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是甲骨文呀，這想都不用想。甲骨文重要在哪里？一句話答案：

殷墟考古和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將中國信史提前八百年多年，極大的提高了我們重構華夏上古史的信心，并開辟了全新的研究領域，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所以，如果說石鼓文是「錦上添花」，而且是一朵小花。那么，甲骨文是「雪中送炭，暗室逢燈」「零下三十度送羽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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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簡單的講一下中國歷史學的一些常識，你就可以明白甲骨文重要性在哪里。

1、秦漢以前的歷史，都記載于先秦文獻典籍中，特別是儒家經(jīng)典，比如：春秋三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尚書》。所以古人說「五經(jīng)皆史」。

2、從秦漢開始，中國形成一個傳統(tǒng)，新朝為前朝修史，我們知道中國的第一部通史是《史記》。

3、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他看到的很多上古的歷史文獻材料。

但是，記載歷史最重要的年表信息，有明確且不中斷是從【共和行政（公元前841）】開始的，也就是那個道路以目的周厲王，逼得國人暴動，被國人貴族趕走，有大臣代理國政的那一年，

引自：維基百科詞條：共和行政

周召共和又作共和行政、共和時期，是指西周國人暴動后，因周厲王逃離鎬京，無法直接行使王政，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執(zhí)政的一段時期。

另一說是共伯和奪權執(zhí)政的時期。該段時期從國人暴動后周厲王逃離鎬京起至周宣王登位，約為前841年至前828年的十四年期間。

從周召共和開始，中國歷史有了明確的紀年。

4、所以，中國的歷史《二十四史》，從《史記》到《明史》，紀年信息非常詳盡準確，一年都沒有漏掉，是從【共和行政（公元前841）——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

加上之后的《清史稿》《民國史》，也就是說從公元前841--2018年，歷史記載是非常清楚的，這在人類文明中還是十分罕見的。

5、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表信息，非常的模糊、混亂，而且夏商兩代的君王譜系神話參雜，也有很多抵牾。

所以，就連春秋時代的孔子都說：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夏、商的制度，我能說幾句，但是我無法證明可靠性，因為夏的后裔杞國和商的后裔宋國，都沒有什么可靠的文獻。」

司馬遷都面對各種矛盾抵牾的信息，也沒有辦法，只有「信則傳信，疑則傳疑」。

所以，《劍橋中國史》是從秦漢史開始的，因為秦漢是記載準確，年表可靠且詳盡。

6、但是，中國人號稱「五千年文明」呀，【共和行政（公元前841）——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十四史有準確年表信息只有2500年，還有2500年呢？

你沒有可靠的證據(jù)就說【五千年】，人家不服呀！

比如：先秦典籍記載周人祖先與圣母瑪利亞一樣是圣靈感孕。商人的祖先是蛋中孵化出來的。

你如果說這是歷史，那韓國人說什么檀君八百歲，棒子國一萬年歷史，也沒有什么毛病呀。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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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把公元前841年的年表叫做「中國失落的年表」。是古往今來學者心中的頭等心病。

歷史上的很多學者都試圖還原這個年表，都一直眾說紛紜。沒有完美的解決。

民國早期「疑古派」學者甚至說東周以前的歷史都不可靠，都應該存而不論。

你去想，那還得了，那等于說我們的根就沒有，華夏文化是禮樂文化，自稱禮儀之邦，制禮作樂的周公，都不是真的，那我們豈不是一個大笑話？自己意淫出來的禮儀之邦？

而甲骨文的出土，可以說找到這個失落年表上最重要的一環(huán)，將中國信史從公元前841年上推到公元前1600年，上推800年，那么華夏文明3300年歷史是毫無疑問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殷墟甲骨文給了我們重建上古史的信心，說明我們的祖先記載歷史是靠譜的，可以相信的。

文獻中的神話超自然現(xiàn)象，是歷史局限性，。即便上古歷史文獻，真假參半，我們依然可以去偽存真，得到一些靠譜的歷史。

比如：即便是《山海經(jīng)》這樣的鬼怪奇文書籍都有真實的歷史在里面。

如果不是甲骨文，這個拼湊年表幾乎不可能。甲骨文是這個年表上最重要的一環(huán)，甲骨文被發(fā)現(xiàn)以后，學者以殷商甲骨文為立足點，結合傳世文獻，也就是所謂的「二重證據(jù)法』，可以上推夏朝，下推先周和西周。

比如王國維先生撮合的兩片甲骨，記載的商王譜系與《史記》記載差不多吻合。
這個研究發(fā)現(xiàn)在既有劃時代的意義的論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xù)考》中，這個問題在以前的問答中反復討論過，就不多講了。

甲骨文和傳世文獻互勘得到的商王譜系：

光這兩片甲骨文的重要性，就可以抵得上十個石鼓文。還不算其他的。

甲骨文結合西周青銅器金文構建的歷譜和儒家經(jīng)典，以【武王伐商】為基準點，也就可以重構上古史，還原兩千多年來「失落的年表」。

比如『利簋」是「武王伐商」第二年制造的青銅器，「何尊」是周公營建洛邑那年制造的青銅器，上面都有當時的紀年信息【唯王XX年XX月】，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學者就是根據(jù)這些斷片慢慢拼湊。

我只說兩個案例：

《何尊》銘文有「唯王五祀”、“唯王初雍,宅于成周」與儒家典籍記載完全吻合，這樣就找到了一個基準點：成王五年，營建成周洛陽

《利簋》銘文有「武王征商，唯甲子朝」，這就這就證明儒家經(jīng)典記載的「武王伐商」的真實性，結合天文等信息，夏商周斷代工程組認為武王伐商在公元前1045年發(fā)生，這樣就又找了一個基準點。

在根據(jù)傳世文獻上每代周王統(tǒng)治在位時間，就拼湊出了整個841年前西周周王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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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甲骨文是不得了考古發(fā)現(xiàn)，我想了一下，目前真的沒有什么考古發(fā)現(xiàn)，能甲骨文處于同一個等級。

除非，有一天發(fā)現(xiàn)了夏墟，而且夏墟的出土文獻記載了大禹、啟、太康等等夏代君王。

否則，殷墟和甲骨文永遠是「第一把交椅」，

（關于夏朝考古，就是另一個問題，另文再談）。

中國叫「鎮(zhèn)國之寶」文物多得很，冠以這個名字，又不是什么嚴格的「定量排名」，而且「鎮(zhèn)國之寶」多得很。

如果以百分制衡量，甲骨文是100分，敦煌文獻是90分，秦代兵馬俑和竹簡80分，像馬王堆、?；韬?0分，石鼓文不是考古發(fā)現(xiàn)的，算是傳世文物，頂多20分。

石鼓文是石刻周秦文字，西周金文和東周部分金文，都是周秦文字，。

宋代還出土了詛楚文，文字風格與石鼓文很像。

所以，石鼓文沒有唯一性。石鼓文意義在于命運多舛，失而復得的傳奇。

我看到有人說「石鼓文和甲骨文同等重要」，這怎么可能呢，石鼓文和甲骨文相比，是黃銅跟黃金比。

在學術方面，甲骨文出土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扭轉了疑古的學術風氣，同時，考古學、文字學、歷史學全新的研究范式得以確立，也就是所謂的「二重證據(jù)法」。

中國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就是從發(fā)掘殷墟。中國文字訓詁之學，到清代是一個高峰，到清末已經(jīng)幾乎玩到了盡頭，。

甲骨文一出，又是枯木逢春，又可以研究三百年。甲骨文除了糾正《說文》，還可以考校五經(jīng)，詰屈聱牙的先秦經(jīng)書與甲骨卜辭互相參照考釋。

民國的殷墟考古由李濟先生主持，是他將現(xiàn)代考古學引入中國的，培養(yǎng)了第一批考古學人才。

李濟先生與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齊名，四大導師中王國維最大的貢獻就是對甲骨文和商代歷史的研究，也就他的《古史新證》，提出「二重證據(jù)法」。

在甲骨文的基礎上，我們對商人的了解程度，前所未有的，比孔子、老子、漢唐儒生，宋明學者都知道得多。社科院寫的十一卷的《商代史》，就是建立在近百年以來甲骨學研究成果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