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上午，“美麗長沙·我的家——外國人眼中的長沙”系列主題活動正式啟動，啟動式后，湖南大學著名湖湘文化專家李兵教授，向外籍人士講解了長沙歷史文化和湖湘文化精神，并進行了交流互動。

以下是講座部分內容摘要。

湖南無論在面積，還是人口都不是中國最大的省份，經(jīng)濟也不是最發(fā)達的。長沙在中國的省會城市中也不是經(jīng)濟最好、最漂亮、最適宜居住的，尤其是大家在長沙生活之后能夠感受到長沙的氣候，想冷就冷，想熱就熱，但是這個恰恰就是湖南或者長沙這個省份、城市的特色所在，也恰恰是這樣的條件、地理構成了特色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既可以表現(xiàn)在湖南人的語言上，也可以表現(xiàn)在湖南人的性格方面，還可以表現(xiàn)在湖南人的為人處世方面。湖南人為什么會這樣呢？我們可以從文化的角度來找到一些原因。

其實國外對于湖南人早就有關注，這一本書是2007年哈佛大學出版的《湖南人與中國現(xiàn)代化》，是哈佛大學一名教授寫的，他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尤其關注到了湖南人和湖南對于中國現(xiàn)代化的影響。那么湖湘文化為什么會形成？

首先湖湘文化的形成與其自然地理有一定的關系。我們從湖南省的地圖上能看到，北邊是洞庭湖、是長江，從古代來說，湖南人要越過洞庭湖、跨過長江是一件困難的事，所以在古代，湖南人很少向北方發(fā)展。湖南東部是羅霄山，南部與廣東接壤，是五嶺，西邊跟貴州、四川、重慶接壤，湖南基本是被圍住的封閉內陸省份。生活在這里的湖南人還要遇到湘資沅澧四條江，把湖南分割成了五大塊。古代湖南人要跨國這幾條江也是很困難的。大家現(xiàn)在看到的橘子洲大橋，這是湘江有史以來第一座橋，1972年才建成。也就是說在1972年以前，湘江上沒有一座橋。毛澤東是第一師范的學生，他經(jīng)常坐船或者游泳來到岳麓書院，那么就遇到一個問題，衣服怎么過來？他是用油紙把衣服包裹住，一只手舉著衣服、一只手游泳。

所以說，這些江河對于古代湖南人來說，是重重阻隔。不僅是江，湖南多山，能用于耕種的土地比較少。婁底紫鵲界現(xiàn)在在攝影師的眼中是很美麗的，但是換個角度，對于當?shù)剞r民來說，這里不是漂亮的，因為要耕種這樣的土地是很困難的。所以，湖南的地理環(huán)境閉塞，耕種的土地貧瘠，這是湖南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

在湖南的地理環(huán)境里面，生活著怎樣的湖南人呢？主要是移民。我們的土著幾乎都在現(xiàn)在湖南湘西、貴州、廣西、廣東。由于戰(zhàn)爭的影響，湖南在秦漢時期，也就是公元前3-2世紀時期，出現(xiàn)了第一次人口遷移。原本生活在湖南的土著，由于工具的落后，被從北方、中原地區(qū)遷來的漢族人趕走。第二次是在南宋時期（12世紀），有北方戰(zhàn)亂，大批的有文化、有錢的人逃到了南方，提高了湖南地區(qū)的人口素質。此后在元朝末年（14世紀末）、明末清初（17世紀中葉）再次因為戰(zhàn)亂，使得外地人口遷入湖南。大量移民既引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質，又帶來了新的人種血緣基因，有力地促進了湖湘文化的發(fā)展。所以湖南在歷史上是個移民居多的省份。

那么、湖南自然地理和人口特點的直接影響是，使湖南形成勤奮、拙樸、倔強、篤實的民風，即“蠻”的性格，用長沙話來說，就是“霸蠻”。我覺得大家生活在湖南，尤其生活在長沙，這兩個字大家一定要學會。

湖南人不僅有這些民風，他們更多的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在北宋，依托岳麓書院傳播到了湖南，湖南人一方面保存下了民風、，儒家也帶來了儒家的價值觀、精神追求、以及對于世界的看法。這兩者結合起來，使得湖南人在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慢慢地在中國歷史上發(fā)揮出大作用。

這些人表現(xiàn)出來的是湖南人一種獨特的精神，這種精神我們歸納為以下幾個：

一、無所依傍的獨立性。湖南人具有獨立不羈、不肯調和、不輕易服人、無所依傍、浩然獨往。

這張照片拍在1897年，里面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湖南人——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他是一個巡撫、也就是省長的兒子，他沒有像其他子弟一樣選擇做官，他選擇參加了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改革，即1898年清末的“戊戌維新”，他參加這項改革之后才做官。這項改革我認為有受到日本明治維新影響，想實行君主立憲制度。譚嗣同參加的這次改革，在完全沒有希望成功的時候，日本人找到他和另外兩個參與改革的同伴，想為其提供政治庇護，避免清朝政府抓他們處死。但是譚嗣同拒絕了，他認為中國到現(xiàn)在還沒有因為改革而犧牲的人，他說，“我不走，我要為變法而死”，表現(xiàn)出他的獨立性。

二、敢為天下先的創(chuàng)新精神。湖南人能與時俱進，不斷吸收、勇于創(chuàng)新，在歷代都表現(xiàn)出敢為天下先的創(chuàng)新精神。

這一點我還是以岳麓山書院學生、歷史上長沙人為代表。魏源是岳麓書院學生，他的偉大之處在于，首先提出中國人應該像西方學習。以前中國人總覺得自己是天朝，不需要像西方學習。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影響了很多中國官員。比如發(fā)起鴉片戰(zhàn)爭的林則徐，以及另一名岳麓書院學生曾國藩。曾國藩在中國開辦了第一所近代化學校，他還與人合作派遣年紀很小的留學生到美國去。這些留學生生活在美國家庭里，從小學、初高中一直讀到大學。魏源之后還有一個郭嵩燾，他是湖南湘陰人，（湘陰在古代屬于長沙），也是岳麓書院學生，他曾經(jīng)是中國第一個駐外公使。應該說，湖南人向西方人學習是走在前列的。 

三、堅忍不磨的頑強精神。自強不息、堅忍不磨、不畏艱險的精神，這種精神“數(shù)千年古風未改”，從先秦到近代相沿不變。

這種精神我稱之為霸蠻精神，與儒學聯(lián)系在一起，在知識分子身上表現(xiàn)尤為顯著。我們以曾國藩為代表，他在岳麓書院學習之后再去做官，他成為晚清以來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學家，他留下的《曾國藩全集》，字數(shù)超過一千五百萬字，這在古代中國官員中是極為罕見的。所以一方面他是名知識分子，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出湖南人霸蠻精神，他在與太平軍的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出打硬仗打死仗、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精神。

四、追求功業(yè)的經(jīng)世致用精神。經(jīng)世致用是中國儒家的思維方式，更是湖湘文化的突出特征。

湖南人的經(jīng)世致用精神是基于對現(xiàn)實生活的追求，與湖湘學派密切相連。湖湘學派講求個體真實存在，要求滿足個體的需要，使得他對現(xiàn)實生活有具體的追求，經(jīng)世致用在湖南更多地表現(xiàn)為愛國。近代以來，湖南為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作為自己的神圣使命，并且煥發(fā)出一種勇于獻身的奮斗精神。比如黃興，他是湖南長沙人，他把自己畢生精力都投在辛亥革命上，他對于中華民國的建立有著非常大的貢獻，直到現(xiàn)在他的墓地還保留在岳麓山上。他可以是說是湖南人經(jīng)世致用精神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