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滿 

      止庵今年出版了小說集《喜劇作家》，結集了他多年前所作的小說。藏書家謝其章曾對止庵的這個事情有過評價，大意是有沒有小說，對于一位作家的意義是大不一樣的。這本小說集所收錄的小說，其實多是止庵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所作，且以筆名“方晴”發(fā)表，但影響寥寥。止庵之后以讀書隨筆出名，出版過詩集《如逝如歌》、傳記《周作人傳》、學術專著《神拳考》、讀書回憶錄《插花地冊子》、書信集《遠書》，還有長篇散文《惜別》和藝術評論集《畫廊故事》等。以上這些著作，涉及了寫作的方方面面，也可見他的關注領域和興趣愛好。他懷念母親的長篇散文《惜別》，買來即讀，讀完頗有一種悵然之感，那種隱忍、沉靜而又悲傷的氣息，令人難以忘懷。

      止庵早年大約和普通的文學愛好者一樣，專注于小說和詩，但在對詩歌和小說作初步嘗試之后，很快就放棄了，轉而專攻隨筆寫作，其實就是寫一些讀書的心得和體會。此類著作，目前已結集多冊，諸如《如面談》《旦暮貼》《比竹小品》《向隅編》《相忘書》《六丑筆記》等等。不過，止庵之所以能夠在讀書隨筆的寫作上獨樹一幟，乃是他對于閱讀的對象十分挑剔，而且一旦選好了目標，則是要將其“涸澤而漁”，最終才會寫成一篇短文。數(shù)年前，我曾去拜訪過他，談起讀書一事，他說現(xiàn)代中國作家的著作，基本全部讀過了，當代作家則只讀到王朔為止。而如果研讀一位作家，則要盡量回到歷史的現(xiàn)場去認識。諸如周作人，他的某篇文章發(fā)表在哪份報紙的副刊或哪家刊物，都是要親自找來看看，其刊于同版的作家有何人，文章刊發(fā)在什么位置，也都是大有意味的。中國現(xiàn)代以來的作家，他所欣賞的，不過魯迅、周作人、張愛玲、廢名、楊絳、谷林等寥寥幾位，其中他對周作人所下的功夫尤大。

      止庵還有一個讀書之法，便是通過編書和校訂原著來加深體會。對于魯迅，止庵和王世家合編有《魯迅著譯編年全集》；對于周作人，他主編和校訂有《周作人自編集》和《周作人譯文全集》；對于張愛玲，他有陸續(xù)編訂的《張愛玲全集》；對于廢名，有他編選的《廢名文集》；對于楊絳，有他為百花文藝社編選的《楊絳散文選》；對于谷林，則有編成的兩冊集外文合集《上水船甲集》和《上水船乙集》。正是以上的這番功夫，使他能練就一雙火眼金睛。以與我有關的一件事情為例。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雜文《顧隨與周氏兄弟》，其中有一處史料判斷有誤，他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談及此事，以為寫作者沒有讀過資料原文，故而才對相關事實造成了誤解。我作這篇文章，確實未曾親自查閱原著，只是請朋友幫我在圖書館查閱核實，故而造成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結果。想來正是有了這般的功夫，止庵的文章才能夠處處坐實，少有模棱兩可的斷語，因而他有不少文章其實都是扎實的考訂文字。

      除了在讀書上的用功之外，止庵在文體追求上也是十分自覺的。記得我經(jīng)朋友介紹初次認識止庵時，我們便談到了黃裳，當時他正與后者打筆仗，也不便多談，后又說到董橋，他直接表達了不喜的態(tài)度。再談到孫犁，他更直言其文筆粗疏，并說有位喜歡孫犁的朋友曾多次寄他孫犁的著作，都被他置之于高閣。他的這種趣味，當時令我大為驚訝，于是便當場和他有所爭論。這個細節(jié)，后來被謝其章先生寫進了他的《搜書后記》之中。不過，現(xiàn)在看來，止庵的文章取法周作人和廢名，近于癡迷，文章風格力求平淡自然，其看似平淡，實則章法謹嚴，看似自然，又在力求一種艱澀的滋味，仿佛咀嚼青橄欖一般。但我以為，文章風格與趣味不同，卻各有存在的必要，不必有所輕重，正如人之口味一樣。

      我讀止庵的文章，還有一種感覺，便是他對世事有一種極清醒的悲觀，但又從來不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我認為這并不是明哲保身，而是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不屑。以上所談，都是對于其文章的粗淺印象。前不久，有位也寫作的朋友知道我認識止庵，想請我予以引介。說來我也不過止庵的一名讀者，因為讀寫也才有了些許的交往。我曾兩次登門拜訪，也與他有過一些通信，感覺他不樂意做的事情，一般態(tài)度鮮明，很少因為情面而破例。故而我想若要結識止庵，與其特意為之，不如隨緣更好。記得我初次拜訪他時，對其居所印象十分深刻。他的住所從客廳到臥室?guī)缀跞渴琼斕炝⒌氐臅?，珍藏的書籍都被一冊冊認認真真地擺放在書架上，整個居室非常整潔，除了書架之外，少有他物，身處其室，甚至會有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感受。后來我才知道，他有潔癖，這或許與他曾經(jīng)學醫(yī)并當過牙醫(yī)有關。據(jù)說他去書店買書，都是要經(jīng)過反復地挑選，略有瑕疵都是行不通的，有的書，他甚至要買上兩套，一套供閱讀，另一套則是作為收藏來用的。

      我印象中的止庵，還有一個特點，便是為人并不世故，有時會讓人感到有些不解人意，但仔細想想，又覺得也是一種可愛。這種不解人意，他自己認為是一種不影響別人的“毛病”，而在他人看來則多少是一種名士氣。但以我看來，作為一個身處體制外的讀書人，他不必承擔太多的社會義務，能夠安靜地讀書便是很滿足的事情。我曾在出版第一冊文集時，想請他作一短序，他讀了書稿，來信說其中許多內(nèi)容自己并無涉獵，不能隨意發(fā)言，而其中收有一篇我寫周作人的文章《風雨中的八道灣》，他不但給予了很細致的校訂，而且受我的這篇文章的啟發(fā)，寫了一篇關于周作人的書房苦雨齋的文章，后來收在了他的文集《比竹小品》之中。他的這種性情，在我則還記得有一件事情。我編選花城出版社的隨筆年選，選用了他在《惜別》中的一個章節(jié)《母親與讀書》，后來我們在一個座談會上相見，他說我選的那個章節(jié)其實并不好，但當時我卻忘了問問他，這本書中，他最滿意的又究竟是那一個章節(ji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