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某某某法官，你如此枉法裁判，簡直是喪盡天良，泯滅人性”；“你這樣判，難道你的良心就不會痛嗎？”在種種丑詆之中，仿佛法官個個鐵石心腸且惡意錯裁，簡直比真正的犯罪分子還要可惡。

更有甚者，一些當事人還會把人生的不如意，歸結為多年前自己所經(jīng)歷的一場官司，由此遷怒于法官，并向法官尋仇?？梢哉f，法官是最容易和人結仇的一種職業(yè)，因為他審理的每個案件都要有輸贏，贏了官司的自然高興，而輸了的就會覺得你偏袒對方，有媒體宣傳的當事人對法官“勝敗皆服”，這如果不是寫稿子的人缺乏司法常識，就是法官在判案中和了稀泥，因為這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另一方面，員額制的改革雖以實現(xiàn)法官專業(yè)化、職業(yè)化為初衷，但它卻在客觀上減少了有資格辦案的法官的數(shù)量，案多人少的矛盾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反而有矛盾越來越突出之虞。作為上級法院，經(jīng)常還要進行各種收結案的評比以“自我加壓”，法官們則只能以加快庭審速度來完成工作。

曾經(jīng)有律師抱怨說自己準備了好長時間的案子，不遠千里地趕到了法庭上，結果法官問了三句話就把庭開完了，使自己的“辯才”沒有發(fā)揮出來，可對于法官來說，這一天還有三個庭在等著他開，他怎么可能有時間在法庭上欣賞你的才華呢！也許法官是世界上最不擔心失業(yè)的職業(yè)，因為人與人之間利益的沖突是必然且永恒的，涌向法院的案子淵源不斷，法官當然也就沒有審完案子的那一天。“沒完沒了”用在這里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如果說因案件多導致加班加點超負荷工作是一種外在壓力的話，還有一種無形的內(nèi)在壓力卻很少有人關注。為了提高司法的公信力，當下的司法機關對法官提出了實行“案件終身負責制”的要求，認為只有這樣，才可能促使法官在辦案中認真核查了解每個問題，每個環(huán)節(jié)，每個細節(jié)，實現(xiàn)無冤假錯案的目標。殊不知這在給法官戴上緊箍咒的同時，也使他們變得謹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釀成被終身追責的錯誤。

一個人如果長期處于緊張和壓力之下，就會失去工作的樂趣，并且產(chǎn)生厭倦的心理，在這種狀態(tài)下，希望法官能在每個案件中灑滿公平正義的陽光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實作為人而非神的法官，囿于知識和證據(jù)的有限性而發(fā)生判斷的失誤是難免的，只要從法律上證明他并未因受賄而故意枉法裁判，就應該對其錯判留有一定的諒解空間。事實上，我們的法律程序中，本已設置了各種糾錯機制，比如公檢法三機關之間的互相制約和監(jiān)督，比如法院上訴審及再審程序的設置等，只要其正常且有效地運轉，完全可以發(fā)揮預防甚至杜絕冤假錯案的作用。

無論是來自純粹工作數(shù)量的壓力，還是緣于對終身追責之后果的恐懼，似乎都有從技術上緩解的可能。然而，對于法官判案中所遭遇的道德壓力，則既無法排解，也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當看到人們認為法官裁判不公的案件時，大多數(shù)人也會和當事人一樣質問法官，“難道你的良心就不會痛嗎？”其實，法官的良心會痛，只是我們常人不了解而已，而且即便是在被告“罪有應得”和裁判“罰當其罪”的情況下，大多數(shù)法官的良心也會痛。

試想想，我們普通人可以對一個案件品頭論足，說某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可是“殺某人”的判決卻無須我們做出，因而我們并沒有絲毫道德上的負擔。

作為法官，他卻有可能做出剝奪他人生命的判決；他的筆在起落之間，就能決定被告在牢里呆的時日的長短；他的同情稍微向離婚一方當事人偏一點兒，就可能涉及到財產(chǎn)的不同去向。你可以說于歡殺人的起意是緣于對方的“辱母”，而法官的評判則必須在紛繁復雜的證據(jù)中，辨別其是正當防衛(wèi)還是防衛(wèi)過當。法官并不能根據(jù)自己的良心來判決，而只能根據(jù)法律來判決，即便他的良心不允許他這樣做。法官或許每天都面臨這樣的道德壓力，但卻缺乏緩解的通道和機制。

大多數(shù)人對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排除合理懷疑”原則都耳熟能詳，卻對其淵源不甚了了。

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詹姆斯·惠特曼在《合理懷疑的起源》一書中，談到在中世紀時期，法官的靈魂救贖，會在每天作出的判決中受到威脅，因而才產(chǎn)生了“存疑時有利于被告”這一舉世聞名的規(guī)則，它要求法官在面對可懷疑的證據(jù)時，必須選擇“更仁慈”和“更謙抑”之道，而正當程序則為緩解法官道德壓力所必須，“法官絕不能急于懲罰，而是必須仔細斟酌所有事項。他必須遵守正當?shù)某绦?，然后盡力確定真相，只有做完這些以后，他才能判決?！?/span>

惠特曼將緩解法官道德壓力的方法，求助于基督教神學及由此而派生的法律的正當程序。由于我們是無神論者，當我們身處審判的道德或良心困境時，卻只能“所有的問題都自己扛”，從自身的省思中求解。域外的制度經(jīng)驗雖可以借鑒，其背后的神學背景卻無從移植。這就要求法官與當事人之間必須相互理解，推己及人，只有這樣，才可以在減少冤假錯案發(fā)生的同時，減輕法官良心上的負擔，減少當事人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