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盛是明代有名的忠臣，也是才華橫溢的才子，他的意見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利，也不能說是由于愚蠢所致。他的缺點和錯誤，第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dāng)時的士大夫所存在的普遍的缺陷與偏見。這些偏見的影響之深之廣是驚人的。

中國歷史上常常有這樣一些人，他們一方面熟讀孔孟之道，一心報效國家，而另一方面又頭腦僵化，教條、機械、片面地去看待問題。在面對復(fù)雜問題的時候，他們簡單化的做法，雖然出自一片丹心，但卻使得國家喪失了以更好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機會，給人民帶來了嚴重的危害。明朝處理俺答求貢的前后經(jīng)過，就是這一現(xiàn)象的真實寫照。

俺答求貢的失敗

俺答汗是明朝中后期蒙古右翼土默特萬戶的首領(lǐng)。他在繼承父兄基業(yè)的基礎(chǔ)上，東征西討、戰(zhàn)功顯赫，逐漸成為了蒙古右翼三萬戶實際上的盟主。自從明朝建立，元帝北逃以來，明朝與北方蒙古族之間的關(guān)系一直不大穩(wěn)定，時戰(zhàn)時和。南北方之間正常的貿(mào)易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單一的原始畜牧業(yè)使靠其為生的蒙古族人民陷于極端困境，再加上生齒日繁，用度日增，手工業(yè)極不發(fā)達，日用品“必資內(nèi)陸以為用”。在當(dāng)時，要想得到漢地的物資，只有兩個途徑。一是貢市貿(mào)易這種和平的方式，另一種就是搶掠。在北元朝廷瓦解之后，蒙古人早已喪失了進取中原的雄心，他們對漢地唯一的期盼就是得到那里的物資。對他們來說，朝貢和打仗都是獲取物資的手段，哪種成本低而收獲高，就用哪種。

俺答明智地作出了選擇——求貢，當(dāng)然，如果求貢不成，還是要來搶的。在他當(dāng)上“索多汗”并控制了蒙古右翼諸部之后一次又一次地伸出了橄欖枝。然而，答復(fù)他的，卻不是友誼的擁抱。

嘉靖20年秋（1541），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貢請求。廷議期間，俺答待命塞外，頗作出了一些和好的表示，他邀請明軍邊防軍官一同歡宴，又嚴懲了以前搶掠過漢人衣糧的部下，并將搶來的東西全部歸還。邊臣們的意見是：同意俺答通貢的請求有益無損，就算擔(dān)心俺答事后不講信用、再來犯境，只要不放松邊防就是了。奏章送到北京，兵部傾向于同意邊臣的意見。然而，這個廷議的結(jié)果卻被嘉靖皇帝打了回來，勒令再議。于是兵部的調(diào)子立刻來了個180度大轉(zhuǎn)彎，大談“虜多詐，其請貢不可信……唯以大義拒絕之，則彼之奸謀自沮?！被实劭戳酥簖堫伌髳?，批示說：“務(wù)選將練兵，出邊追剿，數(shù)其侵犯大罪，絕彼通貢?！卑炒鸫笈?，“遂大舉內(nèi)犯”，下石嶺關(guān)，掠太原，殺死了明朝的總兵丁璋等大將，“邊患始棘”。

嘉靖21年閏五月，俺答再次宣布停戰(zhàn)，派石天爵去大同請求通貢。結(jié)果，石天爵被明廷凌遲處死，傳首九邊。俺答知道這個消息之后極其憤怒，“遂不待秋期，即以六月悉眾入寇，大掠山西”。此后類似的故事又重復(fù)了好幾次，大概都是俺答遣使求貢，被明廷斷然拒絕。有的使臣剛到邊境，就被明軍殺了冒功，有的運氣好一點，得到了明朝邊臣的支持，但無論如何也過不了朝廷那一關(guān)。

終于，到了嘉靖29年6月，俺答率領(lǐng)所部數(shù)萬精兵進犯大同，以伏擊戰(zhàn)殺死了素以驍勇著稱的明總兵張達和副總兵林椿。宣大總兵仇鸞嚇得惶惶不可終日，竟以重金賄賂俺答，讓他去攻別的地方，不要來打宣大。俺答于是移兵東向，進犯薊鎮(zhèn)，于8月16日大破古北口明軍入塞，并于當(dāng)日進抵密云，次日又進至通州，分兵掠昌平，前鋒直抵北京城下。這是明朝自開國以來，北京第二次被圍，史稱“庚戌之變”。而這次明朝的準備卻比“土木之變”時更糟，既沒有于謙這樣的大臣主持全局，各鎮(zhèn)的勤王兵馬也只來了5萬，遠遠趕不上當(dāng)年北京保衛(wèi)戰(zhàn)時的22萬。好在俺答此來只是為了向明朝逼貢，順便搶些東西，并沒有要拿下北京城的打算。著名奸相嚴嵩對這件事看得很清楚，他說：“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可隱，（虜）飽將自去，惟堅壁為上策?！惫?jié)制諸路兵馬的平虜大將軍仇鸞對此心領(lǐng)神會，他帶兵離著蒙古軍遠遠的，放任蒙古軍四處搶掠，自己也派人殺些老百姓來冒功，同時派人和俺答聯(lián)絡(luò)，“許貢市以自安”。俺答果然沒有攻城，而是將一個俘虜?shù)奶O(jiān)放回北京，讓他帶回了要求通貢的文書。面對著兵臨城下的蒙古騎兵，嘉靖皇帝終于采納了徐階的建議，一方面要求俺答退出塞外再進行通貢談判，另一方面加緊召集勤王兵馬，鞏固北京防務(wù)。俺答飽掠數(shù)日之后，感覺心滿意足，同時也看到通貢的要求不可能馬上實現(xiàn)，便率軍撤走。這時仇大將軍才集合部隊，跟在蒙古軍后面假裝追擊。誰知俺答竟中途改變撤退路線，一掉頭恰好碰到明軍，蒙古軍一個沖鋒，明軍大敗，仇鸞僅以身免。俺答則揚長而去。

俺答返回塞外之后只過了幾個月，就在嘉靖29年12月派出使者赴大同塞求貢。有了庚戌的教訓(xùn)，加上仇鸞與嚴嵩的支持，嘉靖皇帝終于決定開發(fā)馬市。這時，任兵部員外郎的楊繼盛上書反對，提出開馬市的“十不可，五謬”，遭到皇帝的痛斥，被下獄打了一頓，貶為狄道典史。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xiàn)象，著名的奸臣支持開馬市，而著名的忠臣則反對開馬市。乍一看仿佛開馬市還真是件傷天害理、喪權(quán)辱國的大壞事。然而，對待歷史不能簡單地給以臉譜化的評價，實踐才能最終證明真理究竟站在哪一方。

嘉靖30年4月25日，俺答期待已久的馬市終于在大同開市了。此后，明朝又先后在宣府、延寧開放了馬市。在不長的時間里，就從蒙古部落中易馬近萬匹，而許多漢地生產(chǎn)的生活物資也順暢地流入蒙古。一時間，和平的曙光出現(xiàn)在北方的地平線上。然而，雙方已經(jīng)互相仇殺了近半個世紀，對于突然來到的和平都有些不太適應(yīng)。在蒙古方面，有的人還沒有徹底拋棄搶掠的惡習(xí)，由于政權(quán)組織不夠嚴密，俺答也很難立刻約束住所有部眾，做到絕對的秋毫無犯。在明朝方面，皇帝和大臣們本來就只是把通貢作為一個緩兵之計，一有風(fēng)吹草動，隨時準備再關(guān)閉馬市。而且也還有大批楊繼盛那樣的“忠臣”“直臣”在不住口地反對通貢。這就使得馬市很難持續(xù)下去。果不其然，在大同馬市剛結(jié)束的五六月間，俺答的一些部眾就在從明朝叛逃的白蓮教徒肖芹的誘導(dǎo)下，侵擾了大同左右衛(wèi)。俺答對此深為愧疚，于7月初將肖芹執(zhí)送大同，請求繼續(xù)貿(mào)易。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小插曲，成為了明朝君臣們“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理論的大論據(jù)?；实壅倩亓酥鞒竹R市的史道，宣布拒絕與在大同邊外帶著大批牛羊準備互市的俺答進行交易。俺答看到馬市再次被關(guān)閉，于是在11月間又開始了對明朝的侵擾。嘉靖皇帝則于次年下令關(guān)閉所有馬市，并且嚴令再有請開馬市者斬！一線和平之光終于又被戰(zhàn)爭的陰云所湮沒了。

在此之后，戰(zhàn)爭又繼續(xù)了將近20年。雙方的仇恨一天比一天加深，死疙瘩越系越緊。和平是不是真的就沒有希望了呢？人們?nèi)f萬沒有想到的是，最終解開這個戈登結(jié)（GordianKnot）的，居然是一次桃色事件。 
和平的到來

關(guān)于這次桃色事件的起因，歷來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其中最流行的一種是這樣的：俺答平素鐘愛的孫子把漢那吉聘了鄂爾多斯部落的三娘子為妻。三娘子“貌美似花，仿佛一個塞外昭君，天然嬌艷”，竟然讓俺答為之一見鐘情，奪了過去。把漢那吉一怒之下，逃奔明朝。這是隆慶四年（1570）九月的事情。
把漢那吉的投奔讓苦等和平契機已久的明朝君臣如獲至寶。宣大總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撫方逢時聯(lián)名上奏，要求接納把漢那吉，并以此為契機，爭取與俺答通貢，實現(xiàn)和平。他們在奏章中根據(jù)可能出現(xiàn)的不同情況，提出了三策。如果俺答以和平方式請求明朝放回把漢那吉，則以此為籌碼，要求俺答交出自明朝叛逃的白蓮教眾趙全等人，放回被掠人口，與明朝通貢，建立長期的和平關(guān)系，此為上策。如果俺答興兵犯境，強行要人，“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然后再努力向上策靠攏，此為中策。如果俺答跟把漢那吉已經(jīng)恩斷義絕，不來索要，就讓把漢那吉統(tǒng)領(lǐng)蒙古叛眾，在邊境駐扎，作為明朝的屏藩，如同東漢的南匈奴，待俺答死后，就讓把漢那吉回去爭奪汗位，引發(fā)蒙古內(nèi)亂，此為下策。然而不管上中下哪一策，對明朝都是有益無損的大好事。

道理雖然已經(jīng)說得很清楚了，但朝廷上還是有大把大把的人轉(zhuǎn)不過彎子來。廷議中大臣們吵得不可開交。然而，這已經(jīng)不是20年前了。當(dāng)國的不再是嚴嵩和仇鸞，而是高拱和張居正。這兩位明朝后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早已洞悉了通貢的優(yōu)越性。張居正詳細論述了通貢的“五利”，高拱也將遣返、收叛、封貢和開市這四個環(huán)節(jié)作為一個全盤的戰(zhàn)略考慮。他將遣返和收叛作為事件的上節(jié)，將封貢和開市作為下節(jié)，指出“然須有下節(jié)，則上節(jié)方為完美”。另一個不同的是隆慶皇帝雖然談不上特別賢明，但終究不像他父親那樣剛愎自用。他最終接受了高拱和張居正的建議，一錘定音：“外示羈縻，內(nèi)修守備”——同意通貢開市。

形勢的發(fā)展與王崇古設(shè)想的中策十分相像。俺答首先在趙全等人的挑唆下興兵進犯，索要孫子。王崇古和方逢時一面指揮部隊堅守各城堡，不給蒙古軍以可乘之機，另一方面派人與俺答談判。告訴他：戰(zhàn)事一起，把漢那吉就性命難保了，而只要事件和平解決，俺答就可以重新見到自己的孫子。更重要的是，使者表明了明朝希望和平、同意通貢的意愿，只要俺答撤軍、交出叛逃的趙全一伙，約束部眾，不再犯境，就可以封貢、互市，實現(xiàn)雙方多年來和平的夢想。俺答同意了這個建議，敞開了和平的大門。

和平的意向既成，后續(xù)步驟就緊鑼密鼓地展開了。俺答表示對明朝臣服，而明朝則封俺答為“順義王”，封把漢那吉為昭勇將軍、指揮使，送回給俺答，并給其他60多名蒙古貴族加以封賞。俺答交出了趙全等為害明朝北疆多年的叛徒，并承諾約束部眾，永不犯境。明朝則同意在邊境多處開設(shè)馬市。一方是實現(xiàn)了數(shù)十年來的心愿，另一方是消除了一個心頭大患，一時間除了被午門獻俘、傳首九邊的趙全等人外，長城內(nèi)外的人民皆大歡喜。整個事件從把漢那吉歸降到事件解決、和議達成、趙全等被獻俘闕下，總共只用了3個月零3天。

當(dāng)然，事情并不都是這么愉快的，否則俺答求貢也不會遇到這么多的波折了。雙方的心中都還有顧忌，留了后手，但也都盡量地維持著和平的局面。明朝雖然開放了馬市，但仍堅持對蒙古的“武器禁運”。只有綢緞布匹糧食這些純民用物資才能無限制的進行交易。為了怕大批入貢的蒙古使者造成事端，明朝甚至不準蒙古人進京朝貢，只準在邊境進行貿(mào)易。張居正（高拱不久后去職）也絲毫沒有放松國防建設(shè)，他制定了東攻中防西撫的戰(zhàn)略：西部在不放松防御的同時，盡量維持與俺答部的友好關(guān)系，從而騰出力量增援中部與遼東；在中央的薊鎮(zhèn)，用戚繼光為總理，深溝高壘，牢牢守住北京的門戶；在遼東用李成梁，對土蠻和女真主動出擊。不過數(shù)年之間，明朝北部的邊防形勢就出現(xiàn)了決定性的好轉(zhuǎn)。就是在“主撫”的西線，張居正也充分認識到了局勢的復(fù)雜性。張居正一方面嚴令將士不得啟釁，另一方面對蒙方可能的挑釁行為也做好了應(yīng)對的準備。與嘉靖皇帝截然不同的是，張居正指出“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開其自新之路”，只要對方釋出善意，就恢復(fù)貿(mào)易。他還富有遠見的指出要做好其他蒙古族首領(lǐng)的工作，以便在俺答將來去世之后，還能將和平局面繼續(xù)保持下去。

和平就這樣在雙方疑惑的眼神中開始，并繼續(xù)下去了。后來也出過好幾次類似嘉靖三十年那樣的雜音，但雙方都明白和平的可貴，采取自我克制、互相諒解的態(tài)度，終于沒有再像上次那樣開和平的倒車。萬歷十年（1581），張居正與俺答先后去世。但他們的后來者——桃色事件的主角三娘子和明朝的萬歷皇帝與大學(xué)士們還是勉力將和平的局面繼續(xù)維持了下去，一直持續(xù)了40多年。通過近40年的求貢，終于換來了40多年的和平。這40多年的和平成為了明朝270多年歷史，甚至是中國2000多年歷史上，漢族與游牧民族關(guān)系史中最燦爛的樂章。

俺答求貢的故事到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我們的思考卻不能就此止步。一件好事為何如此多磨？40年的和平竟然要用40年的戰(zhàn)爭去換??？高拱和張居正是如何的苦心積慮，要通過把漢那吉事件達到和俺答通貢和平的目的，然而，四十年前，這樣的機會曾經(jīng)多少次就擺在他們的先輩面前，唾手可得，卻被白白丟棄。這是為什么？難道和平真的就不能早一天來到嗎？

楊繼盛們的戰(zhàn)爭和平觀

嘉靖30年開放馬市的時候，時任兵部員外郎的楊繼盛上書堅決反對，提出開馬市的“十不可，五謬”。這位楊繼盛是明代著名的敢諫忠臣，他的意見可以比較典型的反映出明朝士大夫們反對通貢的原因，而較少受到個人私利的影響。

楊繼盛的奏章大體歸納起來是這樣的：俺答是個惡棍，蒙古是劣等民族，我們堂堂中國不能跟他們交往；俺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不可以相信的；而且既然已經(jīng)開打了、斷絕了來往，就不能和談、恢復(fù)來往，否則就是朝廷失信，會很沒有面子；另外，和平會打擊大家的打仗積極性，會荒廢國防建設(shè)；不可七說互市會顯示朝廷膽怯，引發(fā)盜賊；還有，馬市開放時間長了，會因為買馬而耗盡國家的財富。除此之外，楊繼盛還提出了反駁贊成開市派的“五謬”。一謬說要鞏固國防就不要和談，既然要準備硬的一手，就不必搞軟的了；二謬說既然不打，要馬何用？而且俺答這種狡猾的韃虜也斷斷不會賣好馬給我們的；三謬說開貢市要花很多錢，是一大損失；四謬說貢市不能讓所有蒙古人都滿足，總會有不滿足的韃虜再來搶劫；五謬說我們打擊韃靼侵略者是正義戰(zhàn)爭，是應(yīng)戰(zhàn)，不是求戰(zhàn)，沒有啥不祥的。

無獨有偶，20年之后，張居正又專門論述了通貢的“五利”。我們不妨再將這篇開市派的代表著作拿出來，與楊繼盛的比較一下，看看究竟誰是誰非。

張居正說“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fù)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diào)援，可省行糧數(shù)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答以為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眾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愿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shù)萬之眾，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虜運將衰，其兆已現(xiàn)。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板升即指叛逃蒙古的白蓮教徒)

比較楊繼盛和張居正的觀點，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們的核心分歧就是要戰(zhàn)還是要和的問題。楊繼盛認為只要“發(fā)明詔選將練兵”，就可以戰(zhàn)而必勝，“竿俺答之首于藁街”，比之在他看來“喪權(quán)辱國”、“勞民傷財”的互市要好得多。張居正則大力突出了和平的諸多好處，雖未明確進行比較，但顯然認為和比戰(zhàn)要好得多。其實，自明朝開國，元順帝北逃以來，蒙古就一直是明朝北邊的心腹大患。想要一勞永逸、一網(wǎng)打盡，談何容易？明軍北伐，興師動眾，補給線長達數(shù)千里，后勤極為困難，常常是糧草已盡而尚未看到敵人的蹤影。而一朝班師，蒙古人就跟了回來，說不定明年就會再來襲擾。在俺答與明朝的多次交鋒之中，明軍敗多勝少，北京城都一度被包圍，何談“竿俺答之首于藁街”？

明朝還有個戰(zhàn)與和的利害權(quán)衡問題，俺答那里同樣有這個問題。只是在搶掠的成本高而收益少的情況下，俺答才會數(shù)十年對和平通貢孜孜以求。如果明朝真的邊防盡馳了，那么俺答說不定也就要改主意了。而且蒙古部落并非只有俺答一家，其他人是否也能夠自我約束、以和平取代戰(zhàn)爭，甚至于俺答的部眾是否都能為俺答所約束，放棄搶掠，這都是尚未確定的問題。因此，在“外示羈縻”的同時，必須“內(nèi)修守備”。這個問題其實楊繼盛和張居正都注意到了。然而，他們所給出的答案卻截然不同。在楊繼盛看來，戰(zhàn)與和是完全矛盾的，只能取其一，要么就打到底，要么就徹底投降。而張居正卻不這么看，他并沒有將戰(zhàn)與和完全對立起來。在空間上，他實行東攻中防西撫的戰(zhàn)略，對不同的蒙古部落采取不同的政策對待。在時間上，當(dāng)蒙古人違約時，他立刻停市絕賞，嚴厲以對。而當(dāng)蒙古首領(lǐng)“悔罪乞哀”之后，他就予以寬大，重開貿(mào)易，恢復(fù)和平。戰(zhàn)與和這兩個矛盾的事物在張居正手里實現(xiàn)了近乎完美的統(tǒng)一。而楊繼盛的觀念則被事實所駁倒，顯得那么僵化迂腐。

楊繼盛擔(dān)心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長期的和平會不會自然的導(dǎo)致“馳懈兵事”，放松國防。應(yīng)該說這個疑慮雖然看起來有其道理，但在事實和邏輯面前也是站不住腳的。張居正時代的經(jīng)驗表明，和平并不一定導(dǎo)致國防的松懈。一方面，東線仍然戰(zhàn)事頻頻，從西線節(jié)約下來的物資被送到那里，加強了的明軍在李成梁的指揮下主動出擊、屢戰(zhàn)屢勝，打出國威和軍威。另一方面，基本上也平安無事的中線在戚繼光的統(tǒng)領(lǐng)下，也在不斷加強邊防，使得明軍在薊鎮(zhèn)一線的防御固若金湯。這充分說明了和平的條件下也是可以搞好國防建設(shè)的?？偟膩碚f，相對太平的張居正主政期間，明朝的國防建設(shè)較之烽火連天的嘉靖年間要好得多。搞好國防并不一定需要不停的打仗，而不斷打仗的時候，國防也不見得就能搞得好。而且，從邏輯上來講，國防的目的是為了和平，可楊繼盛卻主張為了國防而放棄和平。這不是本末倒置了么？居安思危是沒有錯的，但是為了“思?！倍艞墶鞍病?，那就荒唐了。

楊繼盛們的經(jīng)濟觀和民族觀

除前文所提，楊繼盛的其他觀點也反映出了他的迂腐和短視。他認為既然已經(jīng)下詔打仗就不能再講和，否則就是有失體面和威信?？墒牵y道國家的政策是制定了之后就永遠不再更改了的么？說和平就是示弱，難道要顯示不“畏怯”，就要把戰(zhàn)爭無休止的打下去？何況當(dāng)時明軍在軍事上并不占優(yōu)勢，莫非屢戰(zhàn)屢敗的朝廷更能讓“盜賊”“懾國威”么？至于他提出的兩條經(jīng)濟上的反對意見，更說明了他根本不懂經(jīng)濟。他認定了貢市就是給俺答送錢，就是拿中國的民脂民膏去填韃靼的無厭之欲，以茍且偷安。在他看來，蒙古得到的，就是明朝失去的，從來就沒有想過世界上還會有“漢韃兩利”這樣的事情存在。朝貢貿(mào)易，由于明朝采用“厚往薄來”的政策，給與賞賜的價值常常高于貢物的價值，明朝是會吃點虧。但這樣的朝貢通常數(shù)年才有一次，每次也只允許十幾、幾十個使者來貢，貿(mào)易額是很小的，遠遠談不上什么大損。更何況后來隆慶通貢時，明朝還不準俺答派人進京進貢，只準在邊境交易，則連這筆小開支也可省下了。但同時，和平的到來，使得明朝的邊民再無戰(zhàn)亂之苦，可以專心發(fā)展生產(chǎn)，軍費開支也可大大削減，這個好處是極大的，張居正將其列為“五利”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可楊繼盛卻視而不見。至于邊境上的馬市交易，乃是你情我愿之事，交易的價格必然是會使雙方都得利的公允價格。若真是由于交易額過大，鬧得明朝布帛都不夠用了，交易價格必然會變化以反應(yīng)這種供需變化的情況，布帛價格會上漲而馬價下降，交易額也會隨之變化，怎么可能會出現(xiàn)“十年以后，帛將不繼”的情況呢？時人記載萬全馬市中“賈店鱗比；各有名稱”，“南京羅緞鋪、蘇杭綢緞鋪、潞州綢鋪、漳州帕鋪、臨清布帛鋪、絨線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很明顯，這些商鋪大都是私人經(jīng)營的，有利即來，無利即走。這更說明了馬市交易是一種能夠讓雙方都有利可圖的公平交易，而不是給韃靼送錢的一邊倒買賣。楊繼盛出身典型的封建知識分子家庭，接受儒家正統(tǒng)“重本抑末”的教育，以農(nóng)為本，視工商為末，因而不懂得商業(yè)創(chuàng)造價值的道理，所以就曲解了馬市。值得一提的是，力主開馬市的宣大總督王崇古和他的外甥吏部侍郎張四維都出自山西商人家庭，其家庭參與過邊境貿(mào)易，也許正是這一背景，幫助他們正確的理解馬市在經(jīng)濟上的意義。

至于楊繼盛說的明朝是應(yīng)戰(zhàn)而不是求戰(zhàn)，是韃靼在襲擾明朝而不是相反，因此明朝進行的是被迫的、正義的戰(zhàn)爭，“何佳也”。這條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理。在整個戰(zhàn)和過程中，明朝基本上都是扮演著一個被動的角色，來打的是韃靼，要通貢的也是韃靼。戰(zhàn)爭并不是明朝挑起的，從明朝的角度來看，自己是多么的無辜啊。然而，楊繼盛有沒有試著從俺答、從蒙古人民的角度來看過這個問題呢？他們迫切的需要漢地的物資，可明朝卻拒絕和他們交易，那他們該怎么辦？除了搶掠，還有別的出路嗎？當(dāng)然，從道德上來說，需要漢地的物資并不能成為對漢地進行搶掠的正當(dāng)理由。但是，“國”際政治并不是由這些高調(diào)的道德來決定的，當(dāng)蒙古人民落到連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維持的時候，他們是不會做那種寧可餓死也不掠略的君子的。所以，戰(zhàn)爭實際上可以說是明朝絕貢的政策逼出來的?？墒牵瑮罾^盛的雙眼卻看不到這些，他大概根本就不屑去看看長城北面人們的情形……

楊繼盛是明代有名的忠臣，也是才華橫溢的才子，他的意見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利，也不能說是由于愚蠢所致。他的缺點和錯誤，第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dāng)時的士大夫所存在的普遍的缺陷與偏見。這些偏見的影響之深之廣是驚人的，文人們就連寫小說的時候都不忘要諷刺一下那些靠做買賣來祈求和平的“奸臣”們。他們將愛國主義曲解為一味的強硬政策。認為戰(zhàn)才是愛國，和就是賣國，任何形式的妥協(xié)讓步都是屈辱。第二，機械式的簡單邏輯。他們認為戰(zhàn)與和互相矛盾，只能選擇其一，而不能折中，也不能軟硬兼施，搞兩手抓。對手要么是完全可信的，要么就是完全不可信的。任何一點風(fēng)吹草動，都會被他們當(dāng)作“賊寇之性詐變無常”的論據(jù)，徹底否定整個和局。第三，零和定式。在他們看來，韃靼所得就是大明所失，從而認定“互市者，和親別名也”，將互利互惠的馬市看成是給俺答送錢而求茍且偷安。以他們的邏輯來看，在戰(zhàn)爭中得不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若是得到了，那么必定是付出了別的更大的代價。他們不能夠理解什么是互利互惠、什么是“漢韃兩利”―或者用今天的時髦詞匯來說，就是“雙贏（win-win 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