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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晉:美以對教科文組織憤怒從何而來?

 3gzylon 2017-10-16

  “任性”的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在上任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再次拿國際組織和國際機構“開刀”。12日美國正式宣布,將在12月31日正式退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不再參加任何該組織的正式活動。如果我們算上之前特朗普宣布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以及退出“巴黎氣候協(xié)定”,在上任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特朗普已經退出了多個國際組織,“美國第一”原則下的“任性”也讓人目瞪口呆。

  歷史上美國和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之間關系一直磕磕碰碰,美國經常指責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具有政治傾向”,而且由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處理諸多歷史文化問題時,容易觸碰到敏感的政治議題,因此容易招到美國的反感與反對。此次美國退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以問題上,被以色列和美國認為“偏袒巴勒斯坦”。我們如果想要理解美國的在退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動機,就需要深入了解以色列與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矛盾。

  美國退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以色列也是歡欣鼓舞。長期以來,以色列就一直試圖通過“退出”來向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施加壓力,并且希望在相關的立場上“拉上”美國來“壯聲勢”。而由于以色列-猶太游說集團在美國國內社會以及國會的政治影響力,美國歷屆政府都需要考慮以色列在涉及到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問題上的立場。

  對于以色列來說,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諸多方面“有失偏頗”。首先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官方表述,尤其是涉及到巴勒斯坦-以色列境內的地理和重要人文景點的介紹,往往采用的是“阿拉伯名稱”,而不是“以色列/猶太名稱”。比如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表述中更多的被稱作“尊貴禁地”(Haram al-Sharif);猶太教的重要“圣地”,耶路撒冷老城內的“西墻”(也稱“哭墻”),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表述中,則按照伊斯蘭教傳統(tǒng)命名為“栓馬墻”(al-Buraq Wall,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曾經駕乘人面獸神的Al-Buraq神馬從耶路撒冷登臨天堂,由于傳說先知將馬拴在此墻,因此此墻就被穆斯林稱為“al-Buraq”墻),而不是猶太教的“西墻”(Kothel HaMa’aravi)。

  除了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名稱”之爭,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以色列在其他很多地理名稱上有著分歧,比如表述約旦河西岸重要歷史名稱希伯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往往用“Al Khalil”來表述城市名稱;又比如約旦河西岸名城納布盧斯(Nablus),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往往用阿拉伯名稱“Nablus”而不是以色列所希望的古猶太地名“示劍城”(Shechem);而伯利恒北部的猶太文化遺址拉結(《圣經·創(chuàng)世紀》記載是雅各的愛妻,后難產而死)之墓(Kever Rachel,地理位置仍然存疑,但是當前絕大多數(shù)觀點認為,伯利恒北部此處遺址應當是拉結之墓),則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表述為清真寺遺存(Bilal bin Rabah mosque)。對于以色列來說,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命名,不僅涉及到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尊嚴之爭”,更是關乎國際社會對于以色列合法存在的認同。因此以色列一直對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各種地理位置表述心懷不滿。

  除了地理名稱上的沖突,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還在很多文件中將以色列稱為“占領者”,將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定居點地區(qū)稱為“被占領土”。以色列還認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一些猶太宗教和文化圣地視為“不存在”,而將一些重要的宗教文化圣地劃歸巴勒斯坦管轄。比如教科文組織認定,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希伯倫和伯利恒的一些“猶太古代遺跡”并不存在,是“以色列偽造”;比如在2016年教科文組織通過了巴勒斯坦的申請,將約旦河西岸的伯利恒(耶穌誕生地)的“主誕大教堂”列入了教科文組織名錄。在以色列看來,這相當于教科文組織變相承認了巴勒斯坦民族權力的“國家地位”,因此十分憤怒。

  除了地名和遺產的爭論,以色列認為教科文組織還在一系列敏感政治沖突中“偏袒巴勒斯坦”。比如以色列認為,約旦河西岸城市納布盧斯的猶太文化遺址“約瑟夫墓”(根據(jù)《圣經·創(chuàng)世紀》記載,約瑟夫是雅各之子。1995年根據(jù)中東和平進程,約瑟夫墓被以色列移交給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管理),在2015年10月曾經遭到巴勒斯坦暴徒的襲擊和損壞,但是教科文組織“無動于衷”;而基督教圣地、約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的主誕教堂(Church of Nativity)則在2002年曾經被巴勒斯坦伊斯蘭極端分子占領和損壞,而教科文組織也并沒有予以嚴厲的譴責和懲罰。以色列認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這些行為,就是在故意“抹黑”以色列,和“縱容”巴勒斯坦。

  特朗普退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無疑是受到了來自于以色列的外交壓力;而以色列對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不滿,則涉及到身份的重塑與地理特征的政治改變。對于以色列來說,在巴勒斯坦“重建”一個猶太人國家,不僅僅需要政治和軍事上的“強力”,更需要挖掘曾經的歷史遺存,恢復古代的猶太地名,以此顯示“猶太人回歸”的合法性,以及建立以色列國家的必要性。而由于巴勒斯坦地區(qū)從公元七世紀以來已經長期“阿拉伯化”“伊斯蘭化”,而以色列的“猶太化”企圖,比如會與教科文組織為代表的國際機構發(fā)生沖突。因此以色列,以及受其影響的美國,公開與教科文組織的矛盾,也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作者為以色列海法大學政治學院博士候選人,西北大學敘利亞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全球化智庫(CCG)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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