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4年美國亨廷頓圖書館發(fā)現(xiàn)的《永樂大典》殘卷共有兩卷，屬于《永樂大典》中的“子”目，正文包括《禮記·文王世子》中的“教世子”至“終之以仁也”，小字注文部分共征引歷代《禮記》相關(guān)研究著作十三部，其中呂祖謙《音點旁注》、陳櫟《禮記集義》和史駉孫《經(jīng)義》三部著作今已佚。因為分段相同、文本近似，所以我們斷定此《大典》殘卷傳抄自宋十行本，可見整部《永樂大典》中征引的《禮記注疏》也極有可能源自宋十行本。只是抄寫者不謹慎，其?？眱r值遠不及宋十行本，訛脫衍倒以及錯簡現(xiàn)象十分普遍。

2014年10月16日，美國亨廷頓圖書館（Huntington Library）官網(wǎng)刊出一則題為《亨廷頓的館長們發(fā)現(xiàn)一冊共計兩卷的中國16世紀的百科全書》（Huntington Curators Uncover Unique Volume Comprising Two Sections of a 16th-Century Chinese Encyclopedia）的網(wǎng)絡(luò)新聞引發(fā)極大關(guān)注，其后國內(nèi)各大媒體爭相轉(zhuǎn)載，煞是熱鬧。該館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馬力諾市（San Marino, California），管理員偶然間發(fā)現(xiàn)的這冊《永樂大典》，是一位名為約瑟夫·懷廷的美國傳教士的女兒在1968年捐贈給該館的。這冊沉寂了百余年的《永樂大典》殘卷的重新發(fā)現(xiàn)，其意義無疑是巨大的，但媒體報道過于簡略，已有討論尚不夠深入準(zhǔn)確，故筆者不揣簡陋，從文獻學(xué)角度重新考訂此殘卷的價值，并以此探討《大典》所引《禮記注疏》的版本問題，俾讀者有所參考焉。

一、殘卷特征及內(nèi)容

此冊殘卷封面和末頁均已脫落，為了便于保存，到了美國之后，被收藏者加了封面，并附有英文跋文兩篇和一張剪報。首篇可能是張借條，大意為：

此卷抄成于永樂年間，原藏于1900年在義和團運動中所焚毀的北京翰林院圖書館。直到圍攻解除時，此卷及一些其它物品在廢墟中才被找了出來，而在此之前是用來堵住公使館一所房間的窗戶的。[1]

通過這篇署名為L. J ·懷廷（L. J. Whiting），寫于美國俄亥俄州奧伯林（Oberlin. Ohio）的借條，我們得知，這位約瑟夫·懷廷極其珍愛這冊典籍，1900年，在混亂中保護了這冊典籍，并隨后將其帶到了大洋彼岸。次篇題跋是收藏者翻譯的此冊《文王世子》中的片段，經(jīng)筆者整理，可復(fù)原如下：

(Translation) The Great Cyclopedia of Yung Lo. Vol.10270. Subject Sons. Teaching the Heir Apparent.（翻譯《永樂大典》卷10270，“子”目，《教世子》）(Selections)“Rites and Music are the essentials in teaching the Heir Apparent. Music to cultivate the inner man, Rites (or rules of propriety) to polish the external conduct.”（選譯：“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nèi)也，禮所以修外也?！保癟he finished product is satisfactory; dignified，respectful，quiet, accomplished.”（“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保癟he princely man regards virtue. When virtue is perfected, the teaching will be noble. When the teaching is noble, the officials will be upright. When the officials are upright, the state will be orderly. This is what is called princely.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子之謂也。”)“When one man has great virtue, the myriad states are pure.”（“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保癢hile the father lives the duties of the Heir Apparent are those of a son.”（“知為人子，然后可以為人父?！保癟his is as it should be that all may know the doctrines of father and son, elder and younger.”（“眾知父子之道矣，眾知長幼之節(jié)矣?！保?/p>

此皆選自卷10270，均是精辟精要之語，也是《文王世子》的核心思想。翻譯者選擇這幾句，也是經(jīng)過慎重選擇的。

剪報是一篇題為《一批有價值的書籍在中國得到回還》（Valuable Set of Books in China To Be Restored）的報導(dǎo)，原文甚長[2]。該報導(dǎo)發(fā)自于10月5日的北京，年份我們無從得知，但剪報眉批處有紅色鉛筆“1927”字樣。結(jié)合報導(dǎo)內(nèi)容，我們得知，是關(guān)于文溯閣《四庫全書》回還沈陽的事件，與此冊《永樂大典》關(guān)系不大，恐是收藏者誤粘于此，筆者在此也不作深究。

卷10270有前后完整的28頁，而卷10271只剩下21頁。據(jù)首頁書影（見下圖），原書紅線板框，高35CM，寬24CM。半葉八行，手寫楷書字體，墨色為主，小字注文間有朱色。每行大字18至20不等，雙行小字25至27字不等，皆以朱色圓圈句讀。白口雙欄，版心上書“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下書頁碼。首行題“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七十”，為《永樂大典》總卷數(shù)；下書“二紙”為《永樂大典》所用《洪武正韻》的韻目，而“子”即“二紙”韻目下所收之字。

此二卷均屬于《永樂大典》中的“子”目。據(jù)《永樂大典目錄》，卷10215至10306均屬“子”目，上至天子、太子，下至姓氏、縣名，包羅萬象。其中卷10269至10272是分割《文王世子》而成，分別題作“禮記文王世子篇一”、“文王世子篇二”“文王世子篇三”和“文王世子篇四”?？上?，篇一和篇四至今未見。除此之外，我們從現(xiàn)存的《永樂大典》中，可以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文王世子》的只剩下卷920、8022、8023中的只言片語了。而此冊的發(fā)現(xiàn)，大大地彌補了《永樂大典》中有關(guān)《文王世子》內(nèi)容的不足。

《文王世子》是儒家經(jīng)典《禮記》的第八篇，任銘善說：“此篇所記文王、武王、成王諸為世子之法，而但云文王者，亦以篇首云‘文王之為世子者’，因以名篇也?！蓖蹂妿煂⑵浞譃榱鶄€單篇：前三個，即《文王之為世子》、《教世子》、《周公踐阼》，原文本有獨立的篇名；而第四、五個，沒有獨立的篇名；最后一個是《世子之記》。這六個單篇“均與世子禮或教育世子、公族子弟密切相關(guān)，因此，大約在戰(zhàn)國末期，儒家弟子將這六篇編纂為一篇，名曰《文王世子》，以便保存世子禮、養(yǎng)老禮等禮制。”

此冊兩卷大字起自“教世子”，終于“終之以仁也”，正涉及上文所說的第二、三、四、五單篇，孔穎達認為此四篇的內(nèi)容依次是“教世子之法”，“明三王教世子，又更論周公踐阼，抗世子法于伯禽之事”，“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飲及刑罰之事，殊于異姓，又更覆說殊于異姓之義”，“論天子視學(xué)，養(yǎng)三老五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yǎng)老于國”；孫希旦認為：“言三王教世子之法，次言庶子正公族之法，次言養(yǎng)老之事。”其內(nèi)容，于此二家可略見焉。

《永樂大典》編成后，原稿本存儲于南京故宮，正本則轉(zhuǎn)運至北京故宮。其后，兩宮先后發(fā)生火災(zāi)，原稿本化為灰燼，正本則得以幸存。嘉靖皇帝為了保護這部巨作，于四十一年(1562)命人復(fù)抄一副本，歷時約5年完成，然其后正本卻隨之下落不明。所以，目前存世的，包括此冊在內(nèi)的所有《永樂大典》均是這一時期的副本。正本與副本的差異，我們無從得知，僅從此冊副本而言，其文獻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它的輯佚上。

二、殘卷征引文獻考辨

《永樂大典》由單行大字正文和雙行小字注文書寫而成，正文部分上文已有論述，而《大典》的真正價值則體現(xiàn)在注文上面。翻尋全冊，注文部分共征引歷代《禮記》相關(guān)研究著作十三部：漢鄭玄《禮記注》、唐陸德明《禮記音義》、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宋魏了翁《禮記要義》、宋衛(wèi)湜《禮記集說》、宋黃震《讀禮記日抄》、宋呂祖謙《音點旁注》、元陳櫟《禮記集義》、元陳澔《禮記集說》、元彭廉夫《禮記纂圖注義》、元朱申《禮記句解》、元史駉孫《經(jīng)義》。前三種較為常見，其他都是明初以前有關(guān)《禮記》研究的代表作?！队罉反蟮洹穼⑺鼈儼磿r代次序匯聚在一起，便于省覽，真正達到了聚萬書為一書的宗旨。其中有三部著作今已不存，分述如下：

1．呂祖謙《音點旁注》。所謂“音點”是針對初讀者而加的句讀和切音；所謂“旁注”也是為初讀者而設(shè)，目的是使讀者了解大致的經(jīng)義。此《大典》殘卷稱為“呂伯恭音點旁注”，征引凡4條14個音切，均為陸德明《釋文》于該經(jīng)文下未注之音。其中“抗，苦浪反”“長，丁丈反”“辟，音闢”“詠，音詠”“省，所景反”，沿用《釋文》于別處注者；“攝，書涉反”“饌，雛戀反”則更換《釋文》切字；“令，去聲”“磬，音慶”“甸，音奠”“徵，音征”“闋，音闕”則直接使用別字注音。而“阼，音柞”之“柞”疑“祚”字之訛；“更，音更”雖《釋文》中已用，但疑亦有誤。這類“音點旁注”體，基本反映宋人的讀音，因此在宋代十分暢行，元明時期也翻刻甚眾。但是由于這類著作偏重從文章學(xué)角度來解讀、鑒賞經(jīng)典，發(fā)揮經(jīng)義有限，頗為包括四庫館臣在內(nèi)的等眾多清代學(xué)者所輕視，翻刻漸稀，逐漸亡佚了。呂氏的這部著作，如今已難覓其蹤跡，且不見于任何書目著錄，可能和這類書籍的性質(zhì)有關(guān)。

另《經(jīng)義考》《絳云樓書目》均錄有呂氏《禮記詳節(jié)》一書，有四冊之多，但未詳卷數(shù)，清時亡佚，楊琳先生認為“《音點旁注》當(dāng)即呂氏《禮記詳節(jié)》之異稱”，其說或然，但《大典》編纂者為何對時稱“東南三賢”之一的呂祖謙之作只錄音點，而不著錄批注，值得我們思考。

2．陳櫟《禮記集義》。陳櫟，字壽翁，號定宇，外號東皋老人，元休寧（今屬安徽）人?！督?jīng)義考》載其有《禮記集義》10卷，并云未見。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安徽通志稿·藝文考》載為《禮記集義詳解》。據(jù)《經(jīng)義考》所載其自序，此書是作者得觀衛(wèi)湜《集說》后，“融會眾說，句為之解，一得之愚，亦見其中”，歷時5年，于元大德庚戌（實為至大三年，1310）完成。今已亡佚。此《大典》殘卷稱為“陳櫟詳解”，征引凡14條，均不見其他《禮記》注本征引。其中禮樂之分、合，及“教以禮樂之功”說得清楚、分明，最易理解。

3．史駉孫《經(jīng)義》。史駉孫，字車父，元代鄞縣（今屬浙江寧波）人，史彌鞏曾孫，至治三年（1323）右榜鄉(xiāng)舉，泰定元年（1324）右榜進士，官授承事郎、國子助教。此《大典》殘卷僅征引1條?！端卧獙W(xué)案補遺》卷七四錄史駉孫有《史氏禮記說》一部，并錄有“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故有分者，禮樂之定體；交錯發(fā)形者，教善之妙用”一句，為此書現(xiàn)僅存者，后被《欽定禮記義疏》和《續(xù)禮記集說》收入，即是概括此《大典》殘卷所征引之大意，但《大典》中所錄為一頁多的篇幅，相較之，要詳細得多。其先闡釋經(jīng)義，次考察典籍以說明圣人教世子必以禮樂，再論“禮樂之體”和“禮樂之用”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最后論禮樂不僅可以修己，而且可以治天下，層次極為分明。

值得一提的是朱申《禮記句解》和彭廉夫《禮記纂圖注義》。兩者均有戴震《永樂大典》輯本，且部分內(nèi)容經(jīng)篩選、刪節(jié)后收入《欽定禮記義疏》和《續(xù)禮記集說》兩書。可惜戴氏輯錄原稿，傅增湘見時已有殘缺，今均失落無考，只有“國立北平圖書館1936年攝影本”一脈相傳至今，保存在國圖。此《大典》殘卷的發(fā)現(xiàn)當(dāng)為戴震所輯之源，可以校正其得失，彌足珍貴。

朱申，字周翰，宋新安（今安徽歙縣）人。《禮記句解》據(jù)鄭注、孔疏為經(jīng)文作句解，義理、考據(jù)并重，為后世所重，《欽定禮記義疏》和《續(xù)禮記集說》多采用其說?！督?jīng)義考》云18卷，已佚，可見傳世有限?，F(xiàn)存版本除戴氏輯本外，可考者只有兩種：其一為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nèi)閣文庫藏豐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標(biāo)本《校正詳增音訓(xùn)禮記句解》，16卷，七冊，元刊本，現(xiàn)有楊忠、稻畑耕一郎等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宋元本漢籍選刊》影印本；其二，臺北“國館”藏有元初建陽刊本《音點禮記詳節(jié)句解》，16卷，1冊，為蘇州歸氏舊藏。此《大典》殘卷稱此書為“朱申句解”，征引凡4條。

彭廉夫，元末人，“廉夫”為其字，其名未詳?！蹲雸D注義》“解詁簡明，其繁重者，則為圖列之，使人易曉，既不菲薄注疏，亦不雷同抄襲，于喪禮、喪服均為注重，在宋元人禮經(jīng)著述中，堪稱杰作”。此《大典》殘卷稱為“彭氏纂圖注義”，征引凡9條。

三、《大典》引《禮記注疏》版本考

作為一部明初的大型類書來說，棄用當(dāng)時盛行的合刻本《十三經(jīng)注疏》而重新拼合經(jīng)、注、疏，無疑是不明智的選擇，可能性極低，所以此處探討《大典》征引《禮記注疏》的版本問題，我們將重點放在合刻本上。

據(jù)現(xiàn)代學(xué)者考證，《禮記注疏》合刻本在明初以前有兩個主要版本系統(tǒng)：一是不附《釋音》八行本（即阮校中的“惠棟校宋本”），二是附《釋音》十行本（分宋十行本和元十行本兩種，后者據(jù)前者翻刻）。通過對比，我們排除八行本的可能性，這除了十行本附有八行本沒有的《音釋》外，主要是因為此《大典》殘卷經(jīng)文的分段和八行本迥異而和十行本相同，如“凡三王教世子”一節(jié)，阮元《?？庇洝芬輻澬Ｔ啤啊踩酢?jié)、‘設(shè)四輔’節(jié)、‘昔者周公’節(jié)、‘知為人子’節(jié)、‘抗世子法’節(jié)、‘行一物’節(jié)，宋本合為一節(jié)”，而《大典》卻各成節(jié)分疏，與十行本相同。那么《大典》所引來自宋十行本還是元十行本呢？我們將兩個本子第20卷中涉及此殘卷的內(nèi)容進行了對勘，然后再核之殘卷，發(fā)現(xiàn)《大典》征引自宋十行本的可能性要大于元十行本，這是因為：

第一，《大典》疏文出文與疏文正文之間是空格，這與宋十行本同，而元十行本則用小圓圈隔開。這也是宋十行本和元十行本的重要區(qū)別之一。

第二，《大典》很少使用簡體字，這和宋十行本類似，而元十行本則慣用簡體字。如宋十行本、《大典》“學(xué)”“國”“禮”“樂”“處”“辭”“稱”“舉”“興”“聲”“變”等字，元十行本分別作“斈”“囯”“禮”“楽”“処”“辝”“稱”“?”“?”“聲”“変”。假如《大典》抄寫者參照元十行本，完全照錄這些簡體字即可，無需多增加筆畫以耽誤抄寫進度。

第三，《大典》對“恒”“慎”“貞”等宋避諱字全面回改，但仍有殘留，如卷10270第23頁B面4行鄭注“主人恒在上”， 宋十行本、《大典》“恒”均缺末筆，而元十行本不缺，若不是所據(jù)為宋本，明人何必避宋諱？

第四，《大典》避開了元十行本的許多誤字，而與宋十行本合。我們以宋、元十行本頁面行為準(zhǔn)，舉例列表如下：

設(shè)若《大典》抄寫者參照元十行本，則不可能在抄寫過程中如此巧妙地避開元十行本的全部訛誤而和宋十行本相同。但需要指出的是，筆者所依據(jù)的和珅翻刻的宋十行本不可盡據(jù)，如23頁B面6行“以法律平斷”之“以”字，24頁A面2行“士卑宜降”之“卑宜”，25頁A面1行“外朝主尊卑”之“卑”，8行“君尚有親”之“尚”，殿本或《四庫》本同，而清以前各本均作“其”“宜卑”“別”“上”，阮校又云“許宗彥‘別’改‘卑’”，許氏是乾嘉時人；又26頁B面9行“鄭康成注”四字，版面稀疏，而元十行本、《大典》其下均擠衍“法”字。這均說明和珅翻刻宋十行本時有據(jù)時人、時本改動底本的現(xiàn)象。

《大典》抄自宋十行本雖屬難得，但?？眱r值遠不及宋十行本，甚至元十行本也不如，訛脫衍倒及錯簡現(xiàn)象十分普遍，由于篇幅限制，此僅舉幾例。

訛文：卷上（卷10270）14頁A面5行“可，主也。一，司人也”，宋、元十行本“可”作“司”，“司人”作“一人”，是；卷上14頁A面7行：“凡在，則禮然”， 宋、元十行本“凡”作“兄”，是；卷下（卷10271）8頁B面6行：“豈得相貴棄”，宋十行本作“遺”，阮校云是；卷下16頁A面3行“始立學(xué)則知養(yǎng)老”， 宋、元十行本“知”作“之”，是。

脫文：有脫一兩字者，如卷上24頁A面5行“則以其本服之精麄為序者在前”，宋、元十行本“為序”下有“衰麤”二字，是；有脫數(shù)字者，如卷上11頁B面3行“于德又廣大也正義曰”，宋、元十行本“正義”上有“注于讀至大也”，是；有脫一行者，如卷下16頁B面3行“注反酒禮文知之也”， 宋、元十行本“反”下有“就至樂之，正義曰知‘反就席，乃席工于西階上’者，約鄉(xiāng)飲”，是；更有脫數(shù)行者，如卷下8頁A面7行“此覆釋在上第二條”， 宋、元十行本“此”上有“此覆釋前第一條。言公族所以朝于內(nèi)朝者，其內(nèi)親也，欲使親在其內(nèi)，故于內(nèi)朝也?！稹m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者”等字。

衍文：卷上19頁A面8行“是在路門之外也”，宋、元十行本無“之”，是；卷下15頁A面6行“‘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者，所談?wù)f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者，所談?wù)f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之道理也”， 宋、元十行本無“所談?wù)f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者”等字，《大典》幾近于錯亂，抄寫者、讀者都不易明曉。

倒文：卷上19頁B面2行“士門西東北面上”，宋、元十行本“北面”作“面北”，是。

錯簡：最明顯的是卷下第2頁兩面應(yīng)當(dāng)移換到卷上第27頁B面、第28頁A面之間，《大典》頁碼無誤，足見并非裝訂時誤置，而是抄寫者所致。

綜上所述，此《永樂大典》殘卷大字經(jīng)文的分段和宋、元十行本相同，而通考察、對比后，我們斷定其傳抄自宋十行本。推而廣之，整部《永樂大典》中征引《禮記注疏》或《十三經(jīng)注疏》的版本也極有可能源自宋十行本。但由于抄寫者不謹慎，其?？眱r值遠不及宋十行本，訛脫衍倒及錯簡現(xiàn)象十分普遍。

注釋：

[1]原文為：“This volume was written with a brush in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Yung Lo. It was in the great Hanlin Library (in Peking) when it was burned by the Boxers in 1900. This was picked out of the debris and with other things was used to barricade a window in one of the Legation houses until the Siege was raised. The cover was put on in this country. Loaned by L. g. Whiting. Oberlin. Ohio.”

[2]原文為：“PEKING, Oct. 5.—Modern motortrucks have been conveying priceless ancient volumes to a special railroad car here as the last chapter of a process of restoring to authorities in Mukden, Manchuria, a set of books striking deep into the culture of China. This set is known as the Ssu Ku chun Shu, or the Chinese Encyclopedia. Only four such sets were made. Each set consists of 6184 covers of Chinese style, each cover containing six to eight separate volumes so that the whole encyclopedia consists of about 50,000 volumes. The subjects dealt with are the classics, history, prose and poetry, and these subjects are covered as fully as information went up to the time of the Emperor Chien Lung（1735-1799 A.D), who ordered compilation of the work. One of the four sets was destined for Chekiang, one for the old capital of Jehol, one for Peking and one for Fengtien province, of which Mukden is the capital. The Mukden set had stayed, as is the way of valuable things in disordered China, but after prolonger negotiation it was decided to assemble the books, inventory them, and send them home once more. They will be carefully housed in the Wen Hsieh library in Mukden, by order of the “Mukden Warlords,” Feng Yu-hsiang. Some ides of the scope of the set may be gleaned by the fact that when a Shanghai firm negotiated last year with a view to copying the encyclopedia, it was found the work would require 10 years and cost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美國亨廷頓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殘卷部分圖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