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26日凌晨，前蘇聯(lián)放空部隊空軍中效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羅夫，負責監(jiān)測蘇聯(lián)導彈早期預警系統(tǒng)發(fā)出的警報，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決定，一旦失誤將面臨難以想象的后果。而彼得羅夫那天晚上做出的決定可能挽救了全世界，世界很可能因此僥幸躲過了一場核戰(zhàn)災難。

1983年9月1日凌晨，一架大韓航空公司航班由美國安克雷奇飛往韓國漢城，但由于迄今仍有爭議的原因，這架編號為007的波音-747-200客機在偏離正常航線500多公里的情況下飛到蘇聯(lián)薩哈林島上空，3點27分，2架蘇聯(lián)防空軍的蘇-15截擊機在警告無效的情況下向其發(fā)射了導彈，韓國客機當即被擊落，機上269人全部遇難。從美國首都華盛頓到韓國首都漢城，成千上萬人涌上街頭，抗議蘇聯(lián)人擊落民航客機的行徑。而蘇聯(lián)聲稱這架飛機在執(zhí)行間諜任務，是美國的蓄意挑釁。

冷戰(zhàn)如火如荼。美蘇劍拔弩張、一觸即發(fā)。9月26日那天凌晨，彼得羅夫正在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洲際導彈預警中心值夜班。毫無征兆地，預警系統(tǒng)突然顯示五枚美國的洲際導彈正在飛來蘇聯(lián)的途中。當時距離蘇聯(lián)擊落大韓航空的班機事件不過三周，269名乘客喪生，包括多名美國公民，美蘇關系處于低潮，擦槍走火的事情隨時可能發(fā)生。這是美國的挑釁報復？還是一個假警報？盯著屏幕不斷閃爍的“發(fā)射”“發(fā)射”“發(fā)射”，彼得羅夫只有幾分鐘的時間來決定。但彼得羅夫在冷靜判斷下，認為這是系統(tǒng)誤判，從而避免了美蘇之間一觸即發(fā)的核大戰(zhàn)。

30年后，彼得羅夫回憶道，當時他自己也不十分確定是否是系統(tǒng)誤判，而讓他做出最終決定的是根據(jù)其直覺（“a funny feeling in my gut”）。

在《思想與腸道的連接——隱藏在我們身體里的對話如何影響我們的情緒、選擇和整體健康》（The Mind-Gut Connection: How the Hidden Conversation Within Our Bodies Impacts Our Mood, Our Choices, and Our Overall Health）一書中， 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Emeran Mayer博士重新講述了彼得羅夫的故事，他注意到在歷史上和現(xiàn)如今有很多決策者在面對艱難的決定時都會有一種難以言語的直覺（gut feelings）。

對我們大多數(shù)人來說，這種“直覺”代表一種沒有經過理性思考的本能，而Mayer博士有其它的想法。Gut在中文里可以解釋為“直覺”，也可解釋為“腸道”，那么直覺可能和腸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他作為一個醫(yī)學生，在過去的40年里一直致力于研究大腦和腸道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并經常對傳統(tǒng)醫(yī)學提出質疑。

Mayer博士認為，腸道與大腦的對話不同于其它器官，當人們談論通過直覺作一個重要決定時，其實是基于我們的情緒和胃腸道感覺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這種腸道感覺是雙向的：當我們吃得太多或吃一些高脂食物時，腸道的變化可以影響我們的精神狀態(tài)；當我們感到緊張而忐忑不安時，或者當我們生氣而感到肚子疼時，其實是我們的精神狀態(tài)影響了我們的腸胃。

近年來，腸道微生物的研究讓世界各地一直關注思想與腸道連接的科學家們備受鼓舞。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一個人的情緒可以影響腸道菌群的組成，相反，某些腸道微生物也可能影響一個人的情緒狀態(tài)。

Mayer博士相信腸腦軸不是一個線性系統(tǒng)，而是一個通過多種途徑交流的循環(huán)反饋環(huán)路。其中，最常見的一個途徑是通過激活迷走神經。但是大腦與腸道之間的相互作用互也可能發(fā)生在大腦和免疫系統(tǒng)之間（因為腸道擁有人體大部分免疫細胞）以及大腦和內分泌系統(tǒng)之間。當這些交流途徑由于不良飲食、壓力或疾病等原因而出現(xiàn)問題時，我們就可能出現(xiàn)消化紊亂和肥胖等生理健康問題或者焦慮和抑郁等心理健康問題。這并不是巧合，大多數(shù)的焦慮或抑郁患者往往也伴隨著胃腸道功能異常。

Mayer博士在闡明腸腦連接上的影響力遠遠超出自己的工作領域，他曾從不同的視角觀察二者之間的關系，從細胞到生理到心理到行為等不同水平進行分析，使得大家能夠更好的看到這一研究在臨床和轉化中的應用價值。

杜克大學的Nancy Zucker博士在Mayer博士的建議下研究了腸腦軸對進食障礙患者的影響并與他們合作對神經性厭食癥進行了研究。廣泛接受的觀點認為這些個體具有生物學易感性，在環(huán)境刺激下而誘發(fā)疾病，而Zucker則認為可能是腸道感覺過度敏感導致了這一障礙。

在當前的“微生物組時代”來臨之前，Michael Gershon博士就在他的書籍《第二大腦》（“The Second Brain”）中有了新突破。他指出在我們的腸道中大約1億個神經元構成了腸道神經系統(tǒng)，它與我們的頭腦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Michael Gershon博士指出，雖然這個第二大腦并不會幫助我們進行哲學、詩歌和其它形式的思考，但是第二大腦如何與我們的頭腦相互作用是保證我們的身心健康是一個關鍵因素。然而，腸道仍是一個被許多科學家和內科醫(yī)生所忽視的器官。

Mayer博士及其它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在腸道中生活著一個微生物的世界，它們不是邪惡的細菌，而是我們人生的伴侶。

在20世紀70年代，Mayer博士還是一名在讀的醫(yī)學博士生，他就開始懷疑腸腦之間的連接可能比我們通常認為的要緊密得多。在參與醫(yī)院輪轉時，他看到許多患者經過大量的診斷測試并沒能揭示慢性疼痛的原因。從過去一直到現(xiàn)在經常會遇到一些患者，他們的癥狀特點是長期腹瀉，便秘，惡心和嘔吐等等。但是，人們普遍認為身體各部分是獨立運轉的，因此很少有人將這種情況與大腦聯(lián)系起來。Mayer博士一直對心理學很感興趣，看到這些患者的情況進一步增強了他對心理與生理相互作用的興趣。

為這樣的想法找到一位支持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初，梅爾博士很難找到一個實驗室和導師愿意接受他來做這一研究，直到最后他被一位對精神壓力對心臟血流量的影響感興趣的心血管生理學家所賞識。因為在醫(yī)院輪轉的經歷，Mayer博士相信他的理論可以被科學地研究，他將目光轉向了胃腸道，研究一種最明顯的胃腸道慢性疾病，腸易激綜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F(xiàn)在，我們已經有了一個不斷發(fā)展的共識，腸腦軸的功能紊亂在其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但是，當Mayer博士開始他的職業(yè)生涯時卻與主流意見有很大的差別。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Mayer博士的研究團隊使用大腦成像描繪腸易激綜合征和其它腸腦障礙（通常被稱為功能性胃腸道功能紊亂）患者的情緒和腸道之間的相互關系，并成為這一領域的帶頭人。Mayer博士認為，盡管現(xiàn)在有30多個典型的胃腸道癥狀，而且由于受影響的部位不同會有不同的癥狀表現(xiàn)，但是其根本原因可能是相同的。

Mayer博士的研究團隊第一個使用成像技術表明腸易激綜合征患者對來自腸道的信號異常警覺，這使得他們對疼痛更加敏感。這也是第一次意識到大腦參與調節(jié)這一疾病狀態(tài)。

同樣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Yvette Taché博士也是通過研究胃腸道疾病來揭示大腦和腸道相互作用的先驅人物。早在20世紀80年代，他們就在實驗室研究中發(fā)現(xiàn)壓力是如何導致胃腸道功能紊亂的。Taché博士的研究團隊也是首次確立了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在壓力相關的胃腸道功能改變中的重要性。在那以后，研究人員又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許多其它的肽類物質，它們參與腸道和大腦之間的信息傳遞，從而影響神經行為和消化功能。

Taché博士說，當年他們在美國胃腸病學協(xié)會年會上發(fā)布那些初步結果的時候，很多人還并不認可腦-腸相互作用這一概念。如今，這一概念已被廣泛公認，特別是腸道微生物的研究將這一領域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Mayer博士既關注科學研究也注重臨床實踐，他看到了成千上萬名各種各樣的腸腦功能紊亂的患者。他指出，情緒會對胃腸道處理食物的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當你生氣時，快樂時或焦慮時，你的腸道狀態(tài)是完全不同的。

對于那些腸腦軸功能長期紊亂的人，會出現(xiàn)由大腦功能紊亂引發(fā)的胃腸道問題（自上而下），也會出現(xiàn)由腸道功能障礙引發(fā)的腦部問題（自下而上），比如情緒和認知障礙。另一方面，其應對壓力和情緒會做出過激的反應。同時，這些人通常對腸道產生的信號更加敏感，不論是來自食物的感覺還是胃腸道的不適。Mayer博士及其同事們發(fā)現(xiàn)，這種腸腦軸功能紊亂往往在生命早期就埋下了隱患的種子。根據(jù)多年的臨床和研究經驗，他們發(fā)現(xiàn)那些有遺傳易感的人群，那些在大腦正在發(fā)育和腸道菌群正在完善的生命早期長期使用抗生素或經歷過不良生活事件的人群，他們日后在壓力或者胃腸道感染的誘導下更容易發(fā)展成腸易激綜合征。

即使在今天，Mayer博士關于大腦和腸道之間緊密聯(lián)系的觀點依然會受到很多醫(yī)學專家的排斥。他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目前的醫(yī)療體系所決定的。我們經常會遇到一些患者，他們不停地接受各種醫(yī)療技術來檢查診斷和評估疾病，但是可能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花一個小時的時間與患者進行溝通交流，了解他們是否存在腸腦功能紊亂。我們最好使用整合干預治療手段而不是浪費時間和金錢在各種各樣的檢測和診斷上。

多年來，很多慢性疼痛患者經過各種各樣的診斷仍找不到原因，可能也聽說過“是你腦子出了問題”的診斷結果。事實證明，從病理生理學的角度上講，很大程度上確實可能是腦子出了問題。當胃腸病學家告訴他們，已經完成了所有的測試和診斷，而這只是腦子的問題，他們可能會完全不明白。但是如果我們從心理學的角度給病人這樣解釋時，他們可能很快就會明白。

因此，心理健康專業(yè)人士在幫助這些患者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卻沒有充分發(fā)揮。從腦成像研究中，我們知道患者的大腦皮層-邊緣系統(tǒng)不能抑制應激反應和情緒激發(fā)系統(tǒng)，認知行為療法可以訓練大腦前額葉皮層增強這種抑制性作用。當然，這肯定不可能完全治愈，但是卻被證明效果可能優(yōu)于現(xiàn)有的任何藥物。正念減壓也被證明是有效的，腦成像研究顯示大腦的結構和功能發(fā)生變化，患者的癥狀也得到緩解。

雖然Mayer博士主要專注于腦-腸疾病，比如腸易激綜合征，但他也一直關注大腦和腸道之間的交流。微生物組研究的新發(fā)現(xiàn)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大腦和腸道相互關系的研究，Mayer博士將注意力轉向了更大的問題。借助先進的數(shù)學建模、系統(tǒng)生物學和強有力的分子生物學工具，Mayer博士及其他研究人員開始研究腸道微生物和中樞神經系統(tǒng)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宿主身心健康的影響。

腸道菌群的研究為科研人員深入理解大腦和腸道之間的聯(lián)系提供了新的方向。微生物在大腦與腸道的相互交流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也可能影響我們的神經系統(tǒng)和行為。因此，Mayer博士除了研究認知行為療法對腸腦功能紊亂的患者大腦的影響，也開始關注腸道菌群是否也會發(fā)生相應的改變。

我們已經與這些細菌共同生活了成千上萬年，但它們之間的關系還遠遠沒有被理解。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Claudia Sanmiguel博士研究了大腦和腸道之間的相互作用在肥胖發(fā)病中的作用。Mayer博士的大腦成像研究表明胃腸道疾病患者的大腦也發(fā)生了顯著改變，受到這一研究結果的啟發(fā)，Sanmiguel博士對肥胖患者在進行減肥手術前后腸道菌群的變化進行了比較研究，以更好地理解腸道菌群的改變對飲食行為和減肥效果的影響。他們發(fā)現(xiàn)在肥胖人群中，腸道微生物代謝產物的變化和大腦的變化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Sanmiguel博士希望更深入的了解那些有利于減肥的腸道微生物及其相關的代謝產物，以找到比目前治療肥胖的更好的方法。

雖然到目前為止還只有很少的關于腸道菌群的研究被應用到治療之中，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改變腸道菌群的組成可能影響大腦健康和疾病。在動物模型中的研究發(fā)現(xiàn)，腸道菌群的改變可對宿主行為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也可改變大腦細胞的結構和活性。這一發(fā)現(xiàn)鼓舞人心，激勵著研究人員盡最大的努力更好地理解這些微生物是如何影響我們的大腦以及它們之間是如何相互溝通交流的。

2013年的一項研究中，來自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Elaine Hsiao博士及其同事研究發(fā)現(xiàn)給懷孕的母鼠進行模擬病毒感染的處理會導致其后代出現(xiàn)自閉癥樣的行為。這些后代的腸道菌群發(fā)生改變，當給它們補充一個有益健康的細菌后，自閉癥樣的行為明顯緩解。Hsiao博士的研究團隊又繼續(xù)研究了腸道菌群的改變對自閉癥以及其它神經系統(tǒng)疾病的影響，包括抑郁癥和癲癇等等。所有研究都發(fā)現(xiàn)微生物是我們正常人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雖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在未來基于腸道菌群治療心理和生理疾病還是大有前景和令人興奮的。

同年，Mayer博士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隨食物攝入益生菌也會影響人類的大腦功能。結果表明給健康女性服用益生菌發(fā)酵乳制品使得受試者處理情緒的大腦功能網絡的活動降低，包括情感、內臟感覺和軀體感覺皮層，她們在情緒面孔注意任務中的大腦反應性發(fā)生改變。這一研究表明，在未來特定的飲食將作為改善大腦功能的主要治療手段。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還有更多未知的東西有待學習。Mayer博士在他的《思想與腸道的連接——隱藏在我們身體里的對話如何影響我們的情緒、選擇和整體健康》一書中提供了一些實用的建議，包括正念減壓、以植物為主的飲食結構等等。他還對應對產前和產后應激提供了一些建議，以及兒童早期營養(yǎng)干預阻止腸腦軸功能紊亂，保護兒童腸道菌群的多樣性。

Mayer博士也提出了一個可能的假說來解釋“用直覺做決定”（gut-based decisions）的生物學基礎。來自葡萄牙的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博士提出了軀體標記假說（somatic-marker hypothesis）。大腦系統(tǒng)會對一些特定感知內容作出反應，反應時所引起的身體和大腦狀態(tài)的改變總和就是情緒。這些改變可以是不能被觀察者觀察到的內部變化（例如心跳），也可以是易被觀察到的肌肉系統(tǒng)的改變（例如面部表情）。這些反應反饋到大腦，又引起一系列大腦狀態(tài)的改變。軀體標記假說中所指的軀體標記就是這些身體和大腦的反應。人在決策過程中產生的情緒反應，即軀體標記，能夠調節(jié)人們在不確定和復雜情境中的決策行為。Mayer博士認為，腸道微生物在調節(jié)宿主的身體和大腦反應中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大腦就好比是一臺超級計算機，從我們出生的那一天起大腦就接收數(shù)以百萬計或數(shù)以十億計的腸道反應?！坝弥庇X做決定”其實是就基于我們的情緒和腸道反應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來實現(xiàn)的，通過我們在決策過程中的情緒和腸道反應，大腦可以在幾毫秒內告訴我們什么決定是最有可能適合我們的。Mayer博士也承認這種“用直覺做決定”的理論很難證明，但他的直覺告訴他這是最有可能的解釋。

本文編譯自：Understanding the constant dialogue that goes on between our gut and our brain, https:///news/2017-07-constant-dialogue-gut-brai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