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后半生”，故事曲折

老沈閱覽 2017-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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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槐市書話》，講述了歷史上一部部古書收藏和流轉的故事及其背后的社會問題。這些書的收藏與流轉，被比喻為書的“后半生”。
　　近日，在一場名為“談談書的后半生”的讀書會上，編輯與作者圍繞書的收藏這一話題，和讀者一起關注書籍的命運，剖析蘊藏在書籍命運里的文化意義。

　　書有它自身的命運

　　李平（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書，對于讀書人來講，就像愛情對于戀人一樣，是一個永恒的話題。
　　據考證，書在中國有3500年的歷史。中國最早的圖書貿易市場叫槐市，在長安興起。為什么叫“槐市”這樣一個詩意的名字？因為，西漢時圖書貿易一般在綠蔭濃密的槐樹林中進行，每逢初一、十五，讀書人在此聚會、交流讀書心得、進行圖書貿易?；笔?，是中國圖書貿易的早期市場。在此之前，沒有編輯，沒有出版，沒有商業(yè)性的交換，書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后來，隨著太學的解散，槐市也消失了。但這并不意味著圖書市場的消失。在此后的歲月中，它以“書林”、“書局”等各種名稱，一直活躍在中國人的文化生活當中。
　　在我們今天所談論的這部　《槐市書話》里，作者拓曉堂從專業(yè)角度介紹了古籍善本收藏、拍賣，版本刻本的相關考證，具有很強的學術性。我們都知道，談書，自然離不開讀書和愛書之人。無論是古籍流轉，還是現代出版，當書籍離開最初制造它的人之手之時，便開啟了自己下半生的歷程，這歷程中隱含著社會和文化的原則與價值。
　　簡單來說，書和人一樣都有它自身的命運。如果我們從書籍發(fā)展的歷史角度來看，它的形式衍變、出版、流通和收藏，反映出其自身獨特的學術和傳統(tǒng)，成為一部具有深遠意義的文化史和社會史。今天，我們就從對《槐市書話》的討論開始，在知識變遷和人工智能風起云涌的時代，作者、編輯、讀者一起來關注和思考書籍自身的命運。

　　最早的收藏品之一

　　拓曉堂（《槐市書話》作者）：書的“前半生”，是作者將對于世界和人自身的認知、認識以及思考，以文字為載體凝聚起來。
　　手稿，是孤本。但書一旦開始流傳，不管是抄本還是印本，它都有一個化身千百的過程。換句話說，就是進入知識傳播的過程，它變成了社會的力量。
　　那么，書的“后半生”是什么？我認為，書的后半生就是讀書和藏書。
　　藏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漫長的歷史之中，稍有不慎某本書籍就會失傳。我曾經在國家圖書館工作多年，當時國圖里真正夠善本級別的書籍僅20000種。這其中還有許多是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比如，《三國志》有宋版、元版，宋版又有紹興版等好幾個版本；《史記》，光明代嘉靖年間的刻本就有3個版本。剔除這一因素，館藏的真正具有文獻價值的古籍不足5000種，遠不能涵蓋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的浩瀚文獻。
　　中國歷史上失傳的書籍太多了。例如，《韓非子》《管子》《荀子》　里引用的許多書，如今已不可見了。甚至連名列“六經”的《樂經》也已不可見?！渡袝返拿\也是岌岌可危，它一度也因秦時的焚書坑儒失傳了。漢代時，孔家翻修房屋的時候，發(fā)現墻壁的夾層里竟然還藏著一些孔子當年整理的書籍，其中就有《尚書》。但因為傳承中的斷裂，《尚書》重現后引發(fā)的今古文之爭擾攘了近兩千年。
　　書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載體，是法制與人文精神之所在。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書籍都是最早的收藏品類之一。亞里士多德講世界七大奇跡，其一就是亞歷山大圖書館；考古發(fā)現兩河流域的檔案館或圖書館，保留了大量楔形文字文獻；　考古發(fā)現了死海地區(qū)古代以色列文明的羊皮書……這些都告訴我們，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間，書籍已經成為各地文明的共同收藏。
　　藏書具有珍貴的意義。從某種意義來說，藏書就像是收藏我們民族文化的血脈，因為，書籍會告訴我們，我們是從哪里來的。當然，考古發(fā)現也會告訴我們從哪里來，但那是被動、無意識、必須通過科學分析才能知道的，而書籍卻可以主動、有意識地告訴我們，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半頁書的價值

　　在我看來，古籍的價值來自于“三性”。
　　其一是文物性。國家圖書館對于古籍善本的界定有一個時間的下限，即乾隆六十年（1795年），1795年后的書籍，除非特殊情況一般不列入古籍善本的范圍。國家文物局規(guī)定的文物出境限制標準也定在1795年，適用于瓷器、書畫等各類文物。但當年的文物局長鄭振鐸，將古籍善本的出境限制標準定于1911年，比一般文物品類下限延長了一個多世紀。這是對古籍的特意保護。
　　我講一個故事，是關于我在書里講到的宋代《丹陽后集》。《丹陽后集》是一本書，但大家看到的只是書里的一頁，而且這一頁還是殘的。
　　我們看到，這本書的底下還保留著當時刻工的名字。在古代，刻工通常會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書上，刻工要計工錢，刻了多少版、多少字要標清楚。這些刻工資料，在民國以前沒有被利用起來，民國以后研究者才開始注重對刻工的研究。因為，古代刻書是有地方性的，而古人的活動范圍很小，有了這個名字以后，我們就可以推斷出這本書是在哪里刻的。正是因為這個名字，我們知道了這半頁《丹陽后集》是宋代江西的刻本。
　　在中外所有圖書館里，《丹陽后集》均沒有著錄。換句話說，宋代到現在800多年間這部書已經失傳了，就剩了這么半頁。所以，這半頁書的文物價值非常高，它表明了一個歷史事件的存在，表明了一本書的存在，并且它是那段歷史的孤證。當時，國家文物局專家一看到這張殘頁，說：哇，這不得了。這半頁書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后來，我去版本古籍專家傅熹年家里，才得知，這一殘頁出自他們家。據說，1921年，清宮內閣大庫流出“八千麻袋”的古籍和檔案，在這些流出的古籍中，傅熹年的祖父傅增湘收購了大量宋版書和元版書。其中有一本宋版書的封皮是紙糊的硬殼，經過數百年的歲月洗禮，糨糊失去了粘合力，硬殼散落后露出了糊殼的宋代廢紙，其中的殘頁之一就是《丹陽后集》。
　　其二是文獻性。這是書籍所共有的屬性，依賴的是蘊含其間的思想和總結，因而，即便是新書也具有文獻價值。
　　其三是藝術性。古籍書的藝術價值有兩種。古代雕版往往是先由名家手書，后交付刻工雕版。據傳，宋代大學者周密的《草窗韻語》就是由周密本人手書上版的；“揚州八怪”之首金農早年臨寫的北宋藏經，都出自北宋大和尚手筆；元代某些刻工用的是趙孟頫書法的變體字，甚至趙孟頫本人也未必能寫出這樣的書版字，所以，字字有風味，都是好的藝術品；清代《昌黎先生集》末頁有“福建林佶手書上版”，可見也是出自大家手筆。
　　書籍的藝術性還表現于版畫上。比如，清初刻本《三國演義》版畫采用的是八色套印，而同時代歐洲先進的海德堡套印術也只能達到四色套印的水平。明代萬歷年間的版畫，水平之高可稱絕于世界。鄭振鐸先生曾收藏過萬歷版《金瓶梅圖》，后來轉交給國家圖書館，它是出自安徽黃氏家族的寫意版畫。黃氏家族雕刻的版畫藝術性極高。

　　故事讓書發(fā)生蛻變

　　除了書籍本身具備的價值之外，一本書在傳承過程中，又被賦予了很多故事，這增添了它的文化價值。
　　如果說，文物價值是一個標桿性的可以去衡量的東西，那么，故事的價值則是無法衡量的。
　　最后，我來說說“天祿琳瑯”的故事。乾清宮東邊的昭仁殿，曾是乾隆皇帝的藏書重地，乾隆親書匾額“天祿琳瑯”。乾隆秉承了康熙以來的文化喜好，他的藏書精華基本都在“天祿琳瑯”里?？上У氖?，嘉慶二年，乾清宮的小太監(jiān)在弄炭火盆時引發(fā)大火，大火一路燒到“天祿琳瑯”，里面的藏書均付之一炬。
　　其時乾隆仍在世。藏書被燒掉了，嘉慶覺得臉上無光，召來大臣說要重建“天祿琳瑯”。大殿可以重建，但古籍卻不能再造。于是，嘉慶下令在宮中四處翻找古籍，找了幾百部宋版書堆到新的“天祿琳瑯”里。為了應付此事，還將很多明版書、清版書冒充宋版書混入其中。
　　清朝滅亡后，遜帝溥儀通過賞賜溥杰的方式，將文物偷盜出宮。首先盜取的就是“天祿琳瑯”里那些真真假假的宋版書。這批書跟著他到了偽滿洲國，又陸續(xù)散出，其中一些流入一個國民黨高級將領手中。
　　后來，我見到了這個將領的后人。當時，他們家的文物都已經捐出來了，但對這批遺存下來的“天祿琳瑯”藏書，他們說，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宋版書還是清版書。專家們判斷這就是當年混進宋版書里的清代通志堂刻本。盡管，這些書的版本、品相，與當時其他通志堂刻本無甚區(qū)別，但因為附加了如此多的故事在里面，在拍賣市場上的價值就翻了數十倍。因為，附著在古籍上的故事已經讓它發(fā)生了蛻變，甚至讓它成為了重要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