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及中近代思想史上的“認同”問題，很容易就聯(lián)想到列文森的研究。早在1953年出版的研究梁啟超的著作中，已有“民族國家認同”(nationality identity)的表述，以后則更為廣泛地檢討了近代中國的“認同”問題。毋庸諱言，列氏所確立的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基調(diào)”，已受到愈來愈多的挑戰(zhàn)，具體到“認同”問題，張灝即針對列文森基于“文化認同”對中國近代思想演進的解釋提出批評，認為“文化認同”的觀念雖然有用，仍有很大限制，特別是作為詮釋工具，其局限性尤其明顯。然而，同樣值得強調(diào)的是，有關(guān)“中國認同” (Chinese identity)的話題仍受到研者的關(guān)注。此亦表明，“認同”作為分析性概念，在近代中國研究領(lǐng)域確實得到廣泛應(yīng)用，附加于“認同”之“民族”與“種族”，“文化”與“政治”等字眼，即為明證。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以怎樣的視野關(guān)注“認同”問題，在近代中國思想史領(lǐng)域，所面對的往往是同樣的語境——中西文化的溝通與交流。換言之，所謂“認同”，往往濫觴于兩種文化之間的對話。而基于地理與歷史的認知，往往構(gòu)成“認同”問題的起點，所謂“中國認同”，也緣起于此。這篇短文正是期望立足中西之間圍繞“地理知識”與“歷史知識”的溝通，對此略作申論，問題則集中于晚清中國“天下萬國”與“普遍歷史”理念的浮現(xiàn)。之所以做此選擇，原因必多，關(guān)鍵在于，在西學傳播過程中，地理與歷史知識，往往構(gòu)成論學之潛在背景?！陡裰滦聢蟆返囊黄恼戮忘c出了“列國地志”在西學傳播中扮演的角色：華人喜考列國地志，深為可嘉。西學之行，其殆肇端于此乎。”實際上，地理、歷史知識在晚清也構(gòu)成了西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拔鲗W啟蒙十六種”是晚清時期頗有影響的西學集成著作，許多內(nèi)容均是關(guān)于地理、歷史知識。透過那段時間出版的叢書和有關(guān)書目，如《西學大成》、《西學書目表》、《東西學書錄》等，也不難尋找到地理、歷史知識的位置。期間還曾岀版專門輯錄輿地論著的資料匯編，其中《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最具代表性，是當時認知世界的一套重要叢書。

用不著特別指明，這里是將晚清中國所接受的關(guān)于地理與歷史的知識，作為“中國認同”緣起的樞機所在。透過此或可說明，所謂“中國認同”問題的產(chǎn)生，有著基本的知識背景，往往是基于相關(guān)的知識立場引發(fā)出“認同”問題。實際上，中國文化近代以來的遭遇，也可用麥金太爾( Alasdair MacIntyre)闡述的“知識論危機”(epistemological crisis)予以說明。這里無意將“認同”問題悉歸于“知識”問題，但立足“知識”的視野，或可注意到“認同”問題是如何肇端的。換言之，“認同”問題的產(chǎn)生，或不能簡單歸于晚清中國對自我價值的維護，關(guān)鍵還在于，支撐這些認識的「知識資源」究竟是什么，也當引起我們的重視。由此，或可對“認同問題”從新的視野加以檢討。

具有近代意義的“國家意識”的萌生，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國變革圖景的重要視野。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論者還強調(diào)了，離開民族國家的形成與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很難想象近代歐洲的歷史。而且，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經(jīng)驗，已經(jīng)對全球范圍內(nèi)近代國家形成的前景作了界定。這也正是晚清“認同”問題的成因，所要者，是突破“普遍王權(quán)”( universal kingship)的架構(gòu)。如史華慈( Benjamin I.Schwartz)闡明的，中國人對王權(quán)普遍性的絕對信服，或不能完全歸于其周邊從未出現(xiàn)對中國產(chǎn)生過真正挑戰(zhàn)的具有同樣文化優(yōu)越性的“普遍國家”，但這一事實卻增強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認知。這也顯示出，中西溝通過程中所涉及的與地理、歷史相關(guān)的問題，成為催生“中國認同”的關(guān)鍵因素。

中西溝通以雙方的地理認知揭其端緒，并且地理學科作為先行學科起著導向作用，已是方家之論。由認識世界地理開始，打破傳統(tǒng)的中國與四夷的天下秩序觀念，進而接受萬國并存的世界意識，確實構(gòu)成了西學東漸最初的環(huán)節(jié)。對中國來說，其突出的意義即在于摒棄“天下”觀念，接受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存在——“以國家對國家”。這其中，接受“天下萬國”，也成為具有象征意義的轉(zhuǎn)變。然而，圍繞此的論辯卻不乏可慮及的地方，以“萬國”而言，是“天下萬國”，還是“天下”之外（下）的“萬國”？晚清對此的認知頗耐人尋味（這多少類似于對“九州”的論辯），所謂“中國認同”的問題，事實上也首先在“地理”層面顯露端倪。

“萬國”作為術(shù)語在晚清的“表達”，已為論者所揭示?？梢悦鞔_的是，“萬國”在中國乃習見的表述，《易·乾》即有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通志·總序》尚有“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的提法。不過，盡管“萬國”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同樣表述為“萬邦”、“天下”、“各國”，但與“諸夏”對舉，卻表明了“諸夏”與“萬國”并非對等的關(guān)系。明清之際中西重開溝通之局，來華耶穌士也開啟了對“天下萬國”理念的闡述。且不說利瑪竇所刻繪之“萬國圖志”，在龐迪我（Diego de人類 Pantoja）、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的奏疏中，不僅提到《萬國全圖》、《萬國圖志》、《萬國地海全圖》、《萬國志》，還表示要將這些圖說文字譯為中國文字，以便“四方萬國地形之廣袤，國俗之善惡，政治之得失，人類之強弱，物產(chǎn)之怪異，一覽無遺。”艾儒略（Jules Aleni）《職方外紀·自序》，還致命其周游四遠，為的是“考群方萬國山川形勢，以證經(jīng)傳子史之載紀”。

耶穌會士的“援西入中”引起激烈的文化沖突，在諸多環(huán)節(jié)均有所體現(xiàn)。謝和耐( Jacques Gernet)通過楊光先的例證，就特別指出沖突之源，部分即與如何安排中國在地球上的位置有關(guān)。耶穌會士帶來的地理新知難以被接受，《四庫全書總目》也是一面鏡子?！犊偰俊费约啊堵毞酵饧o》，雖承認其“所紀皆絕域風土，為自古輿圖所不載”，卻認為“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夸飾”。同時還指出利瑪竇《坤輿圖說》所記與東方朔《神異經(jīng)》和周密《癸辛雜識》等書“全與相合”，因此“疑其東來以后，得見中國古書，因依仿而變幻其說，不必皆有實跡”。馬戛爾尼( George MaCartney)使華，在中文世界傳遞出的，也是天朝如何“撫有四?！?，遠在重洋的外夷，如何“傾心向化”，“萬國來王”。

繼耶穌會士之后，主要是新教傳教士扮演著知識傳播的工作。審視新教傳教士所創(chuàng)辦的刊物，大略可了解相關(guān)論述的轉(zhuǎn)換是如何發(fā)生的?！跺谶冐炚洹费约爸型猓饕褂谩爸型痢奔啊疤┪鳌?、“列邦”、“外邦”、“西邦”等字眼，也使用“天下”、“瀛寰”包容中外。在傳播新的地理知識的同時，還針對中國的相關(guān)見解提出質(zhì)疑。該刊曾撮要刊登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其編者按就指出：“嘗考中國地理志書，卷軸無幾，其中所載，未盡詳明，且所紀者，大半只屬中土偏隅，而乃名其書曰，天下地輿，未免小之乎視天下矣?！敝档米⒁獾氖?，“天下萬國”的表述，就外人而言，同樣包含著自我價值維護的因素，往往是基于宗教的“普世性”來傳遞天下一家的情懷，如其所言，“雖圣書未嘗教以技藝之學，然崇奉圣道之國，必能于天文地理、圖繪醫(yī)藥，與夫一切技藝之事，罔不手敏心靈，悉臻巧妙。”隨后，“萬國”之意，才逐步落實在超越宗教的“普遍性”的表達上，丁韙良( William A.P. Martin)所譯《萬國公法》(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就特別指出：“是書所錄條例，名為《萬國公法》，蓋系諸國通行者，并一國所得私也。又以其與各國律例相似，故亦名為《萬國律例》云?！?/p>

略為梳理來華西人傳播的關(guān)于世界地理的知識，檢討晩清中國對相關(guān)知識的接受過程，也有了相應(yīng)的基礎(chǔ)。其中尤為值得重視的是，中國本土是基于怎樣的背景接納相關(guān)的知識。對此略作分析，當能了解所謂“中國認同”的緣起及困局所在。

《史通·二體篇》曾有言：“夫春秋者，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xù)，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笨梢哉f，書寫周邊民族乃至國家的歷史與文化，也算得上中國史書的一個傳統(tǒng)。清初所修《明史》，其中的“外國傳”即包含對西方國家的介紹。由此不難看出，所謂“認同”，很明顯是基于相關(guān)知識展開?！睹魇贰飞婕皻W洲國家是這樣開篇的：“意大里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歷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睂τ凇坝蛑写蟮亍卑凑瘴宕笾薜陌才?《明史》的評價是，“其說荒渺莫考”。這正揭示出關(guān)于世界地理的知識難以被接受的原因所在。這已超越了中國本士援據(jù)相關(guān)歷史資源所能進行的“想象”。但其中又指出“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則表明轉(zhuǎn)變是如何發(fā)生的?？偟恼f來，所謂“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的觀念，還是有著很大影響；相應(yīng)的，關(guān)于世界地理方面的知識，也被種種“想象”充斥著。如姚瑩所批評的：“自來言地理者，皆詳中國而略外夷?！妒酚洝罚?、后《漢書》,凡諸正史，外夷列傅，多置不觀，況外夷書乎？”

按照呂調(diào)陽《海錄》序中所言：“中國人著書談海事，遠及大西洋、外大西洋，自謝高清始。”《海錄》一書，約成書于1820年，曾影響到林則徐、魏源等對世界的認知，肯定此書“所載外國事頗為精審”。以是書而論，便不難看出對西方國家認知的起點。書中這樣描繪葡萄牙、西班牙：“大西洋國又名布路磯士”，“大呂宋國，又名意細斑惹呢”。用不著特別指明，這樣的認知是由“想象”營造的，“大兩洋本歐羅巴全洲之總名，布路亞其一國也。自明以來，久居香山澳，華人遂以大西洋國稱之?！币驗槲靼嘌涝紦?jù)呂宋島(今屬菲律賓),又將“西班牙稱為大呂宋，將呂宋島稱為小呂宋”。

以此而言，魏源《海國圖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海國圖志·原敘》首先點出此普之作“何以異于昔人海圖之書”，原因即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边@里說得很清楚，認知世界所發(fā)生的轉(zhuǎn)變，主要體現(xiàn)在援據(jù)的“資源”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書中對以往認知世界的資源也進行了檢討：“志海國莫瑣于《明史·外國傳》,傳成于尤檢討侗，侗本乎明外史及王圻《續(xù)通考》。”但魏源也受制于相關(guān)知識的局限，關(guān)于“大西洋”的一段描述就是如此。魏源正確指出了“其實大西洋者，歐羅巴洲各國之通稱”。但對于問題的由來，其所闡述的也是錯訛百岀。關(guān)鍵還在于，在魏源那里，其實仍未能接受“天下萬國”，以“海國”命名其所纂寫的著作，便顯露出其中的樞機。重野安繹為《萬國史記》所撰序言，對此就有尖鋭批評：“吾每閱漢士史乘，至所謂外國傳、異域志，未嘗不嗤其自小。彼以中土自居，而儼然臨萬國。”以達識著稱之魏源，同樣“局于素習而不自察”：“其著書題曰《海國圖志》,是以五洲諸邦為海國也。夫大瀛球寰之何往而不然，漢土亦一海國而已，何問大小哉?！?/p>

可以說，當中國士人接觸西人所繪地圖，即逐漸知曉以往對“天下”之描繪，“征實則繆”。然而，由于相關(guān)知識的匱乏，所能突破的不免受到限制，問題不只是發(fā)生在魏源身上。徐繼畬《瀛環(huán)志略》一書表達中國往往用“中土”，相應(yīng)的稱大地之土為“四土”，即四洲之意。劉鴻翱為該書所寫《序》提到“萬國”，不過仍恪守所謂的“圣人出而萬國咸寧”：“夫中國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故自開辟，神靈繼生，伏羲神農(nóng)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代天立極，天君泰而百體從令，圣人岀而萬國咸寧?！绷和復旮逵?846年的《海國四說》,也有“天下萬國”之表達，認為“原耶穌設(shè)教，意在胥天下萬國而遵行之”。然而，其首篇〈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同樣顯出基于地理認知的難局，在梁看來，“今按其教書，所謂耶穌行跡不出加利利、撒馬里亞、如氏亞三部，此外即指謂異國矣。幅員固不如大秦廣，其王父子世及，亦不聞有擇賢代立事?！?/p>

因此，問題的復雜性正在于，盡管中國士人逐步接受了“天下萬國”，但所謂的“萬國”，究竟何所指，卻不無可議之處。事實上，斯時中國士大夫所表達的“萬國”，往往是“天下”之“萬國”。針對丁韙良所譯《萬國公法》，就傳遞岀這樣的見識。或者指出：“今九州外之國林立矣，不有法以維之，其何以國？或者強調(diào)：“天下大局，中華為首善之區(qū)，四海會同，萬國來王遐哉，勿可及已。此外諸國，一春秋時大列國也。”似平中國是外于“萬國”的。因此，晚清中國對于世界秩序的表達，并不能以是否接受“萬國”為標志，“萬國”本身即可能是“天下”之“萬國”。

這里可稍作補充的是，鄭觀應(yīng)對此的論述，大致展現(xiàn)了轉(zhuǎn)變是如何發(fā)生的。鄭注意到，“若我中圓，自謂居地球之中，余概目為夷狄，向來劃疆自守，不事遠圖?！奔词雇ㄉ桃詠?“中國亦不屑自處為萬國之一”。照其所見，“夫地球圓體，既無東西，何有中邊。同居覆載之下，奚必強分夷夏。如中國能自視為萬國之一，則彼公法中必不能獨缺中國，而我中華之法，亦可行于萬國。”因此，重要的不在于接受從“天下”到“萬國”的轉(zhuǎn)變，尤在于接受中國為“萬國之一”，既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地球，彼此之間還確立了“國”與“國”的對等關(guān)系。

中國之納入世界秩序，地理之外，尚包括歷史這一環(huán)節(jié)，這也構(gòu)成“中國認同”的另一關(guān)鍵所在。前已述及中國史書對周邊民族乃至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的書寫，而這一問題也催生出如何書寫的問題，往往衍生出對文明發(fā)展程度的考慮?！锻ǖ洹ざY八》已有“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的看法，認為“古之人質(zhì)樸，中華與夷狄同”，爾后“地中而氣正”之中華“漸革鄙風”，而“地偏氣獷”之四夷諸國“則多仍舊”。因此，當中西漸開溝通，如何接受其他國家的“歷史”，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中西之間的歷史溝通，同樣由耶穌會士開啟。突出的例證是艾儒略所著《職方外紀》，對于那個階段中西之間由地理溝通走向歷史合和所觸及的諸多問題，都有所體現(xiàn)：其一是由“上古”、“中古”所昭示的劃分時代的觀念；其二是描繪中國歷史時使用中國紀年；第三則是依據(jù)《圣經(jīng)》年代學作為書寫歷史的依據(jù)?；浇逃嘘P(guān)“普遍歷史” （universal history)的認知，也構(gòu)成中西歷史“合和”的基礎(chǔ)。

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溝通中西歷史的工作，只是初顯端緒，十九世紀后逐步成為自覺行為。1833年廣州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對此最能作出說明。該刊創(chuàng)刊號上的《序》就力陳此刊之創(chuàng)辦乃追求“合四海為一家，聯(lián)萬姓為一體，中外無異視”。其中分十一次刊登的《東西史記合和》，即體現(xiàn)了溝通中西歷史的努力。在作者看來，“世間之史，萬國之記茫也”，故簡刪之，以“較量東西史記之合和”。該文也分為上下兩欄排列，上為中史，下為西史，分別以“漢土帝王歷代”、“西天古傳歷記”為開篇。意圖是清楚的，就是要使各國之人“視萬國當一家”。另一篇《史記合和綱鑒》,則進一步強調(diào)合和中西歷史之必要，認為自盤古至堯舜，自亞坦到挪亞，東西史記庶幾相合，“蓋諸宗族之本源為一而已”。盡管此后由于前后異勢，疏密異刑，史記不同，但諸國之體，如身之有四肢，血脈相通。史記之和合，即是要“結(jié)其聯(lián)絡(luò)，及通疏遠”。

大致說來，來華西人往往依憑西方世界理解歷史的方式，將中國歷史納入到“普遍歷史”的架構(gòu)中。較早介紹西方史學的慕維廉，在1856年刊印的《大英國志》中即言道：“作史者衡量古今盛衰升降之勢若何，其理若何，有以知所以盛衰升降之原于上帝?！边€立足于“天下萬國，政分三等”，將中國定位于“禮樂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賤不治貴”。 1882年出版的由謝衛(wèi)樓（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編譯的《萬國通鑒》,尤其說明問題。該書計分四卷，分別為“東方國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單就卷次的安排來說，就不難察覺出對歷史富于深意的理解?！皷|方國度”只一卷，或不能說明什么，但沒有像書寫西方歷史那樣區(qū)分為“古世代”、“中世代”、“近世代”，卻大有意味。我們固可說作者借鑒了東方各國對“東方國度”的書寫，一向就沒有按照“古”、“中”、“近”三世來區(qū)分，然而，這其中未嘗沒有“東方國度”還沒有進到“近世代”的意識。

因此，如果說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地理知識，破除了“天下”觀，產(chǎn)生了天下萬國并存的觀念，那么歷史的合和，所要解決的則是不同民族所處的歷史時代。盡管傳教士仍守望于《圣經(jīng)》的年代學，但中西歷史由此走向「合和」，歷史書寫逐步遵循同一個時間坐標，當無疑問?；仡^看中國本土對此的論辯，也極富意味。甚至可以說，在地理的意義上接受天下萬國，還不算甚么，在歷史意義上接受西方，所遭受的阻力更大。這也說明“中國認同”所展現(xiàn)的另一翼，是關(guān)切于中國歷史發(fā)展程度究競?cè)绾巍?/p>

照通常的看法,《四洲志》、《海國圖志》丶《海國四說》丶《瀛環(huán)志略》是中國士人認知世界所產(chǎn)生的最早一批著述。這些在地理方面得到較多肯定的著述，對西方的把握實已由地理進入到歷史，并構(gòu)成中國“合和”中西歷史最初的環(huán)節(jié)。大致說來，中國士人最初是以中國傳統(tǒng)的紀年方式、編纂體系進入對西方的歷史書寫。徐繼畬《瀛環(huán)志略》與夏燮《中西紀事》,皆是依據(jù)中國紀年勾畫出西方社會之演進(如指明“佛郎西興于唐，英吉利興于宋”)。這也意味著中西歷史之“合和”，自中國而言，同樣立足于自身的歷史書寫傳統(tǒng)。而從一開始，哪一方的歷史更為悠久，便構(gòu)成論辯的焦點?！逗恼f》對于耶穌會士有關(guān)“六千年史書所載”的描述，就提出質(zhì)疑：“若云開辟六千年，史書并存，則說本無稽,《明史》已譏其誕謾，今亦略為考證。蓋自萬歷九年，利瑪寳始來中土之歲，逆推至黃帝元年，凡四千一百七十八年，年代可考而知者止此，前此則荒遠難稽?！边M一步的，當中國士人逐步了解到歐洲不同于中國的紀年方式，也嘗試進行溝通?！逗鴪D志》就列有“中國西洋紀年通表”與“中國西洋歷法異同表”，只不過立足點仍是“華夷秩序”。不難發(fā)現(xiàn)，西來傳教士所致力的，極為相似地發(fā)生在中國士人身上，同樣是將西方歷史納入中國歷史的系譜。

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已形象地描繪了郭嵩燾的故事，作為中華帝國派出與西方世界接觸的第一位正式代表，郭嵩燾只不過說出“現(xiàn)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就激起了滿朝士大夫的公憤。其實郭氏也在努力辯護中國悠久的歷史，他承認目前的中國處在落后位置，但中國被定位于“哈甫色維來斯得”(半文明)，仍令其沮喪不已，于是致力捍衛(wèi)中國悠久之歷史，“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于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碑斖馊搜约敖霉疟@示埃及可紀歷史長于中國時，郭嵩燾還應(yīng)對說：“挨及古碑文字，與中國三千年鐘鼎文相彷佛；其石刻人物，與中國二千年刻像相彷佛。泰西人記載謂挨及建國夏初，亦以中國至夏始有年代可稽。以中國之年，紀挨及之事，正以挨及之年無可推，而中國尤可推也?！毖Ω３墒橇硪晃恢档米⒁獾娜宋铩Ｔ缭?885年出版的《籌洋芻議》中，他就試圖勾畫各文明的演進歷程，強調(diào)“天道數(shù)百年小變，數(shù)千年大變”：由“鴻荒之天下”一變?yōu)椤拔拿髦煜隆?；“封建之天下”一變?yōu)椤翱たh之天下”；“華夷隔絕之天下”一變?yōu)椤爸型饴?lián)屬之天下”。這樣的描述，將中外置于同樣的歷史情景，其意義不可小覷，這也構(gòu)成了中西歷史合和的重要一步。此后，薛福成作為中國駐倫敦外交使團的成員到了西方，了解西方文明的幾個源頭后，還作出這樣的判斷：“嘗考埃及創(chuàng)國于上古，而制作在唐虞之世；希臘創(chuàng)國于唐虞，而制作在夏商之世；羅馬創(chuàng)國于成周，而制作在兩漢之世?！?/p>

郭嵩燾與薛福成所提供的例證，提示我們注意溝通中西歷史中國方面難以打開的韁節(jié)——“三代”。這與傳教士難以突破《圣經(jīng)》年代學，可謂異曲同工。中國士人向來也是守護于“普遍歷史”的，即所謂“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豈有二哉”。中西漸開溝通，才不得不接受“天道有二”。然此并不意味著完全放棄文明的優(yōu)越感，最突出的是，當中國文明之普世性與獨特性愈來愈難以守望，另一片大有可為的天地隨之也開掘出，那就是中國悠久之歷史。按照康有為的說法：“天道后起者勝于先起者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秉S慶澄也批評說：東人論學，動輒曰集萬國之長，然過于夸大，往往多似是而非語。所謂“三代之學，亡于中土，而存于歐美”，即為明證。依其所見，“援三代之學以駁歐美之不可也，援歐美之學而強附之三代亦不可也?！憋@然，這里要破除的，是既成的“有”，表明援據(jù)“三代”乃當時認知歷史的普遍方式。

實際上，那些年間中西交往中的諸多爭端，都與此相關(guān)，“西學中源”的流行，頗說明問題。所謂“西學中源”，強調(diào)“歐人之學，吾中國皆有之”，究其根本，無非是強調(diào)中國有更悠久的歷史。其基本論式即是“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或所謂的“禮失而求諸野”。宋恕曾自跡其弱冠后讀到《德國學略》、《萬國行史記》時的情形，“悄然已悲，泣數(shù)行下，曰：‘嗟乎！素王之志今乃行于海外哉！今乃行于海外哉！’”在一通書信中，他還表示：“要之，唐虞、三代之學、之治，亡于秦后，而復興于西土，此鄙人千言萬語之宗旨也?！辈粚幬┦牵缌纹降热?，還曾致力于“取外圓先后文野之箴言，以合《公羊》援亂反正之范圍”，希望將西方歷史納入中國的歷史系譜。

勾畫晚清中國關(guān)于地理、歷史的認知，對“中國認同”，或可從新的視野進行審視。顯然，中西之間圍繞此展開的種種爭辯，之所以值得重視，就在于這些知識對應(yīng)著中國最值得自豪的“知識”架構(gòu)。由此也可了解晩清中國引發(fā)的“中國認同”，實際與關(guān)于地理、歷史的知識有著密切關(guān)聯(lián)，與地理相關(guān)的“知識”是最早遭遇挑戰(zhàn)的部分，而與歷史相關(guān)的“知識”，則是捍衛(wèi)自我價值最堅固的防線。

有關(guān)地理、歷史知識所催生的話題，絕不止此。這裹不過是圉繞與此密切相關(guān)的“天下萬國”與“普遍歷史”理念的浮現(xiàn)，略作說明，并由此將晚清中國所接受的關(guān)于地理與歷史的知識，作為“中國認同”緣起的樞機所在。透過晩清中國關(guān)于地理與歷史的認知，或可說明晩清中國所謂“認同”問題的產(chǎn)生，有著基本的知識背景。這里無意于將“認同”問題悉歸于“知識”問題，但立足于“知識”的視野，或可注意到“認同”的緣起所在。換言之，“認同”問題的產(chǎn)生，固源于晚清中國對自我價值的維護，但檢討支撐這些知識的“知識資源”，也不難看出，“中國認同”問題的引發(fā)，與地理、歷史方面知識的增進不無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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