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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公元1102年，也就是北宋崇寧二年，宋徽宗對蘇軾發(fā)出的“清剿”號令。

        這一年，是蘇軾去世后的第二年，宋徽宗當皇帝的第三年。

        在蔡京等人的煽動下，宋徽宗在這年四月發(fā)出詔令，“天下碑碣榜額，系東坡書撰者，并一例除毀?！?/p>

        在毀碑的同時，皇帝還在全國各地立碑，這就是著名的“元祐黨人碑”。

        所謂元祐黨人，就是當年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幾十年新舊黨爭，新黨如今主政了，就想為舊黨立塊遺臭萬年的碑，其中包含司馬光、蘇軾等人，一律名曰“奸黨”。此碑的撰稿人，就是蔡京。

        為什么要立碑呢，因為碑就是北宋時期的傳統(tǒng)媒體，當時盡管早已發(fā)明活字印刷術，但這項新媒體技術未被重視和推廣，所以大家覺得印書還不如刻碑。

        “元祐黨人”中，蘇軾是最冤的，因為他不光反對新黨，也反對舊黨；他也是最慘的，因為文名太盛、影響太大，在這次毀碑行動中，他的損失最大，不僅他書寫的碑統(tǒng)統(tǒng)被毀，刻了他詩詞文章的碑也無一幸免。

        我們今天還能見到的蘇軾名碑，如《表忠觀碑》《豐樂亭記》《醉翁亭記》，都是當年被毀，后世根據拓片重刻的。

蘇軾《表忠觀碑》

        流傳至今的蘇軾書法還不少，但與當時毀掉的相比，可謂九牛一毛了。

        不僅蘇軾的書法碑刻要毀，他的學生黃庭堅的也要毀。結果黃庭堅比蘇軾還慘，畢竟老師當時已死，學生可是眼睜睜看著這幫破壞分子動手的。

蘇軾《豐樂亭記》

        當時的朝廷毀蘇軾的碑，重點不在書法，而在摧毀“蘇學”。因為蘇軾影響太大，如果僅將其定性為奸黨，民間還廣泛傳誦其詩文的話，那等于白費功夫。

        所以，碑砸了，文集詩集也要毀。首次發(fā)出詔令后，崇寧三年和宣和六年，朝廷又兩度下詔，蘇軾等人文集一律除毀，誰敢抄寫就抓起來蹲監(jiān)獄。

        不過，當時的文人是很有風骨的。宋徽宗喜歡黃庭堅書法，找人跟他說，你只要跟蘇軾劃清界限，就官復原職，重享榮華。黃庭堅淡淡一笑說，好的，他是我的老師。

        蘇軾還有個門人叫李之儀，因為擁護老師，罷官、下獄，始終初心不改。后人稱贊他，說始終不負蘇公者，不過三數人，李之儀就在其中。

        到了北宋末年，蘇軾的碑已經毀得差不多了。

        不過，他的文章和詩詞卻在民間廣泛存在著。試想，中秋仰望夜空，不念一句“明月幾時有”，對得起天上的月亮嗎？站在長江邊上，不吟一句“遙想公瑾當年”，對得起東流的大江嗎？

        就連那些當權的新黨，包括徽宗本人，大概內心對蘇軾也是崇拜的，只不過政治需要，不得已而批判罷了。

        搞笑的是，在批判蘇軾的時候，他們還用著蘇軾的文風。

蘇軾《醉翁亭記》

        提到宋代，就無法繞開宋詞。但如果沒有蘇軾，也許就沒有宋詞后來的地位。因為在蘇軾以前，詞是用來唱的，柳永再厲害，也只是個奉旨填詞的玩主。直到蘇軾躋身詞壇，將詞加以詩化，使其不僅可以唱，還可以吟誦，這才有了后來的宋詞。

        我們常說蘇軾偉大，偉大不是隨便一說的，將詞詩化，將書意化，他用自己的才華和魅力，改變了文學史和書法史。

         宋徽宗當年的決策，對蘇學的打擊絕對稱得上毀滅性?？墒?，有些事情真的是徒勞，無論權力多大，氣勢多兇，都只能逞強一時，蔡京當年扣給別人的“奸黨”帽子，最終戴到了自己頭上，一戴就是千年。

        真正的美好，其實是無法刪除的。

        有點可惜的是，它讓我們少看了許多精彩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