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某，某區(qū)國土規(guī)劃局局長，2016年2月，該區(qū)有一塊土地準備“三舊改造”，張某了解到該市房地產(chǎn)商王某想求他“關照”，并知道王某和自己外甥李某關系很好。張某想從這個項目上為自己謀取私利，于是暗示其外甥李某介紹王某給他認識。李某明白了張某的想法，于是主動安排王某與張某結(jié)識，并多次制造機會讓王某與張某加深交往。2017年1月，在張某的幫助下，王某順利競拍到該塊土地，并在土地“三舊改造”的審批事項上加快了進度。為了表示感謝，王某承諾送給張某300萬元感謝費。某一天，張某交代李某去王某的公司，并告知其代為收取王某送的禮物，李某將收到的一個皮箱（里面裝有300萬元現(xiàn)金）轉(zhuǎn)交給張某。李某對王某的具體請托事項不知情，也未收受過兩人任何財物。案發(fā)后，三人均被某市監(jiān)委立案調(diào)查。

本案中，張某和王某的行為定性不存在爭議，存在爭議的是李某的行為應當如何定性？有的同志認為李某涉嫌構(gòu)成介紹賄賂罪，有的同志認為李某涉嫌構(gòu)成受賄罪共犯。

李某在明知張某想收受王某賄賂的情況下，主動去撮合兩人的交往，促使行受賄交易的完成，其行為已經(jīng)涉嫌構(gòu)成犯罪。但李某是構(gòu)成介紹賄賂罪還是受賄罪共犯，則需要進一步探討。實踐中，介紹賄賂罪與受賄罪共犯往往容易產(chǎn)生混淆，但兩個罪名在量刑上卻存在較大差異。根據(jù)2016年《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guī)定，以本案為例，介紹賄賂罪的刑期為三年以下，而受賄罪的刑期為十年以上。一旦定性錯誤，則會導致調(diào)查思路、取證方向和定罪量刑出現(xiàn)嚴重偏差。因此，紀委監(jiān)委在執(zhí)紀執(zhí)法過程中，必須要對兩個罪名認真辨析，準確定性。

一、如何區(qū)分介紹賄賂罪與受賄罪共犯

一看行為人的主體身份。根據(jù)《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條的規(guī)定，介紹賄賂罪的主體沒有限制，實踐中通常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親戚、司機、秘書等。根據(jù)201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jīng)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第五條的規(guī)定，受賄罪共犯的主體既包括國家工作人員，也包括非國家工作人員。本案中的李某是張某的親戚，既能構(gòu)成介紹賄賂罪的主體，也符合受賄罪共犯的主體要求。

二看行為人的行為方式。根據(jù)1999年9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guī)定（試行）》第七條規(guī)定，“介紹賄賂”是指“在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溝通關系、撮合條件，使賄賂行為得以實現(xiàn)的行為”。介紹賄賂人的行為本身是一種獨立的行為，既不是行賄行為，也不是受賄行為；而受賄罪共犯是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共同收受或索取賄賂的行為，其行為必須依附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quán)。在本案中，李某明知張某具有收受王某賄賂的意圖下，在張某與王某之間牽線搭橋，并代為轉(zhuǎn)交財物，促使行受賄得以實現(xiàn)。其行為本身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具有介紹賄賂罪的行為特征。

三看行為人的主觀故意。介紹賄賂罪的主觀故意是明知雙方有行受賄意圖，自愿主動去介紹行受賄雙方認識和促成賄賂交易，但不能與任何一方有共謀；而受賄罪共犯要求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共同收受或索取賄賂的主觀故意。在本案中，李某沒有與國家工作人員達成共謀，并且不知道代交財物的具體內(nèi)容，對具體謀利事項也不知情。因此，李某是明知雙方有行受賄意圖的情況下，基于親情關系在行受賄雙方之間介紹賄賂。

四看行為人的行為后果。介紹賄賂罪并沒有要求行為人實現(xiàn)占有賄賂款物的結(jié)果，即使行為人分文不收，也應當認定為介紹賄賂罪；受賄罪的共犯則要求行為人除了與國家工作人員達成共謀，一般還需要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占有賄賂款物的結(jié)果（近親屬等特定關系人除外，可參考本報2018年12月26日八版頭條稿件）。在本案中，李某不是張某的近親屬，也并未收受任何財物，李某與國家工作人員張某沒有共同占有賄賂款物的意圖。

因此，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在本案中，李某在明知王某和張某雙方具有行受賄意圖的情況下，基于親情關系，在雙方之間撮合溝通，并代為轉(zhuǎn)交財物，促使賄賂行為的完成。李某的行為應定性為介紹賄賂罪。

二、需要注意的幾種特殊情形

介紹賄賂罪與受賄罪共犯之間并無明顯的隔離地帶，介紹賄賂罪在某些情形下極容易轉(zhuǎn)化為受賄罪共犯。筆者認為，實踐中以下幾種情形需要在辦案中特別注意：

一是行為人代為尋找行賄對象。如果國家工作人員本身具有受賄意圖，但沒有具體的對象，行為人主動為其尋找行賄對象，并在他們之間“牽線搭橋”、溝通撮合，促使行受賄交易完成。行為人視為具有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的主觀故意。

二是行為人的行為導致受賄意圖的產(chǎn)生。如果行賄人和國家工作人員雙方本身不具有行受賄意圖，在行為人的引薦和撮合下，行為人以明示或暗示的行為使受賄人產(chǎn)生受賄意圖，并最終促使行受賄行為的完成，其行為屬于教唆受賄，則應當認定為受賄罪共犯。

三是行為人主動參與了受賄的部分行為。行為人開始只是“牽線搭橋”，后期直接參與了與國家工作人員商議受賄的數(shù)額、方式，代為轉(zhuǎn)達謀利事項，共同收受財物等行為。根據(jù)刑法中“承繼共犯”的理論，后行為人對先行行為人的實行行為有共同故意，應當認定為受賄罪共犯。但需要說明的是，有人會追問，“代為轉(zhuǎn)交賄賂款物”能否認定為受賄罪共犯？根據(jù)前面的論述，筆者認為，應分為三種情況：首先，如果行為人沒有與雙方共謀，也不清楚請托事項的情況下，僅作為一個“郵遞員”的身份參與轉(zhuǎn)交賄賂款物，則行為人不能認定犯罪；其次，如果行為人具有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quán)，共同收受賄賂的主觀故意，代為轉(zhuǎn)交賄賂款物的行為應認定為受賄的幫助行為，構(gòu)成受賄罪的共犯；最后，如果行為人與行賄人達成意思聯(lián)絡，并代為轉(zhuǎn)交賄賂款物，則應認定為行賄罪共犯。（付余 作者單位：廣東省佛山市紀委監(jiān)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