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隱居瓦爾登湖和中國古代眾多文人隱居的終南山的本質(zhì)區(qū)別在于：前者的隱居，是為了更好地思考一些關(guān)于人類命運與道路方向之類的重大命題，最后還是為了入世做準(zhǔn)備的；后者則更純粹地為了修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出世。
梭羅隱居的瓦爾登湖，是為了實踐他的超驗主義思想，是一次思想意識的實踐行為。
梭羅是美國19世紀(jì)超驗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進入瓦爾登湖隱居之前，教條主義盛行美國。為了尋找一種積極向上的思想來引領(lǐng)國人的前進，梭羅決定以實踐行動來實驗他的哲學(xué)思想。
所以說，梭羅到瓦爾登湖是“功利性”明顯的一次隱居行為。
1845年3月，梭羅開始建造他的木屋，在在瓦爾登湖自耕自種了兩年零兩個月的時間，并寫下了堪稱經(jīng)典《瓦爾登湖》。在這里他思考到了人類生活的原本意義，他認(rèn)為生活只要自己高興就好了：“人們所贊美的成功生活，只不過是生活中的一種。為什么我們要夸耀這一種而貶低另一種生活呢？”梭羅將這種寧靜的，與自然對話的生活方式，比喻成一所大學(xué)，更有利于思考和學(xué)習(xí)。其隱居和寫作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帶給人們一種積極向上，和正確的生活方式。
終南山隱士，則真正做到了“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是真正的出世。
中國古代的眾多文人隱士隱居終南山，不少人結(jié)廬終南山，終身未曾離開，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不希望改變別人，只尋求一種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勵志修心，不為其他。
實際上，在中國的很多個朝代，人們對隱士都有著一種由衷的尊崇。
在《史記》中，就記載有隱居在首陽山，餓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在之后的《逸民傳》、《隱逸傳》、《高逸傳》、《高士傳》、《真隱傳》等史書中，都有著為這些高人，隱士作傳的傳統(tǒng)。
后來，可能是統(tǒng)治者考慮到這些隱士嚴(yán)重地與時代脫節(jié)，還真的一入終南不復(fù)出，便懶得理他們了，這樣一來，反倒給了真正的隱士們清修的環(huán)境。從此，中國的隱士文化倒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