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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寵辱流，所幸無慍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領(lǐng)方面，豈稱長城倚?！边@是因“慶歷新政”失敗而遠走鄧州的范仲淹抒發(fā)的林下之志。  與少年喪父，母親改嫁，繼而懷志離家，獨自赍志求學(xué)在應(yīng)天府書院，過著劃粥割齏貧寒困苦生活的范仲淹完全不同，司馬光有著一個無比幸福的童年。在這一點上，與他同時代的那些大師，比如小他一歲的張載，還比如長他兩歲的周敦頤，統(tǒng)統(tǒng)不能與之相比。 其實，單是聽聽這個姓氏，就可以大致推測出其顯赫的家世。 不錯，司馬光就出生在兩晉時期的天下第一大姓之家。其遠祖是西晉皇族平安獻王司馬孚，司馬孚后裔司馬陽為北魏征東大將軍，死后葬于陜州夏縣涑水鄉(xiāng)的高堠 里，其子孫便定居繁衍于此。此后，這支司馬族人遂息居鄉(xiāng)里，直到北宋立國之初，“以氣節(jié)著鄉(xiāng)里”的司馬炫考中進士為富平縣令，司馬家族遂再次興盛，司馬炫 就是司馬光的祖父。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官高位重，為尚書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蘇軾曾充滿敬意地說他：“以清直仁厚聞于天下，號稱一時名臣。” 作為典型的官二代，司馬光生活裕如，環(huán)境優(yōu)越，但他沒有讓這些先天的優(yōu)渥條件成為阻礙自己成長的病態(tài)寄生溫床，而是將之作為更有利于成長的充裕養(yǎng)分加以汲取。 天資聰穎的他刻苦自勵，勤奮好學(xué)。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錄》中稱司馬光：“其幼時患記憶不若人，眾兄弟既成誦，而游息矣，獨閉門不出，俟能諷誦乃已。自 言：'用力多者收功遠，乃終身不忘也?！伴L，遍覽古籍，博聞強志，曰：'書不可不成誦。或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br> 寶劍鋒從磨礪出?？炭嘞?qū)W，孜孜不倦，加之天資聰穎，使司馬光很早就展示出異于常人的天賦異稟?！端问贰に抉R光列傳》稱：“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br> 更為可貴的是，少年時期他就養(yǎng)成了篤實守誠、不事虛妄的可貴精神品質(zhì)。所以，在司馬光后來困居長安期間，因為囊中羞澀，讓一個老兵將自己平時所騎之馬牽到市場上去賣，他特意囑咐老兵，這馬一到夏天就犯病，記得一定要先告訴買馬人。 歷史上還有這樣一位可愛的賣家。 北齊的皇甫亮因為所居住宅地勢低洼，標價出賣。有意者問他出賣的原因，他實話實說：“因為宅第下雨時積水不泄，水一直流入床下?！彼虼素暙I出一條成語典故——皇甫無飾。 不知道皇甫亮的行為與乃父有多大關(guān)系，司馬光的誠實端直卻來自其父司馬池的教育。 據(jù)說，司馬光五六歲時有一次要吃胡桃，一位婢女用熱水泡過后為其順利去皮，在姐姐問是誰幫他去的皮時，司馬光謊稱是自己。司馬池為此厲聲訓(xùn)斥：“小子怎 敢說謊！”司馬光深以為恥，將這句訓(xùn)誡寫在紙上，一生中時時拿出翻看，以為自警。從此，畢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邵康節(jié)就深有感觸地說，司馬光為“腳 踏實地人”。 正因為司馬光的端方性格與守誠秉性，構(gòu)成了他所營建的涑水之學(xué)的最基礎(chǔ)本色：恭儉正直，謙虛守誠。 在《事親》中，司馬光自道：“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br> 在《回心》中，他說：“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zhuǎn)戶樞，何難之有？” 難怪，同時代的學(xué)者們懷著無比崇敬的心理，充滿服膺地評價涑水之學(xué)。劉漫堂在《麻城學(xué)記》中說：“溫公之學(xué)，始于不妄語，而成于腳踏實地。學(xué)者明乎是，則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标愔颐C在《與龜山書》曰：“凡溫公之學(xué)，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font> 幼小樹苗上的一次微不足道的輕微刮碰，會在后天的大樹枝干上留下醒目的疤痕；童年時的一次悉心扶正，則會在成年后的人生顯現(xiàn)出彌久而可貴的品質(zhì)。 世上，總有太多愚蠢的父親，在用愛的名義一步步將兒女微笑著送入驕橫跋扈的池塘，然后再痛苦地看其溺斃。司馬池卻是聰明的。 為此，值得向司馬池先生致敬。 宋朝沒有今天的報紙、電視、電臺、網(wǎng)絡(luò)，但卻一樣有屬于那個時代的大眾傳媒，那就是坊間的圖書。 見義勇為的典型，山西少年司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就是通過“京、洛間畫以為圖”這個主流傳播渠道，轟轟烈烈地在全國流傳開來的。 背負著機智、勇敢等巨大而影響廣泛的聲譽，司馬光度過了他的少年。榮譽是把雙刃劍，少年成名所帶來的榮耀感可以將一個兒童漸漸捧殺，也可以讓一個內(nèi)有所持的人為之自我警惕，并始終以淡定的目光去看待人們對自己的夸贊，從而更加篤實起來。 王安石筆下的方仲永是前者的典型，司馬光是后者的典范。 不喜華靡，不事張揚，踏實篤定，從此成為司馬光顯著的性格特點。這在宋仁宗寶元元年，二十歲的他中進士甲科后表現(xiàn)得尤為充分。參加御賜的瓊林宴時，他竟然“聞喜宴獨不戴花”，最后還是在同科其他進士提醒“君賜不可違”，司馬光才勉強簪花一枝，步入宴會。 瓊林宴，是北宋朝廷為示寵恩，增加科舉士人的榮耀感，特在宋京都開封城西的皇家花園瓊林苑為新科進士及第者舉行的御賜宴會。它脫胎于唐朝時為舉人所辦的“鹿鳴宴”，后來到宋徽宗政和二年后改稱“聞喜宴”，元、明、清之時又稱為“恩榮宴”。 參加者皆為新科進士，舉酒賀拜，簪花而出，不僅宴會規(guī)格高，更代表著一個讀書人的至高榮譽，因而備受士人欣羨，同時也讓參加者感覺光榮無比。文天祥就曾 有一首《御賜瓊林宴恭和詩》記述瓊林宴盛況：“奉詔新彈入仕冠，重來軒陛望天顏。云呈五色符旗蓋，露立千官雜佩環(huán)。燕席巧臨牛女節(jié)，鸞章光映壁奎間。獻詩 陳雅愚臣事，況見賡歌氣象還。” 對于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年甫及冠，就進士及第，瓊林簪花，御街打馬，這是何等的尊榮與光耀？但他卻能如此淡然面對。這也許就是他在《無為贊》中所寫下的：“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fù)何為，莫非自然。” 有這種治心以正、保躬以靜的心態(tài)，自然能平淡面對一切，從容應(yīng)對一切，不管是榮耀撲面而來，還是困厄驟然罩身。 進士及第后他步入仕途。開始時，擔(dān)任奉禮郎、華州判官、武成軍判官等職，公元一〇四五年，二十七歲的司馬光回到京城為大理寺評事，補國子監(jiān)直講，不久又遷大理寺丞。公元一〇五一年，經(jīng)樞密副使龐籍推薦，司馬光升為館閣?？保Y院。 在館閣里?？眻D書，這無疑是個非常適合他的工作。置身于皇家秘藏寶庫之中，上搜下紹，左卷右簡，盡情翻閱典籍，恣意鉆研經(jīng)史。便是在此時，他撰寫出《古文孝經(jīng)指解》，并約同館閣僚友上疏請求把荀子和揚雄作品考訂印行。 公元一〇五三年，司馬光又在龐籍推薦下遷任殿中丞、除史館檢討。在此期間，他更為專心致志地研究史學(xué)，探求往古治國之道。次年，因龐籍失相，他又隨恩師輾轉(zhuǎn)鄆州、并州，于公元一〇五七年龐籍獲罪后，引咎辭職。 二十年游身宦海，從中不難看出，司馬光長期在下級仕僚的位置上滯留不前。 需要說明的是，此時正是以開明能干著稱的宋仁宗統(tǒng)治時期。 宋仁宗趙禎是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有為明君，他知人善任，勤儉約己，勇于納諫。他在位的四十二年中，除火藥之外的中國其他三大發(fā)明，就出現(xiàn)在此時。不獨 如此，這個時期政治昌明，社會穩(wěn)定，百姓安居樂業(yè)。與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宋仁宗死后，當駕崩的訃告送到敵國遼 國時，竟然“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就連大遼皇帝耶律洪基也握著宋使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蘇軾站在他所處的歷史時代說：“宋興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極矣。” 陳師錫站得更遠些，他往回打量北宋時說：“宋興一百五十余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歷、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fēng)?！?br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就連南宋宰相秦檜也感慨道：“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宏議，載在方冊。慶歷、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 明朝的翰林院庶吉士鄒智在《立齋遺文》中說：“宋之英主，無出仁宗……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歷、嘉祐之治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br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孔子的教導(dǎo)響徹耳際。置身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自己卻始終游離于主流階層之外，于司馬光而言的確是一種痛苦。 高官厚爵非他所想，他苦惱的只是位居下僚的自己，如何實現(xiàn)致君堯舜、報國濟民的抱負。 在《初見白發(fā)慨然感懷》詩中，司馬光惆悵萬端地寫下：“我年垂四十，安待無華欺？所悲道業(yè)寡，泊沒無他賢，深懼歲月頹，宿心空棄捐?！彼扌目諚墸耆A流逝，自己卻一事無成，他不能不為之悵惘沮喪。 但，這一點也不影響他憂國憂民的用世情懷。 位卑未敢忘憂國。公元一〇五四年，四十五歲的宋仁宗因久無子嗣，太子遲遲不得立。在并州做小小通判的司馬光，聽到諫官范鎮(zhèn)向宋仁宗建議選人立嗣后，立刻 寫信給范鎮(zhèn)，勸其要以死相爭。而且不顧自己官職低賤，司馬光竟然向宋仁宗上書三章，勸其馬上選人立嗣。在《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中，他向仁宗講明立 嗣是“朝廷至大至急之務(wù)”，力呈不早立嗣之害。但結(jié)果是，“杳然若投沙礫于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終者”。 要知道，勸皇帝立他人為儲 君，朝中元老往往也對之三緘其口的。上這種奏章犯了好幾重大忌：一、摻和帝王家事，有擾亂宮幃之嫌；二、揭領(lǐng)導(dǎo)無生育能力的短，極為傷害同樣也是男人的帝 王自尊心；三、皇帝正值旺年，勸其早選他人為太子，有影射帝王壽考之嫌；四、立儲向來是后宮斗爭焦點，此舉極可能將自己置入權(quán)力角斗場上，危機四伏。 司馬光沒有理會這些。 他胸中沛然的是一腔儒者道氣。用《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中的原話說就是：“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志；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span> 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牽涉其中，沒有半點逢迎投機之意，他只是以國家長治久安的立場，冒著天大的危險，一而再地提請皇帝早日立嗣。 到公元一〇六三年司馬光任同知諫院時，他再次面向皇帝堅請立嗣，而且不容分辯地說：“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斷力行?！庇纱耍稳首诖鬄楦袆?，遂下定決心立侄兒趙曙為皇子，這就是后來的宋英宗。 當誠惶誠恐的趙曙想謙虛一下，表示不敢接受時，又是司馬光站出來，向他義正詞嚴地講：“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愿以臣子大義責(zé)皇子，宜必入?！壁w曙這才且驚且喜地受命。 進諫是需要勇氣的，但納諫更需要勇氣。 雙方缺一不可。相對于進諫者那張面折庭爭的勇敢的嘴，納諫人那雙從善如流、有理性分辨的耳朵更顯可貴。 在唐朝，魏征的嘴巴與李世民的耳朵便形成了良好的默契對應(yīng)關(guān)系。但魏征的直諫，卻似乎總有著某種為反襯太宗虛懷若谷而故意犯難較勁的成分，納諫與進諫雙 方有演雙簧的濃重痕跡。破綻就表現(xiàn)在，魏征絕不非議同僚，只是揪太宗可有可無的小瑕疵。這樣做的好處是，一是不開罪同事，贏得群眾基礎(chǔ)；二是在反證領(lǐng)袖的 高大中獲得上司滿意。 魏征享有的千古直臣之名，其實是可以打個大大的問號的。 司馬光不這樣。他的進諫沒有選擇，也沒有前提，更沒有禁忌。 極受宋仁宗信賴的宦官麥允言死后，皇上違反禮制賜給鹵簿，即按一品官的儀仗出殯。司馬光上書指出：“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xí)之臣，非有元勛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 權(quán)高位重的夏竦，死后被仁宗賜謚“文正”，滿朝無人反對，獨官職僅為同知禮院的司馬光大搖其頭，他向仁宗詰問：“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宋仁宗于是改謚其為“文莊”。 宋仁宗因追念章懿皇太后，即歷史上“貍貓換太子”傳說中的受害者李宸妃，將自己愛女兗國公主嫁給她的侄子李瑋，婚后小兩口卻感情不好，仁宗下詔黜李瑋衛(wèi)州，兗國公主回大內(nèi)禁中居住。司馬光為此進諫：“瑋既黜，主安得無罪？”仁宗聽聞后，降公主沂國，待李氏恩遇不衰。 充媛董氏死，宋仁宗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司馬光又來指責(zé)：“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 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 不管是朝中權(quán)臣還是大內(nèi)寵宦，不管是帝王寵妃還是皇帝愛女，司馬光統(tǒng)統(tǒng)不管不顧，只要有悖于禮，不合法度，那我就據(jù)理力爭，奮起指責(zé)。 宋英宗于公元一〇六三年即位，上臺后詔集群臣集議濮王典禮。 起因是，英宗即位之前，其生父濮安懿王趙允讓已死，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認為應(yīng)尊濮王為“皇考”，龍圖閣待制司馬光表示反對，他認為，為人后者為 之子，不得顧私親?！?/font>漢宣帝為孝昭后，終不追尊衛(wèi)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于是與諫官呂誨、范純?nèi)省未蠓赖热?強烈主張崇濮王為“皇伯”。最后，曹太后從后宮降下懿旨，以“皇考”定論。 表面看來是正反兩派在圍繞一件不涼不酸的事情相互爭議，其實，反對派是在冒犯宋英宗本人，不給現(xiàn)任領(lǐng)導(dǎo)面子。結(jié)果，呂誨、范純?nèi)?、呂大防等因此被黜，為此司馬光請求一同被貶放。 曹佾是曹太后的親弟弟，被宋英宗擢升為相。而此時宋英宗因病不能親政，朝政由曹太后垂簾。司馬光卻無所顧忌地上書指出：“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wèi)將帥、內(nèi)侍小臣，必有覬望。” 官宦任守忠見風(fēng)使舵、左右逢源，在宋仁宗準備立趙宗實（即趙曙）為皇子時千方百計進行阻撓。宋英宗即位后，任守忠又捏造謠言，在宋英宗與曹太后之間挑撥 離間，搬弄是非。但他卻深得宋英宗信任，致使其勢焰熏天。面對他，司馬光毫無畏懼，上書英宗直指其奸：“守忠大奸，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 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gòu)，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以謝天下?！倍紫囗n琦、富弼則竭力庇護任守忠，無奈，宋英宗只好降任守忠為節(jié)度副使， 天下人聞之稱快。 公元一〇六七年，兵部員外郎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司馬光再次上書直言其佞：“漢衛(wèi)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周張美 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結(jié)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托于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jié)？”（《宋史·王廣淵 列傳》）一向信好王廣淵的宋英宗沒有聽取直諫，但由此也更為器重司馬光，升其為龍圖閣直學(xué)士。 司馬光像一個安置在大宋朝廷的敏感警報系統(tǒng)，不管是誰，也不管他的背景多復(fù)雜，牽涉的事體有多大，只要逾越了法度，超越安全警戒線，我便狂鳴不已，向整個王朝報警。 有意思的是，司馬光也曾將自己比喻為一只晨雞，在《朝雞王樂道》詩中，他暗許自己“清曉長鳴獨先眾，朝者恃此能知時”，能“一聲高興耳目醒，四遠群陰俱避易”。 如今，這只雄雞的叫聲已然不能叫醒夢中人了，他怎么能不為之黯然呢？三十余年西復(fù)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yè)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 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角處農(nóng)桑滿，贏取閭閻鶴發(fā)翁。（《初到洛中書懷》）這首詩的字里行間已然透出厭倦朝廷、移情林下的情緒了。 他，的確厭煩了。 公元一〇六七年，年僅二十歲的宋神宗即位，改元熙寧。 熙寧。一提到這個年號，就會讓人想到中國歷史上一場聲勢浩大的變法。當然還會想到在這場變法中引吭高歌的領(lǐng)唱王安石。 范仲淹所領(lǐng)導(dǎo)的“慶歷新政”失敗以后，多年來北宋國家財政空虛、官員機構(gòu)龐大、軍事力量疲軟等問題日益突出。 公元一〇六四年，治平元年五月，反對變法的曹太后終于撤簾還政，親政之后的宋英宗實在想有所作為。甫親政，他就向大臣們提出一個嚴肅命題：“積弊甚眾， 何以裁救？”到治平三年九月，宋英宗才又提出“去冗官之患”，對腐敗的吏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上В坌牟胗蟹鳛榈乃斡⒆谟诖文暾氯ナ?，他的 一腔改革宏愿只能留待后人去實現(xiàn)。 于是，大宋權(quán)力寶座上出現(xiàn)了趙頊，他就是歷史上有賢君之稱的宋神宗。趙頊尚為太子時，即已深察國家政體中存在的種種積弊，并一心奮發(fā)圖強。 他特別留意那些要求改革的呼聲。王安石于嘉祐三年（公元一〇五八年）任度支判官時，曾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jié)的頹敗風(fēng)氣作了深刻的 揭露，并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思路。當時雖未引起朝廷的重視，但其言辭懇切、深中肯綮的《言事書》卻給趙頊留 下了極深的印象。 公元一〇六七年，宋神宗即位之后立即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又詔他為翰林學(xué)士兼侍講。公元一〇六八年，宋神宗再 次詔王安石“越次入對”，商討變法。公元一〇六九年，熙寧三年，任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保障變法順利實施，特設(shè)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王安石物色了 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新法。他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超凡勇氣，大刀闊斧地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新法。同年，頒布實行均輸法、青苗 法（常平法）、農(nóng)田水利法。 熙寧改革也一直在反對派激烈抵制與嚴厲批評聲中艱難進行。反對者的陣營十分強大，這中間有在深宮仍具有話語權(quán)的太皇太后曹氏，甚至還包括“慶歷新政”中的改革派韓琦、富弼等三朝元老，也包括程顥、邵康節(jié)、張載等學(xué)界名流。圍繞改革，形成新舊兩黨。 為強化新政推行，王安石一方面對許多舊黨人物進行嚴厲打擊，如呂公著被貶知潁州，趙抃貶知杭州，程顥貶譴京西路提點刑獄，張戩貶知公安；一方面為聚集擁護力量，又極為草率地提拔任用了一批德能皆衰的政治投機者，造成了忠良早罷黜、奸小充廟堂的失衡局面。 司馬光就站在“熙寧變法”的反對者行列中。 面對紛擾詭譎的政壇，久生寄居林下之心的司馬光早已罷息了當年“深懼歲月頹，宿心空棄捐”的懸想，他幾乎是帶著一副自我邊緣化的心態(tài)走進神宗一朝的。 且看《宋史》中的這段記載：“神宗即位，擢光為翰林學(xué)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qū)W而不文，或文而不學(xué)，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xué)，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墼唬?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 被授予翰林學(xué)士卻拒辭不就，給出的理由更是牽強：俺不會寫四六駢文。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王安石此時為翰林學(xué)士，道不同不相為謀，司馬光不屑與之同列。 這期間還發(fā)生了一件影響朝野的刑事案件。 登州女子阿云在母親去世守喪未結(jié)時，因外力被迫嫁給了一個叫韋阿大的人。阿云嫌韋阿大丑 陋，新婚之夜謀害韋阿大，結(jié)果刀斷新郎一指，阿云后來投案自首。案件上報審刑院和大理寺后，審刑院和大理寺認為應(yīng)以謀殺罪處決阿云，而登州知州卻認為此樁 婚事本不合法，阿云無罪。爭執(zhí)不下中，此案上報到宋神宗那里，神宗令翰林學(xué)士王安石與知制誥司馬光對案件進行裁定。 王安石認為登州方 面判決合理，應(yīng)該無罪釋放阿云；司馬光卻認為審刑院判決正確，應(yīng)該對阿云處以極刑。其后，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頡等人上書支持司馬光，呂公著上書支持王 安石。圍繞這個普通的民事案件，朝廷官員之中迅速形成正反兩大派，結(jié)果挺司馬光的一方受到王安石制裁，知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等人 被彈劾，經(jīng)司馬光上書，神宗代為極力辯解，這些官員才得以幸免。 這個普通不過的案子，其實已經(jīng)反映出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政見的嚴重不合。 王安石認為，祖宗成法不可不變，天下民意洶洶又如何，只要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有利于強軍固國，那么就都應(yīng)該無所顧忌地大力推行。司馬光則認為，國家不應(yīng)該去與老百姓爭利，國家的強大之本在于取法三代的治國理念，開源節(jié)流方才是增加財政的正確途徑。 從他們二人的當面辯論也能瞅見彼此存在的嚴重分歧。 司馬光說：“救災(zāi)節(jié)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蓖醢彩f：“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wù)，所以不足者，以未 得善理財者故也?！彼抉R光說：“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蓖醢彩瘩g：“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彼抉R光對答：“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 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shè)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span> 彼此的觀念之爭，最終導(dǎo)致他們之間徹底水火不容。 《宋史·司馬光列傳》中有記：“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庠唬?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 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內(nèi)懷附之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 人，而欲置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font> 公元一〇七〇年，宋神宗熙寧三年，針對青苗法在朝官員展開了更為激烈的論爭，反對者主要包括韓琦、司馬光、呂公著、范鎮(zhèn)、歐陽修、程顥、蘇轍、蘇軾、呂 景、孫覺等人。韓琦上書對青苗法進行猛烈抨擊，神宗似有所悟，王安石為此托病居家，并請求解除職務(wù)。宋神宗于是準備啟用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再次拒 絕，他說得很直截了當：“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 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span> 宋神宗最終還是決定推行青苗法，并再次啟用王安石。反對變法者紛紛被解除朝中要職，貶往外地。司馬光也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xué)士到長安知永興軍。 在長安與同年進士李堯夫贈別的詩中，他這樣寫道：“世路飽諳都是夢，人生可貴莫如身。會須筑室臨清洛，相與攜筇戴葛巾?！鄙黼m在宦途，人也雖在長安，但頭戴葛巾逍遙江湖的主意卻已拿定，目的地也很明確：洛陽。 終于如愿以償，公元一〇七一年司馬光自請判西京御史臺，獲準。他自此退居洛陽，在牡丹叢中十五年絕口不提政壇之事。 洛陽，這座與汴京等量齊觀的北宋西京，此時儼然成了“熙寧變法”反對者們集體療傷的后花園。 富弼、文彥博、呂公著、程頤、范鎮(zhèn)等人紛紛來到這里，購園植草，買地侍花，將這里營造成了一個鳥語花香的政治失意者精神療養(yǎng)中心。 遠在蜀地的蘇轍曾做客洛陽范鎮(zhèn)的東園，他情不自禁地寫下了這樣的詩行：“鄰家并侯伯，朱門掩芳菲，畦花被錦銹，庭檜森旌旗，華堂洵金碧，疊觀凝煙霏，仿佛象宮禁，蕭條遠喧卑?！币痪洹班徏也⒑畈币训莱鼍幼≌叩娘@赫身份。 如今，舊黨領(lǐng)袖、文壇大家司馬光也來了，再加上原本就息居于此的邵雍、程頤等人，洛陽城頓時人文炳煥，云蒸霞蔚，成了北宋的學(xué)術(shù)中心。 天高云淡，花木搖閑，“長掩柴荊避寒暑，只將花卉記冬春”，正是修養(yǎng)身心，頤養(yǎng)天年的好環(huán)境。 他買園于尊賢坊，取名“獨樂園”，意在不與世同流，只求獨樂樂。在這里，司馬光用詩句與舊友故知頻頻酬答致意。 在給蘇軾的詩中他寫道：“容膝常有余，縱目皆不掩。山種遠布張，花卉近綴點。筵賓肴核旅，燕居兵衛(wèi)儼。比之在陋共，為樂亦何歉。可笑夸者愚，中天猶慘慘?！?/span> 在贈邵雍的詩中他寫道：“家雖在城闕，蕭瑟似山阿。遠去名利窟，自稱安樂窩。云歸白石洞，鶴立碧松柯。得喪非吾事，何須更寤歌?！?/span> 其間，充滿了遠離魏闋之后的蕭疏、散逸情致，但也透出內(nèi)心的無限落寞與寂寥。 “料非閑處找乖客，乃是清朝避世人?！币苍S這句話最能道明他此時的心境。一個心懷天下、致君堯舜、以天下安危幸福為己任的人，又如何能徹底放下自己的所執(zhí)所抱，真正享受逍遙無思的隱者生活？ 既然不能置身廟堂為君主獻計定策，那就俯身案頭，用手中的筆來向帝王書寫箴規(guī)吧。一部皇皇史著《資治通鑒》就此在蠅頭小楷下徐徐展開。 其實，早在公元一〇六六年，治平三年，司馬光因“?；細v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鑒”，就撰成戰(zhàn)國迄秦的《通志》八卷上進給宋英宗。宋英宗讀后大為震動，為此專門下命設(shè)局續(xù)修?，F(xiàn)在得閑了，正好專心致志繼續(xù)敘寫，而且可以放開來寫。 這一寫就又是十五年。從宋英宗治平三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公元一〇八四年）完成，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共歷時十九年。 《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它以時間為綱，以事件為目，時間跨度上不同于其他通史慣行的做法，上自三代， 下到作者所處之時。司馬光別出心裁地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寫起，下到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敘寫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 年的歷史。 選擇這種時間跨度有司馬光的用心所在，他認為“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xué)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于帝王，日有 萬機，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所以要選取“關(guān)國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鑒，帝王所宜知”的內(nèi)容，取材眾史，廣搜博取，“刪削冗 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后有倫，精粗不雜”。 寫作此書雖然有個編著班子， 但司馬光本人為之耗盡了畢生精力。元豐七年，司馬光在向宋神宗上書的《進通鑒表》中自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 遺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彼紊褡谧x到后，認為這部作品“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親自欽定書名為《資治通鑒》。 值得注意的是，鑲嵌在全書之中二百零五段司馬光的個人述評——“臣光曰”。 《通鑒》中的“臣光曰”皆發(fā)于悖禮之事及亂世之秋，《歷年圖》中的“臣光曰”又都是在亡國之時有感而發(fā)，可以看出，司馬光用二百九十四卷的浩大卷帙敘寫 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歷史，其根本目的不是為了重新編著一部史作，而是要向帝王灌輸并倡導(dǎo)儒家禮之綱紀，治國大端。這就又回到自孔子開始幾千年儒家的根本向 旨之上——內(nèi)圣外王。 張須在《通鑒學(xué)》中說得尤為精當：“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為綱維。名分既 壞，則綱維以絕，政權(quán)崩潰，恒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系論，以見托始之意。”這實際是在說，司馬光作《資治通鑒》與孔子修《春 秋》出于相同的衛(wèi)道袪邪目的。 作為一個儒學(xué)大師，他的學(xué)術(shù)貢獻又遠遠不止一部《資治通鑒》。 據(jù)蘇東坡《司馬溫公 行狀》中說，司馬光撰著及編寫的著作還計有：《考異》、《歷年圖》、《通歷》、《稽古錄》、《本朝百官公卿表》、《翰林詞草》、《注古文孝經(jīng)》、《易 說》、《注系辭》、《注老子道德論》、《集注太玄經(jīng)》、《大學(xué)中庸義》、《楊子》、《文中子傳》、《河水諮目》、《書儀》、《家范》、《續(xù)詩話》、《游山 行記》、《醫(yī)問》、《潛虛》等，一生著述達二十種，五百余卷。 《宋元學(xué)案·涑水學(xué)案》用了一句極為簡單的話總結(jié)他的學(xué)術(shù)成就：“于學(xué)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br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在司馬光的學(xué)術(shù)體系中，崇奉并繼承揚雄的二元論，對《法言》、《太玄》甚為認同，而對孟子則多有指責(zé)，對韓愈抑揚尊孟也極為不滿。他認為：“性者，天與 之也?！保ā兑擅稀罚俺刹豢筛?，性也……性，天命也?！保ā短ⅰば_》）因而天命和人性應(yīng)該聯(lián)系在一起看?！叭柿x，天德也。天不獨施之于人，凡物之 有性識者咸有之，顧所賦有厚薄也?！保ā敦?zhí)爞鳌罚┕识藨?yīng)各定其分，勿做非分之念。 他的天道觀中雖然有“萬物皆祖于虛，生于氣”等類似張載的論調(diào)，但又非純粹的唯物主義哲學(xué)觀。他認為：“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 在這個理論基石上，他將人的得與失都歸之于天，細分為理、性、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憒瞀而不能知，則盡而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保ā独硇悦罚?br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在“理”的認知上，他認為“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zé)o茲事”（《迂書·無怪》）。理是第一性的，事是派生的，這個觀點與“二程”一致。但對“格物”的理解又不同于“二程”的“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將格物與窮理畫等號。 司馬光認為：“格，猶扦也，御也，能扦御外物也。”原因是“人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趨之也”。故而，他從人自身出發(fā)強調(diào)要躬己以誠。無論為學(xué)還是做人，都應(yīng)講“誠”。 他說：“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號流涕，不足為哀。敝衣糲食，不足為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迂書·三欺》） 是的，在一個面具化的社會里，誰能說甜言蜜語就是愛的內(nèi)心剖白？誰又能說淚眼汪汪就是哀切至深？ 司馬光就是一個外不欺人、內(nèi)不欺己的真君子。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行止有禮。這些優(yōu)秀的個人道德品格，也使他具有了強烈的人格感召力。 脫脫打破用墨常規(guī)，在《宋史》里用六千多字的浩大篇幅來為司馬光作傳，正是服膺于司馬光的高蹈人格力量。 司馬光以判西京御史臺的微職，居于洛陽十五年，但他“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罢\心自 然，天下敬信，陜、洛間皆化其德?！遍偫锇傩沼行值苤g欲起膩，有妯娌要翻臉，他們會先思忖一下，“君實得無知之乎？”因擔(dān)心司馬光知道而和好如初。 司馬光“于物澹然無所好”，“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當老妻病死之后，他甚至賣田以葬。但卻大方地自掏腰包，為邵雍先生購置“安樂窩”。 司馬光常說：“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边@種作風(fēng)甚至影響了他家的園丁。 洛陽風(fēng)俗，在春天里私家花園要向民眾開放，敞園接納游客之日，園丁會得到游客隨意所贈的一些“茶湯錢”，按時俗此錢園丁要與主人平分。司馬光的“獨樂 園”在開放中，園丁呂直得到“茶湯錢”一千，司馬光讓呂直將這些錢全部拿走，呂直卻再三要留給主人，司馬光怒后，呂直才拿錢走人。十幾天后，呂直卻用這錢 在園中蓋了一個井亭，問他原因，呂直說：“獨相公不愛錢歟？” 司馬光的巨大聲名甚至傳到了遙遠的遼國。呂公著就講過：“昨使契丹，彼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為翰林兼侍讀?！淙嗽唬?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宋哲宗時的大文人王辟之在他的《澠水燕談錄》中回憶：“司馬文正公以高才令德，大得中外之望。故公之退十有余年，天下之人日冀其復(fù)用。熙寧末，余夜宿青 州北淄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為宰相矣?！嘁詾殡m出于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br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宋神宗死后，司馬光從洛陽來到汴京赴闕吊唁。衛(wèi)士望見他，皆以手加額，敬禮示意。司馬光所到之處，百姓遮道聚觀，呼聲夾道：“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br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就是這樣一位為民愛戴之人，在宋徽宗時，獨擅政權(quán)的蔡京卻親撰《奸黨碑》，將司馬光列入碑中，以傳臭萬年。 一個叫安民的長安石匠被派來刻字，他拒絕道：“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nèi)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安民哭泣著說：“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連一個普通石匠都如此深深敬仰！ 生前享德名于世，死后存英名于世，才是真的永垂不朽。 公元一〇七六年，因受到宋神宗抵制及小人呂惠卿攻擊，精神受到重大打擊的王安石辭相，從此息居江寧。 司馬光則于公元一〇八四年完成《資治通鑒》，升為資政殿學(xué)士后，仍閑居洛陽。公元一〇八五年三月，宋神宗死去，九歲的宋哲宗登基，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下詔召司馬光入朝，被啟用為宰相。 生命的終點漸漸靠近，已幾近油盡燈滅的他，竭盡生命的最后時光與全部精力只做一件事：推倒新政，革除新法。 有人勸他應(yīng)該防后患，司馬光慨然說：“天若祚宋，必?zé)o此事！” 這里再回到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反思兩個問題：為什么以司馬光為首的士大夫階層普遍反對新法？又為什么司馬光在民間有著那么高的擁呼之聲？ 必須要說，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極好，為的是革除舊弊，富國強兵。但其指導(dǎo)思想?yún)s是以國家壟斷經(jīng)營，用與民爭利的方式來增加財政收入。這在堅持“民為邦本”儒家思想的司馬光眼里，就屬于倒行逆施，不可能不起而反對。 這種反對，是司馬光對歷史走向的深刻研究，以及對現(xiàn)實脈動的精確把握之后作出的深刻判斷。推行新法的初衷哪怕再好，但只要建立在與民爭利的平臺之上，而 不是律約官場，那么就會給本已貪婪的官吏制造更多盤剝百姓的機會，變法就會擾民，從而引起自下至上的反感，最終動搖國家的根基。 事實是，比如青苗法在推行過程中，地方官吏因之帶來了更大的腐敗空間，他們借機提高貸款利息，加重農(nóng)民負擔(dān)，遭到各地百姓強烈反對。 還比如保甲法在推行時，百姓為逃避供養(yǎng)軍隊的高額賦稅和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發(fā)生了很多斷臂、毀體的自殘事件。 針對王安石提拔重用了一批投機分子，司馬光曾當面警告王安石：“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弊詈?，這也不幸被言中。 因而，司馬光對新法的反對與抵制，絕非史界泛泛者云，是因封建官僚地主階級自己的利益被觸動，而是出于儒家最核心的民本思想，以及清醒的歷史與現(xiàn)實打量。 所以，司馬光的反對最堅決，也最徹底。王安石自己就說，自始至終沒有改變反對變法態(tài)度的只有一個人，他就是司馬君實。 不應(yīng)該忽視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共同之處。兩人都懷著一顆憂國憂民之心，都希望改革弊政，實現(xiàn)國富民安。他們的分歧，只是共同目標下的具體方法不同的爭論。 司馬光說過：“光與介甫趨向雖殊，大歸則同?！蓖醢彩舱f他與司馬光議事每不合，原因是“所操之術(shù)多異故也”。而在具體的私人關(guān)系上，他們始終彼此尊敬， 相互仰望。 我堅決反對你的行為，但我堅決尊敬你的為人！ 司馬光則尤為令人感佩。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年 五月，王安石在江寧病故。噩耗傳來，司馬光深為悲憾，他特寫信給執(zhí)政的呂公著：“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復(fù)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 謂朝廷特宜優(yōu)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fēng)！”（《與呂晦叔第二簡》）正是在司馬光的強烈建議下，一向反對變法的高太后才追贈王安石為太傅。 同年九月，享年六十八歲的司馬光也離開人世，一對老友兼政敵結(jié)伴而去。這個送葬場面古今罕見：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 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自司馬光死后，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官員被送別時，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類似的感人場面。連死，大師都可以營造為絕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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