很少不平，有也是對一些普遍的形而上的人生問題的困惑和苦惱，這與孟浩然因為追求不到功名而產(chǎn)生形而下的悶郁是兩回事。這些構成孟浩然性格和心理的復雜性和不一致性，也形成了他的詩歌亦平亦側、亦易亦曲、亦清淺亦渾涵的特點，他不僅用分明的詩句講述自己的心境，而且還通過文字外的空白透露出潛轉暗運的心思。他不像陶淵明那樣精神靜穆，其作品也不像陶詩那樣平淡、單純、拙樸。

二、后人對孟浩然的描述

后人對孟浩然有不同描述。

第一種把他寫成是求仕途上一位枉屈者、失敗者。殷璠說：“余嘗謂禰衡不遇，趙壹無祿，其過在人也。及觀襄陽孟浩然罄折謙退，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淪落明代，終于布衣，悲夫！”他對孟浩然的遭遇充滿無限惋惜和同情?！杜f唐書·文苑傳》本傳的記載僅寥寥數(shù)語，而以孟浩然為仕途的失敗者這種敘述傾向十分明顯，說：“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游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張九齡鎮(zhèn)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毕啾榷?，《新唐書·文藝傳》介紹孟浩然的文字增加不少，這主要是因為采錄了《唐摭言》關于孟浩然吟“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歲晚歸南山》）而被玄宗放還南山的傳聞，以及他死后之事等內(nèi)容，其筆下的孟浩然生前是一個失敗者形象這一點依然沒有變化。或許兩唐書作者因為修史的緣故而更加關心傳主的仕宦命運，故把記述焦點放在孟浩然求仕經(jīng)歷及其結局上面，對孟浩然詩歌具體介紹很少，只是表示他的仕途命運與他的詩歌成就不相稱。

第二種把他描繪成是一個騎著驢在雪中詠詩的窮困詩人。宋代有孟浩然騎驢圖流傳，杜范《跋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孟浩然以詩稱于時，亦以詩見棄于其主，然策蹇東歸，風袂飄舉，使人想慨嘉嘆，一時之棄，適以重千古之稱也?！碧K軾將孟浩然騎驢吟詩的形象寫得十分傳神，《贈寫真何充秀才》曰：“又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后人這方面的詠唱不時可見。有人還由孟浩然的經(jīng)歷概括出一條不同于一般的詩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詩思“在灞陵橋、驢子背上”。這其實是對詩歌“窮者而后工”之說的另一種詮釋。人們普遍以為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這句話是晚唐詩人鄭綮說的（見《唐詩紀事》卷六十五“鄭綮”）。所以，孟浩然騎驢吟詩圖實際上是綜合了孟浩然生活經(jīng)歷，以及他《南歸阻雪》等詩意，又糅合了晚唐苦吟詩人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而繪就，應該是宋人托名王維的作品。

以上一是詩評家和史家的記述，一是文藝家的想象性創(chuàng)作，史家、詩評家和文藝家所描述的孟浩然具體生活細節(jié)或有疏誤，或?qū)偬摌?，其中只有部分可信，然而反映他一生大段事體無疑接近于真實。孟浩然確實是仕途上的枉屈者和失敗者，他相當一部分詩歌確實是從“清苦”“怨思”中寫出來，這些都經(jīng)得起檢驗。若從這樣的視角去閱讀、認識、理解孟浩然詩歌（至少是一部分詩歌），會比較契合他曾經(jīng)有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精神實際。然而，文學史主要不是這么來接受孟浩然及其詩歌的。騎驢雪中詠詩的形象未必為眾多喜愛孟浩然詩歌的讀者所樂意接受或首肯。宋人刻畫騎驢詩人孟浩然，其創(chuàng)作心理中或許有些還夾雜著某種嘲諷的意味，至少蘇軾是如此。據(jù)載，“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nèi)法酒手，而無材料爾”。將這一批評與上面所引他形容孟浩然皺眉聳肩在雪中騎驢吟詩的句子相聯(lián)系，有理由認為他所表達的并不是一種對孟浩然完全欣賞的態(tài)度。騎驢雪中吟詩總的來說是一個缺少光彩的形象，人們之所以這么吟唱，多半是出于對詩人同情，而其實認為這種吟詩的路向是一條仄徑而非通途，一般的詩人或許還可以如此，與大詩人的身份卻不般配。而在文學史上人們一向?qū)⒚虾迫灰暈榇笤娙?，所以，更多的讀者在感情上寧愿孟浩然境遇更好、更得意，姿態(tài)更瀟灑沖淡，精神更加高貴，即使遭遇艱屯，性情也應該保持優(yōu)雅，何必讓他作愁眉狀？

于是，就有了對孟浩然的第三種描繪，即精神優(yōu)雅、高貴、超逸，不計較仕途得失、淡泊名利的隱逸詩人。這種摹畫從李白就已經(jīng)開始。他《贈孟浩然》詩寫道：“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崩畎讓⒚虾迫豢坍嫵梢粋€愛好賞花飲酒，只圖自由自在生活，而不羨慕官祿，不高興“事君”的隱士，以為這些是孟浩然精神的主要內(nèi)涵，也就是他所盛贊的所謂“風流”。在李白的敘述中，似乎是孟浩然“棄”了“軒冕”，而不是他被“軒冕”所“棄”，而且認為孟浩然因為遠離仕途而內(nèi)心充滿快樂。這更像是李白借著孟浩然在為自己畫精神像，而且是一副表現(xiàn)理想而非寫實的像，因為李白自己也并不是那種甘心拋棄“軒冕”的人。出現(xiàn)在唐人王士源筆下的孟浩然，也是一個“灌園藝圃以全高”、飲酒行樂、拒絕引謁、“好學忘名”的形象，稱贊他“道漾挺靈”、“浩然清發(fā)”。宋朝一部分人將孟浩然繪成騎驢詩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想調(diào)整李白以降對孟浩然的上述理解，然而效果可疑，人們還是更樂意接受李白、王士源對孟浩然所作的有選擇性的和充滿理想化的詮釋。如黃庭堅《題孟浩然畫像》：“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云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枉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經(jīng)幾秋，后來誰復釣槎頭。”詩歌夸孟浩然渾身爽氣，敢逆龍鱗，超然隱居卻享有與公卿一樣的尊貴。胡仔評黃庭堅此詩悉數(shù)道出孟浩然“平生出處事跡”，是一篇用詩歌寫的孟浩然傳記（“乃詩中傳也”）。這代表了人們對孟浩然基本的認識。在這種認識影響下，甚至于雪中騎驢本身也被后人解釋成是孟浩然對降臨的入仕機會的高傲拒絕。如元朝詩人王惲《孟浩然灞橋圖》詩說：“金鑾消息遠相招，雪滿吟鞍過灞橋。處士本無經(jīng)世志，強將詩句杜清朝?！薄岸拧钡囊馑际蔷芙^。詩歌最后兩句是說，孟浩然以故意在玄宗面前吟詠“不才明主棄”詩句引起玄宗不滿，以此巧妙地擺脫了朝廷的引誘，達到了不出仕為官的目的。此詩與黃庭堅“誦詩不顧龍鱗逆”意近，比李白的解釋更加富有想象性。孟浩然因吟詩被玄宗斥退是一則傳言，是同情孟浩然的人對他終身未仕的一種出于善意的解釋，然而，以上這些說法對此信以為真且又過甚其詞，顯然是對孟浩然人生追求更為嚴重的誤讀，他們用自己的理解塑造了文學史上一個新的“孟浩然”。

與第三種描繪相輔相成的是，人們對孟浩然詩歌的解讀也形成了以“清”為主要特點的傾向。杜甫《解悶十二首》之六：“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皮日休《郢州孟亭記》所引用的足以代表孟浩然詩風和創(chuàng)作成就的佳句，也都是一些被時人嘆為“清絕”的吟唱。如皮日休說：“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先生則有‘微云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于毫厘也。他稱是者眾，不可悉數(shù)?！逼と招菡慕允敲虾迫磺妍愂钑顼L格的詩句，且認為孟浩然創(chuàng)作的這類詩歌數(shù)量很多，他的鑒賞著意于此，以為孟詩堪與前人相比、而且勝于前人者也在于此。這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晚唐讀者對孟浩然詩歌的接受傾向，對后來的孟浩然接受史產(chǎn)生很大牽引作用。宋朝以后，很多人也持這樣的看法。如闕名《雪浪齋日記》說：“為詩……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敖陶孫《詩評》：“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謝榛：“浩然五言古詩、近體，清新高妙，不下李、杜。”陸時雍：孟浩然詩“語氣清亮，誦之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音”。

再看歷代一些詩歌選本選孟浩然作品的情況。在唐人選本中，殷璠《河岳英靈集》選孟詩六首，風格以“清”為主。芮挺章《國秀集》所選詩人各自有大大小小頭銜，一點頭銜都沒有而被選入集中的人極少，孟浩然榮膺其中，且選詩七首，并列第二。該選緣起是不滿當時詩壇“務以聲折為宏壯，勢奔為清逸”，因而“披林擷秀”，以成一書，示人寫詩規(guī)范，恰如書名所示，其選詩著眼點正在“秀”字，孟浩然詩被認可當然也在于此。韋莊《又玄集》選孟詩三首，其中兩首與《河岳英靈集》所選相同，韋莊自述選詩宗趣是“但掇其清詞麗句”。韋穀《才調(diào)集》選孟詩二首，該選“取法晚唐，以秾麗宏敞為宗”，所以對孟浩然的清秀詩歌不甚重視，然所選孟浩然表現(xiàn)情愛的詩作《春意》（一作《春怨》），能別出眼光。宋人選唐詩影響較大者是署王安石《唐百家詩選》，選孟詩33首，此外趙師秀《眾妙集》選孟詩四首，兩書選詩多寡不一，皆比較關注孟浩然詩歌的“清”風。元人楊士弘《唐音》選孟詩19首，也主要選“清”風之作而略采綺麗篇什。明人以宗唐為主流，唐詩選本大量增加。高棅《唐詩品匯》分別列孟浩然五律、五絕、五排、七律為“正宗”，五古為“名家”，七古、七絕為“羽翼”，而據(jù)高棅解釋，“正宗”為詩家“正派”之最高代表，“名家”是詩歌“根本”所系，可見他對孟浩然詩歌品評極高，而這都是著眼其詩歌總體風格“清雅”，尤其稱贊其五律“興致清遠”。鐘惺、譚元春《唐詩歸》選孟詩69首，鐘惺評道：“浩然詩，當于清淺中尋其靜遠之趣。”清人唐詩選本選孟浩然詩的情況大致類似，不一一舉例。以上各朝唐詩選本基本上反映出評選者對孟浩然詩歌“清”風的集中肯定和贊美，“清”基本上代表了讀者對孟浩然詩風的共識。

三、文學史所遺漏的

隱逸的田園詩人，優(yōu)雅超脫的精神風度，清淡的詩歌風格，這些互相疊合，孟浩然作為盛唐詩人及其創(chuàng)作特點就這樣被文學史主流定格了。而這樣一種定格無論是對孟浩然本人，或是對他的詩歌而言，都存在遺漏。其中遺漏掉的精神因素，重要者有二。

一是孟浩然及其詩歌中的痛苦精神。文學史對孟浩然的這種主流敘述，略去了他對仕途的向往以及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坎坷遭遇，這實質(zhì)上是對他精神痛苦的忽略。孟浩然在《南歸阻雪》詩中詠道：“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北砻嫔鲜菍懟丶彝局械奈窇中睦?，其實是表達詩人多次赴考求仕失敗而凝聚起來的恥辱感，也是表達他自尊心遭受玷污的憤怒，這是孟浩然滲入心髓的痛苦。孟浩然用一個“恥”字凸顯出自己因求仕失敗所擔負的巨大心理壓力及難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寫出對這種感受的刻骨銘心。他期盼能夠得到有力者有效地推薦，“誰能為揚雄，一薦《甘泉賦》？”（《田園作》）焦灼地等待卻沒有結果，其沮喪心情可以想見。友人曾勸他不用再托人求仕自尋煩惱了，如王維《送孟六歸襄陽》說：“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這首規(guī)勸詩也從一個側面證明孟浩然功名心切以及遭受挫折引起的憂傷。他不痛苦，友人何需如此勸慰？這類精神痛苦從孟浩然詩歌多方面流露出來，是他創(chuàng)作的重要心源。他同情屈原、賈誼，筆下常常寫到這兩個人?！锻砣肽仙健罚骸百Z生曾吊屈，予亦痛斯文?！薄蹲詽￡柗褐劢?jīng)明?！罚骸坝^濤壯枚《發(fā)》，吊屈痛沅湘。魏闕心恒在，金門詔不忘。”他同情屈原矢志不忘朝廷，卻結局悲慘，并將自己也視若屈原、賈誼一類人物。對這些悲劇人物的同情，反映了孟浩然自己的不平之心。在他的一些田園詩中，同樣可以聽見這種吞咽之聲?！短锛以铡罚骸白蛞苟坊乇保癯瘹q起東。我來已強仕，無祿唯尚農(nóng)。桑野就耕父，荷鋤隨牧童。田家占氣候，共說此年豐?！钡诙?lián)“我來已強仕，無祿唯尚農(nóng)”感情最強烈，由于全詩嵌入了這兩句，其他句子流露出的田家樂趣皆顯得有點強為歡顏的樣子，全詩抒情也因此變得復雜而有所壓抑。此詩說明，在孟浩然心中求祿之志與尚農(nóng)之趣二者是不平衡的，求祿被擺在尚農(nóng)之上，而不是相反。這對于解讀孟浩然田園詩極有啟示，如果忽略孟浩然及其作品中的痛苦精神，就容易對他安于田園的“樂趣”作表面化理解而偏離他真實的心態(tài)，這又怎么能說恰當掌握了他的詩歌？對于孟浩然未能進入仕途所產(chǎn)生的精神痛苦，人們認識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孟浩然詩歌這方面的表達看似比較平和，于是就認為他對此并不太介意。其實，人對于一件事情的心理反應是一回事，如何表現(xiàn)心理反應又是一回事，有時兩者一致，有時并不一致，優(yōu)雅大度抑或痛心疾首，有時只表示兩人不同的脾性和流露表情的不同方式，可能還與不同的文學趣味有關，而他們對所涉事情的感受和認識可能是一樣的。所以由此區(qū)別實際的痛苦在這兩種人心里的分量有輕重，理由并不充分。

二是孟浩然詩歌中的浪漫情調(diào)。孟浩然寫過一些艷情題材的詩篇，充滿浪漫的想象和歡悅的情感。這類作品數(shù)量雖然不多，卻是孟浩然詩歌特色之一，可以看到他精神的另一種色彩。如《山潭》（一作《萬山潭》）《初春漢中漾舟》《耶溪泛舟》《早發(fā)漁浦潭》《登安陽城樓》《春意》（一作《春怨》）《春情》等。孟浩然這些詩，有的喜用神女饋贈鄭交甫珮玉的典故，充滿浪漫氣息，有的則以白描手法為女性留影寫真，或?qū)懪跃d綿思情。前者如《山潭》：“游女昔解佩，傳聞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睂髡f故事與自己的想入非非結合在一起，詩意優(yōu)美。后者如《早發(fā)漁浦潭》寫詩人自己乘舟早行，一邊傾聽禽鳥鳴喚、櫓漿擊波的聲音，一邊欣賞水鄉(xiāng)美人“照影弄流沫”的風情。又《才調(diào)集》所選《春意》（一作《春怨》）：“佳人能畫眉，妝罷出簾帷。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春情多艷逸，春意倍相思。愁心極楊柳，一動亂如絲?！泵枘∨泳_艷之態(tài)，又表現(xiàn)她喜愁倏忽的轉換。孟浩然這類詩歌也曾引起過劉辰翁、鐘惺、金圣嘆等評點家注意。劉辰翁評《春怨》：“矜麗婉約?！辩娦试u《早發(fā)漁浦潭》：“浩然詩常為淺薄一路人藏拙，當于此等處著眼，看其氣韻起止處?！苯鹗@評《春情》“始為真正寫女郎妙筆”，又指出孟浩然雖是“學道人”，卻也有“才人游戲之事”。李白稱贊孟浩然“風流天下聞”是否也包含對他詩歌這類浪漫情調(diào)的肯定？看來無法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不過總的來說，孟浩然詩歌接受史上的主流對這一點少有留意，它基本是被忽略掉了。即以注意到孟詩這一特點的批評家而言，對此也有一定修琢。如以上鐘惺的評語意在引導讀者以雅正的眼光閱讀孟浩然詩歌中的艷情內(nèi)容和浪漫情致，這種歸雅化的解讀又將孟浩然這類詩歌“俗”的特色給部分地淡化了。

四、詩人的豐富性與文學史的豐富性

文學史主流接受孟浩然隱逸的田園詩人、清淡的詩歌風格這一面，而相對忽略了他苦苦求仕以及與之密切相聯(lián)系的精神痛苦，還有他的氣質(zhì)和詩歌中的浪漫色彩。隱逸、清淡固然是孟浩然實際生活和詩歌創(chuàng)作的顯著內(nèi)容和特點，然而文學史對孟浩然主要的接受在此而不及彼，并非僅僅因為此是顯著的存在，而是因為人們需要以它為環(huán)節(jié)聯(lián)綴起詩歌史上的一種傳統(tǒng)并使它保持下去，而相對于由此所維系并保持的詩歌傳統(tǒng)來說，彼之獨立之處的重要性就顯得不夠突出了。

孟浩然詩歌創(chuàng)作體現(xiàn)了兩個方面的合一：一是使謝靈運的山水詩和陶淵明的田園詩高度相融，二是使唐初人冀望的江左“清音”和河朔“氣質(zhì)”相互調(diào)劑。由于前者，孟浩然被公認為是盛唐山水田園詩一大家；由于后者，他的詩被殷璠稱贊為“半遵雅調(diào)，全削凡體”，嚴羽稱他的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大致也是這意思。以上兩方面又不能割裂，它們實際上反映了這樣一個整體觀念：孟浩然是合南北之長的盛唐詩歌中的山水田園清淡閑雅風格代表。而當人們將他與王維并稱，共推為該詩派的首領后，這一認識就愈益牢固。許顗《彥周詩話》：“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為第一?！鼻耙I名《雪浪齋日記》一方面說為詩欲清深閑淡當學韋應物、柳宗元、孟浩然、王維、賈島，同時又說：“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币酝趺系仍婏L與詩歌史上代表其他風格特點的杰出詩人創(chuàng)作形成對照，視其為不同風尚的標桿之一。胡應麟說：“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chuàng)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睂⑻圃姺譃橐躁愖影簽殚_始的古雅派和以張九齡為開始的清澹派，以為王維、孟浩然等是后一系的盛唐代表。盡管各家的說法不太相同，但有一點相似，即認為王維、孟浩然等組合的清淡詩風在盛唐詩壇自為一系，形成傳統(tǒng)，后人或?qū)⑺麄兣c李白、杜甫碧海鯨魚的巨筆相對，或與高適、岑參高壯爽健的邊塞詩風相對，都在于刻畫和突出王孟自成一體的詩歌流風。后人也注意到了王維、孟浩然兩人詩歌的差別，對其評價也有所低昂。如李東陽認為“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卻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認為“孟為尤勝”。當然，絕大多數(shù)人認為王維成就比孟浩然高，如鐘惺說：“王孟并稱，畢竟王妙于孟。王能兼孟，孟不能兼王也?！北M管有這些具體的區(qū)別，批評家在將王孟詩歌視為共同體以示范于詩壇這一點上卻沒有分歧，人們指出他們的差別，適足以說明兩人詩歌形成互補，與李杜、高參等詩風共同構成盛唐風貌。

如果一個詩人及其創(chuàng)作的某些方面受到讀者集中地關注，那么，其他側面就有可能會被疏略或遺漏。當讀者對孟浩然的山水田園題材及其詩意表現(xiàn)出高度興趣，而且形成較為凝固的認識，將這些理所當然地作為孟浩然詩歌唯一的符號來接受之后，他詩歌創(chuàng)作中別的一些元素就難以再聚攏讀者的眼光，構不成新的聚焦點，從而漸漸從文學接受史上淡出。更何況，山水田園詩、清淡閑遠的風格，這些與不平牢騷和精神痛苦常常給人留下一種不甚和諧的印象，這也對讀者淡忘孟浩然詩歌中其他元素造成了間接影響。孟浩然及其詩歌的一些內(nèi)涵元素受到后人重視，而另一些內(nèi)涵元素被后人忽略，從接受鏈上脫落下來，未受到讀者普遍關注，這種現(xiàn)象在文學史上比比皆是。這可以啟發(fā)我們對文學史的認識。

文學史不是放置任何對象的儲藏室，不是將從前所有的作家作品、一個作家的所有方面匯集在一起的容積體。文學史固然是通過不斷累積形成的，然而又并非是簡單地堆積，還需要對已有之物進行不斷整理，重新擺放，它們的一部分被清除，一部分被展示，有些隱去，有些凸顯。一部文學史是如此，一個作者、一部作品的接受史也是如此。這種整理和挪移過程從不會中斷，有時候這一部分受到重視，有時候那一部分受到青睞，甚至有些部分可能一直都得不到人們駐足觀賞，造成它們在接受史上的失落。所以也可以說，文學史是一個由不斷地忽略和遺漏賡續(xù)起來的過程，不存在沒有被忽略和遺漏、全盤傳承的文學史。文學史為什么不是接受一個作者的全部而只是接受一部分？為什么接受的是這一部分而不是那一部分？這恰好說明文學史是有生命的，它有自己的需要，需要決定它該接受什么。往往一個作者被文學史接受的是他突出的和特異的部分，它們或者可以單獨地與其他作者的特點構成互補，或者可以與同類作者的特點連綴而起到強化作用并共同與其他作者的特色相映，使業(yè)已存在的某種文學傳統(tǒng)得以加強和延續(xù)?？梢?，互補是文學史的一種需要，也是構成有效文學史的重要原因，藉著這種互補作用，文學史顯示出自己的豐富多樣性。

互補即意味選擇，不求重復而求各有特色，所以文學史會更注意掇拾不同作者作品中相異的部分。這與作者個體創(chuàng)作的豐富性形成某種相斥關系。一個作者的思想、精神、個性往往是多方面的，他創(chuàng)作的題材、主題、風格往往也是多方面的，作者們之間這些東西難免會有一定重復性，而對以互補為構成需要的文學史來說，沒有貢獻、沒有超越的那種重復性正是屬于它所漠視、剔除的對象。文學史不僅淘汰特色不突出的作者，就是對特色顯著、具有個體創(chuàng)作豐富性的作者，也往往只是主要接受他們與別人不同的異質(zhì)，而疏略同質(zhì)，通過簡約作者的特點使文學史本身的豐富性得到保證而又盡可能不出現(xiàn)重復，這決定作者的豐富性不會被全部納進文學史，當然文學史的豐富性也并不一定包括作者的豐富性。兩者這種不相稱反映了文學史對作家作品存在某種取舍隨意。比如詩歌史上“詩圣、詩仙、詩佛”之說，以杜甫為詩圣，李白為詩仙，王維為詩佛，構成互補關系，其實這三位詩人的作品中，“圣、仙、佛”都有一點，甚至還有除三者之外別的成分和特點，不過某方面的特點在某位詩人創(chuàng)作中尤其集中、突出罷了。孟浩然以一位單純的山水田園詩人出現(xiàn)在文學史上，這也是經(jīng)過了文學史對他簡約化選擇的結果。如果以這些詩人創(chuàng)作的主要一面代指其全部詩歌，以其主要特色為全部特色，那便是誤讓文學史的某個側面蠶食了作者整體創(chuàng)作的豐富性。所以，文學史這種選擇和組合的特征啟示我們，作者應當以區(qū)別于他人的特異性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追求的目標，以自己鮮明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成就自立于文學史之林，因為，與別人相同的部分必將被文學史所遮蔽，而留傳下去的只能是屬于作者個人的與眾不同的藝術創(chuàng)造之光。

以上文章原載于《學術研究》2019年第10期，文章不代表《學術研究》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