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淳于長夏承碑》，或稱《夏承碑》，東漢建寧三年（170）立于河北永年。于宋代出土，原石久佚，現(xiàn)有明嘉靖重刻石立于此地。隸書在漢代發(fā)展趨于成熟，《夏承碑》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了明清書家與金石學(xué)家的關(guān)注，但由于此碑版本流傳甚多，真?zhèn)坞y辨，加之書手成迷，前人著述眾說紛紜，存在問題較多，也使得此碑更具魅力。筆者從版本流傳，翁方綱與許??考異對比，書手者誰，明代隸書發(fā)展四個方面進(jìn)行梳理研究，盡可能收集有關(guān)資料，總結(jié)考釋，以求達(dá)到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
　　關(guān)鍵詞：《夏承碑》；《兩漢金石記》；《古均閣寶刻錄》；明代隸書；文征明
　　一、刻石流傳經(jīng)過
　　《淳于長夏承碑》，又稱《夏承碑》，碑高267厘米，寬128厘米。圭首之上有暈二重，自右周于左，其左復(fù)有一重，篆額三行黑字。其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碑有穿孔。碑文為隸書，東漢建寧三年（170）立于河北永年。碑主人夏承（105-170），字仲兗，承有文德，累任縣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冀州從事等職，官至淳于長縣長，任職不足兩年便卒官，以示紀(jì)念，刊刻此碑。
　　關(guān)于《夏承碑》的著錄最早見于趙明誠《金石錄》：“碑今在?持藎?元?v年間因治河堤，得于土壤中。建寧，靈帝時年號也，距今千歲矣，而刻畫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漢碑二百余卷，此碑最完?！盵1]明成化十五年，廣平知府秦民悅發(fā)現(xiàn)此碑仆地府治后堂，乃起而樹之東隅，建“愛古軒”以覆之，但碑下截一百十字已為人剜剔掉。后嘉靖二十二年，因筑城為工匠所毀，越二年，知府唐?于漳州書院取舊拓重刻一碑置于亭中。碑文莫有楷書“建寧三年蔡邕伯嗜書”九字。其碑文十三行，行三十字，碑后有楷書四行，為唐?重跋：
　　右蔡邕書《淳于長夏承碑》在廣平府，承不知何許人。其仕與卒無當(dāng)于廣平。碑所自來莫可考究，永樂七年修，歲久踣仆，成化己亥前守秦民悅復(fù)建愛古軒以覆之，碑前有穿，疑所以受繩懸棺，而八分字奇古，信為漢物無疑。迨今幾七十年，海內(nèi)賞鑒?M石經(jīng)矣。嘉靖癸卯（1543）筑城之役，為工匠所毀，越二年余來守郡，索諸瓦礫間不獲，乃取模本臨石置亭中，余觀歐陽子《集古錄》至千卷，自以為多是碑錄所未載，然其時已云漢隸難得，況此后五百年獲見古人之完碑，乃不幸而淪毀，豈不深惜耶？今臨刻遒勁，不失漢風(fēng)骨，足作佳觀。它時興作者他山之石，何限豈以茲碑也哉。嘉靖乙已五月望，南昌唐?記。[2]
　　汪上湖云：“今在永年縣城內(nèi)漳州書院二門外，近有縣令曲阜孔君改名紫山書院?！盵3]文革期間《夏承碑》被砸成數(shù)塊，現(xiàn)存于永年縣文物保管所。
　　趙明誠所著述碑在“?持蕁保ㄋ未??持菔艉穎蔽髀罰?故治即今河北省永年縣城關(guān)鎮(zhèn)），夏承本人“君?M承，字仲?跡??|?R府君之?O，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⒌芤病保?《漢書?地理志》中曰：“?|?R：郡名。西漢高祖四年（前203年）置東萊郡，屬青州?！盵4]而夏承任命淳于縣長后卒官（淳于：縣名。漢代淳于縣屬北海郡，故治在今山東濰坊市），我們不禁要問，世代在山東的夏承為何死后其碑出現(xiàn)在河北永年縣？作為金石學(xué)家的趙明誠為何沒有提出如此明顯的問題，?持縈氪居諼藿尤樂?地，故歷史上不斷有人推測趙明誠見此碑為異地重立者。
　　二、翁方綱與許??考異比較
　　《夏承碑》的傳世版本現(xiàn)有兩種，一為明無錫華東沙真賞齋所藏，有清翁方綱鉤補(bǔ)并長跋，二為明丹陽孫仲墻藏本，后歸吳縣潘氏滂喜齋，現(xiàn)收藏于上海博物館。關(guān)于兩傳世本的經(jīng)過及其辨?zhèn)危迦宋谭骄V《兩漢金石記》和清人許??《古均閣寶刻錄》進(jìn)行詳細(xì)地考異辨析。
　?。ㄒ唬╆P(guān)于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的“五篇”考
　　翁方綱（1733-1818），清代書法家，文學(xué)家，金石學(xué)家，字正三，號覃溪，又號蘇齋，于乾隆時期考入進(jìn)士，后被命名為《四庫全書》纂修官，又擔(dān)任編修一職，任職期間，他與朱筠，錢大昕，桂馥，黃易等人常去琉璃廠書肆訪書，在金石學(xué)復(fù)興的乾嘉時期，翁方綱對于考據(jù)學(xué)、金石學(xué)尤為熱愛，《兩漢金石記》便是其著作之一。他著述了兩漢及三國時期的金石碑版，共收集碑版二百八十六通，時間跨度四百七十一年，體例完備，資料豐盛。其中關(guān)于《夏承碑》的著述，分別以《成化本上半段原石考》、《成化本闕一百十字考》、《都濠本闕四十五字考》、《真賞齋闕三十字考》、《嘉靖本又重刻考》五篇進(jìn)行考辨，現(xiàn)將自己觀點加以論述。
　　1.成化本上半段原石考
　　“予既于辛丑春得見吳門陸謹(jǐn)庭所藏宋拓本，借拓而祥考之，知是明錫山華中甫氏真賞齋最煊赫，有名之跡為謹(jǐn)庭跋于其后。越二年，謹(jǐn)庭復(fù)以計攜北上集話，予詩境軒語及是碑之妙，而是日宋芝山適以其友瑛君所藏一本相視，即成化本?！盵5]
　　翁方綱何以見得真賞齋本？又云：
　　“乾隆甲午秋（1774），桐城姚夢谷郎中以雙鉤本見示，中缺三十字，即梁瑤峰尚書所從雙鉤雕木之本。尚書自跋云是山陽吳山夫廣文從金壇王虛舟給事摹得者。至今戊戌（1778）夏，又從張晴溪吏部奔中得虛舟（王澍）雙鉤本，則此三十字具全。虛舟跋謂所見元拓，則何屺瞻、楊景西二本。所見雙鉤則畢既明、胡玉笥二本。詳玩虛舟之跋，畢既明鉤本即楊景西本，云缺字正與秦跋合，是下半未補(bǔ)刻以前本也。胡玉笥鉤本與何屺瞻本，則虛舟亦未言其同異，而其下云一百十字巋然竟完，以此度之，一似畢既明本，為缺一百十字者矣。然吳山夫《金石文存》云：‘《夏承碑》予得雙構(gòu)本于海鹽畢既明，后有豐道生跋，蓋從宋拓影摹者。中缺三十字，蓋猶在一百十字未缺之前者?！窳荷袝鴮嵢比?，其為畢既明本無疑，而何以王虛舟謂缺一百十字，乞虛舟之誤歟？予既先后并得二本摹存于度，又據(jù)洪氏《隸續(xù)〉》以原石行數(shù)、位置列為圖，并以今本圖附于后，而以今石說尤甚者，―記出，按其行列、考次、回目，是而知碑之先后原委，其為三本之同異亦可以了然無惑矣?！盵6]
　　翁方綱所見是吳山夫本，即楊景西，畢既明本，后有豐道生題跋。即華夏本（成化本），何屺瞻所藏是孫仲墻本，不幸地是，翁方綱從未見過此本，這也是他與許??辨?zhèn)尾划惖年P(guān)鍵。孫仲墻本歸吳縣潘氏。翁方綱將成化本與今廣平碑對證，發(fā)現(xiàn)其訛謬者有三：原石泐字，成化時?訛，嘉靖本因之以訛（共八十五字）；原石模糊，字畫不可辨，成化時甚訛而嘉靖本加之訛者（共二十三字）；成化本上截之字有略近模糊而嘉靖本訛者（共三字）。其余與建寧原石無少異。秦郡守疑因成化本下半截是重刻，非建寧原石，何義門、汪上湖提出質(zhì)疑。何義門認(rèn)為成化本為初翻，嘉靖時是再翻，然成化本只有下半截之?壞而非通體重刻。秦民悅見此碑仆于后堂，便樹之東隅。重立之事非重刻也。假使成化時已重立此碑，豈能在短短五六十年間（1479-1545）即下半截如此泐蝕之多，未免無法令人信服?；蛟S在成化之前，已有人將其重刻，不是不可能的。至于汪上湖之疑，“蓋本于顧南原《隸辯》其說秦民悅所見碑在`府治'，而無王文定（王惲）《秋澗集》云在`府學(xué)'，則成化時何得尚在府治？”[7]按《秋澗集》跋此碑“初未嘗指為在府學(xué)也，都南濠《金薤琳瑯》引《秋澗集》此跋，碑‘今在廣平府’，此句是南濠語，非《秋澗》語，上湖誤讀此文，遂謂《秋澗》時已在府學(xué)，疑因秦守所樹未必是原石，謬矣。元初此地仍曰‘?持蕁?，后乃升為‘廣平路’，亦無府字，至明代始有‘廣平府’之稱?！盵8]《秋澗集》何由廣平府學(xué)之語？ 　　2.成化本闕一百十字考
　　此成化本闕一百十字仍在碑下半截。分兩種情況，一是泐而未訛（共三十二字），二是泐而已訛（共七十八字），嘉靖重刻本改變其行次，而此一百十字又有考以原碑改正其訛者，而今人多見嘉靖本不得見成化本，其一百十字，不能知也。
　　3.都南濠本闕四十五字考
　　吳山夫云：“都太仆家本闕四十五字，謂是舊??。顧南原家本與都正然?！盵9]然顧南原所收為雙鉤本，卻未言闕字是某某。翁方綱通過考釋認(rèn)為都南濠所收為成化本，而顧南原所收為嘉靖雙鉤本。
　　4.《真賞齋》本闕三十字考
　　翁方綱云：“予既考定陸謹(jǐn)庭所收宋拓本即華氏真賞齋本或有疑者闕三十字，化行至十有恰三十字，正合嘉靖重刻本一長行字?jǐn)?shù)?！盵10]蓋以《隸續(xù)》考定其改易行次，由于今所見《夏承碑》多為剪裱本，整拓已難見。故推測是在裝界成冊時以每行五字，每頁六行為式，恰失去一頁，即是三十字。
　　5.嘉靖又有重刻本考
　　前述已知嘉靖本改易行次，此后翁方綱又見過數(shù)本嘉靖重刻本，皆非嘉靖原石。其遒勁已失，與原石大相徑庭。故較為可信的只有成化本（即真賞齋本）。
　　（二）許??《古均閣寶刻錄》考異
　　許??（1787-1862），字叔夏，號珊琳，浙江海寧人，一生活動于嘉慶、道光、咸豐時期。精金石文字，善書法，尤善書籍印刷。所刻書多手寫上版，力求精益求精。
　　《古均閣寶刻錄》刊于許??晚年，共一冊，書封面題“古均閣寶刻錄”六字篆文，下面“漢夏承碑”四字則為楷書，下署“樂恬散人許??書于吳寓齋”，下鈐“叔夏”“金石富翁”二印。[11]此本有許??敘言，自述其一生治金石學(xué)經(jīng)過和刊刻《夏承碑》的起因和動機(jī)。后有碑圖，即雙鉤《夏承碑》，碑文鉤摹十分精彩，線條細(xì)如發(fā)絲，筆力雄健。真可謂下真跡一等。碑圖后附有釋文與考釋，對于《夏承碑》各版本的文字異同進(jìn)行深入辨析。
　　許??所見舊拓有三：
　　一明無錫華夏中父藏本，闕化行以下三十字。末有豐人叔，楊景西二跋?？滴跷煨鐬楹瘟x門所得，乾隆間歸吳縣陸謹(jǐn)庭，辛丑攜至京師，翁覃溪為作跋語，嘉慶庚午余應(yīng)秋赴會垣識任和趙文學(xué)晉齋于竹崦?Q同觀此本，手摹一過。迄今又五十年不知流傳何所。一明丹陽孫仲墻本，前后有孫楨及仲墻印論，審細(xì)整張為未補(bǔ)時物，有殘缺?？滴鯐r藏曝書亭朱氏，后何義門獲于吳興書賈，旋屬長洲顧隨?C，未幾即佚，越六十年曾孫湘舟覆購得之。湘舟考后其字，文保從子武保以先世遺物珠去復(fù)還，守護(hù)惟謹(jǐn)。一汀州尹墨卿（尹秉綬）藏本，有周公暇跋，嘉靖己亥墨卿以詒陽曲張古愚，道光余奉差金陵偶得于陳某帖肆中見之。[12]
　　通過三本的比較，華本匡郭小而波畫瘦，尹本匡郭大而波畫肥，而孫本在不肥不瘦，恰到好處，且紙墨極佳，迨出土?xí)r精拓。又三本互勘孫本筆筆飛動，光采呈露，自是絕塵。華、尹兩本有形似而無神情，且有不相符合之處。他選擇將是碑三百五十八字與宋劉球《隸韻》對照比較，發(fā)現(xiàn)孫本吻合之處較多，并選其數(shù)字進(jìn)行考辨，驗證孫本為建寧原刻。
　　翁方綱和許??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進(jìn)行考釋，且又因翁方綱提出未曾見過孫本，更加使《夏承碑》的真?zhèn)螕渌访噪x，哪個版本較為可信，恐都有理，此碑遺留問題較多，同時也足以見得此碑之受歡迎程度。
　　三、書手之謎
　　因嘉靖重刻本后有“建寧三年蔡邕伯嗜書”而被誤認(rèn)為作者是蔡邕，而后多數(shù)人認(rèn)為其真實性。關(guān)于作者，現(xiàn)有著述幾條：
　　予嘗平心論之漢隸皆無書人姓名，何從得出于本碑者而信之乎？至于中郎之跡在東京最為有名，則諸碑中自宜多有其法，如中郎《隸勢》云：“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詭誕，靡有常制?！庇指]?U《敘書賦》，“啟戟??弧，星流電轉(zhuǎn)，皆與是碑相合?！崩铌柋拼吮c華山碑合，為中郎書未必皆無稽之談。[13]（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碑尾今有“蔡邕伯嗜書”，乃后人妄加。然內(nèi)稱夏君于建寧三年六月卒官，而是時伯嗜由橋司徒府出長河平入郎中，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dá)，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缺以俟知者。[14]（王世貞《?m州四部稿》）
　　古碑不提撰書人，或曰造此碑者。蔡中郎自云：平生作文，惟《郭有道碑》無愧辭，今《林宗碑》摹本尚在，未嘗署邕名也。惟《鴻都石經(jīng)》確為邕記，然《禮記》《公羊》諸碑后皆有堂溪典，馬匹繕諸臣名，則亦非一人手筆?！段髟廊A山廟》都元敬據(jù)徐寄海《古跡記》定為蔡中郎書?！断某斜酚姓鏁恍校平▽幦瓴嚏卟葧?，此后人據(jù)《汝帖》所增，諸家聚訟，但云非中郎不能作耳，亦無確證也。[15]（葉昌熾《語石》）
　　《熹平石經(jīng)》是蔡邕主持刊刻的一項工程，將儒家經(jīng)典用隸書刊刻上石，字體方正平直，中規(guī)中矩，因用于正定文字，所以在文字使用方面更加嚴(yán)格規(guī)范統(tǒng)一，避免文字混用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隸書發(fā)展到東漢已趨于成熟，史料記載公元170年，蔡邕被司徒橋玄征召為掾?qū)伲軜蛐翊鋈魏悠娇h長，又被召拜為郎中，在東觀校書，升任議郎。作為修養(yǎng)極高的蔡邕，《夏承碑》中文字混用現(xiàn)象較為明顯，出自蔡邕之手實為難過。同時以是碑為坐標(biāo)軸，對比前后十年漢碑，皆無《夏承碑》風(fēng)格獨特。
　　后人為彰顯某碑之重要，故多妄加于名人，蔡邕，鍾繇被冠之較多。中郎提出“筆軟而奇怪生焉”，運(yùn)用毛筆的屬性來表現(xiàn)出千姿百態(tài)的線條，而《夏承碑》所表現(xiàn)出的正是牛鬼蛇神，精彩飛動之勢。假使出自大家之手，在喪葬制度嚴(yán)格的漢代，作為紀(jì)功碑性質(zhì)的此碑怎能如此詭怪奇絕？恐有失妥當(dāng)。僅僅憑借九字落款而冠之以蔡邕，實屬不嚴(yán)謹(jǐn)。
　　四、由《夏承碑》看明代隸書發(fā)展
　　《夏承碑》流傳于明清，諸家題跋，贊賞有加：
　　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橘，蛇神牛鬼，龐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己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予由是始知為中郎之跡。（王惲《秋澗集》）[16] 　　夫八分書之流傳于世者，獨蔡中郎《夏承碑》。蓋言用篆之二分，兼隸之八分，是于二者之間別構(gòu)一體，《夏承碑》正用此也。其圓勻蒼古，可謂絕妙，后亦無有能繼之者矣。（何良俊《四有齋叢說》）[17]
　　既得平正，須追險絕，險非詭怪之謂，謂其大膽落筆，有辟易萬人氣勢，如此碑險極矣。然非具正法眼，定走入牛鬼蛇神一道。（吳世宣《愛吾廬題跋》）[18]
　　是碑在諸漢碑中獨具風(fēng)采，字體方正，筆畫勻稱，雍容大度，運(yùn)筆極富變化，以其具有代表性的藏鋒起筆，藏露方圓，抑揚(yáng)頓挫，舒展自如，上承篆籀，下開正楷，為古今一關(guān)戾。
　　魏時期的《上尊號奏》、《受禪表》無不受其影響。對比三者不難發(fā)現(xiàn)其用筆剛健遒勁，結(jié)體端莊凝重，章法嚴(yán)謹(jǐn)規(guī)矩，神韻渾厚樸茂。方筆斬截，豪邁縱逸，率直自然。漢魏隸書的發(fā)展是書法史的鼎盛時期，唐宋以降，日趨衰落，至清金石學(xué)的發(fā)展興起，隸書漸漸復(fù)蘇，篆隸的回歸成為一種風(fēng)尚。此外，《夏承碑》重刻于明代，加之明代其他出土漢碑，同時明代公私收藏的日漸完善，隸書的學(xué)習(xí)熱情更加高漲。
　　如果說王世貞是理論家，那么文征明便是實踐者。由文征明和祝允明領(lǐng)導(dǎo)的吳門書派是明代書法的中堅力量，吳門各家無所不通，各體兼善，尤以文征明隸書成就最高。文征明的隸書多見于書畫題跋與引首，以正文形式保存的是兩人合書《四體千字文》，篆隸兩體由文征明書寫，文征明師法漢碑，是明代隸書的受益者。
　　明清對于文征明隸書的評價：
　　隸古在明世殊寥寥，聞惟陳文東、文征明、文彭數(shù)人而已。（項元汴《蕉窗九錄》）[19]
　　書當(dāng)以梁鶴為第一，今有《受禪》、《尊號》二碑及《孔子廟碑》皆是。《孔子碑》是陳思王撰文，梁鶴書亦二絕也。蓋承中郎之后，去篆而純用隸法，是即隸書之祖也。今世人共稱唐隸，觀史帷則諸人之筆，拳局嫂縮，行筆太滯，殊不足觀。至元則吳春孟思、褚夾士文，皆宗梁鶴，而吾松陳文東為最工。至衡山先生出，遂迥出諸人之上矣。近時有徐遠(yuǎn)芳，亦寫隸書。一種惡札也。（明何良俊撰《四有齋叢說》）[20]
　　漢隸之失久矣，衡山尚不辮，自余可知。漢隸古雅雄逸，有自然韻度，魏稍變以方整，乏其蘊(yùn)藉，唐人規(guī)模之而結(jié)體運(yùn)筆失之矜滯，去漢人不衫不履之致已遠(yuǎn)。降至宋元，古法益亡，乃有妄立細(xì)肚、蠶頭、燕尾、鰲鉤、長椽、蟲雁、棗核、粗俗不入格，太可笑。獨怪衡山宏博之學(xué)四楞關(guān)、余鵝、鐵鐮、釘尖諸名色者，，精邃之識，而亦不辮此，何也？（王弘《石氏齋集》）[21]
　　明清兩代書家對于文征明的隸書雖意見不同，但在重新振作的明清書壇，需要一股力量引領(lǐng)他們前行，而文征明當(dāng)之無愧。當(dāng)代人學(xué)習(xí)書法時如何取舍，這是我們所應(yīng)該反思的。
　　【注釋】
　　[1]趙明誠.金石錄（卷第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3][5][6][7][9][10][13][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第十）《北海淳于長夏承碑》，臺灣國風(fēng)出版社，1789
　　[4][漢]班固.漢書?地理志[M].中華書局，1962
　　[8]宋濂.元史（卷一百六十七）[M].秋澗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11]孟憲鈞《許??和古均閣寶刻錄》。
　　[12]許??《古均閣寶刻錄》，國家圖書館。
　　[14][明]王世貞撰《?m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清]葉昌熾《語石》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宋濂《元史》卷一百六十七《秋澗集》，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一版。
　　[17][20][明]何良俊.四有齋叢說[M].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133
　　[18][清]吳世宣《愛吾廬題跋》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明]項元汴撰《蕉窗九錄》，《從書集成初編》1557（2）冊36頁，上海商務(wù)印書館，民國二十四至二十七年。
　　[21][清]王宏撰《砒齋題跋》，《中國書畫全書》8冊942一943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10月第l版。
　　作者簡介：李柯霖（1990―），女，漢族，吉林大學(xué)古籍研究所書法文獻(xiàn)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