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書論肇始于漢魏之際，經(jīng)過兩晉時期的發(fā)展，到六朝時期，形成了成熟的書法論著，奠定了中國古典書論的基本框架。漢魏六朝時期是中國書法文人化的自覺期，書法理論是這一時期書法文人化自覺的標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重視。

漢晉之際，文人思想十分活躍，三國時期曹丕《典論》作為古典文學批評史上較早的一篇專說，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夫文本同而末異”等思想，品評“建安七子”在文學上的成就，提出文學的價值、作家的個性與風格、文體、批評態(tài)度等問題，對后代影響甚大。西晉時期，陸機《文賦》作為文學史批評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統(tǒng)的文論，用“賦”的形式，對各種文體與風格進行闡發(fā)，比較細致地分析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過程，提出了文學理論史上的很多重要問題。魏晉時期形成的“玄學”，與文學藝術有著密切的關系。南朝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極盛，文學批評也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梁劉勰集大成的代表著作《文心雕龍》，其體例周詳，論旨精深，系統(tǒng)地討論了文學的基本原則和各體的淵源與流變，尤其是關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討論，揭示了藝術的基本規(guī)律和方法。漢晉南朝時期的文學批評，受《七略》《漢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思想影響很大，不僅使文體辨析更趨細致周密，而且各文體源流有自，對糾正當時寫作體例混亂、文體不明等弊病，起到了良好的指導作用。漢晉南朝的書論就在這一時期的文學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士族書家憑借書寫技藝顯示個人情性，以各種書體之美表情達性。實用的書體書寫與寄情雅興漸漸分離，人們運用各種文學手段表達對書體的贊頌和對書家的評騭鑒賞，如用“賦”“表”“啟”“狀”等體裁描述書體特征和書法之美。書法漸而成為文人寄懷托興的一種藝術，超越一般的技藝，有著獨特的審美價值。文人在書法賞鑒活動中不斷吸收文學藝術和傳統(tǒng)哲學的品評語言，逐漸形成了一套品評書風、論述書體、討論書藝的術語和相應觀念，到兩晉南北朝時期，形成了中國書學的原始概念和品評書法的基本內(nèi)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一時期書論文獻的現(xiàn)存基本篇目及其主要內(nèi)容作扼要的介紹，指出中國早期古典書論的主要價值和對后代的影響。

現(xiàn)存漢魏六朝時期的書法文獻，根據(jù)歷代文獻記載和著錄，主要篇目包括：

東漢時期四篇：許慎《說文解字·敘》、趙壹《非草書》、西晉衛(wèi)恒《四體書勢》中著錄的崔瑗《草勢》及蔡邕《篆勢》。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一收錄有《非草書》《草勢》《篆勢》三篇。

三國時期一篇：東吳皇象《與友人論草書》，《廣川書跋》卷七有著錄。

西晉時期四篇：《書苑菁華》卷三著錄成公綏《隸書體》一卷，《晉書·索靖傳》著錄的索靖《草書狀》一卷，《晉書·衛(wèi)恒傳》著錄《四體書勢》全文，《舊唐書·經(jīng)籍志》卷四十六和《新唐書·藝文志》卷五十七著錄衛(wèi)恒《四體書勢》一卷書目，《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楊泉《草書賦》一卷。

東晉時期四篇：《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劉劭《飛白書勢》一卷，《法書要錄》卷一著錄王羲之《自論書》、虞龢《論書表》，《晉書·王羲之傳》著錄庾翼《與王羲之書》，張懷瓘《書斷·上》和《書苑菁華》卷三著錄王珉《行書狀》。

南朝時期書論十七篇。其中宋三篇：《法書要錄》卷一著錄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卷二著錄虞龢《論書表》，《書苑菁華》卷十八著錄鮑照《飛白書勢銘》；齊三篇：《法書要錄》卷一著錄王僧虔《論書》、王愔《文字志目》，《南齊書·王僧虔傳》《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王僧虔《書賦》一卷；梁十一篇：《法書要錄》著錄有七篇，即蕭子云《論書啟》、蕭衍《觀鍾繇書法十二意》《答陶隱居書》、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庾元威《論書》、庾肩吾《書品》、袁昂《古今書評》，《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三篇，即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啟》、蕭綱《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蕭繹《上東宮書跡啟》，《書苑菁華》卷十五著錄顧野王《上玉篇啟》一篇；陳一篇：《法書要錄》卷二著錄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后》。北朝時期的書論兩篇：北魏江式的《論書表》和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雜藝》。

除了這些現(xiàn)在可以看到的篇目外，歷代著錄漢魏六朝的佚書也有不少。如《書斷》中著錄東吳張弘《飛白書勢》一卷，虞龢《論書表》著錄西晉衛(wèi)恒《古來能書人錄》一卷，王僧虔《論書》著錄東晉康昕《右軍書贊》，《南齊書·劉繪傳》著錄南齊劉繪《能書人名》，《初學記》著錄南齊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庾元威《論書》著錄南齊王融圖《古今雜體六十四書》，《南史·紀僧真?zhèn)鳌分浤淆R紀僧猛《飛白賦》，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著錄《逸少正書目錄》，南朝虞龢《論書表》著錄其還寫有《雜勢》一卷、《鍾張等書目》一卷、《二王鎮(zhèn)書定目》六卷、《羊欣書目》六卷，蕭子云《論書啟》言及其所著《論飛白》，《舊唐書·經(jīng)籍志》錄有蕭子云《五十二體書》，庾元威《論書》著錄梁阮孝緒《古今文字》三卷，《述書賦》著錄梁蕭綸所撰《書評》等。

秦漢以來，篆、隸、草、行、真等書體不斷衍變，文字數(shù)量不斷增加，書寫力趨簡速，到了東漢末期，書體逐漸走向成熟。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簡稱《說文》）是這一時期文字學的代表著作，敘中論文字起源、“六書”原理、先秦至新莽文字與書法的發(fā)展。書法以文字為素材，習字為書法的初階，習字必先識字，識字而能溯其本源，自能觸類旁通。許慎創(chuàng)立五百四十個部首，對其形、音、義作了詳細解說，試圖說明每個字為什么要這樣寫，找出字形與本意的關系，闡述其構形的原理。他以為，包括古文、籀文的篆體為漢字的本源。殷墟甲骨文發(fā)現(xiàn)后，打破這種傳統(tǒng)認識，通過甲骨、金文與《說文》部首互證，可對其篆形和說解作補正，有助于更好地利用《說文》。許慎在《敘》中揭示中國文字的象形意義，所謂“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并由突出“象形”引申出“書者，如也”的理論，開啟書法藝術由“形”至“意”討論的先河?！墩f文》流傳以后，戰(zhàn)國至秦漢文字形體混雜的現(xiàn)象逐漸得以克服和糾正。全書搜集了9353個小篆及1363個重文，是最豐富最有系統(tǒng)的秦系文字資料，對隸楷的演化起到了指導作用。

東漢時期書法名家輩出，對文字的發(fā)展、筆畫的運轉(zhuǎn)和書寫之美，均有自覺的認識和精深的造詣為世所尊崇。他們在筆法上或相互珍秘，或不肯輕易示人，但對書跡的頌贊、描述和欣賞，可見于這一時期的著述，如東漢崔瑗（77—142）《草勢》、蔡邕（133—192）《篆勢》《筆賦》、趙壹《非草書》等。

《晉書·衛(wèi)恒傳》全文收錄衛(wèi)恒《四體書勢》，于敘草書源流后引錄“崔瑗作《草書勢》”，這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一篇純粹談論書法藝術的文章，《草書勢》因衛(wèi)恒引用而流傳于世。他指出文字的產(chǎn)生，也就有了書法，形象描述了草書的產(chǎn)生、結體、用筆、勢態(tài)、呼應以及章法上的特色。如“方不中矩，圓不副規(guī)”“抑左揚右，望之若欹”“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技”等；又提出“志在飛移”“放逸生奇”的書法觀念，將書法從再現(xiàn)形象的造形特征上升為由形到意的抒情藝術，標志了古典書論對藝術審美的認識逐漸走向自覺?！恫輹鴦荨分小芭R時從宜”語，為漢末趙壹《非草書》一文所征引。崔瑗論書重“勢”，故名《草書勢》，后蔡邕《篆勢》、衛(wèi)恒《字勢》《隸勢》皆仿其法。其對“勢”的重視來源于哲學中的“自然”“形勢”的思想，進而轉(zhuǎn)到書學上的“體勢”“筆勢”中，后又發(fā)展為魏晉文論中的“氣勢”和“風格”。其效仿《周易》中“觀物取象”的方法，借助自然物象抒發(fā)感受，把書法鑒賞時的個人情感具體地表達出來，這種意象式的批評被廣泛運用到書法批評中，或狀書體，或論用筆，或言書勢，或贊風格，讓鑒賞者通過描述，來尋求書家的意趣和創(chuàng)作風格。蔡邕是東漢通才的代表人物，天文、歷算、音律、經(jīng)學、書法無不精通，著述甚豐，據(jù)《后漢書·蔡邕傳》其作品有一百零四篇，包括詩、賦、碑、誄、銘、頌、箴、表等。劉勰《文心雕龍·誄碑篇》云：“后漢以來，碑碣云起?！睎|漢以來流傳的碑銘多為墓志銘，其文體包括散文體序和結尾的韻體詩，蔡邕傳世有碑文多篇。衛(wèi)恒《四體書勢》謂“蔡邕作《篆勢》”也是相類的著述，《篆勢》也因衛(wèi)恒引用而被流傳。其說明篆書從象形文字而來，描述篆書字形，指出其審美價值。如“字畫之始，因于鳥跡，倉頡循圣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縱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斜趨，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等表達了蔡邕對篆書美的理解和認識。其強調(diào)掌握篆書是理解經(jīng)籍的先決條件，雖然其立足點是以弘揚經(jīng)義為要，但這些認識比許慎更深入地討論到書法的體勢、運筆和情性，有重要的價值。

除《篆勢》外，清人嚴可均輯校《全后漢文》卷六十九載蔡邕撰《筆賦》。此文描述毛筆制作、性能、功用及其表現(xiàn)教化的作用?！豆P賦》描述早期毛筆制作工藝，是書法史上關于書寫工具較早完整的記載。傳世的《九勢》被宋人陳思所輯《書苑菁華》第十九收錄，近人沈尹默有《漢蔡邕〈九勢〉釋義》等詳加詮解，但此篇實非蔡邕所作。

《非草書》的作者趙壹（約130—約185），著有賦、頌、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傳見《后漢書·文苑傳》。趙壹《刺世疾邪賦》是東漢諷刺文學杰出典范，他以率直鋒利的語言進行直率大膽的表達，這一風格，幾乎是賦體藻飾風格的對立面，其語言樸質(zhì)無華，到了東漢末年，這一風格變得普遍。《非草書》為趙壹雜文，繼承其寫賦的這一特點，收入唐代張彥遠所輯《法書要錄》卷一中，列為首篇，為存世完整的早期論書之作，也是書法批評史上第一篇重要文獻。他從儒家立場來看待新興的草書和學習草書的風氣，堅持文字為“經(jīng)藝之本，王政之始”，指出了漢末草書已經(jīng)走向非實用的藝術，全文結構嚴密，論述形象，證明書法在東漢后期有了自覺的表現(xiàn)。如果說崔瑗《草書勢》是從書法鑒賞角度來討論書法的審美本質(zhì)，趙壹《非草書》則從文化和社會的角度對書法的文化屬性和社會價值進行解析。

漢末西州風行草書，世人學草書如癡如狂，趙壹見此流風愈下，“反難而遲”的現(xiàn)象，大聲疾呼要扭轉(zhuǎn)這種風氣。在《非草書》中，他認為各人氣質(zhì)、個性、才能、學問皆有特點，強調(diào)書法中天資和學問的重要，“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丑，在心與手，可強為哉？”此論比曹丕的“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的看法還要早數(shù)十年。秦漢以后草書興起，應時趨捷，“務取易為易知”。杜度、崔瑗、張芝皆有超俗絕世的才華，博學余暇，游手于斯，造詣精深，時人效顰，“蓋伎藝之細者耳”。他稱贊這些書家的自然流露，認為其與當時矯揉造作的書寫是完全不同的。

皇象是東吳極負盛名的書家，工章草。他論草書講究筆、紙、墨的選擇，認為欲見“漫漫落落”之草書，需用“精毫筆”，“滑密不沾污”之紙與“多膠紺黝”之墨，同一時期曹魏書家韋誕強調(diào)“張芝筆、佐伯紙及臣墨”是書法創(chuàng)作的“利器”，漢代以來以筆、墨、紙、硯為代表的書寫工具不斷發(fā)展和完善，因此較之于前代這一時期的書家對書寫工具更為重視。運用好的工具進行書法創(chuàng)作自然“手調(diào)適而心歡娛”，從而收到“正可以小展”藝術效果。

晉代書論繼承漢代用華美辭藻描述書法形體的表達形式，以書體為篇名和題材贊書法之美，出現(xiàn)了如“用筆”“流美”“書勢”等概念。他們以“書體”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對象，表明這一時期書法已經(jīng)成為文人達情寄興的技藝，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西晉衛(wèi)恒《四體書勢》、成公綏《隸書體》、索靖《草書狀》、楊泉《草書賦》，東晉劉劭《飛白書勢》、王珉《行書狀》等這一時期的書論，注重對各體書法特征的形象描述和創(chuàng)作活動的討論，各種書法批評范疇也在其中得以出現(xiàn)和發(fā)展。

衛(wèi)恒（？—291）是西晉時期著名書家，官至黃門侍郎，其父瓘，弟宣、庭，子璪、玠皆有書名。《晉書·衛(wèi)恒傳》全文收錄了衛(wèi)恒《四體書勢》，分別敘述古文、篆、隸、草書的概況。全文分成四段，每段結束用韻語加以贊頌某種字體的形勢。有的是他自己的撰述，有的是引前人對這一字體形勢的贊頌。第一段贊頌表揚文字之“美”，如“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此段稱為《字勢》，應是衛(wèi)恒所撰。第二段自周宣王史籀作大篆，敘述到漢末蔡邕歷代書家承傳的統(tǒng)緒，后錄蔡邕《篆勢》。第三段敘述漢魏間字體演變與書家傳承，指出書體避繁趨簡的現(xiàn)象，如“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此段為《隸勢》，亦應為其自撰。第四段討論自漢興至章帝時期草書盛行一時的景象，文末收錄崔瑗所作《草勢》。

衛(wèi)恒在《四體書勢》中把書家的情性同自然進行有機地結合，突出“表意”在書法中的重要性。如“蓋睹鳥跡以興思也”“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fā)止無間”“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等，都體現(xiàn)中國書法由“象”而轉(zhuǎn)“意”的審美特征。

《隸書體》的作者成公綏（231—273）為西晉文學家，口吃而好音律，所作辭賦，為人推重。《晉書·文苑傳》中有傳。成公綏原有集，后散佚。明人輯有《成公子安集》，《隸書體》選自此中，《書苑菁華》卷三著錄。近人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卷五評其“文甚美，真晉人吐屬”?！峨`書體》盛贊“隸書”一體“適之中庸，莫尚于隸”，又云“規(guī)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描述了隸書書法的壯觀之美，文采華麗。文中還提到了“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的看法，可見“心”“意”已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論書范疇，是 “象”之上更高一層的審美標準。

西晉書家索靖（239—303），以其自身在書法上的實踐體察草書，較崔瑗時代更為深透?！稌x書·索靖傳》錄有《草書狀》，《佩文齋書畫譜》亦錄?！恫輹鵂睢窞橘x體，類似衛(wèi)恒引崔瑗《草書勢》，多以動物的矯健生動喻字的形和勢，如用“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蟲蛇虬蟉，或往或還”來形容草書的技法和變化。唐代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此篇。

西晉楊泉的《草書賦》用華麗的語詞對草書加以描述，認為“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并對杜度和皇象兩位草書家加以表彰。其中如“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fā)，似龍鳳之騰儀”等句文采優(yōu)美，形象生動。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四也著錄有此篇。

東晉劉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世說新語·言語》“庾稚恭”條注引《文字志》有傳。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其《飛白書勢》一篇，唐張懷瓘《書斷》亦有引?！讹w白書勢》贊頌飛白書體，“飛白之麗，貌艷勢珍”，韻文優(yōu)美。其中如“直準箭馳，屈擬蠖勢”“繁節(jié)參譚，綺靡循殺”等描述飛白一體的形態(tài)，辭藻華美。

東晉王珉（351—388）是王導之孫、王洽之子，唐張懷瓘《書斷》中稱“三世善書”?！端鍟そ?jīng)籍志》著錄《王珉集》十卷，《行書狀》或來源于此?！稌份既A》卷三著錄此篇?！缎袝鵂睢焚濏炐袝惑w的形態(tài)特征和藝術魅力，所謂“綺靡婉娩，縱橫流離”。

又評論名家，賞鑒筆跡。此文為東晉時期專門贊賞行書之作，表明此時行書自覺的審美觀念已經(jīng)確立，和古文、篆書、隸書、草書、飛白等書體共同構成豐富的書體審美內(nèi)容。

值得一提的是，傳為東晉衛(wèi)鑠所撰《筆陣圖》一卷也為歷代所重視。衛(wèi)鑠（272—349），世稱衛(wèi)夫人，東晉女書法家。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宋朱長文《墨池編》、南宋陳思輯《書苑菁華》卷一及明刊《說郛》均錄載，但作者說法不同?！斗〞洝肪硪活}作“衛(wèi)夫人”，唐孫過庭《書譜序》“疑是右軍所制”?！赌鼐帯奉}為“王羲之”，《書苑菁華》卷一題為“衛(wèi)夫人”。明楊慎《書品》以為“《筆陣圖》羊欣作，李后主續(xù)之。”近人余紹宋作《書畫書錄解題》列入偽托，很可能為南朝人所作。

《筆陣圖》是最早論執(zhí)筆、筆法、結字以及書法藝術實踐的論著。所列七條筆陣，又稱筆勢，是在真、行、草書盛行以后，書寫實踐經(jīng)驗累積而產(chǎn)生的書論。其中，對筆墨紙硯書寫工具的選擇，執(zhí)筆運轉(zhuǎn)要領的提示，均有具體明確的闡釋。對于書法，美、丑的鑒別標準，與謝赫注重骨法用筆的精神互通，所謂“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圣，無力無筋者病”。這給后來品評南朝時期各家法書提供了品鑒的原則。

書圣王羲之（303—361）書論散見于南朝、唐朝書論文獻及其尺牘中。如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虞龢《論書表》、南齊王僧虔《論書》等都有其論書文字。《法書要錄》卷一著錄的《自論書》輯錄其論書言論，在唐代已經(jīng)流行，是流傳至今較為可靠的王羲之論書文字，或為齊梁間人從王羲之遺墨中輯出，如“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雁行”，又“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為絕倫，其余惟是小佳”句在宋虞龢《論書表》中曾經(jīng)引及，《晉書·王羲之傳》中亦存此類論書語。

王羲之書論，極重“精作”與“書意”的結合，《自論書》中既有“吾盡心精作亦久”，又指出“須得書意轉(zhuǎn)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這和《蘭亭序》中所說的“因寄所托”“取諸懷抱”的思想是一致的，能體現(xiàn)其論書要旨。傳為王羲之《題衛(wèi)夫人〈筆陣圖〉后》《書論》《筆勢論十二章》《用筆賦》《記白云先生書訣》等流傳頗廣，雖多不可靠，仍有文獻價值。

南朝士大夫承“二王”遺緒，對書法有特殊愛好，書學論著漸而盛行，尤其對前代書家的成就高下，厘定品級，藻鑒精審，成一代風尚。此時文學如鍾嶸《詩品》、繪畫如謝赫“六法論”也有共同趨向。南朝皇帝亦多篤好書法，內(nèi)府收藏既豐，君臣隨時相與觀賞討論，或從整理內(nèi)府收藏編目而后上表說明各家書法成就，或應詔旨陳述自己對前代書法的觀感，漸漸建立起書法品評的標準。這一時期書學論著很多，著名的如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虞龢《論書表》、王愔《文字志》三卷、王僧虔《論書》、蕭衍《觀鍾繇筆法十二意》、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庾肩吾《書品》、袁昂《古今書評》等。

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篇目最早見于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王僧虔傳》，稱王僧虔“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據(jù)宋虞龢《論書表》最后有“臣見衛(wèi)恒《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是書或經(jīng)衛(wèi)恒、羊欣、王僧虔諸人先后輯錄加工而成。虞龢《論書表》、庾肩吾《書品》、張懷瓘《書斷》中有羊欣論書佚文?！恫晒艁砟軙嗣芬痪頌槭穫?，卷首有王僧虔奉敕進呈一啟，采錄自秦丞相李斯、趙高至東晉后期王獻之、王珉能書者凡六十九人，條列書家籍貫、朝代、師承、擅長何種書體、書事等，敘事簡練，為書家小傳之最早者。此書的價值還在于：他繼承了漢魏以來人物品藻的風氣，開啟了書家品評之風，對后代影響深遠。如論師宜官“嘗詣酒家，先書其壁，觀其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論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后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把書家的個性品格與書風相結合。又提出“骨勢”“媚趣”“肥瘦”“精熟”等具有審美內(nèi)涵的范疇，體現(xiàn)中國書法“書如其人”的深刻內(nèi)涵。

《論書表》作者虞龢為南朝宋余姚人，官中書侍郎。劉宋明帝時，奉詔與巢尚之、徐希秀、孫奉伯共同搜訪“二王”書跡。事成后于泰始六年（470）上《論書表》。表中敘述東晉、劉宋時期的書法事跡，如“二王”的書法事跡，謝安與王獻之關于“二王”父子書法的對話，“二王”書法流傳真?zhèn)危敃r搜訪名跡情形，“二王”書法的收藏、劉宋內(nèi)府所藏前代法書的情況以及書家講究的紙墨筆硯等。表內(nèi)對當時書法狀況作全面記錄，有書史的性質(zhì)。其中如論鍾、張、“二王”“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二王”“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等具有史家眼光，評騭精當。

南朝宋齊時王愔善草書，著有《文字志目》，《法書要錄》卷一收錄此目，原書未見。現(xiàn)存《文字志目》除《法書要錄》本外，還有《墨池編》本、《書苑菁華》本等?！段淖种灸俊贩秩恚暇砟繛楣艜N，后標注古今字學名家數(shù)量；中卷目標秦、漢、吳書家人數(shù)，列舉人名；下卷目標魏、晉書家人數(shù)，列舉人名。涉及書家有張芝、鍾繇、王導、謝安、王羲之、王獻之等人?！段淖种灸俊匪洉w包括草書、古文篆、行書、楷書、繆篆、隸書、小篆、署書、殳書等，是現(xiàn)存較早的書體著作，后有“古今小學三十七家，一百四十七人”與“書勢五家”，極見其重文字之學與書體的關聯(lián)，并注意到魏晉書勢論的傳統(tǒng)。因此，《文字志目》是了解南朝之前書體和書家的重要目錄文獻。

南朝齊王僧虔（426—485）善書，其《論書》一篇為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書啟，敘古今善書人，加以評議。此篇最早見于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王僧虔傳》，《法書要錄》卷一、《書苑菁華》卷十一均有著錄，但文字略異。《論書》上自漢魏張芝、鍾繇，下及南朝劉宋孔琳之等，共評論書家三十八人，凡三十條。王僧虔在《論書》中重筆力，強調(diào)“字體”與“筆勢”兩者的統(tǒng)一。如論王珉“筆力過于子敬”，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wèi)”“惟見筆力驚異”，評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評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疏”。書中還常提到“能”“妙”兩字，稱謝安、謝靈運“能流”，謝靜、謝敷“能境”，鍾繇之書“謂之盡妙”，孔琳之“未得盡其妙”，體現(xiàn)王僧虔論書家之獨到品格。

王僧虔還有《書賦》一篇，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王僧虔傳》記錄篇名，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四著錄。《書賦》受晉代陸機《文賦》的影響，既有“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創(chuàng)作準備的討論，又有“心經(jīng)于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創(chuàng)作過程的描述。作品要做到“風搖挺氣，妍孊深功”，體現(xiàn)“跡乘規(guī)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的統(tǒng)一。此書闡發(fā)了書家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和特點，明確“情”“思”的主導作用，總結了書法創(chuàng)作的若干特征，開孫過庭《書譜》之先導。

正如文學史學者研究指出的那樣：“蕭梁王朝代表了南朝文化成就的最高點。它的特點是一種異常健旺蓬勃的文化精神，強烈的文學史意識，對整理和詮釋傳統(tǒng)并進行創(chuàng)新的自覺的渴望?！绷何涞凼捬埽?64—549）開啟了南朝時期論書的新風氣。蕭衍善書，工草、隸、蟲篆諸體，所撰《觀鍾繇筆法十二意》為論書專文，見于《法書要錄》卷二，前一部分論筆法十二意，即“平，謂橫也；直，謂縱也；均，謂間也；密，謂際也；鋒，謂端也；力，謂體也；輕，謂屈也；決，謂牽掣也；補，謂不足也；損，謂有余也；巧，謂布置也；稱，謂大小也?！焙笠徊糠终搹堉?、鍾繇、“二王”書法，提出“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的主張，即書法之趣，常在筆墨蹊徑之外。又以鍾繇和王獻之為例，以“古肥”與“今瘦”論之，指出“古今既殊，肥瘦頗反”，這是從書法發(fā)展規(guī)律的角度進行討論。六朝人學書多宗法王獻之，梁武帝以為王羲之學鍾繇，而不提鍾繇，王獻之學王羲之，亦未提王羲之，特以鍾繇書法十二意來討論，愿學書者多取法乎上。所論“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痹诋敃r推重王獻之的風氣中有矯正之功，他提倡鍾、張古法與王羲之書風，為唐人尊羲抑獻之先河，有重要的書史意義。

梁武帝又有《答陶隱居書》一篇，論法書真?zhèn)蔚蔫b定和運筆結字的原理。主張書法要合乎規(guī)矩，“適眼合心”“肥瘦相和，骨力相稱”。以為骨肉氣勢諸端，終歸于“習”。他說：“程邈所以能變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之積也?！绷何涞壅摃毓し颉⒅匾?guī)矩，一方面體現(xiàn)了梁代重形式完美和人工雕飾，另一方面也是矯正魏晉玄學、弘揚儒道的體現(xiàn)。

南朝梁時陶弘景（約456—536）是一位著名的道教隱士，與梁朝皇室關系密切?！杜c梁武帝論書啟》共五篇，為陶弘景寫給梁武帝的書信，涉及法書鑒定和創(chuàng)作心得等內(nèi)容，唐人統(tǒng)稱為《論書啟》，是最早關于書法鑒定的專文。文中對“二王”書法的鑒定，和對張芝、鍾繇、“二王”書法的比較，均有個人見解。如論《樂毅論》云“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又論“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這些書論均有見地。

書法品藻最早、最系統(tǒng)嚴密的規(guī)范著作，當數(shù)南朝的梁庾肩吾（487—551）的《書品》。它與鍾嶸《詩品》、謝赫《畫品》一起成為南朝詩書畫品評的重要作品?！稌贰酚置稌氛摗?，以善真、草二體者，舉漢至南朝齊梁128人（實為123人），分為三等九品類例而評論其優(yōu)劣。前有總論，各品有分論，末尾總結數(shù)語。其篇首引言敘述字體沿革，后以“天然”“工夫”分“上之上”三人，張芝（伯英）、鍾繇（元常）、王羲之（逸少）；“上之中”五人，崔瑗（子玉）、師宜官、王獻之（子敬）、杜度（伯度）、張昶（文舒）；“上之下”九人：索靖（幼安）、皇象（休明）、衛(wèi)瓘（伯玉）、梁鵠（孟皇）、胡昭（孔明）、荀輿（長胤）、韋誕（仲將）、鍾會（士季）、阮研（文幾）。每一品級，先列書家名字，再品藻論書。如記張、鍾、王三家最有代表性：“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草圣；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庾肩吾以“工夫”和“天然”為論書標準，以上、中、下分品評等級，開后代神、妙、能品評的先河，也是漢魏以來人物品藻之風在書論上的反映。也為唐代李嗣真《書后品》、張懷瓘《書斷》、宋代朱長文《續(xù)書斷》、清代包世臣《國朝書品》等后來的品藻類書論專著樹立了典范。

南朝梁袁昂于普通四年（523）奉敕所著《古今書評》一卷，品評古今能書者從秦漢到兩晉時期二十五人，用魏晉人物品藻的方式比擬，加以評論，以才士、佳人、仙人、舞女、貴胄、寒乞、龍、虎、鵬、鷙、鳳、飛鴻種種動靜儀態(tài)，來描述各人書法的風神，使書法具有生命活力的動勢，進而尋繹出美惡的標準。如論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二十五人中，以張芝、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稱為“四賢”。末附普通四年書啟為品評書家文字。這種直觀、具體、形象的評論方法，對于揭示書法審美和書家的個性有重要意義。

南朝陳至隋代的僧人智永為王羲之七世孫，其《題右軍〈樂毅論〉后》一篇《法書要錄》卷二著錄，此篇為其論王羲之正書之心得。智永于南朝陳天嘉年間（560—566）始見《樂毅論》，隋初藏于己手，遂得以詳覽王羲之正書精妙處以為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智永曾有多種真草《千字文》傳世，秀潤圓勁，發(fā)其旨趣，對于傳承王羲之書風，貢獻極大。

除上述重要書論外，南朝時期的書論還有如南朝宋鮑照《飛白書勢銘》、梁顧野王《上玉篇啟》論書體；梁庾元威《論書》論書史；南朝梁蕭子云《論書啟》、蕭綱《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蕭繹《上東宮古跡啟》品評書藝等。北魏江式《論書表》論字體演變，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論當時字法使用情況，均為現(xiàn)存早期書論文獻中的重要內(nèi)容。

漢魏六朝書論是中國書學史的開創(chuàng)時期，奠定了后代書論的基礎，其主要價值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古代書論著述的門類基本形成

書法史上的第一部書法叢書為唐代張彥遠的《法書要錄》，輯錄了漢代以來至唐代的書論著作，大體以時間為序，未作專門分類。宋代朱長文《墨池編》根據(jù)書論的內(nèi)容分成八類，包括字學、筆法、雜議、品藻、贊述、寶藏、碑刻、器用。宋陳思《書苑菁華》把書論按文體分為三十二類，分別為書法、書勢、書狀、書體、書旨、書品、書評、書議、書估、書斷、書錄、書譜、書名、書賦、書論、書記、書表、書啟、書箋、書判、書書、書序、書歌、書詩、書銘、書贊、書敘、書傳、書訣、書意、書志、雜著。漢晉六朝時期的書論，每一篇的內(nèi)容或長或短，或單一或綜合，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書論文獻可包括文字書體、書法歷史、書法批評、書法理論、書寫技法、書法鑒定、書法著錄等內(nèi)容，奠定了后代書論著述的基礎。

前面提到，我國最早的字典東漢時期許慎《說文解字》在《敘》中對“六書”作了解釋，指出其是構成漢字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漢字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特點，還敘述了先秦至新莽時文字和書法的發(fā)展史，批評了當時人不懂古文，穿鑿附會，解釋經(jīng)義。這篇敘文是研究先秦兩漢文字學和書體的珍貴文獻。東漢還出現(xiàn)了歌頌毛筆的《筆賦》和以“書體”為題的《非草書》。到了魏晉南朝時期，賞鑒書體的文章則更為流行。如西晉成公綏《隸書體》、楊泉《草書賦》、索靖《草書狀》、東晉劉劭《飛白書勢》、王珉《行書狀》、南朝鮑照《飛白書勢銘》等。這類書論，把“書體”作為審美的內(nèi)容，贊美不同書體的形態(tài)，還通過對書體的贊美肯定書法家在書法創(chuàng)作中的創(chuàng)造力。在中國古代文論中，不重視描寫人物，而重視描繪自然景物，以期在抒情寫景時達到情景交融。古代詩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大抵都是從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來討論的，這一現(xiàn)象是我國古代前中期文論的一個特點，在早期“書體”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也是如此。

一部書法史，是書法家創(chuàng)造書風的歷史，兩晉南朝時期的書論有一類即是討論書法歷史和書家書風的。西晉衛(wèi)恒《四體書勢》中的四篇序敘述“四體”的源流，記敘書法的傳承、流派和書家書風，以書體為內(nèi)容，討論各體發(fā)展的歷史。衛(wèi)恒討論的古文、篆書、隸書、草書大體體現(xiàn)了這一時期書家對書體演變的認識。虞龢《論書表》保存了東晉、南朝時期的諸多史料，為研究早期書法提供了珍貴的文獻。此外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記敘了從秦代李斯到東晉王珉69人，對他們的取法、師承、書體、逸事作了記錄，是一部從秦至東晉的書法簡史。

漢晉南朝時期，不僅出現(xiàn)了如西晉衛(wèi)恒《四體書勢》這樣贊美書體而有書法批評性質(zhì)的文獻，還出現(xiàn)了較為完整的書法批評著作，主要集中在南朝時期。如王僧虔《論書》、蕭子良《答王僧虔書》、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袁昂《古今書評》、蕭子云《論書啟》、庾肩吾《書品》、蕭綱《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蕭繹《上東宮古跡啟》等，這些批評，或重鑒賞，或重書風比較，或重個人體驗識斷，方法不盡一致。最值得提的是，南朝梁庾肩吾的《書品》自成系統(tǒng)，借用“九品官人法”的品評方法來確定歷代書家的等級，品藻書家的優(yōu)劣，在書法批評著作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如梁庾肩吾《書品》中就有“敏思藏于胸中，巧意發(fā)于毫铦”提到書法創(chuàng)作中“敏思”和“巧意”，“胸中”和“毫铦”的辯證關系，對書法藝術進行理論概括。南齊王僧虔《書賦》提出的“跡乘規(guī)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重點強調(diào)了書法創(chuàng)作與個性的關系，總結書法形態(tài)與風格的特征，認為書家要達到“沉若云郁，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制方”的理想境界。他把“心”“氣”“形”“情”“思”“跡”“志”等概念運用到書法理論中，大大豐富了書法理論的內(nèi)涵。

書寫技法是書法獨立成為藝術的核心內(nèi)容，是人們在長期的書寫實踐中逐漸形成和總結出來的書寫方法和規(guī)則。南朝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總結出鍾繇書法的技法內(nèi)容，其中包括：“平，謂橫也；直，謂縱也：均，謂間也；密，謂際也；鋒，謂端也；力，謂體也；輕，謂屈也；決，謂牽掣也；補，謂不足也；損，謂有余也；巧，謂布置也；稱，謂大小也。”這些技法要領，包括用筆、字形、結構、章法等內(nèi)容，涉及到書寫技法的基本原理。在《答陶弘景書》中，他還提到：“運筆邪則無芒角，執(zhí)手寬則書緩弱”討論執(zhí)筆問題，“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疏則字形慢”討論用筆和筆勢問題。“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nèi)鉄o力”討論筆力問題。“少墨浮澀，多墨笨鈍”討論用墨問題?！耙謸P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郁；揚波折節(jié)，中規(guī)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討論書法技法之美。這些書寫技法原則的概括和提煉，在這一時期的書論中已有體現(xiàn)。

南朝時期，著錄書法藏品的著述也開始出現(xiàn)。虞龢《論書表》詳細記載了南朝宋內(nèi)府法書藏品的數(shù)量、裝裱和流傳情況，還分類抄錄《二王鎮(zhèn)書定目》六卷、《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是文獻中所見早期的書法目錄。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后》也是這一時期重要的書法著錄。

南朝時期，梁武帝與陶弘景關于法書的討論還涉及書法鑒定的內(nèi)容。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梁武帝《答陶隱居書》用書信的方式討論內(nèi)府的法書藏品，他們依據(jù)書跡的時代特征、書家風格等對法書交換意見，為后代鑒定法書提供了重要文獻。

漢魏六朝時期的書論文獻，內(nèi)容復雜，有些書論如虞龢《論書表》，既有書史的內(nèi)容，也有鑒定和著錄法書的內(nèi)容，蕭衍《觀鍾繇書法十二意》既是書法批評，又討論技法，很難歸類，我們只能根據(jù)文獻的主體內(nèi)容進行大體歸類，凸現(xiàn)其學術價值。

2.古代書學重要概念術語的出現(xiàn)和運用

兩晉以來，隨著書法創(chuàng)作活動的活躍和文學、哲學的發(fā)展，書論具備了一套基本而穩(wěn)定的術語和概念系統(tǒng)，或抽象加以概括，或以自然物象加以描述，或以感性經(jīng)驗進行描述，這類詞匯運用到書法中時，賦予了新的內(nèi)涵，象征和概括了書法藝術的某種特征?，F(xiàn)列舉這一時期出現(xiàn)的較有代表性的品評語匯加以分析。

東漢崔瑗《草勢》、蔡邕《篆勢》都以“勢”來論書。晉衛(wèi)恒《四體書勢序》亦用“書勢”一詞。古人論“法”之前，先討論“勢”。所謂“勢”，指字體與用筆的順勢，自然而然形成的貫通，是字體形成的開始，也是用筆之法的內(nèi)在必然。不同書體有不同的書勢，也有各自特定的內(nèi)涵。書寫者按筆順寫出字形，筆畫的結構、形態(tài)顯示其特有的“勢”，“筆”有用筆之“勢”，“字”有結構之“勢”，整篇相互生發(fā)，形成整體之氣象、氣勢。書家作書，點畫皆求筆勢。西晉書論中已經(jīng)開始討論“勢”：“（梁）鵠謂（邯鄲）淳得（王）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也?！薄按奘希ㄨィ┥醯霉P勢?！薄白忠疃泻茫瑒萜婢_而分馳。”南朝書論中，關于“勢”的描述更多：“字勢發(fā)于倉、史……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薄笆捤荚挄吣B綿，字勢倔強……（薄紹之書）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薄熬袆t乏勢?！?/p>

書家作書，重在有“勢”。從上述書論看出，“勢”是和字形、速度、連貫、性格等因素相關聯(lián)的最初的力量，也是中國書法藝術筆法生成與表現(xiàn)的意象所在。

《周易》中提出“立象以盡意”后，經(jīng)過文人的發(fā)揮，“意”成為哲學和文學藝術中的一個重要的概念。西晉時期的書論中出現(xiàn)了以“意”來論書的概念，和“象”相對應：“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薄翱贫辐B篆，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巧茲生?！蹦铣瘯r期，以“意”論書，超越了對“象”的關注：“鍾會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薄笆蛛S意運，筆與手會，故益得諧稱?！薄耙萆賹W鍾繇書，勢巧形拙，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薄皬埑螘?，當時亦呼有意?！?/p>

“意”與“法”，“心”與“手”，是中國古代書論中的重要范疇。點畫之間除了技法上的表現(xiàn)，而能傳達言所不盡的“意”，這是西晉至南朝時期書論對書法由技入道，由手及心的認識，注重內(nèi)心感受和人性的陶冶。

“骨相”一詞，早在漢代王充《論衡》中就有《骨相篇》，指出“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漢魏南朝時期，品藻人物亦多以“骨氣”而論，后引入到書畫品評中。東漢趙壹把人的“氣血”“筋骨”和“巧拙”“好丑”的書法聯(lián)系在一起討論：“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丑，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西晉時期的衛(wèi)瓘，以“骨”與“筋”直接論書法風格：“我得（張）伯英之筋，（衛(wèi)）恒得其骨。”南朝時期以“骨”論書的文獻更為豐富：

羊欣云：“胡昭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稿，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純骨無媚，純?nèi)鉄o力……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長成，而骨體甚駿快……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書論上的“骨”一詞，與“筋”“肉”“力”“氣”“體”等詞并用，既指其筆力、形態(tài)之美，又賦予其精神內(nèi)質(zhì)，是古代早期書論中重要的品評用語。羊欣、王僧虔把“骨”和“媚”來對舉，其內(nèi)涵涉及“文”與“質(zhì)”的范疇?！百|(zhì)”指的是“骨力”，“文”指的是“妍媚”。傳王羲之《用筆賦》所說“藏骨抱筋，含文包質(zhì)”，強調(diào)“骨”和“筋”、“文”和“質(zhì)”的統(tǒng)一。在文論上，鍾嶸《詩品》評曹植“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把“骨”的內(nèi)涵擴展到風格與內(nèi)容上。南朝齊謝赫《古畫品錄》中有“六法”之論，其中第二“骨法用筆”亦有同樣的含義，是用筆上的力感和壯氣。徐復觀認為《世說新語》卷中之下《賞譽》論“羲之風骨清舉也”，《品藻》第九論“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等，是形容某一人由一種清剛的性格而形成清剛而有力感的形相之美，當時把用在人倫鑒識上面的語匯轉(zhuǎn)用到文學、藝術上面?！段男牡颀垺わL骨》篇之“骨”也是由此而生，所謂“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文學、書畫上的“骨”和其人都是密切相關的。

“力”是和“勢”“骨”相連的一個詞匯，書法品評中多強調(diào)在筆畫中體現(xiàn)力度，南朝時期，“筆力”一詞多用來討論書法優(yōu)劣：

孟皇（皇象）功盡筆力。

《大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

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于子敬……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wèi)，并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yōu)劣，惟見筆力驚異耳……孔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guī)矩恐在羊欣后。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為得賞?！敝敛恢匮蛐溃酪鄳勚?。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這些關于筆力的討論，強調(diào)筆畫內(nèi)在之力，也是書法風格差異之所在?！傲Α币辉~，在南朝時期，常常和“骨”“勢”合在一起，體現(xiàn)書法之美。如梁武帝論書用“骨力相稱”，庾元威《論書》“骨力婉媚”，陶弘景論書“勢力驚絕”，這些都是由書法形態(tài)之力美產(chǎn)生的詞義，豐富了品評語匯的內(nèi)涵。

西晉時期，衛(wèi)恒《四體書勢·草書序》中論杜度草書時有“書體微瘦”一語，“瘦”字已經(jīng)用來品評書法。南朝時期，“肥”“瘦”“古”“今”多用于品評書法：“胡（昭）肥而鍾（繇）瘦?！薄霸Ｖ^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眾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肥”和“瘦”本是身體外形的表述，用于書法上，突出了字形之異處，又和“古”“今”結合在一起，形成“古肥”“今瘦”的說法，用于比較書風的變化，賦予了“同體異形”和審美上的意義。虞龢《論書表》中的“古質(zhì)而今妍，數(shù)之常也；愛妍而薄質(zhì)，人之情也”，這種“緣情”而求妍美，不重字內(nèi)含蓄筆力，是南朝宋、齊時王獻之書法地位超越王羲之的時代風氣使然。到了梁武帝時期這種風氣才有所變化，由妍而復質(zhì)，返古而歸真。其中的“質(zhì)”和“妍”和上面提到的“質(zhì)”和“文”一樣也是討論書風之變的重要語匯，在古代書論中一直被沿用，唐孫過庭《書譜》中曾以“質(zhì)以代興，妍因俗易”語論之。

南朝人物品藻風氣反映在文藝上，文學以“初發(fā)芙蓉”比“錯彩鏤金”，書論上則以“天然”與“工夫”作為評鑒標準，出現(xiàn)專門詞匯?！疤烊弧笔俏簳x名士阮籍所說的“自然”，是先天的融天地萬物之美，超脫俗世之美，非人力之所能成?！肮し颉笔呛筇斓?，是書家必備的基本能力和技能的積累。王僧虔《論書》載：“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

“孔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王僧虔論書是首重天然之美的。虞龢《論書表》載羊欣評張芝書云“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亦強調(diào)天然在書法中的重要性。庾肩吾《書品》曾比較張芝、鍾繇、王羲之三人的書風：“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草圣；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p>

庾肩吾運用“天然”和“工夫”一對論書品評語匯，把這列為“上之上”品的三位書家作了比較，張芝以工夫勝，鍾繇以天然勝，王羲之在“工夫”與“天然”之間，求得中和之美。

除上述重要品評詞匯外，漢魏南朝時期還出現(xiàn)許多有價值的品評用語，如東漢時期的“神”“妙”“善”“好丑”“工拙”，西晉時期的“方圓”“規(guī)矩”“絕勢”“工妙”“磥硌”“勢和體均”“異體同勢”，東晉時期的“壯杰”“精熟”“精密”，南朝時期的“筋”“骨”“妍妙”“楷式”“體勢”“驚覺”“盡妙”“綿靡”“凌厲”“勁媚”“鮮媚”“精新”“精巧”“委曲”“臃腫”“濃纖”“沓拖”“體用”“綿密”“雄贍”“遒越”“意疏字緩”“勢巧形密”“宛轉(zhuǎn)妍媚”。此外，這一時期也產(chǎn)生的學用類術語在后代書法理論中也時有出現(xiàn)，如東漢時期的“振波揚撇”“輕筆內(nèi)投”“抑左揚右”“絕筆收勢”，西晉時期的“抵”“押”“拂”“振”“按”“挑”“橫”“縱”“牽”“繞”“抑揚”“結體”“作文”“毫芒”“點??折撥”“掣挫安按”，南朝時期的“平”“直”“均”“密”“鋒”“力”“輕”“決”“補”“損”“巧”“稱”“摹”“拘”“放”“字形”“字勢”“筆力”“運筆”“執(zhí)手”“點掣”“值筆”“觸勢”“點畫”“波撇”“書法”“筆道”“下筆”“筆體”“筆勢”“結字”“殺字”“弱毫”“陋墨”“毫铦”“橫牽豎掣”“濃點輕拂”“流紈體素”“揚波折節(jié)”等。這些品評和學用類的術語是構建中國古代書法理論體系的重要內(nèi)容，通過發(fā)掘這些術語的內(nèi)涵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書法藝術在不同時代的審美特征。

3.早期書論和文論、畫論等一起，構成中國早期古典藝術審美的基本內(nèi)容

漢晉南朝時期的書論，和這一時期的文論、畫論、樂論等一起，逐漸概括了中國民族的藝術經(jīng)驗，自成體系，運用了一套獨特的范疇，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構成早期古典藝術審美的基本內(nèi)容。關于審美體驗到美的形式的轉(zhuǎn)化，胡經(jīng)之先生認為，審美體驗產(chǎn)生在內(nèi)心，看不見，摸不著，而要形之于外，就要使審美體驗轉(zhuǎn)化為意象，使意和象相融，甚至還要在內(nèi)心展開意象活動，各種意象相互作用，連結為一個復雜的意象世界。這是意象在內(nèi)心的創(chuàng)造。這種意象的創(chuàng)造，同時又轉(zhuǎn)化為形式的創(chuàng)造，藝術家必須使用一定的物質(zhì)材料作為符號（語言的或非語言的），以一定的方式構筑成美的形式，以體現(xiàn)那個內(nèi)心營構的內(nèi)心意象，意象世界。而這種美的形式的創(chuàng)造，需要有高超的技藝。書法正是這種審美活動中的一門重要藝術形式，它的發(fā)展，使早期古典藝術的審美范疇豐富起來，如美、丑、肥、瘦、動、靜、形、神等，這種藝術美具有特殊的內(nèi)涵，這種內(nèi)涵在東漢趙壹《非草書》、東晉王羲之《自論書》、南朝齊王僧虔《論書》《書賦》、梁袁昂《古今書評》等早期書論中得到體現(xiàn)。

早期書論中，蔡邕《篆勢》、王僧虔《論書》、袁昂《古今書評》等品評以“意象”設喻的手法很可能影響鍾嶸的《詩品》，繼而其后的庾肩吾《書品》又有多方面仿效《詩品》的撰寫模式，可見這一時期書論、文論是互為滲透、互相影響的。在“品賞”書法的過程中，直接體悟到藝術的意味和內(nèi)蘊，有感而發(fā)，乘興評說。這種品評運用的范疇，從審美中產(chǎn)生，又和書寫的感性密切聯(lián)系。其“體悟”中又蘊含了理性，并非離開了書寫活動而形成的孤立的抽象。這種具體書寫和感受中獲得的品評、理論和鑒賞的論述，和中國古典文藝學的整體趨向是一致的，與感性、具體的創(chuàng)作活動相結合，又超越感性具體，把握藝術的內(nèi)蘊，發(fā)展形象思辨的多種方式，如藉象論義、比擬喻示、整體感悟、象征意會等內(nèi)容。

從感性具體出發(fā)，上升為藝術抽象，又返回到具體，經(jīng)過概念、判斷、推理的演繹分析，綜合了藝術的多樣性，呈現(xiàn)出對藝術的整體認識，這是中國古典文藝學的基本思維路數(shù)。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對“文”作系統(tǒng)的理論概括，東晉顧愷之“傳神”論，南朝宗炳《畫山水序》“暢神”論，王徽《敘畫》“明神降之”論以及謝赫的《古畫品錄》提出“六法”的品評原則等，和中國古代書論一樣都體現(xiàn)了這樣的特點。

漢晉以來的人物品藻的盛行，把人物分成三級九品，延至魏晉，設有“九品中正制”，朝廷以此為選拔人才的標準。這種人倫品鑒理論的產(chǎn)生，影響到文藝領域，南朝時文藝品評風行一時，產(chǎn)生了多門藝術的專門品評著作，如齊梁間鍾嶸的《詩品》、梁庾肩吾《書品》、謝赫《古畫品錄》、沈約《棋品》（已佚）。這一時期文藝品評的特點，一是分品評論。如謝赫分“六品”，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均以三大品、九小品品詩論書。一是審美評介的擬人化。受到人物品藻的影響，文藝品評中出現(xiàn)了借用人物品藻的方式和術語，延續(xù)人物品藻的審美取向。謝赫《古畫品錄》中的“氣韻”“骨法”，袁昂《古今書評》中對各家書法的討論，都是書法品評擬人化的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