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書須臨帖已成為共識，但臨帖的同時是否能夠讀懂法帖背后的文化信息則尤為重要，學習《閣帖》即需要具備這樣的意識。

獲虞曉勇老師授權發(fā)布于本平臺。

虞曉勇

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書法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北京書法家協(xié)會理事，北京京派書法研究會副會長。

《淳化閣帖》最善本（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從《淳化閣帖》看宋以前的主流書脈

文 | 虞曉勇

取法是學習書法的一個重要步驟，其視野、精準度、化解力更是每一位成功的學書者登堂入室的要鈅。我們談到古代書法藝術的成就往往會對晉唐書法仰慕不已，但從取法材料的博狹來看，古人若泉下有知，應對我輩欣羨。眾所周知，我們當下所能看到的書法資料，恐怕會突破歷史上任何時期，也大大超越歷史上任何一位喜愛書法的帝王。

乾隆帝以“三希”命名自己的書齋，將《快雪時晴帖》《中秋帖》和《伯遠帖》譽為人間稀見神品，但他如果看到唐代便流入日本的《喪亂帖》和《孔侍中帖》，不知會作何觀想。

三希堂法帖《快雪時晴帖》《中秋帖》《伯遠帖》

至于在上世紀被大量發(fā)現(xiàn)的筆致精妙的秦漢簡牘帛書，古人更是無緣獲觀。所以有清以前，作為一般的學書者來說，如果能夠得到一本源流純正、刊刻精良的法書刻帖，那絕對是幸事。

“溧陽本”《淳化閣帖》便是這么一件佳品，想當年趙王公嫁女能夠以此作為陪嫁，也足以說明王府的財力與虞家的因緣。至于這本《淳化閣帖》的帖學價值已有其他專家作專門闡述，此處筆者從書法史的角度談一下宋以前的書脈問題。

《淳化閣帖》局部

《淳化閣帖》（以下簡稱《閣帖》）是北宋太宗淳化三年由翰林侍書王著甄選摹勒的一部重要法帖，從法書目次編排來看，它又是一部簡要的圖說書法史。

書法史的構建往往離不開書家、書作和書事三個要素，《閣帖》雖未及書事，但卻以書家與書作作為編排的主體。因此，從其中的書家及書作特征加以勾勒拓展，足可窺見宋以前的主流書脈。

《閣帖》共十卷，每卷都首刻“法帖第某”，故此《閣帖》又有“法帖”之名。

錢泳《履園叢話·論刻帖》云：

張懷瓘《書斷》云：‘楷者，法也，式也，后世以為楷法者也。’余亦曰：‘楷者，法也，式也，后世以為法帖者也?！?/p>

近世刻帖者不明此意，但以古人墨跡，無論可法不可法，輒刻之帖中以為備，則非法帖矣。如岳忠武、文信國，以功顯，以忠著，非書家也；王荊公、陸放翁，以文傳，以詩名，非書家也；藏其墨跡可也，刻諸法帖不可也。

近有某君刻國朝名人尺牘成大部者，費至數(shù)千金，殊覺無謂。大凡前人手札，皆率意為之，非如二王真跡之字字可法也。其中有大家書，有名家書，有托名書，有同名書，又有并不善書而隨手屬筆者，亦有他人代書者，未必字字可法，而刻諸石，其可乎哉？是不知《書斷》之所謂法帖者也。

錢泳（1759—1844）清學者、書法家

這段話很精辟，能夠被尊為“法帖”，關鍵在于書跡的典范性。創(chuàng)作者必須是中國書法史上當之無愧的大家與名家，法帖中擇錄的書跡也須確保其真實性（由于眼力所限，王著編錄《淳化閣帖》時也多有舛誤，此不贅言），或至少是淵源有自，能夠代表大家與名家書藝水準的傳世精品。

所以，從《閣帖》背后的文化信息來看，它便是一部宋以前的主流書法簡史，其風格導向也代表著主流書法的審美標準。一位書家若能輯入其中，足以說他在主流書法史上的地位與功績。當然，從現(xiàn)在的書法研究來看，所謂“主流書法”是不能涵蓋宋以前整體書法成就的，但至少可以說明當時皇室官方與主流文化階層對書法藝術的認知。

據筆者粗淺思考，《閣帖》中所透露出的書法史價值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 南書為尊

《淳化閣帖》局部

南北書法分派是清代學者的論斷，但發(fā)端卻可以追溯到《閣帖》。從《閣帖》收錄的唐以前書家地域分布看，均為南方士族書家，他們是南北朝時期的主流書法群體，南方地區(qū)是這一時期主要的書法藝術中心。

這種鮮明的史觀在其它書法史乘中均有反映。例如，唐竇臮《述書賦》收錄的南北方書法名家數(shù)量比懸殊極大，其中南朝有82人，北朝僅有3人。如果說《述書賦》的收錄可能有所偏頗，那么經歷了有清一代的崇碑風氣之后，近人馬宗霍在《書林藻鑒》中的擇納應該大致無遺了。

文獻共收錄南朝書家177人，而北朝書家的數(shù)量只有82人，還不及南朝半數(shù)。由此可見，《閣帖》中表現(xiàn)出“尊南”觀念既反映了唐人的審美崇尚，也在后世得到了進一步演繹。

從根底上說，這種“尊南”的傾向是與書家的階層與文化底蘊緊密相系的。南方書家群主要集中于世家大族和皇室兩個階層，其中既有魏晉以來的衛(wèi)、王、謝、郗、庾、張、桓等書法世家，又有南朝新興的劉、蕭等士族，這些士族書家之間往往具有君臣、姻親、師生等裙帶關系。

他們將書法的技藝與影響力作為門第風儀的重要表現(xiàn)內容，而日用的尺牘正是這一風儀的縮影。誠如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所講的那樣：

真草書跡，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袝x宋余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

欣賞著《閣帖》中諸多尺牘，后人無不深切感受到六朝士人的翩翩風度與精湛書藝。

從《閣帖》目次上，我們也能看到纂輯者“尊南”的用心。其首章為“歷代帝王法帖第一”。將帝王尊奉于卷首是君臣常道，同時帝王崇書、善書也折射出官方主流的導向?！堕w帖》“第一”中所錄帝王，南北朝時期俱為清一色的南方政權君主，其中有的帝王還曾與“二王”傳人“賭書”爭強（如齊高帝）。

南朝之后本應列隋代善書的皇帝，煬帝是鑒定法書的內行（見《書斷》），不把他列入其中或出于政治的需要，故直接承續(xù)梁簡文帝的是出身于隴西的唐太宗父子。太宗愛慕南方文化，書法師從南方士族虞世南，曾親撰《王羲之傳論》，并有“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之語傳世。

《淳化閣帖》局部

所以從皇家主流來看，唐代更為力地推崇并繼承了南方的書脈。《閣帖》正是延續(xù)這一脈絡，并通過深巨的影響力將“尊南”的傾向延續(xù)到了明清。

這其間還有一個問題：北朝也有士族高門，為何他們的尺牘書跡不能代表主流書法的方向？在唐以前，書法史的發(fā)展總與字體的演變伴影而行，六朝時期的主流字體是真、行、草三種今體字，而篆隸古體字已成為“過去式”。

清代同光以來，推崇北碑體，以與日益板刻模糊的“法帖”相頡頏，以至于浪隨風高，興碑與崇碑成為一股重要的潮流。但在東晉直至陳末，南方士人書寫的真、行、草書卻無疑代表著主流字體發(fā)展的最新方向。從晉明帝、王導、庾翼、王羲之、王獻之、王珉、羊欣、沈約等人的書跡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新興主流字體的形貌風格變化。

從這個角度講，經過去偽存真的《閣帖》書跡也是研究字體發(fā)展的主要材料。

《淳化閣帖》局部

二 書脈不斷

零星的書法材材之所以能夠具有“史”的價值，關鍵在于有脈相系。唐代以前，盡管在書法創(chuàng)作領域有著異彩紛呈的特點，但相關著述卻極少有書脈的整理。

在唐代，由于古代書跡材料的日益豐富與王羲之“書圣”地位的明確，對于書脈的梳理便活躍了起來——《書斷》《述書賦》《臨池訣》即是其中的代表。在王著編輯《閣帖》的過程中，盡管有不少瑕疵，但從綱目看，書脈卻是非常明晰。其脈有三：

1. 書藝生輝的基礎在于文字，文字是書法的基礎

故此，《閣帖》對于文字的創(chuàng)制者（倉頡），各種字體的創(chuàng)制者及典范風格的代表者（如史籀、李斯、程邈、漢章帝、張芝、鐘繇等），均作了一定的介紹。盡管這些書家的作品大多為后人偽托，但這并不妨礙我們理解王著甄選材料的基本思路。

宋拓本《淳化閣帖》 局部

2. “二王”書系的構建

在《閣帖》中，與“二王”一派有關聯(lián)的書家占據了絕大多數(shù)。這其中既有王氏的同宗與姻親，也有與“二王”書法學習及傳承相關的人物。例如，“歷代名臣法帖第二”列有晉侍中王廙五帖，在《閣帖》帝王與名臣收錄的作品中，這個數(shù)量可謂不少。

據王僧虔《論書》：“王平南廙，是右軍叔?！嫗闀x明帝師，書為右軍法。”所以王廙的出現(xiàn)，既與“法帖第一”中的東晉明帝司馬紹有了關聯(lián)，也說明了王羲之的書法淵源。在魏晉時期，衛(wèi)門書名絲毫不弱于王氏家族，在《閣帖》中列有衛(wèi)瓘、衛(wèi)恒和衛(wèi)鑠的法書，其中衛(wèi)鑠既是衛(wèi)恒的從女，又曾教授過幼年的羲之。所以衛(wèi)瓘祖孫三人的輯入，一則突顯了衛(wèi)門書法的實力，同時也點明了羲之的蒙學所自。

鐘繇書法的地位更是獨特，他不僅是“正書之祖”（見《宣和書譜》），也是漢魏書法南傳的鼻祖。據王僧虔《論書》：“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鐘、衛(wèi)，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鐘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后在右軍處?！?/p>

鐘繇《宣示貼》局部

一本《宣示帖》（此帖列為鐘繇法帖第一）即將鐘繇、王導與王羲之之間的書法關聯(lián)作了清晰的交代。在“歷代名臣法帖第三”中列有張翼，此人官職不高，僅為太守，這樣的職位與侍中、車騎將軍、中書令等顯官是不相齊等的，而且張翼也并非是聲名遠揚的高士（如太守山濤被輯入，因其為“竹林七賢”之一）。之所以有此殊榮，是因為他模仿王羲之書法“幾欲亂真”。

此外，在“法帖第三”“第四”中大量羅列了王獻之書風的傳人，諸如羊欣、孔琳之、王筠、沈約、阮研、蕭思話等，以此說明“二王”在南朝的延續(xù)與傳承。

明肅府本《淳化閣帖·歷代名臣法帖第三》局部

3. 唐代新書風的建立

學習書法晉與唐不可分離，二者在書法史上均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北宋時期，歐陽修等人即對唐人的書法成就作了高度的評價，在《閣帖》中這種觀念得到了確認。除唐太宗與唐高宗外，“法帖第四”中所列有虞世南、歐陽詢、柳公權等11位書家（薄紹之為南朝劉宋書家，《閣帖》誤置于唐）。

從這些書家的行草書風格劃分，可作兩類。一類是傳承六朝書風的，如虞世南、歐陽詢、陸柬之、褚庭誨等人，其中絕大多數(shù)書家為南方書脈傳人。如玄宗時期的褚庭誨，即以擅臨《十七帖》及《蘭亭序》名世。另一類則是唐代新書風的創(chuàng)建者。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局部

在11位書家中，褚遂良名列第一。褚體外具王羲之書風的清麗之美，內含北朝碑派書法的爍爍筋骨，他雖是歐虞的晚輩，但若從對唐代學書者的影響而論，卻是名副其實的“唐之廣大教化主”（見《書概》）。此外，李邕、張旭、懷素、柳公權均屬于大開新風的巨擘。

三 二王為則

《閣帖》既尊為“法帖”，即有為后世學書者取法示范的意思，在十卷中，王羲之占據了三卷，王獻之有兩卷，這足以說明《閣帖》以“二王”書法為準的重要觀念。“二王”父子在書法史上至尊地位的獲取，一方面與歷代帝王的尊崇密不可分，同時更因于二人的書法造詣和深遠影響力。

自從東晉以后，書評家們一直在為書法的發(fā)展尋求一個典范標桿和批評標準，如何做到“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正是人們孜孜以求的目標。單純的崇古，或是趨新，都有它的不足，只有做到融古通今才符合書法發(fā)展的大趨勢。

王羲之《行穰帖》局部（摹本）

從這個角度去看，王羲之的書法無疑是最理想的標準。其書深受鐘繇等古賢的影響，同時，王羲之又是新書風的倡導者，沒有他的倡領，中國書法的發(fā)展不會在東晉中后期出現(xiàn)一個嶄新的局面。因此，王羲之的書風是集“古”“今”書法優(yōu)點于一體的，他真正做到了“會古通今”，這一成就足以確定他在書史上的巨匠地位。

王獻之對于書法發(fā)展的貢獻可以用趨時與貴變加以概括。書法藝術的發(fā)展總是伴隨著時代的審美潮流，自“鐘張”至“二王”，只有引領時代審美的書家，他的書法才會得到大眾的追慕。如果說王羲之的書法貢獻是“會古通今”，力求一種博納與中和，王獻之書法的魅力即在于最大程度地反映并引領了當時的書法審美。

王獻之《新婦地黃湯帖》局部

劉宋虞龢《論書表》云：

夫古質而今妍，數(shù)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鐘、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于少，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

所謂“妍妙”即指時代的審美需求，王獻之敏銳地把握了時人對于美感的認知，并發(fā)展了這一審美潮流。后人評價他的書法具有“外拓”的特點，而這正是其“妍妙”特征的形式依托。這種美感得到了晉末以后南方學書者的廣泛認同，可謂“比世皆高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保ㄒ娞蘸刖啊杜c梁武帝論書啟》）

王獻之書法不僅繼承了父風，他的高明更在于強調書法的大膽變化，在《書斷》中記載了十五、六歲的王獻之對父親“改體”的直言勸諫，這便是王獻之的力量。從盛唐以后的書法文獻看，對于王獻之書法成就的認可與提升成為一股主流，之所以有此影響，不僅因為他是王羲之書風的嫡嗣，更在于他具有銳意革新的思路。所以，在《閣帖》中王獻之占據了兩卷的地位，這是絲毫不為過分的。

王獻之《廿九日貼》

學書須臨帖已成為共識，但臨帖的同時是否能夠讀懂法帖背后的文化信息則尤為重要，學習《閣帖》即需要具備這樣的意識。有時盡管鋒穎已禿，部件已移，但我們依舊可以通過目次編排明澈其中的條理。書為文事，千古不移，這也是本文撰寫的初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