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川山花正爛漫——寫于延川縣《山花》文學復刊、改刊之際
《山花》文學月報?？肽甓嘁院?，在延川縣委、縣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已于近日復刊。復刊后的《山花》由過去的四開小報改為十六開五印張的季刊。延川，這個被譽為“作家縣”的文化之鄉(xiāng)，又有了自己的版面更新、容量更大、欄目更多、樣式更全的文藝陣地。
從《山花》到“山花”文藝現(xiàn)象
延川縣的《山花》創(chuàng)刊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路遙、史鐵生、陶正、聞頻、海波、馬澤、瀏陽河、白生瑞、遠村、厚夫、倪泓等一大批詩人、作家和評論家，都曾與這張文學小報發(fā)生過這樣那樣的聯(lián)系；小說家趙熙、，詩人梅紹靜和散文家劉成章、和谷等，也都在《山花》上發(fā)表過作品。小說家楊爭光在延川下鄉(xiāng)時，寫了一組關于陜北農村的組詩，并進而由詩創(chuàng)作轉向了小說的創(chuàng)作?？梢哉f，不僅延川本土作家是由《山花》而走上中國乃至國際文壇（如路遙），便是不少外地作家，也都曾經(jīng)接受過這張縣級文學小報的沐浴。由于《山花》的輻射與帶動，延川縣的民間藝術也隨之發(fā)展繁榮，并且漸成氣候。民間藝術家馮山云發(fā)掘整理的布堆畫和民間藝術家高鳳蓮的剪紙藝術，已經(jīng)享有一定的國際聲譽；黑氏四兄弟的攝影、二曹的喜劇小品、劉宏祥的版畫以及小程村一些民間藝術創(chuàng)作等，在省內外也有一定的影響。這一切共同構成“山花”文藝現(xiàn)象，受到陜北一些評論家和作家的廣泛關注，并引起省內外文學藝術界的濃厚興趣。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一張縣級文學小報居然創(chuàng)造出了如此不平凡的業(yè)績，這是不能不叫人仔細思量的。
“這也是我們的本職工作”
在延川縣賓館，記者見到了《山花》文學季刊新任主編楊祿同志，他介紹說，《山花》文學報于1972年創(chuàng)刊至今，已經(jīng)出版過178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受經(jīng)濟因素的制約，《山花》文學曾一度?？?。九十年代中期復刊后，一直受到縣委、縣政府的支持與呵護。去年后季到今年前季，該刊又因故?？?。此次復刊前，縣委、縣政府領導就《山花》的復刊、改刊進行了多方面的調查和專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確定了編輯人員、辦刊經(jīng)費、刊物式樣、發(fā)行渠道等。
在延川縣的調查走訪中，記者深深感覺到，歷屆領導的高度重視，是《山花》文學得以發(fā)展和繁榮的重要因素。袁福堂、白崇貴、李建社以及現(xiàn)任延川縣委書記吳世宏、縣長馮振東、縣委副書記白世民、宣傳部長顧秀榆等，都把《山花》作為一種文化品牌精心呵護，鼎力扶持，并通過這一著名的文化品牌，帶動當?shù)厣鐣?jīng)濟的發(fā)展與繁榮。據(jù)楊祿同志介紹，在延川縣，《山花》不僅是每年縣委、縣政府經(jīng)濟工作會議報告的內容之一，而且也往往是人大《建議》和政協(xié)《提案》的重要議題。也就是說，方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和群眾文化的繁榮，不僅是縣委、縣政府的事，而且也為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們所普遍關注 。
記者于今年6月初在延川縣采訪時，延川縣縣長馮振東好象是不由自主地給記者說起了延川文學這個話題。他說，“我們延川這地方相對貧困一些，但也許是由于路遙成功的示范與影響，延川有著一般地方十分難得的濃厚的文學藝術氛圍。于是，縣委、縣政府就因勢利導，積極扶持本地的文學藝術事業(yè)。”馮縣長十分謙和地說，“完全不必要夸大我們這些領導者的作用。延川這么窮，把這個已經(jīng)形成氣候的文學現(xiàn)象作為一個品牌給打出去，從而帶動社會經(jīng)濟的全面發(fā)展，這是任何一個地方的領導者都應當做和可能做的事情。說到底，這也就是我們本職工作的一部分嘛！”
市委副書記、市政協(xié)主席、著名作家忽培元也曾為延川縣文學作者的成長與成才做過許多實際工作，并給“山花文叢”寫下了《山花獻給你》的名文，表達了一個知名作家對文學新秀們不斷進取、勇攀藝術高峰的殷切期望，同時也寄托了一個市級領導對延川縣域經(jīng)濟全面發(fā)展并逐漸走向強盛的熱切情懷。忽培元在“山花文叢”的“序言”中寫道，“……這是一個宏偉的出版計劃，對于一個年財政收入不足三千萬元的國家級貧困縣的文聯(lián)來講，是一項令人驚異的文化工程。延川縣委、縣政府的主要領導親自掛帥，足見對文學事業(yè)的支持和重視。這從一定意義上體現(xiàn)了地方黨委和政府領導的遠見卓識，是那些好大喜功者與急功近利者永遠都無法理解更無法做到的事情。延川縣的黨政領導，為本縣文藝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所辦的實事遠不止于此。請允許我代表文藝界和廣大的讀者向他們表示深深的敬意。”
德藝雙馨——延川作家們的自覺追求
延川縣對文學作者隊伍的培養(yǎng)，注重才藝，更看重品德。榮獲茅盾文學獎的已故著名作家路遙是一個真正的把生命獻給藝術的“癡人”。他一生不求物質享受，不慕現(xiàn)世榮華，不為一時的文學現(xiàn)象所迷惑，勇敢地朝著認定的目標不斷搏擊與奮進。盡管英年早逝，但他的《人生》、《在困難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早晨從中午開始》等作品卻將長留人間，他對文學藝術的那份執(zhí)著精神也將永遠激勵著后起的作家和廣大文學作者。北京知青作家史鐵生在延川插隊時，因長期住在潮濕的窯洞中，致使下身癱瘓。但這個喝過秀延河水的知青作家不僅沒有一點怨恨，反倒因為有了延川縣清平川的這段插隊生活，充滿深情地將延川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xiāng)，并由這段生活經(jīng)歷而演繹出了傳頌一時的著名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和《插隊的故事》。
白生瑞是延川作家群中一員驍將，他的散文集《黃風搖落心頭雨》出版后，曾經(jīng)有不少讀者為之動心掉淚，也有不少讀者以各種方式向他索書。幾年以后，白生瑞又在繁忙的政務之余，給讀者捧出了另一部散文集《守望陜北》。著名作家忽培元在為“山花文叢”所寫的“序言”中就白生瑞的散文集評說道，“白生瑞的散文集《守望陜北》，三十六篇文章貫穿著一個主題：陜北是個好地方。……這是一個人生命的本源，是作家的精神家園所在。有了這一份感情，無論是生計多艱，還是宦海沉浮，都會心中有底。”白生瑞說，由于政務的繁冗，我已經(jīng)很難回到當初那份自由恬靜地寫作心境中去了，但我還在不間斷地寫日記。什么時候有了閑暇，我還希望自己能夠再寫點東西，因為我始終覺得，比之于現(xiàn)世的榮辱沉浮來，文學畢竟具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是其它任何一種存在方式都很難完全替代得了的。”
與一些地方的作者們不是用作品、而是以花樣翻新的無謂宣傳來“制造”知名度大異其趣，延川縣后起的多數(shù)青年作者，大都自覺地以路遙等真正用作品這個“硬件”來“說話”的作家為楷模，在鍛鑄文品的同時，不斷修煉自己的人品，這是延川作家相對來說比較“整齊”的內在因素之一，也值得一切真愛文學事業(yè)、而不是把文學僅僅作為某種工具去“利用”一下的業(yè)余作者們深長思之。
文學厚土——作家們向往的美好境界
創(chuàng)作與欣賞并存，提高與普及同抓，這是延川縣文學藝術不斷走向繁榮的又一特點。這年頭，金錢至上，物欲橫流，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與欣賞似乎離現(xiàn)世生活越來越遠，尤其在一個小縣城，如果有誰還在談論和追求文學，就要被目為“有病”。但在延川縣城鄉(xiāng)，不僅仍然有那么多人癡迷于文學創(chuàng)作，而且文學藝術的欣賞更是如此普及。這使記者不禁聯(lián)想到中國的乒乓球運動。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乒乓球名將輩出之日，也正是中國乒乓球運動大大普及之時，幾乎每所中小學都有自己的乒乓球運動設施，乒乓球成為全社會關心與關愛的熱門運動項目。有了這樣一個廣泛的群眾基礎，這項運動才更加充滿活力，更有“后勁”。記得小平同志也曾說過，振興京劇“要從娃娃抓起”，文學藝術能夠在“娃娃”中扎下根來，我想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延川縣委常委王文兵同志在與記者的閑談中說道，“延川這地方說來也怪，雖說這里經(jīng)濟相對落后了點兒，但文學藝術的土壤卻十分深厚。在延川縣工作這半年多來，我發(fā)現(xiàn)延川縣的任何一所中學，都有各種各樣的文學社團，并且經(jīng)常會有一些內容充實的文學活動，據(jù)說參加文學社團的學生們還都有很高的熱情。這應當是延川縣文學的希望所在，也是延川文學進一步發(fā)展與繁榮的不竭的‘活水’。能夠形成這樣一種濃厚的文學藝術氛圍，不正是你們這些詩人作家們所向往的一種美好境界嗎？”
翻開2003年第一期《山花》（總編號為第179期），記者看到，這份擁有80個頁碼的文學季刊，辟有“特邀（當為“特約”——記者）專稿”、“延川作家群”、“小說世界”、“散文天地”、“詩歌長廊”、“蓓蕾初綻”“說文談藝”“藝苑風景線”等眾多欄目，作者隊伍則以延川縣本土為主，同時輻射于域外。
掂著這份沉甸甸的文學刊物，翻看著這些由鄉(xiāng)土作家們寫出的充滿泥土氣息的樸素作品，記者不禁想到，當延川縣新一代作家們像“山花”一樣爛漫于中國乃至于世界文壇之時，與這些作家們一起走過了這段黃金歲月的《山花》文學季刊，必將露出她更加美麗、更加燦爛的笑容。
2003年第2期《山花》頭條
2004年2月4日《延安日報·每周特刊》一版頭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