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與“眾”密切相關(guān)，“群”本身就有“眾”或“眾多”的意思?！秶Z·周語》講：“人三為眾?！薄吨芏Y·大宗伯》說：“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闭怯捎凇叭骸迸c“眾”相通，以至于形成了“群眾”組合詞，代表“許多人”“眾人”。古典文獻存在“群眾”一詞的使用現(xiàn)象。例如，《荀子·勸學》：“群眾不能移也?！薄妒酚洝ざY書》：“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蓖醢彩厄輰W記》：“尚可以鼓舞群眾，使有以異于后世之人?！边M入20世紀，“群眾”與“人民”“大眾”等范疇基本同義。

    先秦儒家不乏“眾”的論說，某種意義上發(fā)展了一種“眾論”?？鬃拥摹氨娬摗睒O富特色、意涵深刻，集中體現(xiàn)了先秦儒家特有的群眾責任觀念。荀子不但提出了“群眾無門”“群眾不化”“欺惑愚眾”等論斷，還從性偽之辨角度指出了圣人與大眾的區(qū)別在于“圣人之所以同于眾，其不異于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荀子·性惡》），也闡明了成人的德操是“權(quán)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荀子·勸學》）。

    儒家視野中，為政者的群眾責任觀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則主張愛眾?？鬃又鲝埲收邜廴?，這其中必然包含著對百姓、對民眾的愛。為此，孔子對弟子提出了孝悌、謹信和泛愛眾等責任倫理要求。對于孟子來說，愛眾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就是“與眾同樂”。他認為，“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而在“與人樂樂”中“與少樂樂”又不如“與眾樂樂”（《孟子·梁惠王下》），由此體現(xiàn)了對廣土眾民的愛民責任承當。

    二則強調(diào)濟眾。在回答子貢關(guān)于“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可不可以稱為“仁”的問題時，孔子說：“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保ā墩撜Z·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真正的仁者能夠做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如果廣泛地給予人民以好處，又能接濟廣大的民眾，不僅屬于仁者，甚至可以說已經(jīng)達到了圣人的境界?？鬃舆@里對仁的詮釋，包含著對仁者要愛民濟眾的政治道德要求。

    三則倡導得眾。在與弟子教學過程中，孔子不但指明了“仁”為“愛人”和“知”為“知人”，而且闡明了真正的智慧之人應當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對此樊遲不理解，孔子弟子子夏解釋說：“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保ā墩撜Z·顏淵》）舜湯之所以擁有天下，就在于注重從人民大眾當中選賢任能，使得心存不仁不義之心的人遠離?！斑x于眾”就是“得眾”，就是“尊眾”，體現(xiàn)了原始民主的精神。不惟如此，孔子還揭示了如何“得眾”的德性功夫?！墩撜Z》為我們生動地講述了堯舜以民為本的治理之道：大舜對繼任者大禹耳提面命地說：“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保ā墩撜Z·堯曰》）要收服天下民心，得到民眾擁護，就必須講究寬容，做到寬以待人?？鬃觽鞒辛舜笏础皩拕t得眾”的理念，認為能夠做到恭寬信敏惠五德就可以稱為仁，他指出：“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

    四則提倡容眾。與“寬則得眾”一脈相承，孔子弟子子張從人際關(guān)系角度闡明了“容眾”的責任倫理。據(jù)《論語》載：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弊訌堅唬骸爱惡跷崴?。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論語·子張》）子張認為，不論一個人可交不可交都應當與之交往，君子既尊重賢人又能容納眾人，既贊美善人又同情能力差的人，關(guān)鍵是自己要具備賢良之德，如此才有拒絕別人的資格。顯然，子張所倡導的是普遍交往準則，追求的是“尊賢容眾”的責任美德。

    五則認同從眾。儒家既主張從眾又反對盲目從眾，一切視具體情況而定?？鬃诱f：“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保ā墩撜Z·子罕》）孔子重禮，但也重義，認為禮的踐履應以是否合乎義來取舍，也就是注重禮的適宜性和合理性。他表示，雖然用麻織禮帽慣常認為合乎禮制，但是即便改用絲帛卻由于節(jié)儉，因而我可以遵從大家共同的做法；做臣的在堂下跪拜君主是合乎禮制的，如今大臣直接到堂上跪拜就過于驕泰，因此即使違背眾人意愿，我仍然認可先在堂下跪拜。可見，孔子根據(jù)禮與義的雙重原則來確定是從眾抑或是違眾。儒家一貫反對“鄉(xiāng)愿”人格，把沒有原則只知媚俗趨時、同流合污的人稱為“德之賊”（《論語·陽貨》）。孟子對孔子之所以將“鄉(xiāng)愿”稱為“德之賊”做出解釋說：“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保ā睹献印けM心下》）由于“鄉(xiāng)愿”之人同流合污且自以為是，它違背了堯舜之道，故它敗壞了道德?？鬃诱f：“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眾人都厭惡一個人，必得仔細審察；眾人都喜好一個人，也必得仔細審察。這一所謂的“相人之術(shù)”絕非一些俗人所理解的那樣是用以整人、治人，是宣揚“眾人服我”的“自我本位”或“自戀自大”，而是主張以事實為根據(jù)去判斷一個人的好壞，強調(diào)不能局限于“俗見”“成見”，不能以眾人的好惡作為標準做出決斷。要知道，從眾并不是絕對善的，而審察是正確識人、用人的基本要求。

    無疑，儒家所彰顯的愛眾、得眾、濟眾、容眾和從眾等群眾責任觀，由于缺乏現(xiàn)實經(jīng)濟政治基礎而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成分，但它畢竟表達了對廣大民眾的關(guān)愛之情，對民事民瘼的同情之感，對民眾力量的認同之心，因此具有極為重要的現(xiàn)實啟迪意義。一方面，它對于一些對群眾缺乏仁愛之心的官員來說不無某種勸誡教育作用。當前部分官員不體察民情民意，群眾觀念淡薄，少數(shù)領導官氣十足，官僚主義作風嚴重，對人民群眾指手畫腳，態(tài)度蠻橫，“冷、硬、推、拖、頂”。少數(shù)干部不僅對群眾疾苦漠不關(guān)心，反而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貪污受賄，欺壓百姓，造成了干群關(guān)系的疏遠乃至緊張。學習借鑒先秦儒家的群眾責任觀，相信有助于領導干部培養(yǎng)愛眾、濟眾、容眾和從眾的情懷和行為。

    另一方面，它有助于推進以德治國和以德治民治理方略的實施。國以民為主，不論是國家政權(quán)的獲取，還是政權(quán)的鞏固和維護，以至國家的繁榮昌盛，都離不開廣大民眾的支持與參與。儒家倡導的群眾責任觀主體和重點無疑是為政者，它們要求當權(quán)者在治國理政過程中，不僅要具備較高的德性修養(yǎng)，也要求掌權(quán)者要治理民事，以協(xié)調(diào)好官民關(guān)系，真正履行好為民、愛民的責任，做到執(zhí)政為民。

    （作者：涂可國，系山東省社科院文化所研究員、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